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建设中广东区域城市群协调发展研究*

吴 竑，陈岱婉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经管系，广东汕头515078）

摘 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中广东区域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选取经济、社会和环境3个系统构建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熵值法、耦合协调度函数及综合协调发展度模型等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广东区域城市群综合协调发展情况总体较好，但城市之间差距较大；提高经济与社会发展指数迫在眉睫，广东21个城市中，经济、社会与环境三大子系统均衡发展的城市1个，某个子系统发展指数滞后的城市6个，经济与社会发展指数滞后的城市14个；珠三角地区各城市协调等级全部属于协调类，从协调度评价结果分布来看，已经形成梯度发展的态势；粤东城镇群、粤西城镇群和韶关都市区协调度和协调类型明显逊色。依据此结论，论述了广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应以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为核心，落实振兴粤东西北地区的政策，各区域城市应结合自身特点加以调整发展，利用“一带一路”的政策红利和战略机遇提升城市协调度的观点。

关 键 词：一带一路；城市群；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改进熵值法；耦合协调度函数

广东是第一个完成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倡议衔接的省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量大、人文交流密切。2016年，广东对“一带一路”国家累计进出口额占全省进出口额的20．7%，达到1．3万亿元，同比增长6．5%，是中国大陆与沿线国家进出口值的20．6%。然而，广东区域城市群发展绝对差距大，数据显示，至2016年广东经济总量已连续28年成为全国第一，但粤东西北GDP、投资增长速度、财政收入增速均明显低于珠三角地区，且区域增速差异在长期缩窄后有所扩大。在全省12个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级市中，就有11个分布在粤东西北地区。甚至，梅州、汕尾的人均GDP比全国最落后的甘肃省还要低。可见，广东区域发展悬殊，绝对差距比较大，人才、资金等要素的流动存在障碍，未能发挥最大效能。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要将广东打造成为“一带一路”的战略枢纽、经贸合作中心和重要引擎，就离不开区域城市群的协调发展。

对广东区域城市群协调的研究中，有的学者从规划学角度，提出广东区域空间结构调整优化、实施多中心发展战略、推进差异化区域政策的对策［1－3］；有的从转移与培育并举角度研究区域协调发展问题，倡导“逆向思维”，提出建立起经济上良性互动的市场联动机制，珠三角对口支援粤东西北，升级、转移与培育并举的对策［4－6］；也有的从某一视角切入研究广东区域的协调发展，建议灵活运用货币政策，更加充分、积极和准确地发挥财税政策调节作用，做好人力资源方面的规划等［7－9］。这些研究成果对促进广东区域城市的协调发展具有现实指导作用，但未明确如何建立广东区域城市综合协调度的指标体系，无法得出协调度的评价结果及如何进一步优化城市协调度的对策等。基于此，本文选取广东各区域城市的经济、社会和环境3个系统构建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熵值法、协调度函数及综合协调发展模型等进行实证分析，在明确“一带一路”建设中广东区域城市群协调度的基础上，研究如何协调发展和提高整体经济效益的问题，以期为广东省及其他城市的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一、研究对象

《广东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广东要积极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实施差异化的城镇化发展策略，最大限度地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城乡经济的共同繁荣和协调发展，形成科学合理的层级分工体系，避免恶性竞争，统筹利用华侨、港口等各种资源，以广州、深圳、珠海、汕头、湛江五大港口为枢纽，以城市群规划建设驱动“一带一路”的经济振兴，加快推进海上通道互联互通，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按照上述原则，本文根据《广东统计年鉴》2010—2016年的数据，将以广州、深圳、珠海、汕头、湛江五大港口枢纽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广佛-肇清远、云浮，珠中江-阳江，深莞惠-河源、汕尾，粤东城镇群，粤西城镇群和韶关都市区）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广东区域城市的协调发展问题。

二、指标体系构建与评价方法

1．指标体系构建

指标体系构建以《广东省参与建设“一带一路”的实施方案》为指导思想，根据数据科学性、有效性等原则，利用CNKI相关论文已有的评价指标［10－11］，结合广东区域城市群的特点，增加了与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关系密切的指标，如港口、物流、旅游、建筑等。具体的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以五大港口枢纽城市为中心的广东区域城市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2．协调性测度方法

本文采用协调耦合度模型对各城市群的协调水平进行测度，描述各子系统间的协同作用。

（1）改进熵值法

首先，整理出原始指标数据矩阵X＝（xij）n×m（i＝1，2，…，n；j＝1，2，…，m）。

其次，为各评价指标赋予权重。

第一步，根据评价指标特点，分别对各城市子系统的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正向指标处理计算公式为

逆向指标处理计算公式为

通过标准化处理，消除原始数据量纲和指标属性的影响，使无量纲化后的数据具有可比性。

第二步，采用改进熵值法对第j项指标下第i个城市指标值赋予权重。由于 x′ij＝0或 x′ij＝1时，x′ijln x′ij＝0，此时与熵所反映的信息无序化程度相悖，故对每项指标加 0．5修正，即 yij＝x′ij＋0．5。利用修正后的数据对第j项指标下第i个城市指标值赋予的权重为

第三步，确定第j项指标的熵值和信息效用。第j项指标的熵值为；第 j项指标的信息效用为dj＝1－ej。

第四步，为子系统各评价指标赋予权重，即

最后，构建子系统发展评价指数模型VK＝∑（ajx′ij），其中K＝1，2，3，VK表示第K个子系统的评价指数。

（2）耦合协调度函数

在参考相关学者理论成果的基础上，采用耦合度函数和协调度函数确定任意两个子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指数，反映两子系统间的整体协同效应。

两子系统间的协调程度指数为Tij＝（Vi＋Vj）／2，其中 Vi、Vj分别表示某城市任意两个子系统的发展评价指数，V1、V2、V3分别表示社会、经济、生态环境3个子系统的发展评价指数；两子系统间的耦合度为两子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发展度为

（3）综合协调发展度模型

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情况是城市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根据数据的特点，取辨别系数为2，为此引入三系统综合协调发展度ESE模型，深入研究城市的协调发展情况。系统协调程度综合协调发展度个系统综合协调发展度其中，α、β、γ分别表示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发展评价指数的系数。假设α＋β＋γ＝1，考虑到3个子系统的发展在反映城市综合实力中同等重要，故研究城市的综合协调发展度时3个系数都取1／3。

（4）分类标准

对 V1（x）、V2（y）、V3（z）作比较，判断不同城市的系统协调程度，在ESE所属的协调等级内判定其三系统均衡发展程度。如果某系统发展指数等级落后于另外两系统发展指数等级，则认为某城市该系统滞后；如果两个系统等级相同且同时落后于另一系统，则认为该城市为双系统滞后型；反之，如果三系统发展指数等级相同，则认为该城市三系统均衡发展。为了更详细地描述各子系统指数及其相互协调状态，参考已有的研究［12］，将协调度分为不协调、勉强协调、比较协调、良好协调和优质协调5档，协调等级分为失调类、过渡类和协调类3类（见表2）。

表2 发展指数与协调发展度等级标准

三、评价结果分析

1．协调性计算结果

将各指标权重及广东省各区域城市2010—2016年数据的均值代入发展评价指数模型，得到广东区域城市群21个城市各子系统的经济发展评价指数Ec、社会发展评价指数So、环境发展评价指数Ev，任意两个子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度（Ec-Ev、Ec-So、Ev-So），以及三个系统综合协调度（ESE）评价结果，见表3。

2．各系统耦合协调度分析

从表3中的计算结果来看，广东区域城市群各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有自己的特点，它既不同于西北地区的综合协调度水平整体偏低［13］以及东北地区的耦合协调状态分布不平衡、空间分布呈现集聚的分布模式［14］，也有别于泛长三角城市群的协调度中部高南北低、东部高西部低的空间分布状态［15］。具体分析如下：

（1）各个子系统（经济、社会、环境）发展评价指数有两个特点：第一是环境发展评价指数分值都较高，处在比较协调等级以上，说明政府重视环保，环保的理念和绿色GDP发展已深入人心，经济发展的同时不忘保护环境。第二是除深圳外，其他城市的发展都存在着一定的滞后。如广州的经济、社会发展非常好，但环境发展相对弱些；东莞的经济、环境发展好，但社会发展略显不足。而粤东城镇群、粤西城镇群和韶关都市区大多数城市则处于经济、社会双滞后状态，说明这些区域整体发展落后于深圳、广州等珠三角地区。

（2）任意两个子系统（经济-社会、经济-环境、环境-社会）耦合协调度均达到比较协调等级以上。其中，深圳、广州达到优质协调水平，佛山、东莞达到良好协调水平，其余城市都为比较协调。对比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任意两个子系统，环境社会两个子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平均值0．536）整体高于经济环境子系统（平均值0．471）和经济社会子系统（平均值0．469）。在全部21个地市中，除云浮、汕尾、河源、潮州4个城市环境 社会两个子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属于过渡类外，其他城市全部为协调类，即过渡类占19%，协调类占81%。相比之下，经济 环境子系统和经济 社会子系统过渡类占比均为81%、协调类占比均为19%。

表3 “一带一路”建设中广东区域城市群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协调发展评价结果

（3）从三系统综合协调程度的评价结果来看，广东各城市群三系统协调程度较好，没有出现比较不协调或是不协调评价等级，但与长三角城市群综合协调发展评价结果差异度较小不同，各城市差距较大，不同地区之间协调程度差强人意，以勉强协调为主。具体到不同城市而言，三系统综合协调程度最高的是深圳，指标值达到0．699，其次是广州，指标值也达到0．618，这两个城市都属于优质协调等级。次高的主要是广州、深圳的周边城市佛山、东莞、珠海、惠州、中山、肇庆等城市，均属于良好或比较协调等级。粤东西北地区除湛江、江门外，均处于勉强协调评价等级，该评价结果在所有城市中占比52．4%。

（4）从协调类、过渡类和失调类的协调等级大类来看，在21个城市中没有出现失调类，10个城市是协调发展类，11个城市是过渡类。总体情况优于我国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稍逊于长三角，与京津冀地区相当。从分布的区域来看，珠中江阳江区域发展较协调，除阳江之外均为协调发展类；广佛肇 清远、云浮，深莞惠 河源、汕尾区域次之，各有3个协调发展类和两个过渡类城市，发展差距较大；粤东城镇群最为落后，所有城市都属于过渡类。

（5）从区域来看，以广州为龙头的广佛肇-清远、云浮和以深圳为龙头的“深莞惠-河源、汕尾两大区域已经形成发展梯队，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分工趋向合理、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在合理范围内且逐步缩小。粤东城镇群和粤西城镇群、韶关都市区整体发展滞后，基本为过渡类评价结果。作为龙头城市的汕头、湛江相比珠三角还有一定距离，尽管近年来这些地区特别是汕头的经济发展迅猛，但由于历史欠债太多仍在积极追赶中，某些指标已经达到或者接近协调发展类水平。

四、优化路径

根据广东区域城市群协调度和协调类型的评价结果，必须选取区别于其他区域的优化路径，在当前国家战略背景下，整合广东区域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布局，本着合作共赢的理念，强化区域内部联动和区域间合作，形成协同发展、共同进步的整体繁荣局面。

1．以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为核心，着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

广东区域城市群经济发展不平衡，其中深圳、广州的经济已处于发达阶段，三系统协调发展；其他珠三角城市次之，达到良好协调水平，市场体系完备，与其他区域相比有着较大的优势，被称为“中国硅谷”和“世界工厂”，是高科技生产中心、物流中心、旅游中心。广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应以珠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为核心，进一步发挥广州、深圳在广佛肇-清远、云浮和深莞惠-河源、汕尾的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加快珠三角与粤东西北地区“双转移”不断推进的步伐，使要素资源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打造具备综合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以区域协调发展凸显“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优势。同时，应积极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使各城市发挥各自竞争优势，实现产业协同发展，从而带动整个湾区竞争力的提升，凭借其区位优势和经济发展优势，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中支撑南海—东南亚路线的最重要节点。

2．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粤东西北地区振兴发展亟需“再推一把”

广东地区区域发展不协调问题十分突出，粤东西北城镇群经济、社会、环境三系统协调程度整体较低，大部分城市属于勉强协调水平。2015年，粤西人均GDP仅是全省的43．46%，粤东、粤北地区也只是全省的46．13%、56．52%，与全省平均水平差距很大。如果粤东西北地区发展不起来，广东经济发展将受到严重影响。但粤东西北经济落后和我国西北地区城镇群由于地理位置造成的整体经济滞后有明显区别。广东参与建设“一带一路”，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城乡经济的共同繁荣和协调发展，形成科学合理的层级分工体系。自2008年以来，广东省加大珠三角地区对粤东西北地区发展的扶持力度，运用“三大杠杆”促进粤东西北地区经济跨越发展，使其发展凸显“快”，后发优势不断显现，社会民生不断改善。数据显示，粤东西北地区GDP近年来的增速均高于全省平均增速，差距有望缩小。

3．广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各区域城市应因地制宜，结合自身特点加以调整发展

广东区域城市发展有着自己的特点，在区域内综合协调水平较高的广州、深圳、珠海、汕头、湛江五大港口城市，应在自身协调发展的同时积极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提升其他城市的经济、社会、环境协调水平。汕头应加快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建设，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湛江应加快广东奋勇东盟产业园（湛江）建设，把汕头、湛江打造成海上丝绸之路合作战略支点，推进与东盟国家的进一步联系，探索与沿线国家建立港口城市联盟。此外，应以办好2l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世界客商大会、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和中德中小企业交流会等为契机，推动粤东西北地区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形成全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一盘棋的局面。

五、结 论

（1）从综合协调度评价结果来看，“一带一路”建设中广东区域城市群综合协调发展评价结果均处在勉强协调程度以上，协调等级处在过渡类等级以上，整体情况较好，但城市群之间的差距较大，在空间上呈现珠三角地区高、粤东西北低的不均衡分布。

（2）提高经济与社会发展指数迫在眉睫。城市群经济发展是由经济、社会与环境三大子系统共同构成的有机统一体，系统协调度决定了城市的发展态势和潜力。广东21个城市中，除深圳三系统均衡协调外，单一系统发展指数滞后的城市共有6个，经济与社会发展指数双滞后的有14个，协调度亟待提高。

（3）广佛肇-清远、云浮，珠中江-阳江，深莞惠-河源、汕尾各城市群内部的协调度较高，近年呈上升趋势，协调度不断优化，协调发展综合评价结果分布已经从“金字塔”状转变为“橄榄球”状，区域内已经形成梯度发展的态势，未来这些城市将继续走在广东经济的前头。

（4）粤东城镇群、粤西城镇群和韶关都市区协调度较低，协调等级也较低，明显逊色于其他地区，汕头、湛江作为区域龙头城市，优势不明显。但近年来这些地区发展迅速，协调程度的空间差异呈逐渐缩小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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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 regional urban agglomeration in construction of“One Belt and One Road”

WU Hong，CHEN Dai-wan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Shantou Polytechnic，Shantou 515078，China）

Abstract：Taking Guangdong regional urban agglomeration in construction of“One Belt and One Road”as the research object，the index system from three systems of economy，society and environment is constructed．The empirical analysis is carried outw ith the improved entropy method，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function and the degree model of comprehensiv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overal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 regional urban agglomeration is generally well，while there is a big gap between the cities；it is urgent to raise the index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among the 21 cities in Guangdong，there are one city w ith the three balanced development subsystems of the economy，the society and the environment，6 cities w ith the index of subsystem development lags behind，and 14 cities w ith the index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lags behind；the coordination level of all cities in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has reached the coordination class，judging from the distribution of coordination degree，the trend of which the gradient development has been formed．The coordination degree and coordination type of East Guangdong town group，West Guangdong town group and Shaoguan metropolitan area are obviously inferior．According to this conclusion，for Guangdong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One Belt and One Road”should take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al econom ic integration as the core，the policy of revitalizing the northwest region of eastern Guangdong should be implemented，cities in different regions should be adjusted and developed in accordance w ith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the city coordination degree is improved using the policy dividend and the strategic opportunity of“One Belt and One Road”．

Key words：One Belt and One Road；urban agglomeration；regional economy；coordinated development；improved entropy method；coupling coordination function

中图分类号：F 2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823（2017）06－0504－06

doi：10．7688／j．issn．1674－0823．2017．06．05

收稿日期：2017－07－1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5BJY035）；汕头职业技术学院院级课题（SZY2015Y08）。

作者简介：吴 竑（1965－），男，广东汕头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

* 本文已于2017－11－20 11∶16在中国知网优先数字出版。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1．1558．C．20171120．1116．020．htm l

（责任编辑：吉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