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雷， 王新颖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350)
摘要：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全新命题。该命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当代诠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为发展中国家如何进行现代化建设开辟了新的路径。具体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着深厚的历史意义，它不仅促进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复兴，为处于低谷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动力，在共建中共享，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而且开辟了现代化发展的新路向，为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提供了镜鉴。
关键词：十九大；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现代化； 历史意义
现代化是对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程度的描述，也是衡量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但现代化进程中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进路，其一是内生型现代化；其二是外生型现代化。前者指的是某一国家内部自发形成的现代化进程，而后者则指一国迫于他国压力，如侵略、战争等而被迫走上屈辱与启蒙并存的现代化。因此，现代化也被形容为“一柄双刃剑”，它在带来发展的同时，也使得一些国家沦为他国的附庸。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新的历史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同时又辅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内容，尤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命题的提出更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增添了神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所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以及在这一时期内形成新的理论、命题等的概括和总结，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关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不仅为国际共产主义的振兴，而且为发展中国家如何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品质之一。对于与时俱进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第一，理论自身的不断丰富和发展，是为了与不断发展的实践相适应，关于此点，我们可以通过《共产党宣言》中的七篇序言得到确证；第二，理论接收者应以不同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为逻辑起点来进行理论探究而不是相反，质言之，“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1]可是，马克思主义在列宁之后的苏联出现了僵化，“苏式”社会主义被视为社会主义的模板，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预期截然相悖，使得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变得迟滞，也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埋下了“隐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便是最好的印证。
为了使社会主义在21世纪得到复兴，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对此进行了尝试，既有理论也有实践。而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在2006年提出的“21世纪社会主义”似乎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复兴起到了推动作用。他认为委内瑞拉要发展就要坚定社会主义道路，而这一社会主义道路是印第安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和基督教的有机结合，并对此进行了实践，且收到一定的“成效”。但查韦斯所提出的“21世纪社会主义”为什么没有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动力呢?第一，这一思想体现了查韦斯本人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信心，但缺少具体的理论支撑，没有形成与21世纪社会主义相对应的理论。第二，查韦斯所建构的“21世纪社会主义”是为摆脱新自由主义和“拉美陷阱”影响，代表着拉美左翼一种思潮，很难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第三，查韦斯所提出的“21世纪社会主义”有着非常鲜明的民族特性，一些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相悖，正如查韦斯本人所说：“我不是共产党人，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同义词。”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所进行的理论创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通过自身的实践确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尤其是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不仅体现了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也促进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蓬勃发展。
第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着完备的理论支撑，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复兴注入了活力。首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毛泽东在1938年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命题，在此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彰显出其价值，从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无不展现出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玄想，而是有着自身的理论积淀。其次，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开宗明义地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2]最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身的完备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报告的第三部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中通过“八个明确”和“14个坚持”系统论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与实质。
第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对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升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有着积极作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经提出立刻得到世界的广泛关注并收到积极的回应，除英国《金融时报》网站所刊文章中两次提到挑战一词外[3]，各国主流媒体纷纷对此进行积极报道。俄新社指出，“十九大让世界了解了中国雄心。”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撰文指出：“习近平治党方略激发中共新活力。”德国之声电台网站10月25日文章指出：“习近平提出了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新的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不熟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人来说，这听起来有点难懂。它的大致意思是，加强机会平等和环境意识将取代不惜一切代价的增长。这在很多中国人听来就像音乐般悦耳。”[4]不难看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在吸引着全球的目光，国际社会也会在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中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在获得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认同，而在这一认同的基础上，人们也正在通过中国自身的理论建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着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间接使人们重新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为处于低潮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增添了新的要素。
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可以发现，在现代化进程中，经常性地伴随着屈辱与启蒙，这一形式主要指代着后发展国家要受到先发展国家的种种遏制(侵略、战争、奴役等)，而后发展国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开始意识到现代化的重要性，并开始现代化进程。这也就导致国际社会中形成一种惯性思维，即一国在快速发展之后会对他国带来“威胁”。为此，一国的现代化进程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会遭到国际社会的质疑，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一直以来叫嚣着“中国威胁论”。但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是在共建与共享中的发展。1954年6月，周恩来应邀出访印度和缅甸并同两国总理分别发表了联合声明，一致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5]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其寓意深远，内含广褒。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不仅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而且为促进地缘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根据中国的发展特点以及世界格局的变化而提出来的发展理念，意旨在促进“互利共赢”。“一带一路”是中国对外发展的基本方式之一，是对引进来和走出去的进一步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则彰显出中国发展的价值取向，使每个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进而消解现代化进程中的负面影响，增进人们对现代化的重新认识。“一带一路”倡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共建共享中有着不同的作用，前者指称着具体方法，后者则体现中国在促进共建共享中的基本主张，二者共同为破解后金融危机的发展问题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一带一路”倡议深化了地域间的合作，进一步促进和完善了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向发达国家展示出中国的和平发展的意向。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构想。“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建共享有着积极的意义。
首先，“一带一路”倡议自身的发展愿景为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奠定了基础。“一带一路”倡议是一项系统工程，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在实际操作层面“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坚持开放合作、坚持和谐包容、坚持市场运作和互利共赢”的原则。在合作重点上突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6]23。因此，“一带一路”是一条互尊互信之路，一条合作共赢之路，一条文明互鉴之路[6]28。
其次，“一带一路”的实践有效推动了世界和平与发展。2014—2016年，中国同沿线国家的贸易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对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中国企业在20多个国家建设56个境外经贸合作区，为有关国家创造近11亿美元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7]。正如埃及前总理、谢拉夫可持续发展基金会主席埃萨姆·谢拉夫所说，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对全球化发展面临问题的针对性回应，是一条走向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道路[8]。
最后，“一带一路”倡议所引导的新世界秩序“是横向的而不是垂直的”。即是说，“一带一路”呈现的是一种协调发展模式，而不是一种自上而下带有命令式和强制性的发展。通过“一带一路”，各国在彼此平等的基础上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互赢共利。因此，“一带一路”倡议得到60多个沿线国家和相关国际组织的积极呼应和热情参与[9]。
相对于“一带一路”倡议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则为加强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为世界的和平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世界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副彼此联系的画面。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各国之间的交往变得越来越紧密，但国家之间的摩擦、地域间的争端也越趋严重，从而导致世界范围内的不和谐现象时常发生。为此，应使各国对彼此间的互相依存感有深刻的认识，使各国充分认识到只有在“共存”和“共赢”的条件下才能促进世界的和谐与发展。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这个世界，……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8]
为进一步提升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促进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以及增进彼此之间的认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具有中国智慧的命题。2013年10月，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提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主张。2014年6月，习近平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呼吁弘扬丝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齐心打造中阿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2014年7月，习近平在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上的主旨讲话提出努力构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随后习近平出席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提出“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2016年3月，习近平赴美出席第四届核安全峰会，提出了“打造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的思想。2017年1月，习近平首访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并发表主旨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同年“命运共同体”被正式写入联合国宪章。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对进一步深化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减少区域争端、增进彼此间的共识有着积极的作用。从上述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逻辑的梳理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首先侧重于区域间“共同体”的建构，并以此为依托形成区域内的联动。其次，命运共同体又指代着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如核问题，使得各国在这一问题上形成共识。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营造的是一种求同存异的话语语境和对现实共同利益追求的结合。具体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为各国的现代化建设进程进行了心理预设，也就是强调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另外，“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也隐喻着国家间的最终发展目的是相通的，将彼此的命运紧密相连，摒弃差异而带来的对立。
根据罗荣渠先生的研究，现代化进程可以分为内生型现代化和外生型现代化两种类型。在现代化具体实施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资本主义私有制+自由市场+分权型或集权型现代国家机构”“混合经济+自由市场+集权或分权现代国家机构”“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指令与有限市场结构+集权型现代化国家机构。”可是，在现实中，人们经常把“非西方的现代化当成一种应对超级大国冲突的对峙力，而且往往满足于广泛扫描式的考察，并不侧重于特殊的规划。”[10]这也就可以澄明为什么一些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所呈现的消极态度，以及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会出现的种种弊端，如“拉美陷阱”、“塔西佗陷阱”和“阿拉伯之春”等。但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却开辟了现代化发展的新路向，即以马克思主义为引领不断进行理论创新，避免僵化和教条，在现代化进程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处理本国及对外事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专注于自身发展的同时客观地看待他国经验。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独立自主地去探研本国发展之路，避免依赖性发展。独立自主和依赖性是现代化进程中所衍生出来的宏观发展方式，前者具有主动性而后者则容易沦为他国的“附庸”。冷战期间的古巴在苏联的援助下经济得到快速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具有“畸形”性，也就是一种依赖式的发展，缺少自主创新。苏联解体、苏东巨变后古巴的经济迅速下滑，其中GDP下降35%、进口额下降75%。由于缺少进口农药，农产品的产量下降，食品安全一度成为古巴的重要问题[11]。古巴社会主义发展遇到了重大考验。由于古巴对于苏联经济的依附，在国际政治上听命于苏联，成为冷战中的“牺牲品”。1961年苏联试射50兆吨级原子弹成功，1962年便将导弹系统部署在古巴，以达到制衡美国的目的[12]。美国对此进行了回应，对古巴实施禁运，迫使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孤立古巴，欲将古巴“开除”出拉丁美洲。类似这样的实例在现代化进程中还有很多，这也不禁让人感慨独立自主在一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性。
第二，客观看待他国的发展经验。经验是对已经过去的实践(成功或失败)中隐含规律的提炼，因为，经验中所蕴含的是一种过去成功的实践方式，具有原则上的可复制性；又由于在新的实践中，行为主体缺乏对新实践结果的预期以及新的实践过程中本身所蕴含的不确定性的存在，行为主体在实践中便倾向于经验，而这一经验则为行为主体提供了心理上的安慰，但无形中却培养了一种思维定式。十月革命胜利后，泛苏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普及，以及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的种种实践均属于这种思维定式。前车之鉴可以为师，他人之经验仅是参考，不可复制和照搬。正如列宁所说：“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13]
第三，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不断的创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2]19但问题并不是源自于问题本身，而是行为主体在社会实践中所遇到的与预期相异的各种矛盾的统称。发现了问题也就发现了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人善于发现问题，更善于解决问题。“中国共产党在90多年的奋斗过程中，始终注重理论建设和理论创新，”[14]而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发现了问题，才能使理论创新和实践更具实效。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需要了解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是什么。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升，中国也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飞跃，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十九大报告中在论述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时指出：“新时代我们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新时代主要矛盾的转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指向，既要关注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这一需求侧，又要专注于不充分不平衡发展的供给侧，这样才能更好地使其结合中国的实际而中国化。新时代主要矛盾的转变也暗指在坚持社会基本矛盾的同时，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关于如何促进公平、正义和协调发展等理论的关注，并将其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使之中国化，为破解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展好“21世纪马克思主义”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第四，对本国现代化进行具体、详实的规划。每一个理论都产生于特殊的历史时期，因此也会对该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进行预设。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为这一具体的历史时期进行了时间上的预设，表现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近期目标；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愿景。除此之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还勾勒出具体发展的时间节点，即“从二○二○年到二○二五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十九大报告的第三部分中除用“十四个方面”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外，还强调在各项工作中全面准确贯彻和落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以上十四条，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全党同志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更好地引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
第五，“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发展中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服务于人民。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一国的发展是否真正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直接决定着该国现代化进程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英克尔斯曾提出衡量现代化程度的十条标准，但其中的八个条目和人息息相关，这也就可以看出人在一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引领下的现代化建设中更是凸显人民本色。从“精准扶贫”到“民生是经济发展的指南针”；从“双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到“供给侧”改革；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到“中国梦”等政策、价值观的提出无不具现出对人民的关注，对于提升人民群众的信仰，调动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均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六，科学判断在发展中的历史方位。一国现代化的发展固然与相关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更离不开执政党对本国所处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作为一国的执政党，只有在对本国所处的历史方位进行客观、科学的判断后才能制定相关的政策和策略，反之则会“误入歧途”。习近平总书记在“7·26”重要讲话中强调：“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更准确地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特点。”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一次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并通过“三个意味着”具体阐释这一历史方位。这“三个意味着”意寓深远，分别在总结过去、着眼现在和未来发展三个层面论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方位的特点，其中第三个意味着则进一步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于现代化进程的意蕴，即“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方位的客观阐述有着重要的意义。其一，这一阐述更加彰显出中国在进行现代化建设中的信心；其二，这一阐述更加确证了中国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的历史坐标，为如何进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方向上的指引；其三，这一阐述也为发展中国家如何探寻专属自己的现代化之路提供了经验上的借鉴。
综上，“新时代背景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迈入了新征程。”[15]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总结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认识。更为重要之处在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为处于低谷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注入了动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进言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通过自身科学、系统的理论张力，以及中国社会主义自身实践的确证，为进一步促进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为现代化进程开辟了新的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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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 Lei, WANG Xin-ying
(School of Marxism,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Abstract：In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the new proposition of the though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s proposed by the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The proposition i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m, which is a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of the road self-confidence, theoretical self-confidence, institutional self-confidence and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of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has opened up a new path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and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carry out modernization. Specifically, The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proposed by the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profou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New Era. It not only promotes the revival of Marxism in the 21st Century, provides the impetus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in the low valley, offers the Chinese alternatives and Chinese wisdom for the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through sharing while co-construction, but also opens the new road dire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zation, and a mirror for the development for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Keywords：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modernization;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网络出版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21.1558.C.20180517.0921.006.html
*本文已于2018-05-17 17∶18在中国知网优先数字出版。
作者简介：韩 雷(1981-)，男，天津人，博士生，主要从事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的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14@ZH031)。
收稿日期：2018-05-21
doi：10.7688/j.issn.1674-0823.2018.05.03
文章编号：1674-0823(2018)05-0396-06
文献标志码：A
中图分类号：D 0
(责任编辑：吉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