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治理研究的学术版图及演进特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社会治理”的概念。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概念嬗变，充分表征了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理念的更新和对治理理念的认同与吸纳，更是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理论的升华与飞跃。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更是题中应有之义。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1]，为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进一步明确了实践方向，也为社会治理学术研究提供了政策导向。

一、数据选取与研究方法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期刊数据库。因社会治理这一概念是由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逐渐演变而来，其范畴比较宽泛。为全面准确把握数据，将检索条件设为：篇名=社会建设OR社会管理OR社会治理；再根据社会治理的分类进行检索，检索条件=基层治理OR县域社会治理OR市域社会治理；检索时间跨度为1998—2020年，期刊来源为CSSCI来源期刊(含扩展版)。按相关度对检索结果进行排序，共检索到文献5 766条，剔除会议综述、无关文献、文献评述和篇名重复等117条，最终确定5 649条有效数据。

本文利用CiteSpace软件的关键词图谱显示、关键词聚类、热点主题演进图等可视化方式[2]，呈现我国社会治理研究近20年来的演进路径、主要内容和研究前沿，同时对发文量走势、核心作者分布、研究机构分布等进行整体描述。

二、我国社会治理研究的时区与研究力量分布

1.时区分布

通过软件绘制社会治理研究文献时区分布图(见图1)，以帮助我们了解相关研究的整体态势及各时间节点的研究热度。

首先，1998—2008年研究文献整体呈递增趋势，由1998年的5篇增加到2008年的251篇，表明学者们对社会治理的关注度和研究力量在不断增强。这与当时的国家政策导向密切相关，即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将社会管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意味着社会管理在国家战略高度首次出场，由此引发众多学者关注和研究。

其次，2012年研究文献达到峰值的649篇，之后出现回落，但一直保持稳定发展。这表明社会治理研究具有较强的政策导向，也体现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对社会治理的重视和理论认识的升华。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系，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并指出社会管理改革的“四个加快”[3]，为社会治理研究提供了清晰的目标和强有力的政策依据。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使用“社会治理”这一概念，并指出要从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等三个方面创新社会治理体制。2002—2013年社会治理研究文献大量涌现，共计2 175篇，丰富了我国社会治理理论，也推动了我国社会治理实践的发展。

最后，2015年以后相关文献量稍有回落，但总体走势平稳，因为这一时期相关研究已相对成熟。2017年文献量增加与党的十九大召开有关。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4]，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使相关文献不断增加。

2.研究力量分布

(1) 主要机构分布

通过分析社会治理研究机构的文献贡献情况，可以发现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为了保证分析结果的代表性和显著性，将CiteSpace和描述性统计相结合，选取文献贡献量排名前10位的研究机构进行重点分析(见表1和图2)。

通过软件分析发现，共有420个研究机构开展相关研究，其中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发文最多，累计66篇。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发文量分别为56篇和41篇，仅次于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表明上述高校是我国社会治理研究的主要力量。由表1可知，社会治理研究的大部分机构为高校。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高地，其余9所高校均属于“双一流”建设高校。由此可知，我国社会治理研究的层次和水平较高，学科属性鲜明，这也从侧面印证了社会治理研究的重要性。

(2) 主要作者分布

根据普莱斯定律计算得出社会治理研究的核心作者，即核心作者发文量下限为

式中：N为作者最低发文量；Nmax为最高产作者发文量。计算出N≈4.494，即发文量大于等于5篇(取整)为该领域的高产学者。据此得出该领域共有22位高产作者，发表文献总数232篇(见图3)。

由图3可知，我国社会治理研究的核心作者发文量较多且在学术界具有较大影响力，但研究力量异常分散，作者之间鲜有合作，尤其是发文量较高的作者之间未能形成稳定的、兼具深度和广度的合作交流。因此，在看到社会治理研究繁荣局面的同时，也必须客观理性地认识到仅仅基于单一作者或机构较难产生具有凝聚力的学术共同体，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会治理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3) 高被引文献分布

表2给出了社会治理研究前10篇高被引文献信息，据此可以了解社会治理研究的聚焦点。

首先，从表2中高被引文献的年份分布来看，高被引文献多集中于2014年且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目标要求。在此背景下，姜晓萍系统论述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功能定位以及新时期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价值目标、现实困境、实施策略，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5]。王浦劬厘清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和政府治理的基本概念与相互关系，有利于消除思想的困结和路径选择的分歧[6]。张康之论述了社会治理创新需要确立“他在性”原则，以适应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的现实要求，从政府垄断社会管理转变为与其他社会治理力量合作治理，确立了建立新型社会体制的中心和突破口[7]。其次，从高被引文献的研究内容来看，社会治理的界限已逐渐明晰，并呈现出学科间渗透交融的特征，相关研究涉及社会治理概念内涵与价值取向[8]、主体之间的关系、体制的创新制度建构[9]、基于法哲学的批判[10]、对西方社会治理理念的借鉴与批判[11]等方面。

三、我国社会治理研究的热点及内容版图分析

关键词是一篇论文的核心提炼，其高频性和高中心性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段时间内学者们共同关注的问题，反映研究热点。对所选全部文献样本进行格式转化，利用CiteSpace软件分析得出表3中的TOP 20关键词。

由表3可知，“社会治理”的频次1 090处于所有关键词的首位，充分说明学术界对这一关键词使用的广泛性以及对该研究较高的关注度。“社会管理”752次、“社会建设”406次，主要涉及社会治理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社会治理中的社会组织、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等方面，表明社会治理研究内容较为丰富。

一篇文献所涉关键词可能存在着某种关联，这种关联可以用共现频次来表示，联系紧密的关键词会形成一个族团。关键词聚类图谱和聚类节点能够映射我国社会治理研究的主题分布，提供更为清晰的线索和科学依据[12]。CiteSpace提供的关键词聚类图谱可以直观地展示该关键词之间的联系，以便研究者梳理冗杂的数据信息[12]。我国社会治理研究关键词的17个族团如图4所示。

S值是用来衡量网络同质性的指标，越接近1同质性越高。S值为0.7时，聚类结果具有高信度，为0.5以上则可认为聚类结果是合理的。图4中每个族类均满足S>0.5的要求，因而可以全景式地展现社会治理研究领域的前沿视角。为进一步深入分析关键词之间的联系以剖析社会治理研究的热点主题，本文对社会治理研究的聚类族团进行归纳，总结为5个方面。

1.深化对社会管理、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的核心认知

厘清社会管理、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概念是开展社会治理研究的前提和基础。由图4可知，聚类4、6、16的文献分布在聚类图谱外围且边界清晰，显示出学术界对三者概念的认知较为清晰。我国的社会治理研究历经从社会管理、社会建设到社会治理的演进过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社会管理被逐渐提上议事日程，其目标导向更为清晰。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中把政府职能定位为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强调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等公共服务职能，将社会管理正式列入国家纲领性文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社会治理”的概念，实现了由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话语嬗变。那么，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三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是什么呢?社会建设是在社会领域不断建立和完善各种能够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机制，并相应地形成各种良性调节社会关系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13]。社会管理是为实现社会公平、公正及效率，其中社会组织和政府具有一定的共同价值基础，人们处理社会事务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过程，主要任务是让共同体参与社会再分配，确保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以减少社会问题，并最终建立社会共同体[14]。社会治理是特定治理主体对社会实施的管理。现阶段，我国的社会治理是指在执政党领导下，由政府主导，吸纳社会组织等多方面治理主体参与，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治理活动[6]。从学者对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的定义来看，三者概念有所区别，但是其联系非常密切。因为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都是通过各种体系化的机制、制度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各主体的利益诉求，实现利益输送、反馈的规范化，从而保持差异化、复杂化的社会主体性要求与党对社会合法性、有效性需要的动态平衡，进而推进党对社会的有机整合[15]。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结构性前提是明晰社会三大部门(政府组织、营利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构成状况及其相互关系，社会治理是推进社会建设的方略、方式、手段。它们之间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社会治理终归属于社会建设范畴，其目的仍是为了实现社会现代化[16]。

2.厘清社会管理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

社会管理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密不可分，因而众多研究者对二者关系进行了研究，在图4中以聚类9显现。构建和谐社会能否取得有效进展，取决于社会管理者对社会能否有效地进行管理。构建和谐社会是国家立足于转型期社会矛盾多发的现实而提出的战略决策，旨在在经济社会结构多维化、价值取向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重塑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生态的自然良性发展。最初的研究集中于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社会管理的机遇、挑战及困境，主要认为以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社会与国家协同进步为系统目标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途径[17]，通过“功能性调整”将社会障碍、不协调不和谐因素控制在最小范围和最低限度，实现社会管理中各个子系统的和谐[18]。在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包括依循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完善社会管理政策法规；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关系，形成多元管理主体共同治理局面；健全社会矛盾调节机制与利益表达机制，以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19]等，尤其是要从国家主导包办向社会、企业、个人多元参与转变，通过管办分离、政事分开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管理模式[20]。这一阶段的研究开始从理论与实践的不同角度，探寻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的过程中社会管理实践与西方先进管理理念本土化的结合，以破解传统社会管理理念中强调政府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唯一主体所导致的结构性矛盾而引起的体制性冲突和制度性制约，并认为通过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实现管理主体多元、服务与效率同行、社会发展与以人为本并重，确保社会良性运行以顺利度过矛盾高发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质[21]。

3.探索构建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

不论是在社会建设还是社会管理、社会治理阶段，都需构建完整的社会治理体制，这是社会治理必须回答的问题，因而在图4中聚类5、12、15、16相互连接出现。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与变革的需要并深刻影响着社会治理格局，社会管理体制的构建和创新有利于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因此完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社会治理格局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石。众多学者对社会治理体制的研究，主要是在汲取西方治理理念的基础上，将其创新性地应用到中国社会治理的具体实践之中，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理论。治理理论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并传入我国，其核心就是治理主体多元化，即促使由中心向边缘扩散的政府治理力量与由边缘向中心汇聚的社会自治力量能够指向合作的维度，并建立共生的合作性秩序[22]。“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是党对社会政治发展规律新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创新，也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重要理论标志[23]。随着社会需求的差异性日益显著、人民群众权利意识和表达能力日益增强以及社会力量的成长壮大，构建多元共治的治理结构成为政府职能转变的客观需要，也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推动力。因此有研究者认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转变社会治理主体结构，需要党的领导、政社之间良性互动以及社会公共精神的塑造，即坚持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治理中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的领导作用[24]，发挥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建立顺畅灵活的行政体系与协作机制，为推动协商共治实践的有序进行提供可靠保障[25]。还有学者认为，应以“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逻辑延伸提升全社会价值认同，通过多样化的法制教育方式、创新公民参与机制等手段培育公民认知，推动“共建共治共享”治理秩序的形成[26-28]，以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大程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实现由“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

4.讨论新技术对社会治理的影响

图4中的聚类1、7、10共同形成这一主题，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有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发展使社会治理的方式和模式有别于工业化时代的传统管理方式。特别是，近些年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为代表的新技术改变了社会治理的理念、方式和模式，并以快捷、方便、低成本、高效率的优势为社会治理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但新事物的发展总会带有两面性，很多研究者认为新技术发展对社会治理的影响是机遇与挑战并存，这是因为新技术发展推动了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数据化，促成了社会治理模式的精细化和网格化。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技术创新有利于政府管理水平提升。例如：郭喜等从进化论视角提出信息技术驱动政府转型的加速，通过审视政府从网络政府向数据政府、智慧政府转型的趋向，提出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与政府转型的深度融合是提升政府运行效率的必然选择[29]。曾红颖对大数据等技术支撑社会治理创新的典型案例进行了分析，指出技术创新有利于打破部门壁垒、拓宽绩效评估维度、降低决策成本，从而为政府精细化治理提供支撑，提升政府管理水平[30]。其二，技术创新有利于公共服务质量提升。现代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凸显了教育的公平性与传播性、整体性与多元共生性，有助于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30]。此外，我们也应看到，新技术发展将人们的活动空间迅速拓展到网络中，社会治理空间也由“实体空间”向网络空间切换，导致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考验着当今的社会治理实践。大数据背景下，社会治理面临着技术和成本瓶颈，即数据库间系统异构和数据异构以及部门间的数据保护主义导致数据集成和整合难度大，海量数据计算与提纯需要巨大的设备投入和运行成本，给政府或企业带来较重的负担[31]。大数据时代，人类也面临他律伦理约束的减弱、应然伦理主旨的缺失、诚信伦理链条的断裂等伦理问题[32]。从公民参与角度来看，“技术赋权”拓宽了公民参与的广度与范围，但也带来了参与权利资格与权力行为之间的矛盾和割裂，即权力主体整体范围扩大与个体身份隐蔽性、权力空间虚拟化与价值追求真实性、参与权利能力与参与理性降低的矛盾[33]。

5.解读不同场域下的基层治理、城市治理、市域社会治理

该类别由图4中的聚类3、8、10组成。国家治理重心在基层，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最为重要的治理议题之一。学者们从不同视角认识和解读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诸多难题，并从不同角度进行路径设计和制度创新。受历史原因及新中国成立后区域发展不均衡的影响，我国一段时期内曾存在少数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教育投入滞后、人才匮乏、现代科技欠发展、人均拥有可支配收入较低等问题[34]。在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背景下，少数民族地区治理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主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35]、宗教治理[36]、缉私治理[37]、社会组织发展[38]、社会结构变革[39]等方面。农村基层治理研究多集中于乡村治理格局[40]、治理结果取向[41]、结构性特征[42]等方面的转变；城市治理则集中于流动人口治理[43]、行政执法改革[44]、治理模式转型[45]等方面。此外，聚类17“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分布于主体区域外，表明其是继基层治理、县域社会治理和城市治理之后又一新兴的研究论域[46]。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城市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场域、国家政策执行的末梢，而市域治理现代化进程影响着城市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以市域特殊治理角色为依托，以矛盾风险集中解决为导向，是党的全面领导下统合多元行动主体而形成的一整套制度安排、运行机制及其执行能力、治理效果的总和[47]。从社会层面来看，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以设区的城市区域为空间范围，由社会治理主体运用社会治理手段，根据社会治理重点内容建设整体性社会的发展过程[48]。从社会变迁理论层面来看，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种基于深刻社会改革的正向的社会变迁，需要以主体、体制与能力等方面的现代化推动市域范围内的整体性变迁，并通过每个点的“市域之治”实现“全国之治”[49]。

四、我国社会治理研究的演进特征

通过关键词的时区演进(见图5)，可以分析我国社会治理研究的演进阶段和路径。由于1998—2004年的文献没有出现“社会治理”这一关键词，因此根据2004—2020年数据进行分析。

首先，社会治理研究内容逐渐丰富拓展。由图5可知，社会治理研究在起始时间序列中主要围绕社会治理、社会建设、和谐社会、社会管理4个主题展开，涵盖公共服务、改善民生、科学发展观、小康社会、民族地区等方面。社会治理和社会管理这两个概念在学术界用法不一。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经济调节、市场监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个方面。”[50]社会治理蕴涵了有限政府、法治政府、公众参与、社会公正等理念，以共同治理为本，谋求政府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公民社会等多种社会管理主体之间的广泛沟通与交流，通过共同参与、协同解决、公共责任机制，在社会公正的基础上提高社会管理的效率和质量[11]。此外，关于社会管理(社会治理)的学术研究导向与当时“和谐社会建设”的国家宏观政策导向和时政热点紧密联系。2012年以后，对社会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法治、社会治理创新等方面，尤其是基层社会治理再次成为研究热点。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这一概念以后，社会治理研究紧跟时代步伐，大数据、新时代、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等方面研究呈较快增长趋势。此外，社会治理研究场域扩展到基层和乡村，并逐渐重视县域社会治理和市域社会治理研究，由起初较为宏观的理论解读开始转向基层社会治理的具体实践。

其次，我国社会治理学术研究演进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并精准把握时代脉搏。在每个时间序列中，只要党和国家的重要会议或公报提出关于社会治理的新政策，就会引发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与之相关的学术文献骤增。这既体现出学术源于实践发展又引导实践发展的辩证关系，也是学术研究促进该领域不断探索、发展和丰富的重要表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之后，致力于在新时代背景下治国理政的学术研究不断涌现，关键词也涉及社会治理的各个方面。2018年至今，随着以互联网、大数据等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与应用，关于虚拟社会的治理，如“大数据+社会治理”“互联网+社会治理”的概念、内涵等得到了新的诠释，治理技术、治理模式创新方面的学术研究不断涌现。这一时期出现的“人工智能”“智慧社会”等关键词，充分体现出社会治理研究的时代取向。

最后，纵观我国社会治理研究，可以发现其基本围绕“治理是什么”“谁来治理”“治理什么”“怎么治理”等主要方面展开，演进路径遵循“由点到线再到面”的动态、开放、包容的规律，主要研究内容紧跟时代发展需求。例如，2016年以来，新时代、大数据、网络社会治理、市域社会治理等关键词先后出现，表现出我国社会治理研究的概念嬗变，研究场域、所属学科等方面的拓展与深化。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结构变化，社会治理的研究对象逐渐丰富化，且不同时期依据国家大政方针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并未脱离社会治理的本质，相反，正是通过这种发展逻辑才使社会治理研究得以逐渐完善。此外，我国学者善于借鉴吸收国外的社会治理研究成果，致力于推动国外相关理论的本土化、特色化，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学术成果不断涌现，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五、研究述评与展望

1.研究述评

由上述分析可见，在二十多年的学术研究中，我国学者持续关注社会治理研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为形成社会治理的中国方案奠定了良好基础。

首先，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理论和实践深入发展。整体来看，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批判性学习与发展西方有关思想理论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治理理论的逐渐兴起为我国社会治理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论域，学者们开始运用治理理论来探讨我国社会治理问题，重点从政府与社会关系调整的角度来解构社会治理。破除政府本位主义、肯定社会本位主义已成为社会治理实践的导向，多中心治理、协同治理、合作治理、整体性治理等理论逐渐被应用于社会治理研究，主要讨论点聚焦于我国传统政府管理模式需要转变。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政府不再是唯一主体，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公众都应成为治理主体，通过协同合作实现社会善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社会治理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框架之中，学者们对“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三治融合”的治理方式等进行了大量研究，进一步创新发展了社会治理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理论体系不断丰富。

其次，社会治理研究的路径不断转化并紧跟国家政策导向。从社会治理客体层面上看，面对单位制的解体，社会治理复杂性增加，其任务和内容已发生了质的变化。从社会治理主体层面上看，社会治理主体结构碎片化、政府本位主义思潮尚未消退、公共精神缺失、社会原子化等问题，引致个体与集体的背离等困境制约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因此，学者们主张应通过行政嵌入路径、制度嵌入路径、市场嵌入路径等调适社会治理主体关系，建构协同合作的治理结构，健全多元共治机制，以突破上述困境。以“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为赋能赋权社会治理提供了诸多可能。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均指出“以科技为支撑来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因此学者们从“技术嵌入社会治理”的视角进行了广泛讨论和研究。此外，国家层面认为社会治理的根基在基层，需要治理资源下沉并向基层赋能和赋权。因此，“基层治理”研究热度不断增加，主要涉及“基层治理”“城市基层治理”“农村基层治理”“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等主题。但从另一侧面来看，社会治理研究主题的碎片化不利于社会治理理论体系的整体性建构，如何实现整体性社会治理的目标，仍需加强研究。

最后，对我国传统社会治理的文化和理念发掘不够，热衷于借鉴国外经验的现象明显。我国是有5 000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传统文化积淀深厚，有很多优秀的治理文化和理念值得传承和发展。可以说自国家产生之后，社会治理就已随之出现。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曾提出“教化”主张，并认为社会治理是一个上行下效的过程，通过思想和道德教育，使“民”循规蹈矩[51]。荀子以“性恶论”为依据，主张以礼治民，加强政治等级规范对人的行为之约束并改造人性。此外，我国古代一直主张以德治国，一是治国者要有德，二是治国者要以德教化天下。因此，普天之下从上到下、从官到民皆应成为有德之士，这是以德治国的最终目的，也与当前我国社会治理中的“三治融合”相得益彰。但从文献分析来看，社会治理领域对我国古代先哲的思想进行研究的文献较少，不足30篇；研究内容也比较分散，尚停留在经验解读和作用探索阶段，未系统结合我国当前社会治理实践展开，更未形成理论体系。

2.研究展望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指明了方向，标志着我国进入了新发展阶段，开启了社会治理新征程。今后的社会治理研究应服务于国家发展新需求，特别是深入探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社会治理、数字技术下的社会治理等主题。可以预见，未来的社会治理必定会有新的突破，因而需要在研究中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关注人的主体性价值回归。“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强起来的价值基础，只有重视人的主体性价值，才能真正实现中国梦[52]。审视我国社会治理研究，可以发现学术界主要聚焦于社会治理工具理性选择、治理工具创新、治理机制构建等方面，制度依赖与工具倚重性较强，而忽视了回归人的主体性价值。再完美的制度设计和工具运用最终也需要由人来执行，而人的公共性与公共精神不足、公共伦理与责任缺失，正是导致制度与工具失灵的直接因素。在社会治理研究中未能把“人与社会”关系作为研究基点，可谓学术研究的一种遗憾。此外，社会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必须通过系统治理和主体共商共治实现共同治理。就社会治理的本质而言，也蕴含着多元主体参与、民主协商、责任共担等诸多公共性价值原则。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53]这是对人与社会共生关系的充分考量，肯定了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和共生性。因此，在新时代社会治理中，“人人都是参与者，人人都是治理者，人人都是责任者，人人都是利益共享者”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已经成为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其次，关注人工智能时代社会治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近年来，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促进了社会治理工具和治理方式的创新，使其由制度路径向技术路径迅速转变。人工智能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借助大数据、互联网、机器智能等开展治理活动，实现社会治理内容及程序的智能化，即自动化治理。有不少学者关注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对国家治理现代化作用的研究，积极探索“科技+”“互联网+”等社会治理创新模式，全力打造“枫桥经验”升级版，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不可否认，人工智能的发展和运用改变了原有的社会治理结构，具有迅速、快捷、成本较低等优点，但也应注意运用技术工具路径的潜在风险——倘若社会治理过度倚重技术工具和人工智能，就可能导致治理主体“机器化”、治理体系“算法化”等不良后果；而且，过度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公共治理系统如果失控，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的无序甚至瘫痪。因此，需要辩证地认识人工智能对社会治理的影响，避免滑向所谓的“技术利维坦”。

最后，密切关注欠发达地区和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各族人民安居乐业和幸福安康的基础性保障，也是让各族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必然要求。就目前全国典型的社会治理案例来看，大多来自东部地区或发达地区。由于欠发达地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地理位置的差异，其存在的社会问题与发达地区和城市社区有着本质区别，但对国家的稳定发展至关重要。例如，广西和云南沿边地区与东南亚国家毗邻，具有民族众多、宗教信仰多样、语言差异较大等特征，而非法贸易、毒品走私、极端宗教主义等问题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会威胁边疆的和谐稳定。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有助于引起政府部门的关注，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完善及社会治理方式方法的创新提供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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