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储蓄率变动原因探析* ——基于2000

摘　要：我国国民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其中企业部门的储蓄率变动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研究发现，国民储蓄率自2008年增势减缓，主要因为企业部门储蓄率出现下降，企业支付的劳动者报酬、财产支出以及融资渠道的变化是企业储蓄变动的主要原因。进一步通过E-G协整法探究企业储蓄率对国民经济、投资率的影响，发现企业部门对经济发展和投资水平起到积极作用。最后，根据企业部门的国民地位和储蓄率变动趋势给出密切关注企业储蓄率、合理降低居民储蓄率的相关建议。

关　键　词：国民储蓄率；企业储蓄率；资金流量表；变动原因；企业部门

我国较高的储蓄率引发国内外热烈讨论。与国外一般20%～30%的水平相比，我国国民储蓄率接近50%*2016年3月21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年会时提出此观点。，与之相对的却是我国内需不足、经济结构失衡等问题。由1997—2013年中国储蓄率与投资率(见图1)可以看出，我国储蓄率自1980年以来，除2001年前后有所下降外，其余年份均保持增长态势，2001年后更是一跃突破50%大关，使得中国成为全球储蓄率最高的国家。

高储蓄拉动了高投资，我国投资率也随着储蓄率上升而不断增加，这不利于我国经济结构由投资导向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型。在近年来的研究中，人们逐渐发现我国高储蓄率的主要贡献者并非居民部门，而是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其中企业部门的高储蓄率成为国民储蓄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但2000—2013年资金流量表显示，这期间我国企业储蓄率出现了下降态势，并且导致国民储蓄率也有所下降。究竟企业部门储蓄率为何会从高位下跌，这一变化的原因又是什么？本文通过部门间的分析，对企业部门在我国国民储蓄率变动中的地位以及未来可实施措施进行探讨。

一、企业储蓄率的相关研究

目前对企业储蓄率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进行的。宏观方面，学者们从经济租金等角度进行讨论，而微观方面使用微观数据对企业的高储蓄率进行解释。

李扬、殷剑锋(2007)通过对资金流量表的分析，认为企业部门储蓄率稳步上升是由对居民部门的劳动报酬支付减少、支付的财产收入减少导致的，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企业运用资金的成本较低[1]。徐升艳等(2011)同样认为，企业通过较低的劳动者报酬支付和财产净支出的下降，引起了储蓄率的上升[2]。单伟健(2006)则认为，企业的未分配利润与折旧比例过高密切相关[3]，Kuijs(2006)也认为，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效益改善带来的高利润导致了企业储蓄率过高[4]。樊纲等(2009)认为，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分红过少导致企业利润上升[5]。翁媛媛(2010)进一步指出，资源与能源的价格外化是为了企业自身的利润，进一步提高了企业储蓄率[6]。

Bayoumi等(2011)用微观数据对国有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的储蓄率过高进行分析，发现国有企业分红较少是导致企业部门储蓄率过高的主要原因[7]。尹志超等(2015)通过对2002—201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计量回归发现，非国有上市公司净利润过高以及融资约束问题确实导致了企业的储蓄率过高，进而影响了国民总储蓄率[8]。

然而，上述学者的研究并没有对企业储蓄率下降的原因及其对国民总储蓄率的影响进行探讨。本文通过对2000—2013年资金流量表进行分析，研究我国各部门的储蓄率变动以及对总投资率和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通过E-G协整法分析企业部门储蓄率上升及下降的原因，探究企业部门储蓄率在国民储蓄率中的地位与重要程度，为接下来的政策实施提供相应建议。

二、国民储蓄率的部门结构

国民储蓄率根据数据不同可有多种算法，在支出法GDP下，国民储蓄率由支出法GDP和最终消费间的差值得出，而在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中，国民储蓄率由居民、政府、企业三个部门储蓄率相加得出，并且由于实物交易表和金融交易表存在统计误差，在对误差进行修正后能够得出较为准确的储蓄率[9-15]。

我国2000—2012年国民储蓄率如图2所示。在资金流量表中，用资金来源的总储蓄除以可支配收入总量便是储蓄率。为了便于分析，将非金融企业部门和金融企业部门合并为企业部门，由于企业没有最终消费，从而该部门的可支配收入等于总储蓄，则各部门储蓄率有如下公式：部门储蓄率=部门储蓄/全社会可支配收入[16-20]。

我国国民储蓄率在2000—2008年呈上升趋势，2008年后逐渐平缓有所下降；居民储蓄率总体呈现上升态势，在21世纪初期有所波动，而后平稳攀升至25%，占我国储蓄率的一半；政府储蓄率在2000年与2001年为负值，而后逐年上升，稳定在5%左右，对国民储蓄率的贡献最小；企业储蓄率呈现倒U型，2004年达到最高点22.51%，2008年以来企业储蓄率出现下滑趋势，与最高点相比下滑4.04%。因此，我国国民储蓄率的变动主要来自2000—2008年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储蓄率的上升以及2008—2013年企业部门储蓄率的下降[21-25]。

为进一步探究国民储蓄率中三个部门的贡献情况，应考虑储蓄倾向和可支配收入占比。各部门的储蓄率由储蓄倾向和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决定，由于企业部门总储蓄等于可支配收入，因而该部门不存在储蓄倾向。计算公式为

表1给出了各部门储蓄情况的进一步分解，以便对各部门储蓄率变动的原因进行分析。

对于居民部门，其储蓄倾向稳步上升，直至2010年达到最大值42.10%，随后便逐年下降；而可支配收入则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并于2008年降至最低点58.28%。二者共同作用使得居民部门储蓄率在2010年以前稳步上升，2010年后保持稳定。受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政府的风险意识增强，投资其他产品减少，较为信任银行储蓄的安全性从而导致政府的储蓄倾

表1　居民、政府、企业部门储蓄的进一步分解　%

向在2008年达到最大值31.04%，随后逐年递减。政府的可支配收入同样经历了先增后减的过程，由2007年19.01%下降至18.94%。企业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占比在2008年达到最高点22.74%，随后便一直保持下降趋势，企业部门储蓄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来自可支配收入的下降。居民部门劳动报酬减少时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占比上升，而自2008年企业可支配收入减少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则相应地有所回升。

由此，2000年以来我国储蓄率的变化由3个部门共同作用，在增长期(2000—2008年)主要贡献者是政府和企业部门，居民部门贡献较小；在平稳期(2009—2013年)则主要是因为企业部门的储蓄率下降和另外两个部门的储蓄率不增长造成的。企业部门在国民储蓄率上升阶段以及平稳阶段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企业部门的储蓄率变化取决于其收入的变化情况，收入由初次分配收入和再分配收入两部分组成。部门的初次分配占比等于部门初次分配收入比国民初次分配总收入。表2给出了3个部门在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占比情况。

表2　各部门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收入占比　%

居民部门初次分配收入自2000年以来不断下降，2009年后回升至60.69%。企业部门与其表现正好相反，2008年时企业部门初次分配收入占比达到最高点26.61%，随后逐年下降。居民与企业部门在初次分配收入上呈现镜像表现。政府部门的初次分配收入从2000年的13.13%上升至2012年的15.63%，由于政府部门的特殊性质，其收入主要来源于生产税净额，虽然有较小波动，但政府的生产税净额占比基本呈上升趋势，由2000年的12.11%上升至2012年的13.24%。

对居民部门而言，其初次分配收入由劳动报酬净额、财产收入和增加值三项构成。居民部门的劳动者报酬由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二者共同支付，其中企业支付的报酬占居民总劳动报酬的约3/4。企业支付的劳动者报酬自2000年起不断下降，由2000年的27.25%下降至2010年的22.70%，随后开始上升，最终上升到2013年的27%。政府支付的劳动者报酬先上升后下降，在2009年时还出现了8.08%的较大支付，但由于政府支付整体波动不大，所以居民部门的劳动报酬收入主要来自于企业部门的波动。

企业部门需要向居民部门支付劳动者报酬，这一数值的变动直接导致居民初次分配收入数值的变动，所以需要对企业部门初次分配收入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图3给出了企业部门初次分配收入的各项占比情况。

从表2可以看到，企业部门在2008年前初次分配占比一直上升，2008年后不断下降，而图3对这一现象作出了具体解释。企业初次分配收入等于增加值减去财产支出、劳动者报酬和生产税净额，企业部门的增加值自2000年的60.70%起缓慢增加，至2004年后基本围绕63%上下波动，对企业的初次分配收入影响不大。这表明在经历了产业结构调整后我国企业产值不断上升，保持平稳发展。而资金支出方面，企业支付的劳动者报酬逐年下降，2007—2011年间基本保持平稳，2012年有所回升，因此居民部门收到的劳动者报酬也同样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企业支付的生产税净额则不断上升，从10.93%上升至12.85%，税负的压力进一步减少了企业的初次分配收入。企业的财产支出由利息、红利、地租和其他财产支出组成，财产支出在2000—2004年间不断下降，随后便有波动地上升，增加了4.65%。具体而言，财产支出中利息的支出占比较小，波动较大，2010年和2011年出现了利息收入为负的情况，其他财产支出和地租支出占比不断增大，但绝对值仍较小；最重要的是分红支出，2008年以前我国企业的分红支出较少，2008年后则呈现倍数增长，成为财产支出增加最重要的原因。因此，企业部门财产支出主要来自分红和地租的上升。总结来看，企业部门初次分配收入中增加值的变化并不明显，财产支出、生产税净额均明显上升，劳动者报酬的支付也有小幅上升，所以资金来源的下降和资金支出的上升使得企业部门的初次分配收入下降。

企业部门在再分配环节的收入占比进一步下降，但总体趋势与初次分配收入占比相同。2000年再分配占比为17.94%，随后一直上升，直至2008年达到最高点22.74%，之后经历了逐渐下降的过程。初次分配收入在减去经常转移支出(收入税、社会保险、社会补助和其他项)后得到再分配收入，企业部门的收入减少主要由缴纳的收入税上升导致。政府部门通过经常转移项目的调整，在居民和企业部门间进行收入的再分配。2000—2013年间政府的税收政策倾向于居民部门，通过向企业部门征收收入税向居民部门转移收入，所以居民部门再分配收入占比相比于初次分配略有上升，而企业部门的收入则进一步下降。

三、企业部门储蓄率的地位

通过分析可发现，我国自2000年以来储蓄率的上升与企业部门有着密切关系，而2010—2013年储蓄率的平稳发展也和企业部门储蓄率的下降有关。我国国民储蓄率常年居高不下，投资率水平虽然较高但长期低于储蓄率水平，储蓄与投资建设的缺口导致巨额的国际收支顺差现象。尹志超等(2015)将我国经常项目盈余、对外净投资长期为正等现象归结于企业储蓄率过高这一原因。不仅如此，我国国民经济运行过程受到储蓄率的影响，图4给出了企业部门储蓄率与GDP增速相似的走势。究竟企业部门对国民经济、投资水平、

对外贸易的影响如何，采用E-G协整两步法、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进行研究。

根据SNA对需求与供给两方面的测算，C+I+G+(X-M)=C+S+T+K①，给出了投资与储蓄之间的关系，据此建立回归模型i=α+β1s1+β2s2+β3s3，其中s1、s2、s3分别代表居民部门、企业部门、政府部门的储蓄率，i代表投资率(资本形成总额/增加值)。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提供的2000—2013年资金流量表各部门数据。

在对数据进行处理时，发现居民储蓄率s1与政府储蓄率s3之间相关性过高，相关系数达0.82。为了防止多重共线性，将公式修改为i=α+β1s1+β2s2。为确保时间序列平稳且不会出现伪回归，采用ADF检验对数据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表3　ADF检验结果

注：(C，T，L)中C表示ADF检验中的常数项，T表示时间趋势，L表示滞后阶数；若ADF检验值小于某一临界值，则数据在该阶数上平稳。

由表3可知，除政府储蓄率s3是二阶单整序列外，其余变量均在5%显著性水平下一阶平稳。根据Engle与Granger的观点，所有序列均需为同阶单整序列才能保证协整，则政府部门的储蓄率在此处仍然要被剔除。由于政府储蓄率与居民储蓄率变动相似，数值较小，且不影响对企业部门储蓄率的分析，所以在此处可以暂且不考虑s3。利用Eviews软件对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即

该回归调整后的R2=0.813 04，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ADF检验值为-3.703 683，在5%显著性水平下是一阶单整的时间序列。s1、s2的系数均在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因此根据E-G两步法判定各变量间具有协整关系，回归方程也很好地反映了变量间的关系。居民储蓄率对投资率的影响(2.107 88)大于企业部门对投资率的影响(0.740 72)。我国投资率主要由居民部门决定，政府部门虽然未在回归方程中体现，但政府储蓄率与居民储蓄率较高的相关性以及现实生活中政府部门的高投资率，都说明政府部门对投资率的贡献同样不容小觑。如果要降低高投资水平、减小投资与储蓄间的缺口，则应主要调整企业部门的投资结构与储蓄水平。目前企业部门自身储蓄率开始下降，有助于减小投资与储蓄之间的差额。

进一步考察储蓄率与国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利用国家统计局披露的2000—2012年GDP指数计算实际GDP数值，利用居民储蓄S1、企业储蓄S2、政府投资S3建立模型：lnY=β1lnS1+β2lnS2+β3lnS3。对变量进行ADF检验后发现，4个变量均为二阶单整序列。利用Eviews进行回归，即

该回归调整后的R2=0.935 146，且3个系数均在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利用ADF对回归的残差序列进行检验，ADF检验值-2.702 582小于5%临界值-1.970 978，表明各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该回归合理估计了变量间的线性关系。居民和企业储蓄对经济的影响为正面的，而政府则为负值。企业部门储蓄的增长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最大，企业储蓄每增加1%，GDP便会上升1.21%。这说明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的增长主要靠企业部门的拉动作用，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企业改革等颇具成效；居民部门对GDP的影响较小，每增加1%的居民储蓄，GDP仅上升0.5个百分点，即居民储蓄的上升与下降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并不明显；政府部门的作用为-0.85，说明政府投资对GDP具有负面作用。因此，我国企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如果需要调整储蓄率结构应从居民和政府部门出发，以减少对经济的影响。

四、企业部门储蓄率变动原因

企业部门储蓄率自2000—2008年处于上升阶段，而后开始下滑，本文分析认为，这些变动与企业支付劳动者报酬、财产支出以及企业融资渠道的改变有较大关系。

企业支付的劳动者报酬在2007年前缓慢下降，2007—2011年保持平稳，2012年出现了上升趋势，这主要与我国工人的议价能力、劳动市场供求关系以及我国人口结构改变有关。

我国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较弱，工会在与企业的工资谈判中发挥作用较少，工资的制定完全由企业决定，这是导致居民劳动者报酬占比不高的原因之一。

除议价能力外，劳动市场供求关系与人口结构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在劳动者报酬下降阶段，我国劳动人口供应处于饱和、大批流动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各大高校扩招导致应届求职者增加等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供需不平衡。2007年前，企业面对过剩的就业需求适当减少工资与福利，导致劳动者报酬下降。但2012年起我国的人口结构出现了改变，人口老龄化成为主流趋势。2011年，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下降，宁夏也在2012年成为我国最后一个进入人口老龄化行列的城市。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的速度减缓，劳动力的逐渐减少使得企业只能提升工资以吸引人才，劳动者报酬出现了近年来的首次上升。

企业财产支出中地租和分红的上升是导致企业储蓄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地租是企业支付的土地使用权、办公楼等租金，2008年后企业地租迅速增加，与我国的房价上涨密切相关。随着房价的高涨，企业需要支付的土地租金也不断上升，从而导致企业财产支出的上涨。

而对企业分红而言，中国的企业不管所有制形式如何，均较少向股东支付股利。对国有企业而言，自1994年税收体制改革之后，国有企业不再向政府上缴利润，但国企的利润基本上也不向政府分红。对上市公司而言，由于分红文化传统的欠缺，连续多年分红的企业比例极低，只有在面临增发股票时，为了满足发改委审计的要求，才象征性地发放红利。对于民营企业来说，由于银行系统对其贷款较少，因此不得不靠自有资本进行再投资，发放红利动力减弱。2008年，证监会出台《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规定上市公司必须满足累计3年现金分红比例超过30%才能发行股票。这一规定的出台促进企业增加分红比例，2007年仅46.93%的上市公司实施分红，而2010年这一比例已经上涨至61.78%。国家出台政策刺激企业分红是导致财产支出上升的主要原因。

我国企业的储蓄倾向与国民经济运行有着密切关系，其中企业的储蓄率走势与经济周期相吻合。2000—2007年经济上行，GDP快速上升，企业利润和收入上升，储蓄率增加；而2008年后我国经济开始下降，进入衰退阶段，企业的储蓄率便开始下滑。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企业直接融资困难，因为我国资本市场建立时间较短，存在着制度缺陷，融资功能不健全，企业很难从金融市场中直接借入资金，所以2007年以前企业直接融资的比例只占其融资比例的17%左右。其二是企业融资渠道主要依靠其保留利润或向银行借贷，而商业银行的贷款存在准备金率和信贷配给的限制，所以企业只能进行高储蓄以备生产发展的需要。2008年以后，我国逐渐开放了金融市场，推出了期货、基金等多种融资方式，互联网借贷的出现也为企业提供了丰富的资金来源，所以企业相应地增加了投资、减少了储蓄。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2000—2013年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进行分析，对企业部门储蓄率的走势变动及变动原因、企业部门的国民地位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发现企业部门的储蓄率变动呈现倒U型，在2008年达到最高点，而后出现了小幅下降，分析认为主要是企业支付的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和财产支出增多导致的收入下降引起的。在国民地位方面，居民部门的储蓄率虽然较高但增幅较小，政府部门储蓄率大幅上升但基数不大，企业部门的储蓄率是导致我国国民储蓄率变动的主要原因。同时，企业部门的储蓄率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最大，在调整国民储蓄率时应考虑企业储蓄率变动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在考察储蓄率与投资率的关系时，居民部门的储蓄率对投资率的拉动作用大于企业部门。企业部门的储蓄率十分重要，它与国民储蓄率、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

企业部门近些年的储蓄率上升导致我国储蓄率居高不下。目前企业部门储蓄率出现了下降趋势，一方面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促进企业增加分红、改善劳动者报酬支付结构，另一方面应通过减轻企业税负和减少地租支出，增加企业部门的可支配收入，通过调整企业部门储蓄率的形成方式，达到改善投资结构、稳定企业储蓄率、保证国民经济平稳增长的目的。

目前我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分红比例过低，100余家企业已经超过10年没有分红，企业更倾向将财富留在自己手中而不是回馈给投资者。企业的这一行为不仅助长了股票市场投机的风气，也减少了投资者的投资回报。政府应该根据企业现状制定分红政策和决策机制，通过与国税部门共同协商制定合理的红利税，不要过多地将股东权益转化为政府税收。政府还可以考虑将上市公司融资额与分红额挂钩，规定融资金额需要以相应的分红金额为基础，以此激励企业增加分红。

我国企业不仅需要增加分红，同时还应增加支付的劳动者报酬，这不仅需要改善收入分配制度，同时还需要政府减轻企业的税负、减少地租支出。2008年后，我国企业部门可支配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生产税净额和财产支出上升，而财产支出中地租的增幅最大。政府应该采取减税政策，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同时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减少企业支付的土地使用租金，进一步降低企业的支出。如此，可以保证企业有更多资金发放工资、投入新一轮生产。

目前我国投资率主要靠居民储蓄拉动，且存在着投资率低于储蓄率的问题。企业部门应主动改善产业结构，实现资本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通过扶持高新技术产业，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业理念，引导投资实现合理配置、高效利用，以达到缩小投资率与储蓄率的缺口目的。

我国居民储蓄率虽然一直保持在20%以上，但增幅不大。居民部门的劳动者报酬、投资渠道等与企业部门密切相关，应通过完善居民福利待遇、增加投资渠道、拉动内需等方式实现居民储蓄率的合理下降。

我国目前医疗、养老和教育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发达国家仍有不小的差距，居民普遍倾向于大量储蓄以应对上述方面的支出需要，所以政府应该建立健全社会福利保障政策，降低居民的储蓄倾向。不仅如此，由于我国的劳动力较为充沛，企业支付的劳动者报酬较低，也使得居民不愿意进行消费和投资，所以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以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也十分必要。

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不够完善，居民投资渠道较少，以银行存款为主要投资方式，股市、基金、创业投资等不够活跃。我国应加速建设资本市场，鼓励企业采取股权融资等直接融资方式，减少对银行的间接融资的依赖，通过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引导储蓄资金流入，以此降低居民储蓄率。

我国内需不足是导致投资率低于储蓄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居民储蓄率过高、政府政策失衡以及产业结构失衡导致的供给不足等都是造成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一直是GDP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工业品出现产能过剩，而文化、教育、医疗等第三产业的供应却出现不足，再加上不断攀升的房价加压居民消费，导致内需不足、储蓄率过高。因此，政府一方面应推动创业企业与新兴产业发展，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另一方面应根据居民消费倾向促进公共文化与设施的建设。

总体而言，我国的国民储蓄率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会保持目前水平，企业部门的储蓄率会随着我国经济回暖而减缓下降趋势，而居民部门在短期内也无法改变储蓄习惯，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税收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的改革也需要时间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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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ination of alteration reasons of savings rate of China corporate sector:based on flows of funds statement from 2000 to 2013

(School of Finance,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2, China)

Abstract：The national savings rate in China has been keeping at a towering level, in which the variation of the savings rate of the corporate sector has been gaining increasingly attention. Studies show that since 2008, the slowdown of growth rate in the national savings rate has been derived largely from a decline in savings rate of corporate sector. The main reasons for alteration in savings rate of corporate sector are the changes in labor income, property expenditure and access to financing. By utilizing Enders-Granger method, the impacts brought by corporate sector savings rate are analyzed on both national economy and investment rate. It is discovered that the impact is beneficial. Finally, according to what have been mentioned above, advises are proposed that clos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corporate saving rate, while saving rate of household sector should be lowered to a reasonable level.

Key words：national savings rate; savings rate of corporate sector; flows of funds statement; reason of alteration; corporate sector

作者简介：陈牧融(1994-)，女，北京人，主要从事金融系统性风险等方面的研究。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1.1558.C.20161010.1458.00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