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超，张 锦
（沈阳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沈阳110870）
摘 要：民主集中制萌芽于马恩时期，由列宁最早提出，在中国经历了其独特的发展演化历程后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原则。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建国前，民主集中制经历了一个从强调民主到强调集中，再到重视民主，进而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关系的重要转变历程。民主集中制不仅在整个革命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我国当前的政治现代化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
关 键 词：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指导原则；政治现代化
民主一直以来都对人民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它被视为协调多元利益下各种差异的重要基础。但它就像一个陀螺，“转”起来之后方能“立”起来，因此民主需要以制度的形式进行固定，通过程序使其运作起来。我国在民主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民主集中制。根据习近平就学习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作出的重要批示，2016年2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把《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列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的基本思想与核心内容正是民主集中制。该通知提出，要切实提高党员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自觉性，更好地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民主集中制是我国民主原则制度化过程中的重要产物，不仅关系到我国的选举制度，更关系到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离开了民主集中制，人民民主将不会得到保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将会走向不归之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也将受到巨大损害。本文把民主集中制放在多种冲突并存的民主革命背景下，对其由来与发展进行解读。
列宁最早提出了民主集中制原则，但是他并没有理论专著对其进行论述，而是在实践过程中对民主集中制进行演绎。在他筹划把各地分散的革命小组统一起来组建新型政党时期以及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强调集中制，而进入和平的经济建设阶段后，列宁开始注重发挥民主因素的作用，把民主与集中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在强调党的组织建设时提出了民主集中制原则。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没有确立民主集中制，但不管是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还是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章程》都能看到民主集中制的影子。两次会议通过的文件中所规定的“党的各级领导机构由党员大会或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 ［1］都体现了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直至1927年，在党的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民主集中制被写入党章而成为党的指导原则，并在1928年的六大上进一步被确立为组织原则。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会上通过的党的第一个《纲领》着重强调了党的纪律性。党纲的第三条规定：“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与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及与其类似的其他党派的任何联系。” ［1］这一规定已经体现了党的性质及纪律性要求。相比之下，二大通过的党章对党的组织纪律作了更为详细的规定：“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 ［1］“个个党员的言论，必须是党的言论，个个党员的活动，必须是党的活动。” ［2］从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组织纪律的规定可以看出，强调集中领导与统一指挥是主流。
这一方面与党直接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照搬苏共的“民主的集中制”原则有关。中共组织上实行严格的纪律性受到了列宁早期组织思想中集中制思想的影响，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分支，其必然要受到共产国际的指挥与领导，因此我国党的建设很容易受到共产国际自身意志的影响。《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规定：“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年代，共产党必须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像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必须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全体党员的普遍信任，成为一个有权威的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义务。” ［3］相较于会受到主客观条件限制的民主，集中才更能保证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的强大战斗力。
另一方面，中共产党此时较多地强调集中，也是由国内革命斗争的客观条件所决定的。面对血雨腥风的革命大环境，面对党员中无产阶级人数少、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党内环境，理想与信念的坚定是党在这个时期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更何况，在长期的地下革命斗争中连集会都十分困难，上下级之间意见的表达更是具有重重阻碍，而当时的决策又往往具有紧迫性，因而当时强调集中是必然的选择。
在强调党的纪律性的同时，共产党并没有丢掉其党的深厚基础——广大人民群众。“我们的组织与训练必须是很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我们的活动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 ［4］中共二大党章中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论述不仅提出了要构建一个集中的党，更为重要的是提出了依靠群众的观点，我国的民主集中制在确立之初就与群众路线联系在一起，这也是中共对民主集中制的一项创造性发展。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转变为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大的军事压力，中共提出建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更好地实现全国人民的统一，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对民主集中制尤其是党内民主进行了诸多论述。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中就民主问题提出：“目前阶段里中心和本质的东西，是民主和自由。” ［4］此时对民主的强调，是为了争取的更广泛的群众加入到统一战线之中，把民主当作取得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的武器。毛泽东针对党内民主问题指出：“在新时期，集中制应该密切联系于民主制。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 ［4］为进一步强调人民群众的重要作用，毛泽东还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巩固及其任务的完成，民主共和国在中国的实现，丝毫也不能离开这一争取群众的努力。如果经过这种努力而争取千百万群众在我们领导之下的话，那我们的革命任务就能够迅速地完成。” ［4］他强调密切联系群众有助于中国共产党加强对党外民主的关注，而发展党外民主又有利于党内民主的发展与完善。
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结合抗日战争的实际情况，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重要报告。会上通过的三项决定更有利于党内民主制度的形成。在党内民主意识的形成方面毛泽东强调：“必须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使党员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 ［4］此时，党对民主集中制的认识已经逐渐演变为民主制与集中制的统一。而在随后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着重指出新的民主政府应实行民主集中制：“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 ［5］此时的民主集中制与其说是我党的组织原则，不如说是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领导原则，而作为国家的领导原则，我们更加强调民主在整个国家政权中发挥的作用。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一时期较之之前一段的变化，最主要的是强调集中的同时更加注重民主了。这是因为在经历了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血与火的洗礼之后，党在西北有了自己的一块相对稳定的根据地，而且随着国内主要矛盾的转化，可以更加集中力量来发展我们党，建设我们的党和根据地。这一时期，要巩固和扩大民族统一战线，就要以实现人民民主为旗帜。为了让人民认识到这一点，客观上党自身也必须扩大民主，以使党领导的民主得以更加有效地体现。但是这一时期对于如何更好地实行民主与集中的统一，党还没有相对稳定而完整的制度规则。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需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指出整风的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整风是思想上清党，审干是组织上清党。1943年9月，中共召开了第二次九月会议，加大了整风的力度。在深入讨论的基础上，1945年4月《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文的发表使全党在政治上、思想上达到高度的一致。至此，中国共产党全党的整风运动也在空前团结的气氛中落下帷幕。整风运动是一场无产阶级思想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帮助许多党员解决了思想上的问题，整风运动中采取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也为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开创了优良传统。同时，以“团结—批评—团结”、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了人民内部矛盾，加强了党内民主建设。
经过整风运动的洗礼，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1945年召开了党的七大，这是一次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地位的会议，对于确立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七大召开过程中，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在报告中不仅提到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而且提出党在实行民主集中制过程中易出现极端民主化与反民主的专制独裁两种错误倾向，这两种倾向都严重破坏了党内团结。因此，全党“现在必须放手地扩大我们党内的民主生活，必须实行高度的党内民主，同时，在实行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党的领导上的高度集中。” ［5］其中提到的扩大党内民主生活，在党内实行高度的民主，不是指削弱集中，而是实行高度的集中。应鼓励党员进行深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民主与集中统一而不是对立起来。刘少奇从整顿党内的两种错误风气着手，强调了党内民主，而文中体现的把民主和集中相结合，不仅对抗日战争胜利，更对我国民主集中制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有着重要意义，表明民主集中制经历了抗战的淬炼，在党内能够散发更为璀璨的光芒。七大不仅把民主集中制写入了党章，而且比六大多了一条，确立了民主集中制的四条基本原则。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6］此时的民主集中制与列宁时期相比已经有了质的飞跃，也形成了抗日战争时期比较完整的民主集中制。
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与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又可以用一个公式进行表达，即民主—集中—民主，这个公式反映了领导与群众的关系，当然其中也包括地方与中央、上级与下级的关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也就是党的群众路线，它是革命时期遵行民主集中制原则时以集中为主要矛盾的背景下民主方面的最重要表现。抗日战争时期，党对民主集中制的一个重要的发展和实践就是党的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主要是指党内的民主与党内的集中，主要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内上级与下级、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但将其扩展到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上，就是人们所熟知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不言而喻，我国抗日战争中游击战、地道战等一系列战术理论的提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以及共产党领导下的一系列战争的胜利都与群众路线息息相关。民主集中制与群众路线联系紧密，二者在相互交织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发展完善。随着抗战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开始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化，而民主集中制也开始从单纯的制度层面作为党的组织原则与组织制度向实践层面转化，在实际操作中更加体现出其作为一项会议议事与决策制度的作用——在决策制定之初就广泛征集人民群众的意见，把意见进行整合集中后再次进行讨论，在多次讨论整合之后再于会议上进行公开表决，在面对重大问题需要制定决策时更加兼顾了公平与效率 ［7］。
我国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在将其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完善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过程中日益深化与发展起来的 ［8］。建党初期强调党内严格的纪律性，此时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处于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共产党被称为非法政党。只有实行铁的组织纪律与严密的组织体系，才能与当时的独裁政府相对抗，才能够保证中国共产党的生存。游击战争时期针对党内的极端民主化思想，毛泽东提出：“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于完全破坏党的组织……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他强调“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 ［6］。抗日战争时期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充分调动全党的抗战积极性，毛泽东强调扩大党内民主，并指出：“党内民主应是为巩固纪律和增强战斗力，而不是削弱这种纪律和战斗力。” ［4］最终汇集了全党的力量，领导人民取得了抗战胜利。随着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化，对民主集中制又作出了“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理解。
首先，应正确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应认识到民主集中制在革命战争时期曲折的一面，对其进行更深刻的认识与反思。民主革命时期民主集中制的发展表现为被动适应的特点，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强调集中、纪律、服从。中国共产党是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观点辩论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它从一开始就强调其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与排他性。民主集中制在建国前所构建的是一个中央、地方、基层高度集中的金字塔式结构，基层与地方的自主性没能得到保障。受到严酷打击，长期与帝国主义、国民党等进行抗争的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严密的组织体系、铁的纪律，强调决策的高效与权力的高度集中，此时民主集中制在党内发挥的作用有“革命党”特质，即团结奋斗、统一指挥、纪律严明，战斗力强。这是党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优良传统。但今天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更应该加强人民民主建设，这毕竟是党的奋斗目标。为此，如何更好地发展民主，以党内民主引领社会民主的发展，是今后要注意的问题。
其次，应完善制度建设，有效防治权力腐败，吸取革命时期民主集中制发展过程中的集中元素。我国多年来一直强调反腐倡廉，但腐败现象依然没有得到根本遏制，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权力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我国当前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自十八大以来中央查处了多起党员腐败案件，而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民主集中制认识不清，没有做到把权力关进民主集中制这个制度的笼子里，罔顾人民群众的利益，忽略了民主集中制与群众路线的血肉联系。在“两学一做”的大背景下，应进一步加强对民主集中制的关注，在提倡民主的同时，吸取民主革命时期强调纪律性的一面，在要求国家机关与工作人员履行职责的同时，加强对其责任的追究，以强化党员队伍建设，更好地实现我国的政治现代化 ［9］。
最后，坚持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习近平要求：“人民当家做主必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和国家治理上……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人民对自身利益的实现和发展上来。” ［10］民主集中制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产物，从一开始便在我党中发挥了其组织和领导制度的作用。在其发展过程中，民主作用的发挥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中国大多数人的支持与拥护，尤其是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时强调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当前，应进一步推进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及时全面地反馈最广大人民的意愿，最大程度地体察民意，进而科学高效地发扬民主传统。应从党外民主中吸取经验，在团结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时发展党内民主，在当前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吸取其中的养分，更充分地保障党内民主的实现。此外，还应通过民主法制改革发展协商民主、民主援助等形式，以更好地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发展当代的爱国统一战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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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陈彦超，丽娜，韩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探析［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8（6）：572-576.
［8］陈彦超，曹媛媛.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发展与完善［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2）：102-106.
［9］陈彦超，曹媛媛.党内监督模式新探［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76-80.
［10］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2014-09-05］.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05／c_1112384483. htm.
Practice and development of democratic centralism before founding of P.R.China
CHEN Yan-chao，ZHANG Jin
（School of Marxism，Shen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henyang 110870，China）
Abstract：The democratic centralism began to sprout in Marx and Engels period，and was firstly proposed by Lenin.After uniqu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in China，it finally became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the founding of P.R. China，democratic centralism had experienced an important tansformation process，which changed from emphasizing democracy，to emphasizing centralism，to paying attention to democracy，and at last to properly dealing w ith the relation between democracy and centralism.Democratic centralism not only had been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volutionary wars，but also has important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realistic enlightenment to the ongoing politicalmodernization of China.
Key words：democratic centralism；democracy；centralism；guiding principle；politicalmodernization
中图分类号：D 262.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823（2017）01-0087-05
doi：10.7688／j.issn.1674-0823.2017.01.14
（责任编辑：郭晓亮）
收稿日期：2016-06-07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L13czz010）。
作者简介：陈彦超（1966-），男，辽宁沈阳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邓小平理论等方面的研究。
网络出版地址：09 15∶17在中国知网优先数字出版。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1.1558.C. 20161009.1517.002.htm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