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的这五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世界大势的准确把握和对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向国际社会发出了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并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短短5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经在全球治理与国际关系领域发挥出相当的影响力。学界对此高度关注，也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但从既有研究来看，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具有的理论创新点的研究还不够，一些学者将之直接视作中国首创，或将之溯源到中国古代“天下大同”思想的做法也不是特别妥当。实际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及提法都由来已久，但只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实现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逻辑提升和体系化构建，并以此指导全球治理的实践变革，进而引领人类走向一种新型共同体时代。梳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逻辑演进与实践旨归，有助于阐明其特殊性、创新性与现实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现实基础及其逻辑演进

共同体的存在是人类文明的最初存在形态，而从一种自然、自发或自在性的共同体向自觉与自为性的共同体的跨越，正是人类文明演进的一条基本线索。从原始家庭和氏族共同体，到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到城邦共同体与民族国家共同体，再到现代社会各种自组织的共同体，人类都在不断地超越既有共同体的自在性，创建更有利于自身发展与文明赓续的新型共同体。不过总体而言，15世纪以前的人类共同体都是一种自然性与自在性的存在，即主要依托血缘与地缘关系所构成的实体性共同体，期间只是偶尔发生跨血缘与地缘的交往关系(例如古代地中海贸易与古丝绸之路)。15世纪末，由欧洲船队主导的新航路的开辟与地理大发现，成为人类打破地理隔阂的关键一步。从此欧洲资本家奔走于世界各地，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持续扩大以欧洲为主导的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275-276，资产阶级大工业更是“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1]114。可以说，工业革命与世界市场标志着人类开始掌握开创世界历史的主动权，而一种超越自然性、地域性的世界共同体亦正在人类活动中初现雏形。20世纪后半叶，在突飞猛进的交通、通信与网络技术的推动下，全球化进程势不可挡。世界各国在经济、科技、贸易、金融、资本、人才、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愈加频繁，发达国家持续繁荣的需求和发展中国家对发展的渴望，促使各国纷纷加入全球化进程，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联系愈加紧密。日益昭显的人类共同体以“地球村”的术语形象地表述出来。但与此同时，气候变化、环境污染、能源枯竭、人口剧增、经济失衡、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也伴随而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安全。对此西方学者哀叹，如果放任这些问题加剧，并且继续按照既有模式运转，那么人类就会面临具有灾难性后果的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2]5。

全球化运动在客观上造就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而全球化发展与风险并存的双重性，加深了人类对于自身命运相关性的认识，也是命运共同体、世界共同体、人类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概念提出的现实基础。早在20世纪80年代，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提出的外交政策新思维(着眼于改善苏联与联邦德国的关系乃至东西方关系)，就蕴含了这样一层重要的意思：人类历史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世界政治与经济正在发生结构性变革，整个人类正面临着共同的机会与威胁，已经结成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3]。同一时期，德国着眼于核威胁与生态威胁等重大安全威胁，也发出东西方乃至全世界应结成密不可分的命运共同体的呼声[3]。20世纪90年代前后，西方学者讨论全球化时便常常使用命运相连的共同体(shared fate)这个用语，其重要内涵是：人类之间伦理上的一些意义重大的关系并非全是他们有意识的选择的结果。将人类捆绑在一起的力量是由我们过去的行动或其后果所造成的，如政治行动、气候变化、安全问题、恐怖主义活动等。无论人类愿意与否，人类就这样被编制到一个关系网内，而这些并非人类有意为之的力量塑造了人们进一步行动的客观情境[4]。这种客观情境很快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前提。许多学者指出，全球化时代各国都因全球性问题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5]，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使各国不论大小、强弱、贫富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6]，由于各类全球性问题仅靠个别民族国家无法解决，而需要世界各民族国家共同合作才能真正解决，人类社会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命运共同体[6]。

这些研究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实际上由来已久，但其最初是在关照全球性问题特别是其风险与危机的方向上来定位的，“全球化进入到人类的自觉意识层面，是与人类面临的全球性、世界性问题的集中‘出场’分不开的。”[7]这个层面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固然也很重要，标志着人类对全球化进程的自我反思，是一种自由理性精神的体现。但说到底，这个层面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充其量是“患难共同体”意识，它侧重于描述全球化的现象与后果，却弱于勾画全球化的未来行程，结果我们只看到了全球化的盲目性与人类在全球化面前的被动性。其后，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升了一步，将之指向国际合作的维度，但因为它缺乏充分的内涵界定，也没有匹配任何实践性方案，所以终究只是一种伦理性话语，无法对国际关系、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发挥足够的影响力。在全球治理的现实体系中，长期占支配地位的都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唯我主义、利己主义与零和博弈的逻辑，这种逻辑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际社会的分裂与对抗，使人类文明走向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背道而驰。因此，全球治理亟待创新一种更高尺度的价值规范与实践框架。中国提出的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向世界贡献了指导全球治理的全新价值体系与行动纲领。人类命运共同体由此跨越“应然”与“实然”的鸿沟，成为重塑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与世界发展新态势的真正力量。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及其实践

面对各种形式的全球性危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显得有些束手无策、举步维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集团在2001年的“9·11”事件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所卷起的政治、安全与经济风波后，经济复苏乏力，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都相对下降，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国际和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状况及其发展趋势是全球治理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全球治理的主要手段与途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管理与使用，它包括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既包括物质层面的资金、物品(如联合国会费)，又包括制度层面的组织、机制、规范(如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亚投行等)，还包括新的引领人类发展的理念与价值(如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国际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总体性的公共产品，它规定了管理人类公共事务的规则、机制、方法和活动；而具体的公共产品则包括国际安全与秩序、环境保护、疾病防治、金融援助、基础设施建设等。(参见蔡拓：《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问题与新关切》，《学术界》2016年第9期，5-14。庞珣：《全球治理中的金砖国家外援合作》，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第62页。)的能力和意愿也明显下降，而经济、金融、能源、环境、生态、恐怖主义、核安全方面的全球性问题的威胁依然迫在眉睫。发达国家集团及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因其保守性与不公正性，已经无以应对全球变革和全球性危机带来的挑战。人类向何处去以及如何去的问题，已经成为现时代考验人类智慧的核心问题。“问题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8]针对当代全球治理的出路问题，中国给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答案。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本身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与升华的过程，最终由习近平总书记完成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体系化构建，使之成为指导中国新型国际关系、参与全球治理的核心概念。学界对命运共同体的研究先行一步，到2011年，党和国家首先在《中国和平发展报告》中正式使用了“命运共同体”这一提法[9]；2012年，“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被明确写入十八大报告，但强调的是经济方面[10]。随着中国综合实力与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习近平总书记紧紧抓住了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多个重要外交场合屡屡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国际事务当中去，充分显示了中国把自身发展同世界发展、中国人民命运同人类总体命运紧密联系起来的大国担当。习近平还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具体化，多次使用“命运共同体”来具体描述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地区或地域的关系，提出携手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中巴(中国巴基斯坦)命运共同体、中乌(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命运共同体等，表达了中国在世界上广泛建立合作共赢关系的信心和愿望。2015年9月，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上，习近平正式向国际社会全面阐述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政治、安全、经济、文明、生态五个方面诠释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涵：政治上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安全上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格局；经济上要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文明上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交流；生态上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体系。政治互信、经济互惠、安全互促、文化互动、生态互建这五个方面抓住了国际关系与国际秩序的重点领域，是指导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文明与文明之间关系、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规范化要求，为全球治理创造了全新的价值体系。

作为全球治理方案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有了明确的内涵界定和价值标准，而且以“打造”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动宾式结构，使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一系列具体实践与行动中现实生成，这是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同以往各种伦理色彩的命运共同体提法的根本差别所在。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2]500。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在一系列实践中，不断由理论化为现实。十八大以来的这5年，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参与G20和APEC进程，大力推动共建自由贸易区，发起创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发展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丝绸之路基金等国际金融产品，积极推动和加快落实《巴黎协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步伐正稳步向前。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倡议或主导所形成的各种机制、方案与制度，都是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倡议及其配套的各类政策、机制、经济与金融平台是物质层面的公共产品，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理念、原则和价值观则是精神层面的公共产品，前者是中国硬实力的体现，而后者则是中国理念、中国价值引领全球治理发展的软实力的核心。这两个方面的结合有效地改善了当前国际社会的公共产品供给状况，体现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智慧、能力和决心。有国外学者感叹道：“当今时代能旗帜鲜明地宣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家只有中国”[11]，并特别指出在“一带一路”之中，看到了中国谋求的合理公平的全球化时代改革，以及中国坚定不移地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迈进的姿态[12]。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引领开创新型共同体时代

从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直观体验和感性认识，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性自觉与实践活动，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大飞跃。中国提出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标志着人类对自我命运从局部到整体、从狭隘到开放、从自在性到自为性的飞跃。它呼吁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的人们跨越国别性、地区性、集团性的界限，打破地域、种族、文化、意识形态的区分，主动走到一起，紧密团结在一起，探索和捍卫人类的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唯有如此，人类才能自由自觉地把握自己的命运，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人类命运共同体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共同体?有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所有国家、所有地区及其所有人民组成的生存与共、命运相连的共同体[12]。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在经济全球化浪潮推动下结成的相互依存关系[13]。这些观点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实际上并不十分准确。就存在论而言，人类共同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是个自然事实，这种共同体自人类诞生以来就已存在，但长期并未进入人类的自我意识，所以这种共同体是“无主体”的共同体，它对于人类而言还是个“无”。历史地看，是全球化进程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性问题推动了人类共同体意识的产生，由此人类开始全面认识和理解全球化所造成的普遍联系和各种矛盾冲突并予以反思，这是认识论层次上的人类主体性的“出场”。但是在这个层次上，人类主体对全球化进程及问题的直观，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旁观者”的立场——就像我们看到大量有关全球化之“好”与“不好”、世界是平的与世界不是平的观点，它们把全球化当作问题所在，片面地肯定或否定全球化，却忽略了全球化的真正主体是人，不是全球化影响和决定人类命运，而是人类影响和决定着全球化的命运。更关键的问题是，人类对于自身在事实上的深度联结的认知并不等同于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的自觉关照。即使人类已经意识到自身处于生死荣辱与共的诺亚方舟之上，但人类到底应该怎样以及如何对此负责呢?抽象地谈全人类的生存与共、命运相连是得不出答案的。唯有将认识论上升到价值论，将人视作选择、创造和评价全球化活动及其相关价值的主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真正成为具有主体性的、现实性的共同体。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是以命运共同体意识为前提而自主、自觉链接起来的一种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应该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顺应时代潮流，把握正确方向，坚持同舟共济，推动亚洲和世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14]“同舟共济”的中国智慧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在组成部分，它意味着当人类置身于全球化驱动的诺亚方舟上时，人类必须在意识到“同舟”的事实基础(认识论)、决定“济”的方向与行动(实践论)、强调“共”的方式和价值(价值论)的三位一体基础上，才能掌握人类的未来命运。因此，中国的“同舟共济”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比西方的“in the same boat”和“shared fate”(仅是在认识论层面上)表达出更高程度的人类自为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命运共同体意识为前提而自主、自觉链接起来的一种伙伴关系，要建构、维护并再生产这种关系，必须坚持开放性与自主性这两大基本原则，才能确保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人类走向一种新型共同体时代。开放性与自主性实际上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开放性是在客体层面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开放性、包容性，而自主性是在主体层面强调参与和加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自觉与自由。唯有开放，方有自由；唯有自主，才能持续开放，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命之源。打造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反对任何形式的大国沙文主义或霸权主义，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反对任何强加性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与文化价值观，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依据经济水平、发展模式、意识形态等来划分封闭的“我们”小集团、小阵营，而是始终敞开命运共同体的边界，任何国家的政府及其人民只要能够在政治互信、经济互惠、安全互促、文化互动、生态互建等方面达成共识、付出努力，就能够加入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来。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开放、自主的共同体，也是一个处在不断建构过程中的自为性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马克思“自由人的联合体”在现时代于国际关系上的体现，是一个具有“多样性的统一”的共同体：“多样性”体现的是各国文明、传统、发展道路的特殊性与自主性；“统一”体现的是人类对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共同价值的普遍认同与坚守。“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这一中国古语，生动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多样性的统一”的共同体属性。正是因为有着高度的开放性与最深沉的内聚力，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够吸引更多国家和地区的认可和参与，从而不断逼近其最终形态——自由人的联合体，实现人类对自身命运的真正承担和把握。中国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首要践行者，将在新时代继续坚持对人类命运负责的责任感和以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发展的使命感，同更多国家建构广泛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让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阳光普照世界，实现人类对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共同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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