党的十九大从全局高度和新时代视角，创造性地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为“三农”事业发展谋篇布局、指路定向。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又立足于新发展阶段的历史方位，作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1]的重大决策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宏大、复杂、系统的时代课题，关键在“中国特色”，重在“全面”，合乎中国国情、乡情，顺应“三农”工作本质和发展规律。这要求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并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2]；同时要求乡村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并举，实现“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相统一。
一、乡村振兴的文化和治理维度
“乡村振兴”是一个主谓结构词组，探究“振兴”一词是从文化和治理维度理解、把握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振兴”非一般意义上的发展，讲“振兴”，潜台词是乡村曾经兴盛过，后来因故“由盛而衰”，如今需要振作精神、再次兴旺起来。回顾历史可知，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主要属农耕文明“流派”，以乡村为基本载体。近代以来，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入侵裹挟下，中国乡村开始走向衰落。民国时期，为复兴濒临崩溃的乡村社会，一些有识之士发起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受内生型、自助型建设的目标要求和使命任务激励，乡村为国家工业化、城镇化贡献大量人力、物力及财力。改革开放以来，“三农”工作与工业、城镇发展横向比较相距甚远，广大乡村在空心化、边缘化境遇中衰落。透过乡村兴衰史及其发展现实，我们可窥见“文化
治理”的辩证、循环关系对应于乡村振兴的隐喻信息。
首先，文化上的传统失落引致治理失衡。追根溯源，乡村衰落是农耕文明在主流文明历史舞台上逐渐“退场”的表现样态。随着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闪亮登场”，农耕文明“退居二线”。易言之，这是由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客观过程和必然结果，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产物。现代化本意指人类社会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从农耕(游牧)文明向城市文明转型的历史动态过程，这一过程必然引发乡村的传统瓦解和社会变迁。在乡村衰败、凋敝的影像中，农村经济、社会、文化传统结构解体，社会事务变迁，人际关系调整，利益关系重组，带来一系列管理问题。这些问题涉及乡村经济、政治、文化、民生和生态建设等诸多领域，带有全局性、结构性特征。在整个经济社会和乡村的形势、环境、命题等今非昔比的情况下，乡村治理自然无法墨守成规，相关治理理念、方式、方法、措施须与时俱进。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村衰败也是乡村传统管理模式的一种自我失控、失效表现，按照传统方法维持乡村发展与稳定已难以奏效。
其次，治理上的传统复兴影响文化振兴。针对乡村衰败问题，推进乡村振兴是一场辨证施治行动，不仅治理产业、经济、民生等物质基础层面的东西，也治理民主政治、文化、思想等上层建筑层面的东西。当然，这套治理系统不能把一切推倒重来，不是彻底摆脱传统、另起炉灶，而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完善、更新、优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3]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社会治理的重要部分，乡村治理脱胎于、承接于乡村的历史和传统，而历史和传统本身就是一种固定、静态的过往文化，包括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早已形成一种治理文化。这些被称之为传统或者传统文化的东西不仅曾经主要存活于乡村的广阔沃土中，而且“依然以一种隐秘的方式对当下中国的乡村治理产生持续的影响”[4]。文化是影响乡村社会关系结构的重要力量，文化兴则乡村兴。当下的乡村社会治理，不止单纯涉及政策设计、制度建设问题，还有文化建设的“策应”“奠基”问题，包括从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治理文化中吸取精华，运用传统文化的手段和力量来加强乡村治理，使之更富有人文关照感和厚重感。从传统文化的角度介入乡村治理，实行“文化搭台、治理唱戏”，有助于带动乡村文化走向繁荣复兴。
再者，“文化治理”的能量循环助力乡村振兴。文化与治理内在关联，共同形塑乡村发展的“软环境”，文化振兴与乡村治理的结合度成为衡量乡村振兴程度和成效的重要标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乡村振兴是包含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在内的全面振兴，要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5]。根据乡村全面振兴原则和各项建设协同性、关联性要求，对于乡村来说，统筹协调文化振兴与乡村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可行性尤其突出，这是乡村振兴路径的现实选项。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中，乡风文明是保障，治理有效是基础。将文化建设与社会治理对接、糅合起来，以文化复兴推动“三治合一”，建构乡村振兴的课题逻辑，无疑是新时代新征程中乡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应对、解决乡村衰败问题的现实诉求。总之，乡村振兴之魂在于乡村文化复兴，文化复兴为乡村振兴提供价值依据、动力源泉和智力支持，为乡村治理摇旗呐喊、导航引路；而乡村治理致力于治标又治本，为乡村振兴强基固本以及乡村文化复兴发挥所长提供平台与载体。这两方面的能量对流、循环是乡村振兴的动态表征。
二、传统文化对乡村治理的价值功能
中华传统文化起源于先人的历史性创造并影响当下，既有深耕于人心深处的伦理精神文化、规范人文关系的制度文化，还有以固态化具象呈现的物质文化。它积淀了丰富的基层社会治理智慧和经验，是当下乡村治理宝贵的思想和素材供给者、思路或方法参照对象，具有多方面价值功能，被有关学者视作“破解乡村治理难题的密钥”[6]。
1.伦理文化配合以德治村
中华传统文化的伦理、德性特征明显，蕴含着丰富的教化理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集“修齐治平”功能于一体。在世界文化大家庭中，中华德治思想独树一帜，甚至影响到东南亚很多国家的治理，为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尊奉，有效维护了社会秩序稳定，促进了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有序。其内容包括以孝道、差序为核心的人伦规范，以厚德、自律为核心的修身之性，以中庸、道义为核心的人际准则，以自强、有为为代表的入世精神，以民胞、物与为核心的宇宙视野，以爱国、济世为核心的责任担当等。这些思想智慧或情怀有利于塑造价值观、协调利益关系、强化情感认同、调处矛盾纠纷，能够为解决繁多杂碎的乡村治理问题提供思想因子和方法借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国家、治理社会必须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7]，乡村治理是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工程，在乡村范围内落实以德治国方略必须体现在以德治村上。当前，切实推动优秀传统伦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充分发挥其弘德扬善的“软约束”作用、敦风化俗的“净化器”作用，实现传统美德“风化俗成”，提高乡村群众道德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是加强乡村有效治理与和谐建设的必然选择。
2.乡贤文化补益多元共治
乡贤文化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一枝独秀，其存在是皇朝行政权和乡村自治权融合运作的结果，具有“跨界”文化特征。在中国古代，由于地域广袤、交通和通讯条件有限，形成了“皇权不下县”的传统，县域以下地方基本上为乡村，其社会治理基本受皇权委托，由民间权威即乡绅代理，各地乡绅成为乡土社会的直接和实际领导者，在开展乡村公共事务管理、公共秩序维系、地方建设组织等方面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近代以来，尽管以乡贤为重要中介的传统乡村治理格局不再，但宗族、士绅等传统社会元素并未消失，乡贤文化以新的面貌和形态继续存在。弘扬乡贤文化，组建乡贤理事会等乡贤团队，用好乡贤身上特有的才识、技能、资金、品德及影响力等“财富”，能够提高乡村组织化水平和“自组织”能力，降低政府治理成本。例如，广东云浮通过创设乡贤理事会，整合乡村组织资源，开辟新型“官民共治”治理新路径[8]。在充分发挥党的全面领导和政府主导作用、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今天，乡村治理应从优秀乡贤文化中汲取组织和人才资源，争取民间权威、精英力量的参与支持，更好地实现乡村协作共治，打通政府治理与村民自治衔接、互动的渠道。
3.民俗文化涵养乡村共同体
我国古代乡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各具地域和民族特色的丰富民俗文化，如多地通行或当地特有的节庆、习俗活动等。这种文化是乡村传统公共文化的生活形态，是乡村土地上的民间文明成果，其产生或顺应农事时节，或怀念先贤故人，或来自民间传说，深深融入乡民的思想深处和生活日常，浸润着浓厚的乡情乡愁，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它以家族本位、人情礼俗、安土重迁观念为纽带，将传统乡村社会形塑为一个区域文化共同体，凝结“属我族类，其心必同”的文化共识，给人以集体归属感和身份认同感，其看似无形的感觉，恰是乡村民众参与公共治理的深层动因、关键内因，对聚合乡村社会具有重要作用。不仅如此，民俗文化还与宗族文化、地域文化紧密相连，承袭一个宗族共同的生活模式与礼俗风格，或者一个地方的地域共识。对于共建、共享一方民俗文化的人群来说，村志村史、礼俗节庆、宗祠庙堂，最能沟通和增进村民感情，培育家族、宗族、村落、同乡等集体意识，提高自我治理能力，建立和睦融洽的家庭、宗族与邻里关系。尤为甚者，一些别具一格的民俗文化资源加以改造、传承和发展，还能化作乡村文化产品，形成乡村文旅新业态，不仅产生经济效益，还能极大增强本土文化自信。
4.规约文化呼应法律制度
村规民约集纳了传统文化有关教化思想和规范性要求，是传统文化的制度“规范版本”，在乡村社会治理架构中扮演着民间“法典”角色。它在约定俗成的传统习惯基础上，结合乡村具体实际，规定着内务、对外关系处理及活动开展所应遵循的准则规范，是实现乡村治理的重要载体和直接依据。其特点是内容广泛，治理弹性大、韧性强，既吸收传统道德规范要求、以“非官方法”形式发挥规范作用，又与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相对接，为乡村“三治合一”元素交汇提供媒介。乡村治理若能创造性转化、利用好村规民约，渗入现代民主、法治因素，使之与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相结合、相协调，既充分考虑灵活、具体地处理村民日常生产生活事务的需要，又严格遵守国家政策法规，实现习惯法与国家法的融通对接、协调统一，则能达到事半功倍之效，大大节约乡村治理成本。此外，由村规民约延伸而来的传统家规家训，在规范调节宗族家族内部关系、调解家庭纷争、维持家庭和睦等方面也具有重要功能。从长期以来“乡土中国”“家国同构”的视角看，村规民约和家规家训在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固守国家和社会长治久安的根基上亦功不可没。因此在发挥正式法律制度对乡村治理作用的同时，也要辅以传统村规民约及家规家训的柔性治理。
三、乡村文化语境中的治理困境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乡村社会治理面临诸多挑战，其内因是文化动能严重匮乏，与乡村文化建设层面上的“主体弱化、承载资源退化和主流价值形态泛化”[9]问题相关联，难以适应整个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要求。
1.场域萎缩困境
随着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乡村自主性发展可能和空间大大缩减，很多村庄陷入“结构空心化”“人员老龄化”的窘境。其主要原因是大量乡村劳动力尤其是青壮劳动力“离乡入城”赚取务工和就业收入、寻求发展机会，导致“人走村荒”；同时，基于节约乡村建设和管理成本、扩大城镇建设用地供给等需要，行政主导下的“合村并组”亦加速了一些自然村落的衰弱。自然村落数量减少，随之而来的是乡村生命力的降低，不仅意味着乡村文化赖以生存、传承的空间越来越小，传统文化的基底悄然动摇，更象征着数千年来曾经一度辉煌、兴盛并支撑乡村运转的传统文化竞争力的退化。根据《2019年城乡建设统计年鉴》，1990—2019年，中国自然村总数从377.3万个减少到251.3万个[10]。众多村庄自然或者人为推动的消亡，源于城市中心论导向下的扩张式开发，以及乡村的生产生活空间容量已远远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此外，在市场力量强势渗透的当下，部分形式上保留着“完整外貌”的乡村，因缺乏开发性保护，导致其原生态文化空间发生紊乱，原生态资源异化，传统文化的自我调节机制和弹性系统不足以维持乡村的“新陈代谢”。
2.主体弱化困境
改革开放40多年来，社会资源在更大范围内更自由、更畅通地流动。其中，人力资源流动主要表现在乡村劳动力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以前所未有的积极性涌向城市，农民工群体不断壮大，加之不少外出务工创业人员、原籍农村的高校学生和军人等转移人口就地市民化，使得乡村人口规模急剧缩小，导致乡村传统文化传承和建设主体力量流失严重。此外，还衍生出影响乡村社会和谐稳定的“三留守”问题，即留守老人的赡养问题、留守妇女的婚姻和家庭关系问题、留守儿童的教育和抚养问题。一方面，外出人员出于生计或发展考虑，长年累月生活在城市，清晰感受到城市的优越性和比较优势，在对城市“日久生情”的同时对乡村心生疏离感，久而久之，对乡土文明和乡村文化从远离到淡漠、再到淡忘直至陌生，或缺乏清晰认识，或缺乏振兴担当，或缺乏重拾热情。另一方面，留守群体在传承传统文化上具有明显的被动性，文化主体意识和能力弱。其中留守老人和妇女要为外出务工人员守护好家庭大后方，承担力所能及的农活，照顾无生活自理能力的家庭成员，文化担当让位于日常生活方面的考量；留守儿童受整个社会大环境影响，自然无法形成对乡村文化的正确认知，在“去农文化”心理驱使下滋生城市情怀冲动。这些情形客观上导致乡村文脉“后继乏人”，乡村传统文化出现承续链断裂风险。
3.文化失语困境
在以传统农耕文明为基础的生产生活结构和方式发生深刻变迁的情况下，乡村传统文化一同走向衰落已不可避免，关于乡村历史记忆、文化伦理、传统秩序的危机随之而起，过去由传统文化凝聚的精神家园分崩离析。其一，乡村因个人财富消长所带来的阶层、人口分化加剧，推动农民群众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或素质技能发生多元变化，各类人群行为特征和诉求层次明显增多。同时，过去以血缘、宗族、地缘、伦理等共同要素组构的传统文化体系逐步消融解体，传统的文化认识、文化根基日益削弱，走向破碎化和边缘化，村民原有淳朴而充实的精神文化生活一去不复返，变得越来越乏味。其二，市场经济的交易规则和功利文化乘虚而入，导致部分村民的价值观异化，乡村道德不同程度滑坡、消磨，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盛行，人际关系经济化、商业化，甚至有人为了利益和好处不顾仁义道德、不讲法律规矩，“传统乡村社会的优良精神品质正在面临退化的风险”[11]。一些乡村存在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发展不平衡状况，部分村民身上所表现出的精神境界、道德水准、文明素质，并没有与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同步提高，不文明乱象屡见不鲜。与此同时，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和政府却没有建立起足够有效的治理体系、应对机制，对乡风文明、对群众价值观和幸福观疏于规范引领。
四、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融合的路径探索
1.切实明确乡村振兴的意义世界和诉求体系
推进乡村振兴，首先必须明确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何要推动乡村振兴，乡村如何实现振兴?这个问题决定乡村振兴的科学定位，不仅是对乡村的一种文化追问和意义设置，而且和乡村治理密切相关。对这个问题的把握和解答，是以传统文化破解乡村治理困境的逻辑前提。“意义世界是社会得以存在的前提，农村社会问题的核心不在土地，而在于重建意义世界。”[12]乡村社会的意义世界由“生态—生产—生活”的主线串成，其中“人”的要素是关键，主要指乡民群体，他们在这个特殊的自然空间和生态系统内展开物质生产以维持“肉身”，组建社会生活圈，进行物质互换以及精神交流，长此以往形成文化，这个过程与乡村治理是同构的。乡村振兴，意在于乡村的文化场域内，以切合乡村实际、规律和需求的治理行动，赋予乡村社会发展更明确的价值意义及更好的命运走向。当前，乡村振兴实践中存在的一个偏差是“政策更加强调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境整治、产业发展扶持方面，对于软环境重视不足”[13]。事实上，面对市场化、城市化快速发展冲击，乡村传统社会结构解体，劳动力、资金、人才外流，乡村意识形态萎缩等问题，补“硬件短板”仅仅治标，治本要诀、长远之计是在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的融合中重建乡村的意义世界，从中汲取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力量和政策道义。在此过程中，传统文化为乡村治理提供和谐因素、精神动力和认同标尺，乡村治理为传统文化提供传承平台、弘扬契机和实践视角，通过两者的有机融合，重塑、优化现代化转型下的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格局，更好地满足新时代乡村民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让一度受贬抑的乡村社会价值再现时代荣光。
2.真正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统揽作用
在乡村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原则，体现在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乡村振兴的主导力量，发挥领导核心和统筹协调作用上。农村基层党组织上接国家权力，下联农民群众，既是党组织的基层战斗堡垒，又是乡村治理体系的中枢组织。乡村振兴实不实，关键看农村基层党组织行不行。目前，一些农村存在的文化危机、治理之困，与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思想引领、群众组织、社会号召工作缺位或乏力不无关系。在乡村振兴工作中，农村基层党组织要靠前指挥，推动一核多元共治和“三治合一”，夯实党领导乡村振兴的组织基础，确保乡村振兴战略在农村全面有效实施。一要牢牢把握乡村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和话语权。坚持文化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有效发挥社会主义道德教化功能，为乡村治理、为农民群众服务，不允许西方腐朽价值观、封建迷信、非法宗教、黑恶势力等负能量文化因素在乡村大行其道，保障乡村振兴的社会主义本质属性。毫不动摇地巩固马克思主义在乡村文化场域的指导地位，多开展内容丰富、风格清新、形式多样、寓教于乐、为民喜爱的文体活动，丰富乡村文化生活和农民精神世界，通过以文化人实现乡村长治久安。二要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二十四字”提炼，是党的政治领导和价值观设计的重大成果，只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社会得到广泛认同和践行，才能使党的领导原则在乡村真正落实、落地。要在大力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与经济发展、不断提高农民群众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基础上，悉心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潜移默化地融入乡村文化建设及社会治理日常实践，使之由抽象变具体、由“官”念变民意、由善念变德行，巩固广大农民群众团结共建美好家园、共治和谐乡村的思想价值基础。三要发挥好基层党员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基层党员领导干部是具体领导推动乡村振兴工作的“实体”和“代表”，只有党员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坚定理想信念，忠实践行为民服务宗旨，自觉贯彻落实党和政府关于“三农”工作的方针政策，才能占据执政合法性的制高点，从而有效推进乡村治理。
3.进一步整合乡村传统文化与治理资源
这是探索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融合路径的重点环节。构建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的耦合机制、联动常态，必须坚持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和乡村治理的“三治合一”相统一，推动“文化治理”与“治理文化”相衔接，汇集一切有利于乡村振兴的制度、组织和文化要素，以强劲的文化动能驱动提升乡村脱困的集成性和治理效能。乡村传统文化中深藏独特治理资源，同时在传统治理实践中又结出治理文化的硕果。无论乡村社会发展到何种程度，都要尊重传统文化、追溯传统治理并加强对其资源的保护利用，构筑既链接传统又扎根现代的乡村文化治理和治理文化体系。具体来说，对历史和时代感强、内涵深刻、价值明显的传统文化和治理资源，制定专项开发和保护制度，采用现代技术手段加以发掘整理，建立、完善和规范相关案例库和数据档案。与之相配套，要形成以政府部门为主导、以乡村民众为主体的长效工作机制，借助可视化、有特色的物质文化载体和善治样本加强文化治理、治理文化的推介宣传，并加大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对传统文化与治理资源进行抢救性调研、创新性转化。在资源整合基础上，要将其融入村民日常生活之中，渗透到乡村公共决策机制、协商文化建设中，拓展以优秀传统文化助推乡村社会治理的视野、路径和效果，全方位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发展。
4.准确把握乡村文化建设和社会治理中的辩证关系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构建传统文化与社会治理的耦合机制，重点是找准乡村治理导引的传统文化传承路径及传统文化滋养下的乡村治理方向，难点在于把握其中的辩证关系，并保持其关系、力度的平衡。这对于破解传统文化语境中由城乡关系失衡和乡村内部关系失衡造成的治理困境是至关重要的。其一，要把握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无论是文化建设还是乡村治理，都是从关注、利用前人所创造的经验和模式开始的，无法割裂历史。离开传统文化土壤的滋养，乡村文化建设和社会治理不可想象，人们只有创造性地继承传统，才能开创出更好的未来。但是，“对传统文化在乡村治理方面的作用也要有一种扬弃的态度”[14]，传统文化中不合时宜的成分需予以剔除。况且，时至今日，纯粹传统的乡村治理办法边际效应也相应递减甚至转负。总体上，当前乡村振兴遇到的困境，主要属于乡村传统解构和现代建构的类型，有必要在传统经验和现代精神之间找到一个精准的平衡点、契合点。其二，要把握好宏观设计和乡村创造的关系。中央和地方层面已对乡村文化建设和社会治理作出规划设计，但这种宏观性的指导意见不能搞“一刀切”“一个模子套”，“千村一面”“流水线”的方式不足取。因为中国的乡村差异性十分明显，地域文化的特色以及遭遇的治理之困性质、程度各不相同，解决和应对的方向、措施、办法必然有所区别。只有深入乡村基层实际，了解群众现实需求，坚持因村制宜、精准施策，才能真正有效解决问题。抓好宏观设计和指导更多强调目标导向，而尊重乡村创造更有利于坚持问题导向，将两者统一起来是传统文化与社会治理耦合的必然选择。其三，要把握好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传统文化的治理价值主要来自其精神内容，文化的外在表现反而不是最重要的。“不具有精神的文化，则是单纯的器物而已，此种文化必难成为人类文明的主导形态。”[15]在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的互嵌中，若一味在乎仿古式、形式化的东西，忽视或淡化隐形、内敛的精神实质和力量，最终结果必将是“貌合神离”或者“两张皮”。一言以蔽之，形式为内容、内涵服务，尽管表现传统文化、开展乡村治理需要借助一定的载体和物质形式，但只有更关注并切实推动传统文化和社会治理内容、内涵上的对接，才能实现两者真正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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