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琴
(福建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福州 350007)
摘 要：村委会、居委会选举是基层民主的重要内容，而投票行为则是选举中最易测量的重要环节。选取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筛选出的10 904个样本进行分析，探讨不同个人背景变量的样本在基层选举中的投票行为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以期为中国基层民主建设提供决策依据。结论认为：不同宗教信仰被试者投票行为得分没有显著性差异；有党性身份被试者投票行为得分相对较高，如工会会员、中共党员等；年龄与投票行为得分呈正相关，健康状况和学历与投票行为得分呈负相关。
关 键 词：基层民主； 选举制度； 基层选举； 投票； 村委会； 居委会
1953年《选举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选举制度的建立。从选举方式来看，可分为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直接选举即县、乡级人大代表及村委会、居委会的基层选举；间接选举指全国人大代表、省级人大代表和设区市级人大代表，分别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1]。较之间接选举，直接选举因由全民投票决定了其更能彰显人民民主的本质。本研究选取的对象是村委会、居委会的基层选举。村委会、居委会选举是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一种重要方式[2]，也是基层群众政治参与的一项重要内容[3]，而投票行为则是村委会、居委会选举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4]。投票行为是指具有选举权的选民在村委会、居委会选举中通过投票对候选人、政党和政策表明个人意见(包括支持和不支持)的偏好行为[5]。
随着我国基层民主建设的不断推进和发展，对基层选举中投票行为的研究也日益增加。就宏观而言，目前对基层选举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基层群众自治与政府管制的效率上，如研究造势活动对投票行为的影响[6]、公众参与基层自治[7]等；而从微观个体的视角来看研究相对较少，主要关注个体与基层选举的关系，如研究性别与民主的关系[8]、候选人外貌对选举的影响[9]、候选人因素如何影响投票倾向[10]等。但是，从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个人背景变量的角度对村委会、居委会投票行为进行研究，是我国基层选举研究的必要命题[11]，对我国基层民主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12]。
本研究选用11个个人背景特征分析我国基层选举中投票行为的差异性。在这些变量中，性别、政治面貌、民族、宗教信仰、是否工会会员、婚姻状况、工作单位类型和工作单位性质属于定类变量，年龄阶段、学历和健康程度属于定序变量，因变量投票行为得分属于定距变量。本研究并没有对投票行为得分进行因果测量，而是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具有不同个人背景特征的样本投票行为得分是否具有显著差异。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香港科技大学调查中心开展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2013年的数据。该调查始于2003年，是我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的学术调查项目，目前已完成6次调查。该调查采用多阶分层的抽样方法，样本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涉及近12 000 个家庭，2013年完成有效问卷11 438份。本研究以“上次居委会/村委会选举时是否有选举资格=是”为筛选条件，排除“不知道”“不适用”和“拒绝回答”等缺失选项，得到有效样本10 904 个，占总样本的95.3%。其中男性样本5 482 个，占50.3%；女性样本5 422 个，占49.7%。由于筛选出的有效样本存在变量缺失或不适用等现象，所以样本数量会根据变量的不同而有所改变。
2. 测量方法
本研究使用SPSS 22.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首先，分析样本的基本特征，并对样本在上一次村委会、居委会选举中的投票行为得分进行基本描述分析。其次，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Independent-SamplestTest)和独立样本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测定不同个人背景变量的被试群体在基层选举中的投票行为得分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并进行组间事后比较。
3. 变量操作及样本特征
本研究的测量变量是基层选举中的投票行为。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问卷中，测量该变量的题项是“上次居委会选举/村委会选举，您是否参加了投票?”，答案包括“拒绝回答”“不知道”“不适用”“是”“否”和“没有投票资格”。本研究将选项“是”编码为“1”(即投票一次记1分)，将选项“否”编码为“0”(即未投票记0分)，其余选项均设为缺失。
本研究男性和女性比例均衡。汉族样本9 962 个，占91.5%，少数民族样本仅8.5%。87.5%的被试已婚(根据调查当时是否具备合法性将婚姻状况分为已婚和单身，已婚包括初婚有配偶、再婚有配偶、分居未离婚和丧偶，单身包括未婚、同居和离婚)。88.8%的被试没有宗教信仰。在工作性质上，90.7%的被试有全职工作。80.6%的被试不是工会会员，曾经是工会会员和现在是工会会员的样本累计19.4%。在党政机关及军队、企业、事业单位、社团及村委会、居委会和自由职业者这5类被试群体中，工作单位为企业的最多，占44.1%，其次是自由职业者，占36.6%。85.2%的被试政治面貌为群众，党员样本为1 123名，占10.4%。64.1%的被试认为自己处于健康状态(包括健康和非常健康)，认为自己不健康(包括不健康和非常不健康)的被试占16.6%。被试学历构成呈橄榄形分布，受过小学及初中教育的样本占52.1%，其次是高中及技校学历占18.8%，而未受教育和受本科及以上教育的分别占13.1%和8.2%。被试最小年龄19岁，最大年龄99岁，平均年龄50.9岁，各年龄阶段分布均衡：30岁以下样本占12.3%，31～40岁占16.5%，41～50岁占21.1%，51～60岁占19.7%，61岁以上样本占30.4%。样本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样本描述性统计
数据来源：根据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整理得出。
1. 基层投票行为基本描述
投票行为得分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总分为5 005，即10 904个有效样本中5 005人曾在上一次村委会、居委会选举中投票，超过半数以上的样本投票行为得分为0。具体数据如表2所示。
2. 基层投票行为差异性分析
在对投票行为得分进行基本描述后，进一步探析不同个人背景特征的被试投票行为的差异性，并对这种差异性进行事后比较，结果如表3所示。
表2 我国基层投票行为基本描述
注：投票得1分，未投票得0分，根据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整理得出。
表3 我国基层投票行为差异性
表3(续)
注：*、***分别表示P<0.05、P<0.001，根据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整理得出。
(1) 性别差异。不同性别被试投票行为df=10 902，P=0.000<0.001，已达0.05的显著性水平。平均数差异值为0.051，表示投票行为有显著差异，男性得分显著高于女性。这一结果与当前我国男性政治参与行为多于女性的时代背景相呼应。
(2) 民族差异。汉族和少数民族被试投票行为df=1 108，P=0.01<0.05，已达0.05的显著性水平。平均数的差异值为0.044，表示投票行为有显著差异，少数民族得分显著高于汉族。这一结果似乎表明少数民族较之汉族有更多的政治参与行为。
(3) 婚姻状况差异。不同婚姻状况被试投票行为df=3 678，P=0.000<0.001，已达0.05的显著性水平。平均数的差异值为0.147，表示投票行为有显著差异，已婚被试得分显著高于单身被试。也就是说，社会关系中已确定婚姻关系的人群更倾向于在基层选举中投票，而没有婚姻关系的人群投票行为相对较少。
(4) 宗教信仰差异。不同宗教信仰被试投票行为df=1 537，P=0.744>0.05，没有达到0.05的显著性水平。平均数的差异值为-0.005，表示投票行为没有显著差异，信教和不信教被试得分均与总体样本相差不多。
(5) 工作性质差异。不同工作性质被试投票行为df=482，P=0.000<0.05，已达0.05的显著性水平。平均数的差异值为-0.146，表示投票行为有显著差异，非全职工作被试得分显著高于全职工作被试。或许个体所能支配的时间和精力是造成这种差异的影响因素之一。
(6) 工会会员身份差异。由方差分析发现，不同工会会员状态被试投票行为有显著差异(F=7.01，P=0.001<0.05)。由事后比较得知，第1组(M=0.50)高于第3组(M=0.45)，即现在是工会会员的被试得分显著高于从来不是工会会员的被试。由此得知，工会会员身份会对政治参与行为产生积极影响。
(7) 年龄差异。通过方差分析发现，不同年龄阶段被试投票行为有显著差异(F=150.56，P=0.000<0.05)。由事后比较得知：第2组(M=0.36)高于第1组(M=0.21)，即31～40岁被试得分显著高于30岁以下被试；第3组(M=0.47)高于第1、2组，即41～50岁被试得分显著高于30岁以下、31～40岁被试；第4组(M=0.55)和第5组(M=0.55)分别高于第1、2、3组，即51～60岁和61岁以上被试得分显著高于30岁以下、31～40岁和41～50岁被试。也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加投票行为也随之增加，但这种增加在50岁以下呈急剧上升趋势，51岁以后则趋于缓和。
(8) 健康状况差异。研究发现，不同健康状况被试投票行为存在显著差异(F=26.91，P=0.000<0.05)。由事后比较得知，第1组(M=0.51)、第2组(M=0.50)高于第3组(M=0.43)，即不健康被试和一般健康被试得分显著高于健康被试。由此可以看出，投票行为得分在不健康被试和一般健康被试中差异不大，但二者与健康被试差异较大。这就意味着健康状况越不好的人越有表达自己政治态度的倾向。
(9) 政治面貌差异。研究发现，不同政治面貌被试投票行为存在显著差异(F=36.8，P=0.000<0.05)。由事后比较得知，第1组(M=0.54)高于第3组(M=0.26)和第4组(M=0.46)，第4组高于第3组。故中共党员投票行为得分显著高于共青团员和群众，且群众显著高于共青团员。值得一提的是，民主党派投票行为虽然不显著高于任何一组，但其投票行为得分高于总体，仅次于中共党员。
(10) 学历差异。由方差分析发现，不同学历被试投票行为存在显著差异(F=79.19，P=0.000<0.05)。由事后比较得知，第2组(M=0.53)高于第1组(M=0.45)、第3组(M=0.40)、第4组(M=0.34)和第5组(M=0.27)，第1、3组分别高于第4、5组。这就意味着小学及初中学历被试得分显著高于其他学历层次被试，且未受教育、高中及技校被试得分均显著高于大专和本科及以上被试。总的来说，投票行为得分随着学历的增加先提高再降低。
(11) 工作单位类型差异。研究发现，不同工作单位类型被试投票行为存在显著差异(F=30.22，P=0.000<0.05)。由事后比较得知，第4组(M=0.81)高于第1组(M=0.38)、第2组(M=0.33)、第3组(M=0.37)和第5组(M=0.39)，且第5组高于第2组。也就是说，在社会团体工作的被试得分显著高于在党政机关及军队、企业、事业单位工作的被试和无单位被试，且无单位被试得分显著高于企业被试。
首先，宗教信仰不对投票行为得分产生显著性差异影响。在所选取的11个变量中，其他10个变量组间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显著差异，而有无宗教信仰的两组间却不存在显著差异，两组被试得分均值均约等于总体均值。究其原因，可能是有无宗教信仰的被试均能以平常心面对基层选举，因而不存在显著差异。
其次，有党性身份被试投票行为得分相对较高，如工会会员、中共党员和在社会团体及村委会、居委会工作的被试等。就是否具有工会会员身份而言，工会会员投票行为得分显著高于非工会会员；在不同政治面貌的被试中，中共党员投票行为得分显著高于共青团员和群众；就被试单位类型而言，在社会团体、村委会、居委会工作的被试投票行为得分显著高于在党政机关及军队、企事业单位工作的被试和自雇、无单位被试。值得说明的是，党政机关及军队被试的投票行为得分在所有工作单位类型中处于中等水平。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如下：一是被试者因为其岗位职责，在基层选举中起先锋模范的带头作用，因而其投票行为得分相对较高，如在村委会、居委会工作的被试；二是被试的政治觉悟比不具此类身份的人高，因而更多地参与到基层选举投票中，如工会会员和中共党员。
最后，在年龄阶段、健康状况和学历这3个连续变量中，年龄与投票行为得分正相关，健康状况与投票行为负相关，学历与投票行为总体上负相关。首先，就年龄来看，51岁以上被试投票行为得分显著高于30岁以下、31～40岁、41～50岁被试，且30岁以下被试得分最低，51～60岁和61岁以上被试得分最高。整体而言，年龄越小则得分最低，反之亦然。年龄越大的被试心智越成熟，家国情怀的提升使其更愿意参与到国家事务管理中，由此形成年龄与投票行为得分呈正相关的现象，这与陈鹏、臧雷振(2015)的研究结论有异曲同工之妙[13]。其次，就被试者的健康状况而言，不健康和一般健康被试投票行为得分显著高于健康被试，被试者从不健康、一般健康到健康其得分呈缓慢下降趋势，或许是因为越不健康的被试越有需要向政府表达的利益诉求，导致其具有越多的参政议政行为。最后，就被试学历层次而言，小学及初中学历被试投票行为得分显著高于从未受教育、高中及技校、大专和本科及以上被试，意味着投票行为得分从从未受教育到小学及初中被试呈缓慢增长状态，此后在达到最高后迅速下降，且从未受教育被试投票行为得分显著高于大专和本科及以上被试。总体看来，随着学历的增加，投票行为与之总体上呈负相关关系。信息不对称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之一，即个体在信息比较闭塞的情况下会更相信政府、更愿意参与基层选举的民主投票，如从未受教育或小学及初中的被试；而随着更多信息的获取，人们对政府的民主选举产生疑问，因而随着学历的增加反而越少参与基层选举中的投票，这与郑磊、朱志勇(2013)的结论是一致的[14]。
本文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由于数据限制只基于11个个人背景变量讨论被试在基层选举中投票行为的差异性，并没有分析各变量对投票行为的影响程度。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进一步关注我国基层选举中投票行为的影响因素，为我国基层民主建设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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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郭晓亮)
LI Kai-qi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The elections of village committee and neighborhood committee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grass-root democracy, and the voting behavior is the one which can be evaluated most easily during the elections. 10 904 samples are selected and analyzed from the data of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2013. Whether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exist or not in the voting behaviors of grass-roots elections among samples of different personal background variables is discussed,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democracy in China.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score of voting behaviors between samples with different religious beliefs; samples who have party identity enjoy higher voting behavior scores, such as union members, CPC members etc., the voting behavior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ge, whil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health status and education degree.
Key words：grass-roots democracy; election institution; grass-roots elections; voting; village committee; neighborhood committee
收稿日期：2016-05-24
基金项目：福建省科技厅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15R0029)。
作者简介：李开琴(1990-)，女，四川泸州人，硕士生，主要从事公共部门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等方面的研究。
doi：10.7688/j.issn.1674-0823.2016.04.12
中图分类号：D 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823(2016)04-0356-06
*本文已于2016-07-12 14∶52在中国知网优先数字出版。 网络出版地址：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1.1558.C.20160712.1452.02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