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政府正深入推动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了适应经济发展趋势的需要，扩大服务业开放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目前辽宁省服务业开放的现状如何，辽宁省服务业开放还存在哪些问题和不足，发达省份的发展经验对辽宁省有哪些值得借鉴之处，在“一带一路”深入发展和辽宁自由贸易区设立的背景下，如何利用服务业开放进一步推动辽宁经济振兴以及融入全球，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文献综述以及相关概念界定
1. 文献综述
Hoekman(1996)用频度分析方法量化服务贸易壁垒，从而进一步研究一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水平[1]。Hoekman和Mattoo(2007)从国际组织的角度入手，认为世界贸易组织应该充分发挥其作用扩大各国服务开放水平。从而使成员国的服务企业谈判时能够在国民待遇上获利更多[2]。国内学者樊瑛(2012)从时间、空间、结构和模式四个不同角度，运用五种指标来量化中国服务业的开放程度，在此基础上指出服务业对外开放面临的挑战和相应的战略选择[3]。刘庆林和段晓宇(2016)认为，服务业开放具有异质性与复杂性、清洁性与垄断性、分散性与不平衡性等特征，并且服务业开放主要有进出口模式、FDI模式、非股权安排模式三种模式[4]。
在地方层面上，侯祥鹏和方维慰(2015)认为，江苏的服务业增加值和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服务业FDI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服务贸易和服务业FDI都能促进服务业的发展，且利用外资的贡献更大[5]。赖伟娟、段瑞焜(2015)认为，市场规模、投资壁垒、人力资本状况和基础设施状况等区位因素对服务业FDI的流入有重要影响[6]。张冰(2011)对服务业FDI对辽宁服务业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各行业与服务业FDI的关系及服务业与FDI之间的关系[7]。
但是，国内学者对辽宁服务贸易的研究以及服务业开放对服务业自身发展影响的研究都比较少。
2. 相关概念界定
服务业是一国经济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所谓“服务业”，简单来说是指生产或者提供各种服务的经济部门或者企业的集合，主要分为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8]。
服务贸易和服务业FDI是研究和衡量一国(或地区)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指标。根据服务贸易的提供方式，《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GATS)将服务贸易定义为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四种形式。根据GATS定义，“服务业FDI”可以概括为由一国投资者在其他国家建立生产和经营实体并向该国境内或向其他国家提供服务的活动。
囿于数据的局限性，本文只从商业存在的角度，在服务业FDI视角下分析辽宁省服务业开放的基本情况。
二、辽宁省服务业开放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1. 开放现状
在规模总量上，随着辽宁经济的发展，作为辽宁服务贸易发展基础的服务业发展迅速。2006—2015年，辽宁省服务业产值的规模不断增加，服务业占GDP的比例也不断扩大，2015年已经增加至46.19%。随着总量不断扩大，服务业已成为拉动辽宁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部门，亦成为扩大劳动力就业的重要渠道。
(1) 服务业FDI引进规模不断扩大。2006—2015年辽宁省登记外商投资企业总额不断增加(见表1)，其中服务业登记总额以及占比不断增加，但是仍主要以第二产业的外资引进为主，服务业外商投资企业总额不足50%。与2006年相比，2015年辽宁省服务业登记外商投资企业总额绝对值增加了646.84亿美元，增幅为185.97%。
表1 2006—2015年辽宁省登记外商投资企业总额 亿美元
数据来源：《辽宁省统计年鉴》。
(2) 服务业吸收FDI行业分布不平衡。辽宁省服务业大部分行业利用外资不足，但房地产业吸纳外资过高，出现房地产业吸收FDI“一枝独秀”的现象。2010—2015年中有4年半数以上的外资都投向了房地产业(见表2)，其中2015年房地产业实际利用外资27亿美元，占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比重高达73.65%。其次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其他行业外资涉足较少，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外资占比均不足1%，不平衡的现状尤为突出。
表2 2010—2015年辽宁省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行业分布 亿美元
注：教育及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类由于部分数据值较小，采取四舍五入法后值为0；数据来源于《辽宁省统计年鉴》。
(3) 辽宁省内地区发展空间差异大。辽宁省内各地在区域经济结构、服务业发展水平、服务业竞争力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使得辽宁省服务业开放水平存在较大的区域不平衡性。辽宁的这种地区差异具体表现在14个地级市FDI引进的较大差距上，据此可以将辽宁省14个地级市分为三个层次。某地区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是该地区开放水平的重要体现(见表3)。第一层次为大连，其实际利用外资所占比重接近甚至超过50%；第二层次为沈阳，其实际利用外资所占比重保持在16%～25%；第三层次为省内其他12个地级市。以2015年为例，实际利用外资最少的朝阳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仅占排名第一大连的0.52%，差距十分悬殊。
表3 2010—2015年辽宁省各地区吸引FDI比重 %
数据来源：《辽宁省统计年鉴》。
2. 存在的问题
尽管辽宁省服务业开放取得了较大发展，成为辽宁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具体来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服务业FDI总量不断扩大但规模仍不足。从服务业FDI总量的角度来看(见表4和图1)，江苏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保持相对稳定，浙江和广东两省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基本保持增长的趋势。辽宁省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额在不断扩大的同时，却在2015年出现巨大下滑，仅为2014年的28.56%。2015年辽宁省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36.66亿美元，分别为江苏、浙江、广东的32.40%、37.88%、23.97%。因此，与发达省份相比，辽宁省服务业FDI规模仍显不足。
表4 2010—2015年辽宁省与发达省份 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额对比 亿美元
数据来源：相关省份统计年鉴。
图1 2010—2015年辽宁省与发达省份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对比
数据来源：《辽宁省统计年鉴》《江苏省统计年鉴》《浙江省统计年鉴》《广东省统计年鉴》。
(2) 服务业FDI引进的“质”与发达省份相比差距明显。一是行业间FDI引进的严重失衡。结合前文所述，以房地产行业为例(见表5)，2015年辽宁省房地产实际利用外资27亿美元，占全年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73.65%，同年，江苏、浙江、广东数据分别为33.43%、31.39%、46.03%。辽宁省房地产业利用外资所占的比重比江苏、浙江比重之和还高，可见辽宁省服务业外资引进行业过于集中。江苏、浙江的房地产行业实际利用外资占比呈下降趋势。二是地区间FDI引进的差距悬殊。以广东省为例(见表6)，其各地区吸引FDI水平也存在差距，但差距较小，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按吸收FDI的水平来划分，广东省也可分为三个层次，即广州、深圳、东莞为第一层次；佛山、肇庆、珠海、惠州、中山、江门为第二层次；其余12市为第三层次，三个层次间差距较辽宁要小。另一方面，从层次的内部来看，作为辽宁省第一、二层次的分别是大连和沈阳；而广东省层次内部相对均衡，吸引FDI比重没有巨大悬殊。
表5 2010—2015年辽宁省与发达省份房 地产行业实际利用外资额对比 亿美元
数据来源：《辽宁省统计年鉴》《江苏省统计年鉴》《浙江省统计年鉴》《广东省统计年鉴》。
表6 2010—2015年广东省各地区吸引FDI比重 %
数据来源：《广东省统计年鉴》。
另外，近年来国家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不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这就使得辽宁在吸引外资的过程中，受中央政策影响明显。相比之下，江苏、浙江和广东等发达省份，在营商环境、融资环境、政府服务、国民待遇实施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外资引进结构上、质量上水平较高。
(3) 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缺乏融合机制。由于辽宁省服务业FDI重点主要集中于商务服务业和房地产等行业，FDI重点领域与先进制造业融合程度低，使得辽宁省服务业无法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沿海服务业发达省份充分利用先进制造业的规模化和专业化优势，集中剥离原先依附于生产制造过程的服务环节，促进现代高端服务业态加速向现代制造业生产全过程渗透[9]。发达省份中，近年来江苏一直在鼓励和引导制造业企业“主辅分离”，促进新的生产性服务业诞生，通过工业化与信息化、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互动和融合，突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叠加优势。目前，江苏正在全面实施服务业开放，加快国际化进程，在全球分工重组新格局中赢得新的发展机遇。2008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指出，要加快工业企业转型升级，引导和促进服务业快速发展。
(4) 专业人才匮乏的弱势。服务业FDI非常重视东道国人员的素质，丰富的人力资源可以为跨国企业创造更大的效益。辽宁省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环境难以吸引现代服务业发展高端人才，加之许多地区的服务业一直受到歧视和限制，对服务业的人才培养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导致服务业人才整体素质偏低，数量严重不足[10]。
这与发达省份形成鲜明对比，发达省份经济发展环境优越，吸引了大量的高端人才，加之华东、华南地区著名学府云集，优质的人才资源为江苏、浙江、广东发展服务业、推动服务业开放提供了重要的人才保障。
三、辽宁省服务业开放问题的成因分析
基于前文的对比分析，本文认为辽宁省服务业开放问题的成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辽宁省自身的原因及发展机会的错失；二是辽宁省不具备发达地区的发展条件。
1. 观念和体制的约束
(1) 传统发展观念与战略的局限。思想观念的束缚以及对现代服务业认识的不到位，是制约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原因，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用传统的观念看待服务业，认为只有投资品和消费品的生产才是生产部门，服务业并不是生产部门、不创造价值，这就使得服务业在经济发展战略中居于次要地位；二是对现代服务业发展重视不够；三是辽宁省的工业化是从发展重工业开始的，因此长期以来资源配置主要向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倾斜，导致服务业基础薄弱，服务业经济不活跃，缺乏开放性。
(2) 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随着我国经济深入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束缚服务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开始显现，如何解决体制性障碍和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政策限制以及优化服务业开放环境显得尤为重要。受计划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不到位的影响，大量的民间资本很难进入服务业市场，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服务业市场的发展，服务经济的发展缺乏活力，严重制约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错失了服务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
对比发现，发达省份服务业开放政策的力度虽然不尽一致，但在重点产业发展、公共服务投入等方面的政策保障具有相当程度的共通性。完善服务业开放环境，扩大服务业开放领域，江苏、浙江、广东等沿海发达省份在这些方面政府给予了极大的政策支持，这与以装备制造业为主的辽宁相比已走在前头。
(3) 错失服务业集聚化快速发展的重要机遇。服务业集聚区是服务业开放的重要窗口，辽宁在服务业集聚区建设方面较发达省份具有起步晚、发展慢、规模小、特色不明显的特点。发达省份注重发挥产业集聚的规模效应，有效结合区位特点、产业基础、制度体系等资源条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集聚化发展模式。
江苏早在2005年就开始建设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目前已拥有省级现代服务业集聚区100个[11]。浙江省在“十一五”规划中就已经提出着力打造服务业集聚区和产业带。浙江省是外贸和电子商务的大省，在电子商务园区建设方面具有强大优势。2008年，《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实施意见》中也明确提出“结合各自特点，整合服务业资源，规划建设一批现代服务业集群化发展载体，形成各具特色的现代服务业功能区”。虽然辽宁在服务业集聚区的建设方面不断加大投入，但是服务业集聚区总体规模不大，特色不明显，集聚度低，地级市之间差距悬殊。
2. 发展条件的缺乏
(1) 有限的市场规模。一般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市场规模越大，意味着越能吸引大量的服务业FDI。本文以GDP总量作为市场规模的衡量指标。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广东、江苏、浙江等发达省份的经济始终保持着快速、稳健的增长，地区生产总值呈现出成倍数增长的态势。与发达省份的数据相比，辽宁省的市场规模的确有限(见表7)，2015年辽宁GDP规模分别为江苏、浙江、广东的40.89%、66.84%、39.37%；从人均GDP情况来看，2010—2015年江苏、浙江、广东的数值也普遍高于辽宁。本文认为，辽宁省有限的市场规模是影响服务业FDI流入的重要因素之一。
(2) 服务业经济活跃程度低。我国服务业FDI流入区域过于集中，主要集中在广东、江苏、浙江等东部发达区域，这与地区发展基础好、金融投资体系完善、产业链多元化等特点密切相关，并且这些地区较早地在互联网和信息服务、文化教育服务、金融服务、商务和旅游服务等领域实施开放。开放、包容的市场环境使得江苏、浙江、广东具备了吸引服务业FDI不可多得的比较优势，而辽宁受产业结构、传统观念和战略的影响，服务业经济活跃程度低，吸收FDI的总体水平较低[12]。
表7 辽宁省与发达省份GDP对比情况
注：数据来源于《辽宁省统计年鉴》《江苏省统计年鉴》《浙江省统计年鉴》《广东省统计年鉴》。
(3) 市场化进程缓慢。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辽宁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实施，使得辽宁基本确立了“制造大省”的地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国内外发展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辽宁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日益突出。由于辽宁省市场化和产业化改革不到位的体制障碍，以装备制造业为主的辽宁省，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投资和产业转移的重点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步伐缓慢，尚未形成适应服务业经济发展的高效、开放、包容环境。
与此对比，改革开放近40年以来，江苏、浙江、广东等发达省份不断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国有经济、非国有经济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发达省份越来越重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不断加快本地区的市场化进程[13]。
四、辽宁省服务业开放对策及建议
为使辽宁省更好地进行服务业开放，借鉴江苏、浙江、广东等省份的发展经验，应针对辽宁省目前存在的问题，结合其自身的经济发展特点，从三个方面进行努力。
1. 强化自身优势，奠定服务业开放的坚实基础
(1) 利用区位优势加快服务外包发展。一方面，辽宁省服务外包产业最先在大连、沈阳两市起步发展，现在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发展基础，随着“一带一路”的不断推进、“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不断加强和辽宁自贸区的设立，辽宁具备了实现服务外包快速发展的经济环境和基础；另一方面，辽宁省邻近俄罗斯、蒙古、韩国和日本等国家，具有不可多得的地域、文化优势。因此，辽宁应充分发挥独特的区位优势，加快服务外包产业发展。
(2) 注重现代服务业FDI引进。虽然辽宁省服务业吸收外资广泛分布在服务业各个领域，但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过多地集中于传统服务业，如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等，而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地质勘查业等现代服务业领域外资引进规模小。基于辽宁省作为装备制造业大省的实际，在促进辽宁服务业FDI规模增长的同时，须不断加大现代服务业FDI的引进力度，推动辽宁利用外资由量向质的根本转变。
2. 弥补自身不足，为服务业开放注入新动力
(1) 形成高效服务的开放管理体制。不断优化服务，搭建高效全面的服务业开放管理体系。对服务业开放进行积极探索，实现多部门协调工作的组织机制。根据辽宁开放型经济的特点，应建立具有辽宁特色的政府、中介机构和企业联动体系；建立和完善服务业外商投资企业的网络信息平台，鼓励外国投资公司投资成立提供资信调查和相关服务的企业或机构；建立服务业重大外商投资项目促进和协调的联动机制；加强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强化信用、奖惩联动机制，推进企业社会信用监管机制整合工作。
(2) 优化结构，实现地区间、产业内、产业间的结构优化，打破辽宁省地区间、行业间发展失衡的局面。大力发展辽宁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知识密集型的新兴服务贸易，突破服务贸易在低端运行的瓶颈。借力辽宁强大的制造业优势，走制造业服务化之路。辽宁制造业实力雄厚，可积极顺应当前制造业服务化的国际趋势，发展高端服务业[14]。
同时，应积极融入区域经济合作，参与、融入“一带一路”、东北亚“中蒙俄”经济走廊，进一步发挥辽宁省自贸区、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的示范带动作用，打造辽宁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战略平台[15]。
(3) 加快引进高层次人才，助力服务业开放。坚持引进现代服务业高层次人才，注重人才培养服务。随着服务业结构的变化，由劳动密集型逐渐向知识密集型转变，现代服务业已经成为服务贸易的主体，社会对服务业人才的需求也更加专业化。辽宁地区的高校可以结合市场需求，培养能够适应服务业开放的专业人才。今后，辽宁省应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招聘、培训、激励和留任机制，吸引高层次、高技能、熟悉国际规则和现代管理的专业人才，促进经济发展。
3. 借鉴先进经验，助力服务业开放
(1) 推动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把握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协调发展的路径，推动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发展。从促进服务业扩张、提升服务质量两个方面着手，加快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16]。不断发展科学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金融服务等服务，发挥辽宁先进装备制造业的优势，推动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企业融合发展。进一步推动服务业市场的自由化，创造国际化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把握“互联网+”的发展背景，促进服务业形成新的增长点。
(2) 提高服务业国际化水平。政府和企业大胆探索，争取在有条件和基础的部分领域、部分地区取得突破，形成辽宁服务业开放的新高地和新优势。鼓励沈阳、大连等有条件的地区，以高新技术开发区为载体率先在服务业对外开放方面取得突破。推动“资本引进”“智慧引进”“科技引进”相结合，积极鼓励和吸引更多的跨国高新企业、科研机构在辽宁布局[17]。
辽宁应紧紧围绕加快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增创对内对外开放新优势，坚持以“一带一路”为引领、国际化法制化营商环境为保障，探索具有辽宁特色的服务业开放发展之路。
(3) 转变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模式。积极与国际先进理念和通行规则接轨，坚持以创新引领辽宁服务业利用外资模式的转变，以辽宁自由贸易区建设为机遇，出台相关实施意见。在辽宁服务业领域大胆实践探索新的利用外资的管理模式，构建辽宁服务业利用外资竞争新优势，构筑更高的对外开放新平台[18-19]。
参考文献：
[1] Hoekman B.Assessing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J].The Uruguay Round and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1996(1)：89-90.
[2] Hoekman B，Mattoo A.Regulatory cooperation aid for trade and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J].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2007(12)：254-278.
[3] 樊瑛.中国服务业开放度研究 [J].国际贸易，2012(10)：11-17.
[4] 刘庆林，段晓宇.服务业开放模式与中国的路径选择 [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99-104.
[5] 侯祥鹏，方维慰.服务业开放与发展：来自江苏的实证研究 [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5(4)：81-90.
[6] 赖伟娟，段瑞焜.广州市服务业FDI 区位选择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 [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0)：24-30.
[7] 张冰.服务业FDI对辽宁服务业影响的分析 [D].沈阳：辽宁大学，2011.
[8] 邱爱莲.生产性服务贸易前向溢出效应对中国制造业TFP的作用 [D].沈阳：辽宁大学，2015.
[9] 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现代高端服务业的经验启示 [J].广东经济，2016(1)：32-37.
[10]魏玉芝，孟娟.辽宁省现代服务业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分析 [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2(2)：94-95.
[11]杨跃之.江苏服务业发展对策研究 [J].商场现代化，2011(23)：78-79.
[12]汪素芹.中国经济国际化与区域开放型经济发展：江苏开放型经济发展及其与浙江、广东比较 [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
[13]魏作磊，蔡玉平.扩大对外开放对中国服务业竞争力的影响：基于服务业FDI 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J].兰州财经大学学报，2016(2)：90-97.
[14]邱爱莲，崔日明，杨灵.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辽宁省装备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 [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46-52.
[15]徐索菲.东北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探析：基于长三角经验的启示 [J].当代经济研究，2014(6)：55-59.
[16]李媛，孙碧宁，倪志刚，等.“一带一路”契机下中国服务贸易的机遇分析 [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26-30.
[17]丁宏，商洋.新常态下深化江苏服务业对外开放对策研究 [J].江南论坛，2015(6)：12-14.
[18]史梦凝.论我国外资管理模式的新发展 [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4(7)：51-53.
[19]徐昱东.FDI、贸易开放与CO2排放：以山东省为例 [J].科研管理，2016(8)：76-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