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民彝”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关 键 词：李大钊；民彝；政治观；历史观；群众主体；个性解放；政治觉悟

民国开始之后没多久，李大钊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期望就破灭了，他深感“今理想中之光复佳运，希望中之共和幸福，不惟毫末无闻，政俗且愈趋愈下，日即卑污，伤心之士，安有不痛愤欲绝，万念俱灰，以求一瞑，绝闻睹于此万恶之世也。”［1］47李大钊逐渐认识到中国久病积弱的根源是国民缺乏民主共和的意识，认为“黎庶之患，不患无护权之政制，患在无享权之能力”，封建专制下的国民受纲常教义思想的束缚，缺乏对自由、平等、民主等观念的认识［1］40。辛亥革命失败后，他更是深刻认识到必须从文化思想的根源上冲破传统封建思想的囹圄，对以儒学为中心的纲常教义等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发起了猛烈的抨击，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李大钊关于“民彝”内涵的阐释

李大钊在《民彝与政治》一文中，用《诗经》中“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引出了对“民彝”一词的解释，并进一步说明了“言天生众民，有形下之器，必有形上之道。道即理也，斯民之生，即本此理以为性，趋于至善而止焉。”［1］145显然，李大钊的“民彝”出自《诗经》中的“民之秉彝”，但又不仅仅指民之常性，“言天生众民，有形下之器，必有形上之道”才是重点。“形下之器”乃民众之本体，而“形上之道”即形上之理，乃民众之思想、意志、本能、道德观念等，是民之所以为民的重要特征。为进一步解释“彝之义”，李大钊用“器”“常”“法”对“彝”进行了训诂。

1．“彝”训“器”

“宗彝者，宗庙之常器也。”李大钊用“宗彝”譬喻“民彝”，并说明了两者的关联之处，即“明古者政治上之神器在于宗彝，今者政治上之神器在于民彝。宗彝可窃，而民彝不可窃也；宗彝可迁，而民彝不可迁也。”［1］146－147“宗彝”在古代宗法社会既是宗庙内摆设的用于记载国家重大事件、典章制度等的具体器物，又是一种无形的意识形态，是国家政治权力的象征，向民众灌输符合当时社会要求的思想观点、文化风俗、伦理道德等。“民彝”是现代政治上的神器，是民众在一定历史环境、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中所形成的精神状态和意志。“宗彝”是可以被盗取的，是会变化的；而“民彝”存在于民众的思想、精神和心理中，是无法被盗取或摧毁的，从而突显了“民彝”在现代民主政治中的重要地位。

2．“彝亦训常”

李大钊引用《尚书·洪范》中“彝伦攸叙”和《老子》中“大道甚夷，而民好径”的“夷”对此作出了解释。“彝伦”意为人类的伦理常态，也就是人性的意思。《尚书·洪范》中箕子以大禹顺从水性、遵守规则成功治水的故事向周武王谏言治国如治水，即要顺从民性。而“大道甚夷，而民好径”的意思是虽然大路平坦好走，而普通老百姓却喜欢抄近道，暗含之意为施政者所认为的平坦“大道”不一定是民众所愿意接受的。综而观之，这里“彝”即为常理，意思是治国理政应该顺应民性，“但求平易近人”，使百姓各安其业，维持百姓的普通生活。反之，若“以非常之政术”，只会使民众感到迷惑混乱；“以非常之教令”，只会令民众受到束缚、压制。要“因性以为法”，而不能“立法以制欲”［1］147。

3．“彝又训法”

“彝训法”出自《尚书·囧命》中的最后一句“永弼乃后于彝宪”。《尚书·囧命》是周穆王任命伯囧为太仆长的时候的一段对话，“永弼乃后于彝宪”意思是要长久用常法辅佐君王。李大钊明确指出：“民彝者，民宪之基础也。”在这里，“民彝”指的是习惯法而不是成文法。他认为英国的宪法堪称世界最完美的宪法，原因是“匪制造而成者，乃发育而成者，非空玄理论之果，乃英人固有本能之果也。”随后，他又解释到：“英人固有之本能，即英之民彝也。”英国宪法遵从了“民彝自然之演进”，能“循其常轨”“积习成性”［1］148。也就是说，英国宪法是在自然形成的习惯法、不成文法的基础上形成的，符合民众的生活习性，符合民众的思想、道德伦理观念等，那些脱离民众而生硬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法律制度等缺乏生长的环境，是发挥不出应有效力的。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李大钊所说的“民彝”内涵丰富。它包括民众在一定社会环境中、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习性、智慧、道德品质及思想、情感、意志、价值观等，也包括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风俗、习惯、礼仪、伦理道德等，综合反映了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特征。一者，“民彝”是“为治之道”，应“听民之自器其材”，如“极其越俎之害”，必将“侵及民彝自由之域，荒却民彝自然之能”，所以治国理政应“因民彝而少加牖育之功”；再者，“民彝”是“吾民衡量事理之器”，其“藏器于躬”“有其纯莹之智照”，是任何封建传统和奸雄的权谋数术所不能统治和阻碍的［1］145。“民彝”是民之固有，体现着人民的意志，象征着人民的权力。

二、李大钊“民彝”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民彝”政治观

基于“民彝”的内涵，李大钊提出构建“适宜之政治”的政治观，即“惟民主义为其精神、代议制度为其形式之政治，易辞表之，即国法与民彝间之连络愈易疏通之政治也。”［1］149他指出，“适宜之政治”是“信其民彝，彰其民彝”的政治。先进国家的国法产生于“民彝”之上，反映了民众意志和要求，他们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多年“培养民权自由之华”的结果。在这里“惟民主义”实际上就是民主主义。代议制是李大钊“民彝”政治的组织形式。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期间接触到的西方政治体制中，代议制民主制是他所最为推崇的。他引用英国哲学家穆勒的话，认为“善治初哉首基之要素，即为其群各个小己之智德”，也就是说各个民众的智慧和美德是一个好的政府组织形式的基础，一个政治体制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涵育其群小己可嘉之资能至于何度”［1］149。

代议政治的政治原理为“政治之良窳，视乎其群之善良得否尽量以著于政治；而其群之善良得否尽量以著于政治，则又视乎其制度礼俗于涵育牖导而外，是否许人以径由秉彝之诚，圆融无碍，而为彖决于事理得失利害之余裕。”［1］150也就是说，判断政治的好坏一是要看能否让民众的意志得以彰显于政治，二是要看是否有能够通达民意的政治制度。“民彝”是不可被压抑的，其与政治的沟通也不能被阻塞。“其为势也，不以常达必以偶达，不以正达必以变达，不以顺达必以逆达，不以和达必以激达。”［1］154不使民意达以常正顺和之道，必激起谋逆叛乱之举。他强调“立宪政治基于自由之理”，代议政治的实施并非徒有其名，必须将自由之精神植入民众之中，自由是实行民主政治之基础［1］158。自由和专制是不可调和的，要发扬民权，就不能阻碍民众自由全面的发展。

（二）“民彝”历史观

1．“民彝者，可以创造历史”

李大钊认为，综观各国，凡历史厚重、往哲先贤之说影响力长期累积的国家，更容易出现“民彝”被束缚壅蔽、自由被压抑约束的现象。因为历史越悠久，圣哲流传后世的典籍就越多，民众的思想被禁锢的现象就越严重，政治腐败问题就越突显。就像是释迦对于印度，耶稣对于犹太，孔子对于中国，国民对其顶礼膜拜、曲意迎合，而“不复知尚有国民之新使命也；风经访典而外，不复知尚有国民之新理想也”［1］151。李大钊指出，这并不是古人的过错，而是国人崇尚古人之说的社会风气已久，民众自身的智慧、思想、意志等都被压抑于圣智之下、典章之前，得不到彰显，久而久之散失了自我意识。于是乎，“豪强者出，乘时崛兴，取之以盗术，胁之以淫威，绳之以往圣前贤之经训，迟之以宗国先君之制度。”［1］153从而禁锢民众的思想和本能，约束其聪明智慧，使其志气衰退没落。也正因如此，袁世凯才敢重演曹操、王莽、石敬塘、张邦昌、刘豫、路易十四、拿破仑第三的历史，实施专制统治，篡权卖国。

查考古籍便可发现，历代农民起义、民间反抗专制暴乱者屡见不鲜。然而这并不是因为民众天性好乱，而是因为“民彝者，心理之自然；经传者，伦理之矜持。以论（伦）理制心理，以矜持御自然，伦理矜持之道，有时而穷，心理自然之势，终求其达。”“不谋达以常正顺和之道，必遏之使出于偶变逆激之途。”［1］154民众的谋逆叛乱之举往往是因为长期受到统治阶级的压制和迫害、政治不能彰显民彝所致。李大钊在1917年《暴力与政治》一文中解释得更为清楚：“盖民意之受迫而求伸也，不能以径达，必求以曲达；不能以常达，必求以变达；不能以缓达，必求以激达；不能以理达，必求以力达。由是曲、变、激、力之道，小则出于暗杀，大则出于革命……”［2］178此种情况下再欲以封建纲常名教禁锢民众的思想也已是徒劳。于是，李大钊得出“是则民彝者，可以创造历史，而历史者，不可以束制民彝”的结论［1］154。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作为一名革命民主主义者并没有认识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社会发展，也没有真正理解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决定力量。李大钊把“民彝”看成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把历史进步归因于国民思想的变化，属于历史唯心论。虽然此观点并没有达到唯物史观的高度，但也包含了合理的唯物主义因素，为他后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者奠定了基础。

2．“离开众庶，则无英雄”

李大钊对英雄史观进行了批判。民众笃定地“尊重史乘”“崇奉圣哲”，不知不觉地形成了顽固的依赖之心。“神奸悍暴”之辈利用国民此种心理自诩为英雄人物，采取欺骗迷乱、怀柔笼络等手段窃取政权、作威作福。如果这种盲目崇拜依赖英雄的风气长期得不到纠正，“恐一桀虽放，一桀复来，一纣虽诛，一纣又起。”［1］156

李大钊详细阐述了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加莱罗、耶马逊、托尔斯泰的英雄史观。加莱罗认为是英雄创造了历史，是“神人”，只有英雄能激起被压迫的民众奋起反抗，促进社会的进步。耶马逊的观点是英雄顺从了民众的心理，吸收了民众的努力而成为英雄，英雄代表了民众的意志而成为民众活动的中心人物，是“人神”。托尔斯泰的观点正好与加莱罗相反，认为历史事件无一不是由“势力”造成的，英雄代表了民众的意志而云集了各种力量，“是故离于众庶则无英雄，离于众意总积则英雄无势力焉”［1］156。李大钊认为加莱罗的观点是专制制度下的产物，不可取；耶马逊的观点带有神秘主义色彩，仍是一种英雄政治的唯心史观，也不可取；唯有托尔斯泰的观点精辟绝伦。

李大钊指出：“夫圣智之与凡民，其间知能相去不远。”“秉彝之本，无甚悬殊。”［1］157他将英雄的出现归结于“众庶之信仰”显然是错误的，而认为英雄的出现是由于“时会之因缘”，即当时特殊的情况、形势，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他并没有揭示出任何英雄人物的出现都体现了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正如恩格斯所说：“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去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不论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终总是会出现的。”［3］

李大钊在批判英雄史观的同时，并没有否定英雄在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他认为：“排斥英雄之说，失其中庸，必至流于众愚政治。”并以“聚众瞽以事离娄之明，驱众尪以当乌获之役”作出了形象的比喻。他认为不能盲目迷信英雄，不能尽听其教导、指挥，而英雄也应该“守一定之限度，以代众庶而行众意”，超过了一定的限度背叛民意而专断独行是绝对不可取的。因此，“唯民主义乃立宪之本，英雄主义乃专制之原。”［1］157

李大钊的“民彝”历史观虽然把人的思想和意志看成推动历史进步的重要因素，属于一种唯心史观，但他从民主主义的立场出发看到了民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批判了过于尊崇依赖英雄的英雄史观，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依然包含了唯物史观的某些因素。

三、李大钊“民彝”思想的当代价值

在“民彝”思想中，李大钊提出了保障民众的自由是构建中国的适宜政治的基础，强调人民群众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呼吁民众解放个性、政治觉醒，今天看来仍有其意义和价值。

1．重视群众的主体地位

李大钊的“民彝”思想中包含着对人民群众的认识。虽然“民彝”思想中的部分内容并不是完全的唯物主义，但在近代社会民众崇尚英雄、思想蒙昧的现实现状中，李大钊正确认识到“民彝者，可以创造历史”“离开众庶，则无英雄”，这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中国大地上首先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他对于群众地位和作用的重视，有利于后来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4］。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5］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总结我党革命和建设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党的群众路线思想。习近平同志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强调人民创造历史，重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指出群众路线是我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6］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习近平同志更是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指出人民是改革的主体，强调要学习和掌握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紧紧依靠人民推进改革，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

人民群众不仅是历史主体，同时也是价值主体［7］。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一条成功经验，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和保障。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方面面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将人民的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最高价值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在各种危机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2．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

李大钊强调了自由的重要性，认为“自由为人类生存必需之要求，无自由则无生存之价值”［1］228。他认为，中国国民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之下，崇拜圣君圣贤，草民意识、奴性思想根深蒂固，缺乏自我意识，“宜举国权而托诸其人也”［1］155。而要实现立宪政治，“必于其群之精神植一坚固不拔之基……初无俟法制之力以守其藩也。厥基维何？简而举之，自由是已。”［1］150李大钊认为，自由是实行民主政治的核心，民众的自由得以发扬和保障，才能建立真正的立宪政治。其中，他特别看重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

首先，李大钊强调“意念自由”是“生民之秉彝”，“则其活动之范围，不至轶越乎本分，而加妨害于他人之自由以上。”［1］150所以当国民遇事、处事时，使之按其素有的秉赋、智慧和才能来判断是非曲直、分辨真诚虚伪、比较得失成败，必然可修成“中庸之道”，言行举止必然合乎正理，不用担心出现行为放荡、不守礼法的现象。他在《宪法与思想自由》一文中说到：“欲畅舒国民之自由，不当仅持现存之量以求宪法之保障，并当举其可能性之全量以求宪法保障其渊源也。其渊源维何？即思想自由是已。”［1］229“吾人对于今兹制定之宪法，其他皆有商榷之余地，独于思想自由之保障，则为绝对的主张。”此处李大钊使用了非常激进的表达和绝对的字眼来体现对自由的执着追求［1］231。他认为思想自由主要包括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和教授自由。

其次，李大钊强调了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他在《真理之权威》一文中说到：“以言论之自由，示良知之自由，而愿与并世明达共勉之矣。”［2］105李大钊认为，言论自由了思想才能得到自由，才能实现自我改造、自我提升，民主政治才能得以实现。

李大钊的立宪国民张扬“为我”“有我”，追求个性解放。他认为对封建礼教的批判有助于打破传统权威主义观念的束缚，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个性解放［8］。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下，国民思想长期受到纲常名教的禁锢，在圣哲、典章面前“几于人人尽丧其为我”，不敢有自己的思想、意志，更不会直言无忌地表达观点、看法。然而，即使是被国人奉为圣人的孔子、孟子的思想中也含有“有我”之精神，并没有说要牺牲自我而甘为傀儡，因此“真能学孔孟者，真能遵孔孟之言者，但学其有我，遵其自重之精神，以行己立身、问学从政而已足。”［1］152李大钊强烈批判国人不知“有我”的现象，呼吁冲破封建思想的网罗而实现个性解放，摧毁和澄清一切迷惑蒙蔽“民彝”的死灰陈腐，打破旧习俗而蕴育新精神、新气象。当然，李大钊所强调的个性解放并不等同于个人主义。李大钊认为：“西洋生活之自然法则，在于保存自我（self-preservation）；东洋生活之自然法则，在于牺牲自我（self-sacrifice or self-negation）。”两者之间需要相互调和，目的在于“自他两存（co-existence）”［2］28。西方人的保存自我应以不牺牲他人为前提，而东方人在以不牺牲他人为目的的同时应先谋求保存自我。同时，他还指出个性解放和自由是相辅相成、互为前提的。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命题。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9］。人的解放、人的自由、人的自主个性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贯穿于马克思理论的主题。李大钊的“民彝”思想认为，自由是民主政治的核心，个性解放也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民主无论从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都要尊重人性，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为国家的政治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0］。在中国近代社会，从李大钊的“民彝”思想中能看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思想的雏形，尤其是其对于自由精神和个性解放问题的深刻研究是难能可贵的。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要求。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其基本前提就是尊重每个人的个性，肯定每个人的价值。

当下中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这一阶段就是要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准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方面的条件。加强物质文明建设，促进经济发展是前提和基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动力和方向；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其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氛围；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提供优越的自然条件。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是在既有条件下向“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目标努力迈进。

3．唤醒民众的政治觉悟

李大钊认为：“群演之道，在一方固其秩序，一方图其进步。前者法之事，后者理之事。”［1］162“法”就是国家借以维持秩序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理”就是人的存在，“理之力”是反旧势力、反权威的，推动社会进步、历史前进的人的内在的精神力量。人生最终的价值在于觉醒和思考的能力，而不只在于生存。“理之力”的有效发挥需要相信、依靠“民彝”，需要唤起民众的政治觉醒。李大钊以路德建立新教与罗马教皇抗衡，卢梭、孟德斯鸠、乌尔泰宣扬民主、自由等精神以奠定共和之基础，以及《英国大宪章》《美国独立宣言》《南京约法》的形成为例，说明了单纯依靠“法之力”无法维持国家的秩序，反动统治往往凌驾于“法”之上，甚至会以“法之力”压榨民众、剥夺人民的权利，要彻底摧毁旧势力，就必须唤醒民众的觉悟、依靠民众的力量。“以理之力为法之力开其基，更以理之力为法之力去其障”，这样“法”便会不断地更新、进步，实现“即法即理，即理即法”，社会便得以发展［1］162。

李大钊还强调人的生存与环境息息相关，而人类是可以“本其民彝改易环境”而战胜自然状况的，因此，“文明之人，务使其环境听命于我，不使其我奴隶于环境。”［1］163作为国家的一员，国民需要发挥自己的力量，努力与当时黑暗的政治环境相抗衡，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努力应不亚于为了自我求生而作出的斗争。李大钊借用托尔斯泰对“革命”的诠释，即“革命者，人类共同之思想感情遇真正觉醒之时机”，大力呼吁：“吾人宜悟儒家日新之旨，持佛门忏悔之功，遵耶教复活之义，以革我之面，洗我之心，而先再造其我，弃罪恶之我，迎光明之我；弃陈腐之我，迎活泼之我；弃白首之我，迎青年之我；弃专制之我，迎立宪之我；俾再造之我适于再造中国之新体制，再造之中国适于再造世界之新潮流。”从而发挥自我之力量，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1］163－164。

在黑暗的中国近代社会，国民具有思想守旧、迷信英雄、好同恶异、偏安一隅等劣根性。李大钊的“民彝”思想将民众的思想、意志等提到了一定的高度，就是要唤醒国民的意识，这些都成为改造中国国民性的利器。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今天，公民的政治觉醒主要体现在公民意识的提高和主人翁精神的形成上。公民意识是“公民对自己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是公民以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为依据，以自身作为国家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等活动主体的一种心理感受与理性认识。”［11］其内容主要包括主体意识、国家意识、法律意识和民主意识。中国封建社会历经两千多年，导致公民意识缺乏。新时期我国公民的公民意识有所提高，但重权利轻义务、民主和法律意识不高的现象仍很严重，难以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和法治中国建设的需要。因此需要重视公民意识的培养，引导公民内化对公民身份的正确认知，提高公民的政治能力和政治素养，培养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国家使命感，从而顺利实现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目标。

四、结 语

李大钊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民主政治学说相结合所阐发的“民彝”思想是对民国早期民主建设的初步理论研究，也是为了唤醒民众的思想意识，包含了丰富的国民性改造要素。李大钊的“民彝”思想也为其之后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李大钊在阐述“民彝”思想时，迫于当时危急的国势选择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1］145。中国古代各家都从不同的角度论述民本思想，总的来说都体现了重民爱民利民的核心观念，体现出民众在国家中的重要性，但在封建制度下“民本”的前提是“君本”，民本思想被伦理道德所绑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李大钊在东渡日本留学时接触到西方民主政治思想，也认识到民本思想的局限性，遂将自由、平等等西方先进的民主思想融入其中，形成自己具有鲜明特色的“民彝”思想。李大钊借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来观察人类社会，认为社会的发展同样是新事物战胜旧事物、新旧交替的过程，从而提出了“民彝者，可以创造历史，而历史者，不可以束制民彝”的唯民史观，这都是具有进步意义的［1］154。

李大钊的“民彝”思想中已经提出了“民彝”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思想的提出虽然是在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之前，但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是和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方向一致的。他早期对民主政治的探索并不是完全照搬照抄国外的经验，而是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与西方的民主政治思想相结合，具有中国特色，也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他重视民众在民主政治中的主体地位，强调政治和民众的互补关系。中国现代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同样要重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借鉴与国情相结合；要重视人民的权利，充分发挥人民的作用。李大钊的民彝思想强调自由之精神、呼吁国民重理尚法、要求国民实现个性解放、政治觉醒，这些对于黑暗笼罩的近代中国无疑是拨开乌云而获取的一丝光明，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同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充分重视“人”的价值是十分重要的，当代公民思想、文化素质的提高是其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1］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33．

［4］卫杰．李大钊“民彝”思想研究 ［D］．沈阳：辽宁大学，2013．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7．

［6］习近平．深入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实现党的十八大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证 ［N］．人民日报，2013－06－18（1）．

［7］曹媛媛．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中国特色［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372－376．

［8］裴赞芬．李大钊个性解放思想解析 ［J］．河北学刊，2009（6）：94－97．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83．

［10］杜鸿林．李大钊人民群众观论述 ［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106－117．

［11］许耀桐．大力加强公民意识教育 ［J］．求是，2009（5）：44－45．

On“M in Yi”thoughts of LIDazhao and its contem porary value

ZHOU Yan-qiong
（School of Marxism，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89，China）

Abstract：“M in Yi”thought was proposed by LIDazhao，who combine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Western democratic politics．It is a preliminary theoretical study on democratic construction of his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whosemain content is the viewpoints of“M in Yi”politics and“M in Yi”history．The“M in Yi”thoughts of LIDazhao launched a fierce attack on feudal ethics and morality，such as the tsunatsune doctrine which takes Confucianism as the center，etc．It produce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ideological circle in China，and laid an important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LIDazhao to embark on the Marxism road．Some contents of“M in Yi”thoughts have certain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contemporary value，which provide useful inspirations，such as the attention paid to subject position of the masses，the pursuitof freedom and liberation of personality，and the awakening of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of themasses，etc．

Key words：LI Dazhao；M in Yi；political viewpoint；history viewpoint；subject of masses；personality liberation；political consciousness

中图分类号：A 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823（2017）06－0565－06

doi：10．7688／j．issn．1674－0823．2017．06．15

收稿日期：2017－05－05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L13czz010）。

作者简介：周艳琼（1985－），女，湖南郴州人，讲师，博士生，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等方面的研究。

* 本文已于2017－07－13 16∶14在中国知网优先数字出版。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1．1558．C．20170713．1614．016．htm l

（责任编辑：郭晓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