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含税价格记为PN=P(1-a)-Te(a)，则A企业的利润为πA=PNYA-wLA-rkA，利润最优化的一阶条件记为
=
(PNYA-wLA-rkA)=0，得到P=-Te′(a)。【国际竞争与产业安全】
谢水园a，黄馨冉b
(沈阳工业大学 a.商贸学院，辽宁 辽阳 111003； b.经济学院，沈阳 110870)
摘 要：贸易与环境关系的核心在于对贸易环境效应的认识。环境是一种世界性的公共产品，污染的外部性可能危及全球，对贸易的环境效应进行深入分析和评价十分必要。以我国CO2和SO2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的代理变量，将出口贸易的环境效应分解为规模、结构和技术三个方面，选取2001—2014年的分省年度数据对我国30个省、区和直辖市进行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当前的贸易在规模和技术上存在明显的环境效应，但结构效应并不明显，同时EKC曲线假说得到了证实。在此基础上，提出降低出口贸易中碳排放的政策建议。
关 键 词：低碳经济； 出口贸易； 环境效应； 碳排放； EKC曲线； 面板数据
由CCF和ICF发布的《2015中国碳价调查》指出，我国碳排放的峰值将会出现在2030年，当前的污染排放仍然还在加剧。国务院新闻办在2015年12月23日举行了“巴黎归来谈气候”的中外媒体见面会，在会上，我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表示：中国将于2017年开始全面启动碳市场，以此多采取鼓励性的政策措施实现节能减排。减排也是全球性措施，美欧等发达国家宣布将在2020年前后开始征收“碳税”和“碳关税”。显然，极端气候和全球变暖促使人类社会反思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的方向，经济和贸易的环境效应日益得到重视。实际上，自2002年以来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温室气体的主要来源)始终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近年来排放水平已居世界首位，工业化生产和汽车产业的高速发展是其重要推力。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和我国环境不断恶化的现实，我国制定了一系列中长期的污染治理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近期出台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则(2014—2020)》，一是确保实现到2020年单位GDP的CO2排放量与2005年排放量相比要下降40%～50%；二是确立2020年以后的减排新目标。我国减少碳排放绝对总量的路线图正在形成。
我国现阶段仍是发展中国家，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发达国家常常指责中国的碳排放总量过高，但其中可能的原因是大量承接了来自发达国家的污染转移。这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有相当一部分产品出口到发达国家，供发达国家的消费者进行消费引起的。我国过去长期实行的出口导向战略使得出口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一大动力，致使工业部门的比重较高，高耗能和高污染的产业较多而第三产业的发展却相对不足[1]。因此，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如果不切实地实施供给侧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贸易相关的产业结构得不到优化调整，则到2020年我国将很难兑现对国际社会许下的“比2005年单位GDP的CO2排放量下降40%～50%”这一庄严承诺。考虑到贸易具有污染转移的效应，搞清楚贸易的环境效应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本文对相关文献和理论进行了梳理并采用中国年度数据(2001—2014)就低碳经济背景下我国出口贸易的环境效应进行了分析，基于贸易视角对我国的环境污染治理给出一系列有益的政策建议。
关于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国外学者很早就给予了关注，指出许多因素如生产的规模、结构、技术、投入组合、环境意识及环保教育等都会影响到环境质量。Grossman和Krueger(1996)作出了重要贡献，建立了关于贸易对环境影响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阐述了贸易自由化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分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他们指出：首先，贸易规模的扩大会导致污染总量的增加。其次，由于贸易活动导致产业追求比较优势，与贸易相关的经济活动会集中在具有经济优势的部门，因此某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可能在高污染行业具有比较优势。经济和贸易结构上的这种变化，导致污染通过贸易在全球进行重新分配，表现为发达国家从事低污染行业，发展中国家承接发达国家的污染转移。最后，贸易的发展过程中存在技术溢出效应，无论是技术转移或是收入增加带来的污染治理技术的投入升级，都有可能降低非发达国家的污染水平，提升发展中国家治理污染的技术水平甚至制度机制[2]。Grossman和Krueger(1992)发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降低了关税壁垒，扩张的贸易活动从规模、贸易的结构和生产技术等方面对环境污染产生了显著影响。他们通过对42个国家三种主要空气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研究，发现SO2和烟雾是两种主要的大气污染物，SO2的排放量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上升，但在人均收入达到较高水平后其单位排放水平却是下降的，这就初步形成了EKC曲线假说[3]。Tsurumi和Managi(2010)将EKC曲线的原因归纳为三方面：经济增长根源、收入效应和污染减排的递增收益。Copeland等(1995)在此基础上初步对三种效应进行分解，并应用到国际贸易的具体研究之中，发现贸易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存在负面的影响[4]。Antweiler等(2001)将三效应理论引入一个小型开放经济并进行了研究，对效应分解给出了合理的方法和模型[5]。Levinson(2009)发现美国的污染减排主要是由于技术进步，贸易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从Leonard和Duerksen(1980)、Low和Yeats(1992)、Ratnayake(1998)等人开始，学者们对是否存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污染排放跨境转移效应进行了研究。Eskeland和Harrison(2003)认为，发达国家的环境技术标准较高，为节约成本将污染产业跨境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为吸引投资就会主动降低环境标准，这种恶性竞争导致各国的环境保护出现了向底线赛跑的现象，因此污染天堂假说成立[6]。基于发达国家将污染通过贸易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导致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恶化的现实，Cao和Prakash(2010)对贸易竞争是否有利于改善环境领域的管制进行了研究。
从国内来看，李秀香和张婷(2004)较早对二氧化碳排放的环境效应进行了研究并认为我国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均显著为正[7]。陈红蕾(2007)选取1991—2004年的SO2污染排放数据研究了贸易环境效应，发现技术效应为正，规模和结构效应显著为负[8]。张晓庆(2010)发现，我国对低碳经济的重视会导致贸易规模缩小，贸易结构由劳动和资源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我国贸易品的国际竞争力因此上升。另外，国民收入水平、人口和人们的消费水平、外来国际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特征是影响我国碳排放的重要因素[9]。李锴和齐绍洲(2011)选取了1997—2008年30个省区煤、石油、天然气和水泥的耗费情况，估算了我国分地区的CO2排放，对人均GDP水平、重工业比重、研发水平和城市化率等解释变量进行了固定效应回归分析，发现贸易开放导致中国各省区CO2排放水平和碳排放均显著增加，“向底线赛跑”的环境负效应大于贸易开放中技术引入带来的环境治理效应[10]。钱慕梅、李怀政(2011)用能源转换法估算了我国29个省区和直辖市的CO2排放水平，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分别对东、中、西部的贸易环境效应进行了分析，发现东部地区的11个省份中有5个的出口与碳排放量高度相关，中部地区8个省有6个、西部10个省有5个的出口与碳排放量显著相关[11]。牛海霞、胡佳雨(2011)估算了煤、石油和天然气的碳排放，以GDP、资本/劳动、FDI、贸易占GDP比重、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耗水平等作为主要解释变量进行了分省年度数据的面板回归分析，发现CO2排放与FDI呈正相关关系，即FDI对环境的技术效应超过可能的污染跨境转移效应[12]。何正霞和许士春(2009)、彭水军和刘安平(2010)也认为，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是不成立的。不过，也有研究比如曹慧平和陈清萍(2011)认为，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是成立的。刘倩(2011)基于我国的工业企业数据对贸易环境效应进行了分析，发现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贸易结构的优化，环境保护水平则对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优化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13]。顾宁、姜萍萍(2013)对中国碳排放的环境库兹涅茨效应的识别进行了研究，发现我国CO2的排放尚不具备倒U型的库兹涅茨效应特征，其真实路径应为N型[14]。白艳萍等(2015)利用2004、2008和2012年的主要工业出口数据，通过因素分解的方法对贸易环境效应进行了有效的分析，认为现在的贸易一般是从规模、结构和技术三个角度对我国碳排放水平的上升造成影响[15]。
上述学者集中研究了贸易的环境效应、EKC曲线并对污染天堂假说进行了检验，不过到目前为止仍然存在较多争议，可能的原因是数据及方法的选取对结论影响较大，因而有必要对贸易环境效应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1.出口贸易环境效应的模型构建
(1) 模型的基本假设：①小国开放经济。②各国之间存在贸易壁垒，国内外价格存在差异。③经济当中只生产两种产品A和B，分别需要投入一定的生产要素K和L。④假设A是工业品，导致污染排放，因此需要从其产量YA中拿出比例a投入到环保技术的研发中，代表了污染治理的投入强度。B是无污染排放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标准化为1，A的相对价格为P。⑤假设环境治理策略是对A征收单位排污税T。⑥假设国内价格为P=bPf，其中b是贸易摩擦系数。⑦假设污染排放总量Z=kYA，k为排放系数，污染排放显然与投入强度a成反比，记为：k=e(a)。因此，Z=e(a)YA。
(2) 生产者利润最大化。生产A产品的企业的净产出为不含税价格记为PN=P(1-a)-Te(a)，则A企业的利润为πA=PNYA-wLA-rkA，利润最优化的一阶条件记为=(PNYA-wLA-rkA)=0，得到P=-Te′(a)。
(3) 社会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假设全社会的消费者由环保主义者(C)和非环保主义者(D)构成。第i类消费者的效用为Ui=U(w)-δiZ，式中：w为人均收入，并且w=
，其中I为国民收入，N为人口，ρ(P)代表价格水平。两类消费者加总后的效用为N[λUC+(1-λ)UD]，政府政策的目标是使两类人效用总和最大，即
(1-λ)[U(w)-δDZ]}
(1)
最优化的一阶条件为U′(w)
-[λδC+(1-λ)δD]
=0。另一方面，假设国民收入I由企业收入R(PN，K，L)和政府税收TZ构成，则I=R(PN，K，L)+TZ。代入前述的PN和P得到
=-
e(a)+Z+T
。因为=YA，且Z=e(a)YA，则=T。
这样=
·=
·，又因为U′(w)-[λδC+(1-λ)δD]=0，显然有
U′(w)
·
-[λδC+(1-λ)δD]=0
(2)
解得最优税收为
(3)
其中，第i类消费者的
可视为其边际损害，而边际损害取决于价格和人均收入。
(4) 结论。考虑到均衡条件为T=N[λMDC(P，w)+(1-λ)MDD(P，w)]，显然一国的污染治理政策T取决于社会两类消费者的综合边际损害(或效用MD)，边际损害又取决于人均收入w和价格水平P。因为贸易会对一国的收入和价格产生影响，从而贸易也就影响到环境治理政策，通过政策再影响到污染排放水平。反过来，污染排放也会影响到贸易，这种联系是相互的。
2.出口贸易环境效应的理论分解
如图1所示，两种商品A1和B1在不同价格水平下(P及其下标代表不同的价格水平，P1=P2)存在不同的贸易均衡。假设初始点位于存在贸易壁垒并且贸易水平较低的E点，沿用前述模型中关于污染排放的假设，此时排放水平为ZE。可以看到当贸易放开后，贸易水平提升至最终均衡点F，此时的污染水平为ZF。那么从ZE～ZF的变化将经历哪几个阶段呢?显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结构效应阶段，技术和规模均未发生变化；在规模阶段，技术和结构未发生变化；而在技术阶段，结构和规模均未改变。最终ZE和ZF的距离(即总效应)就取决于三种效应的叠加。
图1污染产品出口的环境效应分解
3.出口贸易环境效应的实证分解
沿用前述模型设定，按照Antweiler等(2001)的方法，污染排放为z=Sφe，动态化为
式中：z为污染排放，S为产出水平，φ为结构因素，e为技术水平。据此，计量模型可设定为
ln CO2=αi+β1ExportScale+β2Structure+
β3Tech+β4Ctrolvar+ui
(4)
其中解释变量分别为：(1) 贸易的规模效应，即人均收入水平、出口贸易水平、外国直接投资的水平；(2) 贸易的结构效应，即生产方面的资本/劳动和人口方面的城镇化水平；(3) 贸易的技术效应，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研究与开发强度和工业SO2去除率水平；(4) 其他控制变量。
1.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1) 变量选取。CO2的排放及其估算公式为CO2排放总量=CO2排放系数×化石燃料消耗总量。其中，排放系数=热值数据(低位发热量)×碳含量×碳氧化率×44/12(碳转换系数)，如表1所示。
表1估算单位燃料的CO2排放的技术参数
数据来源：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和IPCC。
(2) 数据来源。本文选取了2001—2014年我国的分省年度数据，主要数据指标有贸易出口额、出口总额及其占GDP的比重、外商直接投资(FDI)实际利用额、人均实际GDP、基于城乡人口数据的城镇化率、资本/劳动、单位GDP能源消耗水平和研究与开发(R&D)强度。此外，我国于2011年起不再提供代表环保技术水平的工业SO2去除率，而是新增了另一项指标“工业废气治理设施处理能力”来反映，考虑到该数据过少不适于进行分析，因此本文在加入工业SO2去除率进行模型分析时样本量会有所减少。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Wind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国家统计局网站、能源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统计年鉴等。此外，在分省年度数据中，西藏自治区在多项数据上缺失严重，按照一般文献通行的处理方法予以剔除。
2.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2。
表2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数据定义
注：上述各数据均经汇率转换为人民币计值，名义值均根据相应指数去除了价格水平的影响。
3.EKC曲线关系在截面数据上的验证
表3对东、中、西部地区CO2、SO2排放均值进行了比较，从表3可以看出CO2和SO2的排放均呈EKC曲线关系：从东部到中部再到西部，排放水平先增高后下降。截面数据上的EKC曲线关系得到了直观验证：东部经济较为发达，中部经济居中，西部相对落后，相应的CO2及SO2排放水平是中部最高、东部和西部相对较低。这符合EKC曲线所描述的污染排放水平与人均GDP水平呈倒U曲线即先上升后下降的关系。事实上，以CO2的排放为例，如果对30个省份经过时间维度上的平均后得到截面数据，这一关系更加明显。
表3东、中、西部地区CO2、SO2排放情况均值比较
图2是分省的对数CO2排放量与对数人均GDP的关系图，可以发现较多西部省份的CO2排放水平相对较低，但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处于较低的水平；较多中部省份人均实际GDP比西部平均水平高，但其CO2排放水平也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而对多数东部经济发达省份来说，人均实际GDP水平非常高，但CO2排放量却甚至低于中部某些省份。对这一关系用二次曲线对数据进行拟合，进一步直观展示了EKC曲线的关系。
图2东中西部省份平均碳排放与人均GDP的关系
4.回归结果分析
回归结果见表4。
表4lnCO2和lnSO2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下显著。
(1) 面板A的回归结果分析。表4中面板A的被解释变量为ln CO2，由模型(1)～(3)构成，分别反映了CO2排放的规模、结构和技术三个方面的效应。
首先，从出口贸易的绝对规模来看，模型(1)～(3)的出口贸易量对CO2排放的影响分别在一次函数关系上显著为正，在二次函数关系上为负，表明EKC曲线关系在年度数据上也是成立的。同时，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在模型(1)～(3)中的系数都稳定维持在0.3左右，并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比较明显，规模效应显著成立。因此，Grossman和Krueger(1996)的假说在我国得到了验证。
其次，从FDI强度(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FDI实际利用金额)来看，模型(1)、(2)中其与CO2排放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在模型(3)中并不显著。实际上FDI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机制是较为复杂的。一类观点认为贸易发展同时会带来FDI规模的扩大，而FDI的扩大有利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其国内的污染排放，进行污染跨境转移，存在环境负效应的影响，加大了作为东道国的发展中国家的CO2排放水平。另一类观点则是乐观的，认为FDI具有环保的技术外溢效应，因为发达国家的环保技术标准更为严苛，环保技术更为发达[16]，发展中国家在吸引FDI的同时也会获得先进的环保技术及引入规范的国际环保标准，从而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治理。显然，最终的效果取决于两类影响机制的综合叠加，本文在这一问题上倾向于认为FDI强度的增大有利于我国CO2排放的减少。
再次，伴随国内经济社会和贸易的发展，相应的经济结构和城镇化进程也在不断进行调整和提升，这对环境也会造成影响。表4中资本
劳动比的系数显著为负，不过系数值是比较小的，而且在模型(2)中为正，但在模型(3)中为负，存在矛盾；另外，从城市化率来看系数均不显著。与此相对应，作为稳健性检验的面板B中的回归结果(被解释变量为SO2的对数排放值)也是如此，模型(5)、(6)中资本劳动比的系数也不显著，并且城镇化水平的系数为负不符合经济学常识。总的来说，从表4的回归结果来看，我国经济结构方面的环境效应并不明显。可能的原因：一是资本劳动比是用于衡量企业投入要素的技术结构，不同的行业影响是不同的，对三大产业或行业影响效果也不同。因此，从区域经济的综合数据来看，就很难反映出这种差异，因此在文献中的争论也比较激烈。比如王谦(2012)认为CO2排放与资本劳动比之间存在“倒U曲线”的关系，另一些文献却又认为这种关系并不成立。二是城镇化率仅简单地由城镇人口占各地区总人口的比重来反映，并不能准确反映地区的工业化水平(对污染影响较大)。比如以旅游或文化为重点产业的地区，可能拥有较高的城镇化水平，但污染排放水平却较低。反之，某些地区(如矿产资源丰富的地方)城镇人口并不多，但由于工业企业较多也可能造成较大的污染。
最后，表4中的模型(3)加入了反映环保技术水平的变量，分别是单位GDP的能源消耗强度、地区的研究与开发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和SO2去除率。另外，由于工业废气治理设施处理能力(亿m3/h)到目前为止仅公布了3年的数据，样本量较少，结论不具有说服力，因此这里仅对SO2去除率的影响系数进行报告。显然，单位能源消耗强度对CO2的排放具有正向影响，且系数是显著的。研究与开发投入强度高有利于提升环保技术，减少环境污染排放。表中该项系数是显著为负的。再来看工业SO2去除率(SO2remove)，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这一指标仅能反映SO2排放方面的技术水平，而不能代表CO2减排或是整体的环保技术水平，因此在面板B采用SO2为被解释变量之后，该系数就显著为负了，这也表明目前文献中常常选用这一指标来衡量环保技术水平可能并不完全合理。目前国家公布的新指标“工业废气治理设施处理能力”是否是一个更好的变量值得期待。
(2) 稳健性检验(面板B的回归结果分析)。出于稳健性检验的考虑，面板B由模型(4)～(6)构成，被解释变量为ln SO2，分别反映了SO2排放(含工业排放和生活排放两部分)在规模、结构和技术三方面的效应。面板B的结果与面板A取得的结果保持一致，但在结构效应方面并不明显，而在技术效应方面技术水平的提升有利于减少污染排放。EKC曲线关系在SO2的排放作为被解释变量时也是成立的。另外，控制了年度效应及适当调整样本范围后，主要结论保持不变。
本文分别采用CO2和SO2的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的代理变量，选取2001—2014年的分省年度数据，对贸易的环境效应进行分解并进行了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从贸易规模、经济结构和环保技术三方面研究了出口贸易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首先，证实了EKC曲线假说无论在截面还是时序上均成立；其次，贸易规模的扩大可能加重我国的环境污染。但发达国家对我国的污染转移假说并不是很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仍然是我国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引入FDI的过程中，由于我国的学习和消化吸收水平较强，加上近年来国家在环保方面的投入和重视，因此与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在污染转移方面受发达国家的影响显然要复杂得多。另一方面，从经济结构来看，资本劳动比和城镇化率(城镇人口的比重)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结构效应尚不明显；最后，环保技术的提升是可以明显减少CO2或SO2排放的。
因此，笔者建议政府应当审慎处理贸易发展中规模、结构和技术三者的动态关系，深入研究经济结构对环境治理的影响。EKC曲线代表了经济发展水平提升过程中的环境成本代价，曲线越陡峭表明发展经济的环境成本上升越快，因此各区域、各部门在发展中需要努力平滑自身的EKC曲线。此外，还需要进行跨省区的合作，加强东部发达地区对中西部的环保技术转移，保护西部相对较好的自然环境，避免发展中造成过度破坏，努力实现低环境成本的经济发展。
本研究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EKC曲线反映的是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阶段性关系，要意识到污染排放的阶段性上升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出现污染上升并不可怕，但要努力进行平滑，使曲线不致变得过于陡峭。比如，中部的山西、河南等省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较多的资源利用，如果不把握好经济发展的环境代价的话，就会导致经济贸易发展产生高环境成本，社会发展低效率，带来社会福利净损失。
(2) 加快外资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环保产业对中西部地区的技术转移，并从国家层面适当提高技术标准和要求，是避免倒U曲线影响的重要手段。
(3) 在发展中是否要以限制贸易规模来换取较低的污染排放呢?显然是必要的。因为贸易是从经济规模、经济结构和环保技术水平三个方面深刻影响着污染排放水平的。技术和结构的有利变化有利于降低污染并提高环境治理水平，但规模和结构的不利变化会加重环境污染。因此，环境污染治理需要基于规模、结构和技术动态关系的视角来进行。事实上，较多研究表明贸易在环境污染影响方面的结论并不统一。一般来说贸易发展的技术效应为正，贸易促进FDI进而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治理技术水平和标准，但在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方面就表现得比较复杂，是多种影响的综合叠加。政府应当关注贸易发展中结构和规模的变化，着力进行优化调整，使贸易和经济的发展带来尽可能小的环境负效应。
(4) 着力应对污染跨境转移问题。发达国家的污染转移是否存在？其程度和水平有多大?需要加强对贸易中隐含碳污染排放的研究，搞清楚污染转移机制。政府应当加强对贸易相关产业发展的指引，不断规范环保技术标准并构建合理的环境指标体系。
(5) FDI的增加并不必然意味着环境治理水平上升，不同的FDI会带来不同的技术外溢效应，有些为正，但也有一些为负。因此，要鼓励那些具有正效应的FDI，为其设立优惠条件；相反，对于可能带来负效应的某些FDI，则要通过建立相关环境技术标准来予以限制。
(6) 基于能源强度和研发投入与污染排放的关系，政府应当加大对环保技术的研发投入力度，推动我国企业的节能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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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E Shui-yuana, HUANG Xin-ranb
(a.School of Business, Shen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Liaoyang 111003, China; b.School of Economics, Shen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henyang 110870, China)
Abstract：The core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e and environment lies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environment effect of trade.Environment is a kind of global public good, and the externality of pollution may threaten the whole world.Hence, deep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n the environment effect of trade is quite necessary.The emission of CO2and SO2in China is applied as proxy variable, and the environment effect of export trade is factored into three aspects of scale, structure and technology.The provincial annual data from 2001 to 2014 in China are selected to mak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panel data for the 30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It is found that significant environment effect exists on scale and technology of current trade, but the structure effect is not significant, and the EKC curve hypothesis is confirmed.Policy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to reduce the carbon emissions in export trade.
Key words：low carbon economy; export trade; environment effect; carbon emission; EKC curve; panel data
中图分类号：F 7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823(2017)05-0400-08
(责任编辑：吉海涛)
收稿日期：2017-03-12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重点项目(2013lslktzdian-08)。
作者简介：谢水园(1978-)，女，福建连城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国际贸易等方面的研究。
* 本文已于2017-07-13 16∶13在中国知网优先数字出版。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1.1558.C.20170713.1613.004.html
doi：10.7688/j.issn.1674-0823.2017.0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