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桂馨a，b
（湖南科技大学a.马克思主义学院，b.两型社会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湖南湘潭411201）
摘 要：我国环境危机成因的复杂性，成为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环境治理路径选择的一个难点。准确界定我国环境危机成因中的主要因素，成为环境治理成败的前提。深入分析历史与现实，可以认定目前我国环境危机的成因主要包括近代列强入侵、全球产业链体系中的生态帝国主义行为、粗放型发展方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逻辑的存在四个方面。我国环境治理应从化解这四个环境危机成因入手，从全球环境新秩序的构建、资本逻辑和异化劳动的消除、生态生产力的培育、生态文化的创造方面来努力推进。
关 键 词：生态文明；环境危机；环境治理；环境保护；环境新秩序；生态文化；生态生产力
全球生态环境危机的存在，迫使有识之士寻求新的发展模式，为人类的可持续生存与发展寻找出路。21世纪的中国提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战略，正是基于对国际和国内生态环境严峻现实的深刻认识，体现了党中央先进的执政理念和对民生强有力的回应。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首先关注的核心点应是环境危机的化解和环境治理的效度。没有成功的环境治理来化解环境危机，生态文明建设便会失去根基。由于中国复杂的国情，环境危机的成因也极其复杂。这种复杂性，成为环境治理路径选择的一个难点。但任何事物都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环境问题也概莫能外，因此准确界定我国环境危机成因中的主要因素，成为决定环境治理成败的前提。
1．近代列强入侵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众所周知，战争对人类的伤害不仅体现在对生命的无情剥夺上，也体现在对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上。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发动了数次侵略战争。据史料记载，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晚清被迫与列强进行过一百多次战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使得晚清社会民不聊生，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开始长达14年的内战。辛亥革命后，在帝国主义各派利益的争夺下，近代中国连年军阀混战。列强直接发动和间接推动近代中国持续多年的战争，使中国的自然生态环境遭受了惨重损失：“苏南原为鱼米之乡，但经过咸同年间的战争浩劫，田园林木毁尽，人民奄奄一息……咸同年间自然生态破坏的严重情况，于此可见一斑。”［1］
列强赢得对晚清政府的战争胜利后，利用强权逼迫软弱的晚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获得在中国采伐森林、修筑铁路、开采自然资源的权利。特别是日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后，“有组织、有计划、按步骤地对城乡经济和资源进行疯狂掠夺，竭泽而渔”［2］。中国丰富的金属矿藏资源，对于处在大工业发展阶段的列强们来说有着巨大诱惑力，如“近代以来铜官山之铜矿历经英国和日本两国的掠夺”［3］。列强们掠夺式的矿产资源开采行为导致我国很多地区森林消失，青山变成荒山秃岭。这些生态环境的破坏直接导致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以及灾害的发生，如晚清时期长江发生了30多次漫决，其水患程度竟高于黄河。
列强入侵造成近代中国生态环境的破坏还表现在诱导中国农民种植鸦片方面。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全国各地鸦片种植盛行，出现农民因种植鸦片吸食成瘾的现象。很多农民为了鸦片种植荒废粮食生产，将有限的人力、肥料等资源投入鸦片生产，不仅导致粮食种植减少、农民口粮缺乏、饥荒发生，而且“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代农业的经济结构”［4］，导致农作物多样性受到影响。
2．全球产业链体系中生态帝国主义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近代以来，以西方为主导开启了工业全球化进程。由于晚清的闭关自守，中国以落后国家的身份被裹挟进全球化。外源性方式开启的中国现代化之路，充满艰辛与磨难。新中国成立后，举国上下励精图治，初步建立起工业体系，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中国更是积极融入国际社会，以包容开放、好学敏思的姿态，为国家的富强积极而为。
但是，中国改革开放、融入国际社会、学习世界先进技术与科学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全球产业链中尴尬的处境：或者继续闭关自守，或者承接产业链下端的贸易地位。这样，中国“在利用发达国家的工业技术快速提高工业化和现代化水平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工业产业和环境污染的输出地”［5］。外资“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将污染转移至我国”［6］。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为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环境质量标准较为宽松，部分外资乘机将高污染、高能耗、资源密集型产业转入中国。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远远早于中国，其环境污染问题爆发也早于中国，因此民众环保意识强，国家环保立法、环保制度体系较为完善，特别是“其对环境实施的保护手段也远比发展中国家更严格”［7］。这使得西方国家污染行业的资本利润受挤，此类资本借中国改革开放的东风，趁势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美、日等国以及中国港澳地区的化工、电镀、冶金、制革、漂染等污染严重行业，相继落户大陆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8］此外，西方发达国家还将废弃的电子产品等工业垃圾销给落后国家，以节省无害化处理这些垃圾的成本。例如：“电子产品垃圾，九十年代仅美国就把90%的电子垃圾废物转移到了中国。”［9］在接受这些电子垃圾的台州，“村民烂手烂脚的现象非常普遍，癌症的发病率也比别的地方要高得多”［8］。西方发达资本在中国获取高额利润的同时，将污染的代价留给中国，这是一种生态帝国主义行为。
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帝国主义行为还表现在对中国资源开采主权的粗暴干涉上。以稀土为例，它是一种“工业黄金”，因为几乎所有高端精尖产业都离不开它。它是高性能钢材、永久性磁铁、卫星导航设备、新能源汽车必不可少的原料之一。“稀土资源已成为21世纪全球现代工业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因素”［10］，对国家发展具有战略价值。长期以来，“全球90%的稀土供应来自中国，由于盲目开采，给国内地表水造成了巨大污染，致使环境受到严重破坏”［11］。1998年开始，中国逐渐加强对稀土开采、生产、贸易的规范管理，然而这项环保举措却遭到发达国家干涉。“2012年3月13日，美国牵头，联合日本和欧盟向WTO就中国的稀土政策提起诉讼，要求中国取消对稀土出口供应的控制。”［11］
1．粗放型发展方式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早在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三十四条就指出：“保护森林，并有计划地发展林业。”但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作为观念、指导思想属于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生产力基础之上的。近代以来的中国在饱受外强欺凌、内患不断的情况下，根本无暇致力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家政治环境，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整体规划、推进，然而无论是晚清还是民国，政府都是软弱无力作为的。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千疮百孔，承接的生产力更是远远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在这样的历史状况下发展经济，谋求国力快速增长，以争得国际竞争中的有利地位，使国家和人民不再遭受列强欺侮，可供选择的路径只有建立在落后生产力基础上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
同时，由于对近代中国战乱频繁而造成的人口危机的恐惧和当时国际紧张形势下可能发生世界大战的误判，为避免出现亡国灭种的危机，新中国的政策倾向于“人多力量大”，导致出生人口猛增。新中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施了一系列全面有效的医疗、教育、救助等社会保障措施，快速地改善了社会贫困人口、弱势群体的生存环境，极大地提高了人均寿命和婴儿存活率，使得新中国总人口迅速增长，与此伴随形成了工业化进程中所谓的“人口红利”。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中国经济进行产业结构升级、谋求技术进步的内在动力。而“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问题是生产效率，生产效率决定于技术进步”［12］。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在实现GDP高速增长、促进中国综合国力快速提高的同时，也使得我国自然生态环境每况愈下。中国的自然资源总量虽然较为丰富，但人均资源占有量较少，导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可持续问题日益突出。
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逻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建立在相当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之上的，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利用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进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主要的任务。为此，中国共产党制定了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体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包括私人资本来促进社会财富的增加，便成为这一阶段的社会共识。但是资本的天性就是追逐剩余价值、实现价值增值。“这是资本的一般性质，也是资本运动的逻辑，只要是资本，都具有这一性质。”［13］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经济遵循这个原则：‘积累或死亡’。增长不是经济和社会福利这种目的的手段，它就是目的本身。”［8］为了实现增长的目的，为了实现资本的剩余价值，资本的逻辑建构了一种文化：越多越好。这激发了人类的贪欲，使得社会呈现出高消费、高能耗的特征。同时，资本唯一的出路在于从竞争中胜出，从而获得更大增值的机会。资本的这种竞争本能也激发了人类无限的竞争意识，形成了竞争文化，使得人类以竞争中赢胜为荣，而占有物质财富的多寡则成为这种竞争场域直接看得见的衡量标准。因此，“在社会生活过程中，资本增殖逻辑对市场空间的构建导致了异化的消费生活方式和贫乏的生活环境”［14］。虽然私人资本起到了促进社会主义中国物质财富积累的历史作用，但资本逻辑下的异化劳动“通过分解人类社会生态系统而达到逐步分解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目的……解构了自然生态整体”［15］。“资本由于其‘增殖原则’，决定了它对自然界的利用和破坏是无止境的。资本按其本性是反生态的。”［16］我国外资资本和国内私人资本对生态环境破坏的现实也证实了这一理论判断。
从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现实来看，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也呈现出对自然生态的破坏。这是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在当今世界历史条件下局限性的显现。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大多建立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为了在与资本主义的制度竞赛中胜出，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物质增长主义和对现代化工商业生产生活方式的生存依赖。然而，与资本主义相比较而言，社会主义的本义应有着更多的人本思想和人文关怀、更多的对社区生活环境质量和精神内涵的关注，“生态文明”应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
“中国今天所面对的环境问题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人类社会的已有经验。”［17］这也使得我国环境问题的治理变得异常复杂。但通过准确界定我国环境危机成因中的主要因素，我国环境问题的治理、环境危机的化解便有了清晰的努力方向。通过剖析中国环境危机成因中的四大主要因素，可以确定中国环境危机的化解、环境治理路径的选择应从构建公平正义的全球环境新秩序，抵制生态帝国主义，以创新驱动；实现对资本逻辑和异化劳动的消除，加强生态启蒙；实现生态生产力的培育，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创造生态文化，实现大众人生观价值观的生态取向等方面来努力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它不仅需要明确环境治理路径的努力方向，更需要建立完善的环境治理制度体系，实现环境治理宏观理念与中观政策的协同、契合，共同推动环境治理取得实效，为生态文明建设夯实根基。而这一切，都时刻离不开对中国环境危机成因的清醒认识。唯有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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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causes of environmental crisis in China from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DING Gui-xina，b
（a.Schoolof Marxism，b.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Two-oriented Society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gtan 411201，China）
Abstract：The complexity of causes of environmental crisis in China becomes a difficult point of path selection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The premise of successfu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s to accurately definite the key factors of causes of environmental crisis in China.Through deep analysis on history and reality，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causes of current environmental crisis in China include four aspects，namely，the imperialism invasion in modern times，the ecological imperialism behaviors in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system，the extensivemode of development，and the existence of capital logic in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Therefore，th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China should be started from resolving the four causes of environmental crisis，and be promoted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order of global environment，the elimination of capital logic and alienated labor，the cultiv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ive forces，and the creation of ecological culture.
Key words：ecological civilization；environmental crisis；environmental governance；environmental protection；environmental new order；ecological culture；ecological productive force
中图分类号：A 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823（2017）04－0376－04
doi：10.7688／j.issn.1674－0823.2017.04.16
（责任编辑：郭晓亮）
收稿日期：2016－10－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BKS013）。
作者简介：丁桂馨（1975－），女，安徽泾县人，讲师，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方面的研究。
*本文已于2017－01－11 13∶26在中国知网优先数字出版。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1.1558.C. 20170111.1326.012.htm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