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管理者过度自信、非效率投资与成本粘性的关系
侯巧铭， 夏 爽， 宋 力
(沈阳工业大学 管理学院， 沈阳 110870)
摘 要：运用2011—201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并尝试从非效率投资角度解释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成本粘性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公司比非过度自信的公司具有更高的成本粘性，且非效率投资在过度自信对成本粘性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该研究对规范决策中的管理者过度自信行为，制约企业非效率投资进而降低成本粘性，提高企业的成本管理有效性和经营效率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关 键 词：管理者过度自信； 成本粘性； 非效率投资； 上市公司； 稳健性
传统的成本性态理论认为成本与业务量之间是一种简单的线性依存关系，即成本随着企业业务量上升和下降的变动幅度是对称的。国外学者Noreen和Soderstrom(1997)却在之后的研究中发现成本性态理论的不完善之处，首次提出除业务量因素外，成本还受企业生产、管理者决策和外部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现实的生产经营过程中，成本与业务量并不符合线性和对称关系[1]。美国学者Anderson等(2003)首次通过实证的方式证明了上述现象的存在，提出成本粘性是指成本在业务量增加时的变化率大于在业务量减少时的变化率，即成本变化率之差[2]。孙铮和刘浩(2004)对我国上市公司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我国企业具有成本粘性的结论[3]。随后Calleja等(2006)将研究范围扩展到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发现成本粘性在这四个国家中同样是普遍存在的[4]。在此之后，孔玉生等(2008)在研究中发现了成本粘性具有存在性、反转性和反向性三种基本特征[5]。
在目前对成本粘性成因的研究中，国外学者主要将其归为调整成本、代理问题和管理者过度自信三大类。Banker等(2006)和Balakrishnan等(2008)研究发现，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管理者因资源投入产生了承诺成本，调整成本高昂而放弃削减成本决策，成本与业务量变动出现不对称性，从而产生成本粘性[6-7]。Kama和Weiss(2010)指出，代理人为避免亏损、保证自身利益，其决策行为会导致成本的调整和企业的最优资源配置不能统一，成本粘性由此产生[8]。Banker等(2011)将成本粘性产生原因转向人的心理因素，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对企业未来前景持乐观态度，即使业务量下滑，也不会对物质和人力资本进行调整，产生成本粘性[9]。
我国学者对成本粘性的成因主要归类为契约观、效率论和机会主义观三个方面。韩飞等(2010)在成本粘性的分析中提到了契约观理论，认为一旦签订契约，在短期内将不会修改，因此当公司业务量减少时其成本不会与业务量同比例下降，造成成本的增减与业务量的增减不对称[10]。王明虎和席彦群(2011)在成本粘性的研究中提到了效率论，得出自由现金流量强化了管理层自利动机，从而加剧了成本粘性程度的结论[11]。万寿义和王红军(2011)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成本粘性行为中存在机会主义因素，成本粘性随着公司自由现金持有量的增加而增加[12]。
上述研究结论多是基于管理者理性假设基础的，而现实中的管理者都是有限理性的。Simon(1955)在20世纪中叶提出了有限理性理论，认为人们的决策行为是介于完全理性和完全非理性之间的一种有限理性状态[13]。管理者过度自信作为有限理性的一种表现，是影响管理者行为的主观因素，会对企业的日常经营决策造成影响，进而影响管理者成本管理的合理决策。那么过度自信心理是否会对企业成本粘性产生影响，又是通过怎样的作用机理来影响的呢?本文依托前人成果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
本文的贡献在于借鉴管理者过度自信导致非效率投资、非效率投资可产生成本粘性的学术观点，尝试将非效率投资作为中介变量引入研究模型，探讨非效率投资在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成本粘性影响中的传递作用，解释二者间的作用机理。本文可弥补国内外成本粘性相关文献的不足，丰富和拓展成本粘性成因这一领域的研究。
1.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成本粘性
Langer(1975)认为，过度自信是人们对事件成功机会高估和风险概率低估的一种心理学行为[14]。Larwood和Whittaker(1977)也认为，过度自信的人对自己掌握的信息赋予的权重大于实际水平，表现出“好于平均”效应(BetterthanAverage)，即在人们评估自身能力的时候，认为自己的能力高于其他人，成功是由于自己的努力，而失败则是由于外界因素导致[15]。在心理因素的影响下，即使是企业的管理者，仍然不能避免具有过度自信心理，相较其他职业者过度自信倾向更为明显[16]。
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心理会影响到企业生产经营的方方面面，更会对企业的成本粘性产生影响。刘嫦和杨兴全等(2014)在研究中发现，过度自信会使管理者对自身的成本控制行为及谈判能力给予较高的估计，进而影响到管理者的成本决策和企业业绩[17]。Qin等(2015)认为，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高估自身能力和对未来预期的准确性，即使目前业务量下降，也会认为有反弹的可能，不会大规模削减成本，加重成本与业务量变动不相符的现象[18]。梁上坤(2015)在研究中发现，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心理使其在业务量下降时也会料想未来的形势将会好转，为打败竞争对手会维持现有规模，不会削减成本，成本与业务量变动不相符现象加重，造成了较高的成本粘性[19]。
综合诸多学者的观点，面对减少资源投入、解雇员工、处置资产所需支付的调整成本，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往往高估自己的能力，对未来充满乐观预期，认为一旦市场状况好转，维持现有资源才能迅速满足市场需要，打败行业对手，增加了企业成本下降与上升比率之间的差额，造成了较高的成本粘性。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1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成本粘性正相关，即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公司，成本粘性更大。
2.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非效率投资
非效率投资是指企业管理者的投资决策不以满足企业的价值最大化为目标而进行的一种投资行为。Modigliani和Miller(1985)认为在完美市场中，影响投资行为的唯一原因是企业投资的盈利能力[20]。但是现实中，公司投资行为也会受到管理者过度自信心理的影响而表现出非效率投资现象，具体表现为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
多数学者支持管理者过度自信导致投资过度的观点。如Della等(2004)指出，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倾向于高估自身的控制能力而低估行事的风险，在进行资本预算时会将净现值为负值的项目错误地预测成净现值为正值，认为其具有投资价值，从而进行投资[21]。郝颖等(2005)认为，管理者的过度自信与投资水平显著正相关，并会导致企业的现金流敏感性更高[22]。叶蓓和袁建国(2009)指出，管理者过度自信既能提升管理者的努力程度，又会因为管理者对投资项目未来能够出现好状态的概率进行较高的估计，而较盲目地进行投资[23]。胡国柳和曹丰(2013)对我国的实际市场环境进行了考察，认为企业现金流充足时，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对自身能力的肯定会使其过多地追求私人收益，而投资没有价值的项目[24]。许致维(2013)在研究中发现，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将无效率的项目错误地认定为能获得高回报，在债权融资现金流充裕时会盲目地进行投资[25]。可见，管理者过度自信会导致投资过度。
同时，也有学者认为管理者过度自信也会导致投资不足。Heaton(2002)在研究中发现，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认为外部资本市场低估了他们企业的股票价值，若用外部融资的方式招募资金会使企业应获得的利益受损，用内部融资方式进行融资有限，因此会减少投资[26]。王霞等(2008)和姜付秀等(2009)研究指出，管理者过度自信会导致较高的现金流敏感性，在现金流不充足、只能进行外部融资的情况下，便会因需投入较高的外部融资成本而放弃净现值为正的投资[27-28]。李永壮等(2015)认为，在资本市场低迷的情况下，企业现金流有限，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因不愿采用较高成本的外部融资方式，便会放弃较好的投资项目，导致企业投资有限[29]。由此可以说明管理者过度自信同样可以导致投资不足。
综上所述，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对自身控制能力和未来事件预测的准确性具有较高的估计，产生投资分析的认知偏颇，进而影响投资决策，导致企业非效率投资。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2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非效率投资正相关。
3. 非效率投资与成本粘性
非效率投资会影响到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企业的成本变化率，进而对成本粘性产生影响。
对于投资过度的企业来说，管理者会投入更多的资源用于企业生产，当业务量下降时，产能的过剩会导致存货跌价损失，大量设备的闲置会产生更多折旧等成本，分担到单位产品的成本也因此不会大幅下降，即使进行资源的重新配置，处理固定成本、解雇员工，也会花费大量的调整成本。同时，业务量下降时，企业会由于存在过度投资，导致即使削减成本也会使得成本只能少量下降，成本粘性增加。刘萍(2003)认为，企业过多地投资于无价值项目，会使资源投入与预期收益产生差异，回报不足以弥补成本，项目投资转变为企业的期间费用，计入成本[30]。
对于投资不足的企业来说，王春丽(2013)认为企业投入生产中的资源较少，很难根据未来市场需求的变化及时对资源配置作以调整，一部分管理者由于现金流的不足而没有能力去投入更多的资本用于调整资源配置，一部分管理者虽现金流充足却不愿调整成本[31]。因此，管理者会倾向于保持现有资源，以减少不必要的调整成本，成本只随着业务量的下降而少量降低，因而成本粘性增加。
总之，由于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存在，业务量下降时管理者对企业成本资源配置的调整幅度较小，加大了企业成本下降与上升比率之间的差额，使得成本粘性增加。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H3 非效率投资与成本粘性正相关。
4. 非效率投资的中介作用
综合上述理论分析，非效率投资在管理者过度自信与成本粘性关系中发挥着传递作用。即管理者过度自信可以导致非效率投资，而非效率投资又会产生成本粘性。因此，非效率投资是管理者过度自信影响成本粘性的中介变量，非效率投资为管理者过度自信影响成本粘性搭建了一座桥梁。图1展示了三者之间的具体关系。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H4 管理者过度自信通过影响非效率投资，进而影响成本粘性，即非效率投资是管理者过度自信影响成本粘性的中介变量。
图1 管理者过度自信、非效率投资与成本粘性的关系
1. 变量的定义及度量
依据Anderson等(2003)[2]的对数粘性模型来检验成本粘性的存在，这一模型也成为后来许多学者关于成本粘性研究的基础模型。通过模型分析业务量增减变动时成本随业务量变化幅度的差异，从而检验成本粘性的存在，构建模型一如式(1)所示：
ln(Ci，t/Ci，t-1)= β0+β1ln(Si，t/Si，t-1)+
Di，tβ2ln(Si，t/Si，t-1)+εi，t
(1)
式中：C为成本；S为业务量；D为虚拟变量。当业务量高于上年时取0，低于上年时取1。成本粘性模型可以解释为在业务量上升1%时，成本上升β1%；当业务量下降1%时，成本下降(β1+β2)%，则在业务量等量增减变化时成本所产生的变化差额为β2%，即是成本粘性。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4个假设，在传统成本粘性检验模型中，添加管理者过度自信这一解释变量，并根据温忠麟三步法原理，检验非效率投资变量的中介作用，变量定义及度量如下。
(1) 被解释变量
总成本变化率(Ci，t/Ci，t-1)。传统的成本粘性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为成本变化率，本文所研究的成本是指企业的所有经营成本，包括营业成本和期间费用，下文中简称为总成本，其变化率用Ci，t/Ci，t-1表示。采用总成本变化率的形式可以消除企业规模的差异。
(2) 解释变量
① 营业收入变化率(Si，t/Si，t-1)。传统模型中S表示业务量，均用企业营业收入来表示，因此本文营业收入变化率用Si，t/Si，t-1表示。
② 管理者过度自信(Gi，t)。本文研究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引入管理者过度自信变量。因为管理者在认识、评价自身和他人时多依赖于对成功和失败原因的理解，过度自信的人多将好的结果归因于内因，坏的结果归因为外因，使得自利归因行为既是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函数，又对其具有影响，前者是内隐的，后者是外显的，两者拥有相同的主体，即企业管理者。相较其他度量方法，采用自利归因方法对管理者过度自信进行度量更符合心理学理论。本文沿用侯巧铭(2015)的自利归因度量法，对企业业绩预告变动原因进行文字识别[32]。通过对归因部位的判断，结合“IP-EP+EN-IN”的判定公式，来度量管理者过度自信水平。其中，IP表示正向业绩内部归因，EP表示正向业绩外部归因，IN表示负向业绩内部归因，EN则表示负向业绩外部归因。当IP-EP>0或EN-IN>0时，自利归因行为出现，表示管理者过度自信；而当IP-EP<0或EN-IN<0时，未表现出自利归因行为，表示管理者不存在过度自信的心理。运用自利归因度量法度量出的管理者过度自信变量有定性和定量两种类型。本文对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度量使用虚拟变量Gi，t表示，即管理者过度自信取值为1，否则为0。
运用自利归因度量法，对2011—2014年样本公司管理者过度自信水平进行度量，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2011—2014年样本公司过度自信度量结果
由表1可知，2011—2014年间拥有过度自信管理者的公司占比在70%左右，较以往的度量方法，采用自利归因度量法得到的结果在确认比例和范围上都有较大的突破，结果更接近实际，从某种意义来讲，减少了管理者过度自信测量变量的测量误差。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中绝大部分管理者都存在过度自信的倾向。
③ 虚拟变量(Di，t)。若本年营业收入低于上年营业收入则取1，高于上年营业收入则取0。
(3) 中介变量
本文检验非效率投资在管理者过度自信与成本粘性间的中介效应，借鉴Richardson(2006)[33]的模型，用回归模型的残差来度量非效率投资。构建模型二如式(2)所示：
Invi，t= α0+α1Growthi，t+α2Levi，t+α3Cashi，t+
α4Agei，t+α5Sizei，t+α6Reti，t+α7Invi，t-1+
∑Year+∑Industry+εi，t
(2)
式中：Inv为当年新增投资支出；Growth为成长机会；Lev为资产负债率；Cash为现金持有量；Age为上市年限；Size为公司规模；Ret为考虑现金红利再投资的年个股回报率。非效率投资用Ine_Inv表示，模型二回归估计的残差为正表示投资过度，残差为负表示投资不足，投资不足时用绝对值进行计量。
(4) 控制变量
车幼梅和陈煊(2013)，江伟、胡玉明和吕喆(2015)研究认为，资本越密集，劳动力越密集，则成本粘性水平越高[34-35]。王明虎和席彦群(2011)得出自由现金流量提高了成本粘性程度的结论[11]。因此，本文加入前人文献中经常使用的资本密集度、自由现金流量和劳动密集度作为控制变量。
① 资本密集度(Rasset)。资本密集率是总资产与营业收入之比，指产生一单位销售额所需要的资产金额。资产密集率越高，公司的资本密集度就越高。契约理论在对成本粘性的成因分析中解释到，长期契约束缚了企业成本向下的弹性，这种现象在资本密集情况下更容易显现。在外界宏观环境向好时，企业倾向于扩大生产规模，从而造成折旧费等成本增加的状况，一旦经济发展缓慢，这类成本却不能立刻削减，从而造成成本粘性。
② 自由现金流量(FCF)。自由现金流表示的是公司可以自由支配的现金。在公司自由现金流充足的情况下，企业管理者更容易为了增加自己的利益和所能控制的资源，不会轻易削减成本，进而促进了成本粘性的发生。
③ 劳动密集度(Employ)。劳动密集度等于应付职工薪酬与营业收入之比，基于契约观，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人员数量较多，相关的员工培训费、薪资福利及解雇的安抚费用等，在业务量减少时很难立刻削减，于是产生了成本粘性。
综上所述，本文在实证研究中定义的变量如表2所示。
2. 模型构建
本文借鉴温忠麟等(2005)检验中介变量的三步法原理，构建模型三、四、五来检验本文提出的4个假设[36]。
(1)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成本粘性
为验证假设H1，在传统成本粘性模型一的基础上加入管理者过度自信解释变量，构建模型三如式(3)所示：
表2 变量定义
ln(Ci，t/Ci，t-1)= β0+β1ln(Si，t/Si，t-1)+
Di，tβ2ln(Si，t/Si，t-1)+
Di，tβ3ln(Si，t/Si，t-1)Gi，t+
Di，t∑γjln(Si，t/Si，t-1)Controli，t+
εi，t
(3)
式中：Ci，t为第i个公司第t年的成本；Si，t为第i个公司第t年的收入；β1为营业收入增加1%时营业成本相应的增加幅度；β1+β2+β3为营业收入减少1%时管理者过度自信公司营业成本相应的减少幅度；β3为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成本粘性大小的影响程度，如β3显著小于0，则假设H1成立。
(2)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非效率投资
为验证假设H2，以非效率投资为因变量，以管理者过度自信为自变量，构建模型四如式(4)所示：
Ine_Invi，t= β0+β5Gi，t+γ1Rasseti，t+
γ2FCFi，t+γ3Employi，t+εi，t
(4)
如果回归结果中β5正向显著，表明假设H2成立。
(3) 非效率投资的中介作用
为验证假设H3和H4，本文将管理者过度自信解释变量和非效率投资中介变量同时放入传统成本粘性模型中，验证二者对成本粘性系数的影响，构建模型五如式(5)所示：
ln(Ci，t/Ci，t-1)= β0+β1ln(Si，t/Si，t-1)+
Di，tβ2ln(Si，t/Si，t-1)+
Di，tβ3ln(Si，t/Si，t-1)Gi，t+
Di，tβ4ln(Si，t/Si，t-1)Ine_Invi，t+
Di，t∑γjln(Si，t/Si，t-1)Controli，t+
εi，t
(5)
在假设H1和H2得到验证的基础上，运用模型五验证假设H3和H4是否成立。在模型五的回归结果中，如果β4系数显著而β3系数不显著，则说明非效率投资起完全中介作用；如果两个系数都显著且β3系数减弱，则说明非效率投资起部分中介作用。部分中介效应大小可由式(6)计算得出，即
中介效应
(6)
式中：a为管理者过度自信对非效率投资影响模型中管理者过度自信的系数；b为中介检验第三步模型中非效率投资对成本粘性影响的系数；c′为中介检验第三步模型中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成本粘性影响的系数。中介效应的大小用中介路径占总效用的比重来表示。
3. 样本选取
本文选取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1—2014年数据，剔除了金融保险行业，ST公司，2010年以后上市的公司，未发布业绩预告、重复预告、发布修正预告、业绩预告类型为不确定的公司及出现极端值的公司，最终确定实证研究的大样本容量为3 123家公司，其中2011年749家、2012年787家、2013年792家、2014年795家。样本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数据分析整理使用excel软件，统计分析使用SPSS软件。
1. 描述性统计
样本公司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3所示。
表3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由表3可知，样本公司数据描述性统计中项目营业收入增长率和总成本增长率的均值都大于1，总体而言，在2011—2014年期间我国A股上市公司处于发展阶段，营业收入S和总成本C逐年增长，管理者过度自信样本比重为71.28%。各变量的标准差较小，数据稳定。
2. 回归分析
检验非效率投资在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成本粘性影响中的中介作用，对模型三、四、五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回归结果
注：括号里是t统计量值，***、**、*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统计显著。
由表4可知，D-W值均接近于2，表示残差与自变量无序列相关，各项方差扩大因子(VIF)值均小于10，不存在共线性问题。从表4中模型三的回归结果可知，当营业收入增加1%时，总成本增加0.907%(β1=0.907)。对于管理者非过度自信的企业而言，当营业收入下降1%时，总成本减少0.799%(β1+β2=-0.799)，成本粘性程度为-0.108(β2=-0.108)。对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企业而言，增加了过度自信交叉项，通过观察交叉项系数β3的大小、方向及显著性，来检验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成本粘性的影响。结果显示，当营业收入下降1%时，总成本减少0.761%(β1+β2+β3=-0.761)，成本粘性为-0.146(β2+β3=-0.146)，其中过度自信系数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值β3<0且显著，符号与β2一致。由此可知，在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影响下，成本粘性增大，证明了假设1，管理者过度自信与成本粘性成正比，并且相较管理者不过度自信的公司而言，会导致较高的成本粘性。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对自身能力和预测准确度评价较高，认为公司未来的发展必然会按照自己预测的方向进行，业务量上升、投入资本和业务量下降时，不愿削减成本，使成本下降与上升时的变化率差额增大，从而使公司的成本粘性增大。
模型四的回归结果充分说明了管理者过度自信能够导致企业非效率投资。管理者过度自信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系数为0.029且显著，说明由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存在会导致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证实了假设H2，即管理者过度自信与非效率投资成正比。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出于心理原因会倾向于对投资项目进行高估，出现过度投资；同时也可能认为市场低估了其股票价值而首先选择内部融资，当有好的机会时又因为外部融资成本较高而放弃，出现投资不足。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都是企业非效率投资的表现。
从模型五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前两个模型都通过中介效应检验步骤的情况下，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成本粘性程度为-0.086(β2=-0.086)，非效率投资交叉项系数为-0.162(β4=-0.162)且显著，与成本粘性系数β2同向。这说明企业非效率投资加重了企业的成本粘性程度，因此证明了假设H3，即企业非效率投资与成本粘性呈正相关关系。同时，管理者过度自信交叉项系数为-0.032(β3=-0.032)且显著，与成本粘性系数β2同向，说明管理者过度自信加重了企业的成本粘性程度。和模型三中的系数-0.038相比该系数影响减弱，说明在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成本粘性的影响中企业非效率投资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的作用。将回归结果代入式(6)中，得出中介效应所占的比例为12.80%。由此也证实了假设H4的推论，即由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存在，一方面会高估自身能力和未来预期，出于损失厌恶心理不愿在业务量下降时采取策略降低成本；另一方面，由于管理者过度自信可以导致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两种非效率投资情况，而非效率投资又会引发成本粘性的增强，因此非效率投资在两者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3. 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研究结论的稳定性，本文用营业成本代替总成本对样本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具体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注：括号里是t统计量值，***、**、*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统计显著。
由表5可知，D-W值均接近于2，表示残差与自变量无序列相关，各项VIF值均小于10，不存在共线性问题。在前两个模型都通过中介效应检验步骤的情况下，基础模型中成本粘性程度为-0.015(β2=-0.015)，非效率投资交叉项系数为-0.085(β4=-0.085)且显著，与成本粘性系数β2同向。这说明企业非效率投资加重了企业的成本粘性程度，因此证明了假设3，即企业非效率投资与成本粘性呈正相关关系。同时，管理者过度自信交叉项系数为-0.019(β3=-0.019)且显著，与成本粘性系数β2同向，说明管理者过度自信加重了企业的成本粘性程度。和模型三中的系数-0.044相比减弱，说明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成本粘性的影响中企业非效率投资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的作用。将回归结果代入式(6)中，得出中介效应所占的比例为11.48%。结果说明，非效率投资能够在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成本粘性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这也与之前的检验结果相一致。
本文以2011—2014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管理者过度自信影响成本粘性的作用机理，指出非效率投资是管理者过度自信影响成本粘性的中介变量，即管理者过度自信导致企业非效率投资，进而影响企业的成本粘性。
研究发现：由于管理者过度自信而产生非效率投资增加，进而增大了成本粘性。其中非效率投资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一部分管理者的过度自信行为是直接影响成本粘性的，一部分则是通过影响非效率投资来影响成本粘性的。本研究为成本粘性成因的剖析及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本研究的不足：
(1) 本文只是从非效率投资的角度揭示了管理者过度自信导致成本粘性的成因，其他角度的原因还有待学者进一步研究。
(2) 本文对管理者过度自信影响成本粘性的作用机理进行了理论研究，并没有深入探索控制成本粘性的具体有效的途径和方法，有待进一步研究以有效控制企业成本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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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 璐)
收稿日期：2015-12-24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L14BGL027)； 辽宁社会经济发展课题(2016lslktziglx-21)。
作者简介：侯巧铭(1978-)，男，辽宁义县人，讲师，博士生，主要从事战略管理与决策等方面的研究。
doi：10.7688/j.issn.1674-0823.2016.03.11
中图分类号：F 275.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823(2016)03-0251-09
HOUQiao-ming,XIAShuang,SONGLi
(SchoolofManagement,ShenyangUniversityofTechnology,Shenyang110870,China)
Abstract：Using the data of Share A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1 to 2014 in China, the effect of managerial overconfidence on cost stickiness is studied empirically. The mechanism of the influence of managerial overconfidence on cost stickiness is being interpreted from perspective of inefficient investment.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company with managerial overconfidence has higher cost stickiness comparing with the company without managerial overconfidence, and inefficient investment is partly playing an intermediary role in the effect of overconfidence on cost stickiness. The research has a practical guiding significance in regulating the behavior of managerial overconfidence in decision-making, restricting the inefficient investment of company and reducing the cost stickiness, and improving the cost management efficiency and operating efficiency of company.
Key words：managerial overconfidence; cost stickiness; inefficient investment; listed company; robustness
*本文已于2016-05-18 11∶39在中国知网优先数字出版。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1.1558.C.20160518.1139.00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