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澳大利亚近11届奥运奖牌统计(1976—2016年)
年份届次金牌银牌铜牌奖牌总数金牌名次197621014532198022225915198423481224141988243651415199225791127101996269923417200027162517584200428171616494200829141517466201230716123510201631811102910
【国际竞争与产业安全】
谭 玉a，b， 赵鹏飞a， 刘 洁a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a. 公共管理学院， b.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北京 100029)
摘要：以澳大利亚体育学院发展概况及历史演进为切入点，运用网络调研和文献分析的方法，从资金筹集、组织架构、成果转化、传播手段等方面对其运作模式展开深入研究，指出澳大利亚体育智库建设在国际上所取得的成绩，比较而言我国体育智库发展尚存不足，应借鉴澳大利亚体育学院的运作经验，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完善问责报告系统、注重成果转化、公开报告影响决策等，以构建中国特色的新型体育智库。
关键词：体育智库； 澳大利亚体育学院； 智库建设； 问责系统
智库(think tank)，又称为政策研究所(policy institute)或研究机构(research institute)，既是从事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技术和文化等相关内容研究和宣传的组织，也是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上述领域内相关议题解决策略的咨询机构。而体育智库作为一种专业智库，目前学术界对其定义尚未统一，大致可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体育智库是专门为体育公共政策和公共决策服务，开展体育相关公共政策和公共决策研究和咨询的稳定的独立的体育政策研究机构[1]；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体育智库是以体育为专业研究方向，能够帮助制定政策，进行体育战略规划、体育外交策略规划、体育政策咨询、体育科学理论创新、体育公共服务、体育公共传播的组织机构[2]。尽管两种观点在定义上有所差异，但在描述体育智库的关键特征时都强调了体育智库并非直接作出决策，而是通过对各个专业学科的研究，以学术成果和科研应用为载体，影响政府体育政策的制定[3]。澳大利亚体育学院(Australian Institute of Sport，AIS)即是具备上述特征的典型的政府附属型体育智库。
澳大利亚是一个人口仅2 000多万的国家，然而却在世界体坛中占据重要位置，究其原因，支撑澳大利亚体育运动发展的政策体系功不可没。自1988年韩国汉城奥运会之后，澳大利亚一直雄踞奥运奖牌榜前十名，甚至一度排名第四(见表1)，很大程度上得益于AIS的建立，也是其成功运作的直接表现。
表1澳大利亚近11届奥运奖牌统计(1976—2016年)
数据来源：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官网(www.olympic.org)。
一方面，AIS是澳大利亚精英体育政策领军型执行者，引导着高水平运动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它也是竞技体育的智力源泉，将卓越的科学研究成果直接应用于澳大利亚体育事业发展，也因此成为澳大利亚政府体育政策的重要思想来源。本文以AIS的基本情况和发展演进为线索，从成果转化、组织架构、传播手段、资金筹集、问责体系等方面对其运作模式进行系统剖析，以期为推动我国体育智库发展提供对策建议。
1973年发表的《布隆菲尔德报告》(BloomfieldReport)就曾呼吁澳大利亚设立国家体育研究所，这一呼吁在1975年的《科尔斯报告》(ColesReport)中再次得到重申。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上，澳大利亚惨遭滑铁卢，令人失望的零金牌结果使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意识到公众对本国体育在国际舞台上消亡的担忧，催化了AIS的成立。1980年，民政事务和环境部长Ellicott宣布要建立AIS。到了1981年，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Malcolm Fraser)宣布AIS正式成立，校址最初定在堪培拉，初始投入270万美元。AIS建院初始的基本宗旨，是要为精英运动员提供一系列服务，提高他们的运动表现力，增加他们在国际竞争中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恢复澳大利亚公众的自豪感[4]。
自AIS成立以来，澳大利亚政府已经颁布和实施了多项体育政策，1993年获得悉尼奥运会主办权后，政府显著提高了体育事业的年度资助金额，尤其是对竞技体育的投入[5]。澳大利亚政府还分别在1992年和1994年颁布了《保持势头》和《奥运会精英运动员计划》，旨在通过目标化管理模式，推动澳大利亚精英运动员竞技体育的发展[6]。与此同时，AIS与各州体育学府共同制定了“国家人才发现计划”[7]，作为政府政策的重要支撑。1996年，澳大利亚政府出台了《活跃的澳大利亚：全国性参与架构》，其主要目的在于进一步加强国民长期的体育参与度，加强高质量的基础体育设施建设，给予国民公平的体育参与机会和完善的体育公共服务。《澳大利亚体育：成功的通道》(2010年)和《澳大利亚赢得优势》(2012年)的发布，总结了体育发展模式的种种弊端，并提出了改革的必要性和发展方向。AIS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它为澳大利亚体育政策制定和体育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智力支持。
AIS发展历史较短却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绩，离不开其有效且具有特色的运作模式，其中最为突出的特点主要包括：高效的成果转化机制提高了其软硬实力，合理的组织结构保障了目标实现，立体化的宣传方式提升了国际影响力，多元资金来源奠定了经济基础，透明的报告问责系统避免了潜在的管理风险等。
AIS不只专注于运动科学的研究，它更强调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它将最前沿的专业知识、世界一流的设施与尖端的运动科学、运动医学服务相结合，为澳大利亚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AIS的研究类型主要有纯基础研究(pure basic research)、战略基础研究(strategic basic research)、应用型研究(applied research)、实验开发(experimental development)。研究项目包括：AIS博士计划(AIS PhD Scheme，2001年至今)、竞争创新基金(Competitive Innovation Fund，2012年至今)、高表现运动研究基金(High Performance Sport Research Fund，2012年至今)等。
一方面，AIS研究成果运用效率高，强调将专业知识迅速转化为实践产品。2013年，AIS为研究行动基金拨款30万美元，以推动将现有专业知识转化为支持赢得优势(winning edge)目标的应用成果。在澳大利亚赢得优势计划中，还设立了竞争创新基金，2014—2015年度共拨款150万美元，以加快澳大利亚夺冠目标的实现[8]。AIS通过绩效准备、绩效科学与创新等部门为运动员和教练员提供支持服务，服务领域涵盖了表现心理学、物理疗法、力量与调节、数据科学、生理学等，这些研究无一例外地强调了研究成果的转化的重要价值，例如生理学研究负责确定和量化特定体育运动的生理特征，以及寻求利用这些特征提高成绩的最有效方法。AIS下设的技术实验室负责专业设备的设计和生产，近年来的技术应用成果包括用于呼吸气体分析的自动化“第一原则”系统、“最先进的”跑步机控制系统、划船课程校准系统、公路自行车动能系统等。
另一方面，运动员、教练和科研团队在AIS日常训练环境中建立的紧密联系为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思路和信息，日常培训环境成为“工作实验室”，许多科学测试和训练方法都可以量化研究，而改进训练方法的思路可以直接进行科学测试，新的培训方法也可以针对绩效考核进行反向验证。AIS创新与发展研究所(AIS IRD)作为结合了研究开发与日常培训两大功能的集中式通信中心，负责协调研究过程，保障了专业知识与应用成果的有机转化。
从外部结构来看，AIS是澳大利亚体育委员会的下属机构。作为官方附属型智库，其科研成果和政策建议能够及时快速地传递给包括澳大利亚体育委员会(Australian Sports Commissiou，ASC)在内的澳大利亚政府部门，从而影响政府的体育政策制定。同时，AIS还是澳大利亚的战略高绩效运动机构，实际承担着落实精英体育政策的职能，通过将其研究成果充分运用于运动员的训练和管理中，推动澳大利亚精英体育运动的发展，并在运动员训练的实践中不断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为澳大利亚体育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参考和建议(见图1)。
图1AIS作为官方附属型智库示意图
由澳大利亚政府对外发布的《澳大利亚赢得优势2012—2022》(AWE2012—2022)，是基于AIS过往的竞技体育发展经验和目前的科学培训水平，并由AIS参与制定的政策方案，在方案中明确了澳大利亚未来10年的竞技体育发展目标，包括：奥运会和残奥会前5名，冬奥会和冬季残奥会前15名，英联邦运动会第1名，以及每年20位以上的世界冠军。
就内部结构而言，AIS各部门各司其职，有效地保障了体育智库推动竞技体育朝着更高水平迈进。AIS的组织结构共分为五大部分：绩效投资(performance investment，PI)，高水平表现(high performance，HP)，运动员、教练和领导力(athletes coaching & leadership，ACL)，绩效准备(performance preparation，PP)和绩效科学与创新(performance science & innovation，PSI)。各部门分工明确、职能细化，为AIS科研成果的涌现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共同支撑AWE目标的实现。
以游泳项目为例，在体育智库AIS的积极作用下，澳大利亚游泳项目水平得到了全面的提升，目前在世锦赛和奥运会中已居于世界第二。自2012年伦敦奥运会以来，PSI投入420万美元从营养学、生物力学、生理学等方面对游泳项目高水平表现予以支持，此外还有80万美元专项基金用于创新研究项目。2015年，PSI组织了一周的里约集训营，包括午夜训练、个人睡眠模式分析以及运动员和赛事分析。作为AIS讲台教练计划(podium coach program)的一部分，ACL为包括主教练Jacco Verhaeren在内的14名国家级教练定制了领导力培训项目和运动员表现指导项目[9]。
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是智库的立命之本，但如果缺乏有效的成果宣传方式传播其理念和思想，智库的社会职能则难以充分发挥。AIS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着力构建了立体化的宣传网络。
一是传统宣传方式。AIS以书籍、期刊和研究报告等实体出版物作为智库发挥影响力的重要载体。通过学术论文等形式推出研究成果，发表后经媒体和杂志引用，扩大了智库的社会影响力。由于AIS的研究涉及体育运动的诸多方面，其成果会根据研究领域的不同而发表在各类期刊上，例如运动科学的研究成果大部分发表在同行评审的权威期刊上，包括《体育科学学报》(JournalofSportsSciences)、《应用生物力学学报》(JournalofAppliedBiomechanics)、《运动行为学报》(JournalofMotorBehavior)、《体育科学与医学杂志》(JournalofScienceandMedicineinSport)等。这些研究成果的传播从广度和深度上大大提升了体育智库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10]。
二是线上宣传方式。AIS运用官方网站、综合平台站点和社交媒体网络等方式对智库研究成果进行宣传。在AIS官网(www.ausport.gov.au/ais)上，对其基本情况、组织设置、资助计划及研究成果等都进行了详细的介绍[11]，并且该网站支持中文、韩文、日文、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多种语言，还专门开设了“AIS播客”板块，通过访谈的形式传播最新的研究成果，使公众实时了解其近期工作内容。此外，智库研究成果还会发布在体育中心网站上(www.clearinghouseforsport.gov.au)，该网站汇集了澳大利亚居于领导地位的体育机构信息和国内外研究成果，对政府部门、商业机构、社会公众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同时，AIS还通过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平台与公众积极互动，并向公众推广最新研究成果。
三是线下活动方式。AIS以讲座、培训、研讨会、举办或参与国际会议等形式进行更大范围的智库成果的展示和经验交流。AIS性能研究中心(Performance Research Centre)定期举办智慧讲座(smart talk)，探讨最新研究成果和趋势，为学者提供思想碰撞的平台。AIS绩效训练和领导力中心(Centre for Performance Coaching and Leadership)也会定期举办研讨会，邀请国际知名专家进行学术交流，提供全面开放的学习机会。这些国际会议，一方面有效地推动了该领域的研究，逐渐成为体育智库学术研究成果的前沿阵地；另一方面也成为AIS对外宣传的名片，提升了智库的国际影响力[12]。
作为政府附属型体育智库，AIS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财政拨款。根据2013—2016年度ASC收入核算统计数据显示，AIS总收入来源中，政府拨款的比例超过了80%[13]。但由于其自主运营的主体特性，除了政府拨款外，私营部门的捐款、海外资助、经营收入[14]等也都是智库资金的重要来源。资金来源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智库研究的工作内容和性质。澳大利亚政府作为AIS主要资金持续而稳定的供应方，决定了其科学研究将更多服务于国家发展精英体育运动的目标，为保持澳大利亚在国际体育赛事中的领先地位不断贡献智慧。
由于筹措资金的多元性，AIS与公众也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关系。AIS作为政府附属的一部分，受到公众作为一般纳税人的监督，而基于AIS接受社会捐赠的公益属性，也受到公众作为捐赠人的监督。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向游客、公众开放AIS的公共活动空间，进一步增进了公众对AIS的了解，也履行了其对捐助者的承诺，提升了AIS的知名度，对于其研究成果更好地影响政府决策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完善透明的报告问责系统建设是智库高效、持续运作的有力保障，AIS的报告问责系统主要包括外部控制和内部控制两个部分(见图2)[15]。
外部控制主要是司法机构监督和信息公开监督。AIS作为负责澳大利亚战略性高水平运动表现的体育智库，同时受到《公共治理、绩效和责任法案》(PublicGovernance，PerformanceandAccountabilityAct，PGPA Act)、《公共治理、绩效和责任规则》(PublicGovernance，PerformanceandAccountabilityRule，PGPA Rule)和《澳大利亚体育委员会法案》(AustralianSportsCommissionAct，ASC Act)等相关规定的约束。此外，ASC在每年的年度报告中对AIS的述职情况、财务状况、运营成绩等均有详细说明，向社会免费开放，便于监察部门和社会公众监督其责任义务履行情况和目标达成情况。此外，AIS还有回应公民针对个人隐私保护和信息公开方面问题质询的义务。
图2AIS(ASC)报告问责系统
内部控制主要由风险管理、内部审计和保险构成。风险管理主要是为了识别和控制AIS组织运营过程中可能涉及的风险项目，通过对组织风险登记册进行季度审查和报告，完成政府自治保险基金风险管理基准调查等方式，进一步完善风险管理流程；内部审计是以管理为导向，与普华永道(PwC)合作，通过引入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加强财务控制、防范潜在威胁，对内部包括信用卡使用、工资发放流程、信息安全审计建议的进展情况等进行监督审查；保险则是向澳大利亚政府自治保险基金投保，以保障管理层履行责任，避免因管理人员个人问题影响组织发展。
通过文献梳理，在以往的体育智库研究中往往片面强调体育智库需要脱离政府之外获得独立的重要性[15]，而忽略了体育智库的专业性和体育事业发展的特殊性，AIS恰恰是政府附属型体育智库建设的典范，对于我国体育智库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AIS的收入渠道包括政府拨款、国际和国内捐助以及日常经营活动收入，而我国体育智库大都依靠国家财政拨款支持，收入渠道单一且有限。以北京体育大学和国家体育总局科学研究所为例，二者均属于典型的政府附属型体育智库。北京体育大学2017年收入预算表显示，其收入来源主要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财政拨款)、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体育彩票收入)以及事业收入，尚无经营收入，而2015年决算表中显示其他收入中亦无捐赠收入。国家体育总局科学研究所尚未公开财务数据，但根据已有的公开资料，其主要收入来源是财政拨款，其他收入渠道较少。因此，我国体育智库应当通过智库开放日等形式增进公众对智库的了解，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充分利用自身优势，通过多元的资金筹集方式[16]，吸引民间资本的捐助，夯实智库研究的经济基础。
同时，当前我国体育智库研究成果传播主要以国内期刊论文为主，对于政策的影响力也相对有限，更多地是受制于政策，造成研究课题“逆向选择”的局面。为摆脱目前我国体育智库成果传播方式较为单一及影响力相对有限的困境，应合理借鉴AIS的经验，积极利用网站、出版物、大众传媒、新媒体等方式传播推广研究成果，力求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同时易于被民众接受，满足不同层次的信息需求[17]。
AIS作为澳大利亚领导精英体育运动发展的体育智库组织，有着明确的目标定位和与之匹配的部门分工架构，可以在期末评估报告中追踪其年度成果效度、完成情况等，便于自我监察和持续发展，提高自身科研能力和智库工作效率。而我国体育智库则存在着理论性研究偏多或者专业化程度较低等问题，缺乏明确的目标规划，更加侧重于政策性“自上而下”的研究或临时性研究，研究的连续性和整体性也因此相对较差，难以衡量和评估智库研究成果的效度。所以，进一步明确内部职能分工和完善绩效考核对于我国体育智库发展而言尤为重要。
同时，AIS作为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法定组织之一，受到信息公开的监督约束，完善的内外部监督体系也保障了其职责的有效履行[18]。当前我国体育智库的管理机制是仅对上级领导部门负责，监督压力也主要来自上级和巡视组的监察，智库运营信息不完全公开、不透明、不完善，缺乏长效监督机制，对于资金来源和去向等财务信息更是缺乏外部审计的制约，如国家体育总局科学研究所迄今为止仍没有公开的运营报告，故建立完善的问责报告系统和信息公开制度是我国体育智库建设的应有之举，有利于实现政府和公众对其责任履行情况的管理和监督。
作为专业化智库，AIS的体育科研项目和运动员实际训练紧密结合，成果转化效率高、周期短。科学研究直接服务于运动员成绩提升，运动员的训练表现也成为科学研究的数据来源，同时通过公开其科研成果和研究报告，也达到了影响决策的目的。
我国体育智库提高成果转化效率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眼：一是提升体育技术研究水平。由于体育运动的综合性和复杂性，提升体育技术研究水平，需要集结运动科学、心理学、生理学、营养学、保健医学、临床医学等相关领域专家协同合作，设置不同的研究项目和研究专题，最大程度地保障研究科学性，产出可以用于实践的研究成果[19]。二是注重科研成果与实际应用衔接，在国家级运动员的日常训练中，将研究成果加以应用，形成“发现问题—专题研究—实践应用—有效反馈—发现新问题”闭环模式。三是公开报告影响决策。我国体育智库可定期发布专项研究报告，如AIS主导的《积极的澳大利亚：国家参与框架》(ActiveAustralia：anationalparticipationframework)，通过扩大社会影响力、真正发挥“智囊团”作用，利用这些权威报告直接影响决策层的政策制定，从“参与者”这一边缘角色逐步转变为“引导者”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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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 Yua,b, ZHAO Peng-feia, LIU Jiea
(a.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b.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Taking the development overview of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Sport and its historical evolution as a starting point, using the method of network research and literature analysis, the operation mode is studied deeply from the aspects of fund raising,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of results and means of communication.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sport think-tanks in Australia has made achievements in the world, and in comparison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 think-tanks in China is still insufficient. The operating experience of the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Sport should be drawn on, such as widening the sources of funds, perfecting the system of accountability reporting,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sults, making decisions on public reporting and so on, so as to build a new type of sport think-tank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sport think-tank;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Sport; think-tank construction; accountability system
网络出版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21.1558.C.20180320.1040.012.html
*本文已于2018-03-20 13∶13在中国知网优先数字出版。
作者简介：谭 玉(1989-)，男，湖南益阳人，副教授，博士生，主要从事智库理论与实践等方面的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BZZ061)。
收稿日期：2017-11-09
doi：10.7688/j.issn.1674-0823.2018.05.04
文章编号：1674-0823(2018)05-0402-06
文献标志码：A
中图分类号：C 932
(责任编辑：张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