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郭 祥1，2
(1.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南京 210023； 2. 安庆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安庆 246011)
摘要：1956—1978年是当代中国第一次改革时期。苏共“二十大”是这次改革的起点，对斯大林的评价影响了这次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中苏冲突、论战使这次改革偏离了正常的航道。应该看到，中苏冲突、论战含有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因素，认识中苏冲突、论战不能局限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而应从国际政治的角度出发，这样才能正确评价苏联对当代中国第一次改革的影响。同时应该看到，中国第一次改革为第二次改革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关键词：改革； 外烁性； 局部性； 中苏论战； 国际政治； 国家利益
以1978年为分野，当代中国的改革经历了两大时期。本文将1956—1978年的改革，称为当代中国第一次改革；将始于1978年的改革称为第二次改革[1]。由于新中国成立时宣布“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同时由于意识形态、地缘政治等多重因素的作用，新中国第一次改革深受苏联的影响。从中苏关系的角度重新审视当代中国第一次改革的缘起和进程，可以拓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对当今的改革也不无借鉴意义。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创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自身建设的伟大成就，成为当时的世界两强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并向也只能向这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老大哥”学习。但此时中苏两国两党的关系不能说是一种正常的、健康的关系。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回顾此时中苏两党关系时将其称为“父子关系”[2]353。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很难提出结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和方针。但随着斯大林逝世特别是苏共“二十大”的召开，这种情况开始发生改变。“苏共二十大提供了一种改弦易辙的可能性，一个摆脱斯大林模式束缚的历史机会。”[3]149
苏共“二十大”揭了“盖子”，是当代中国第一次改革的起点。1956年3月17日，毛泽东亲自召集中央书记处会议，议题就是苏共“二十大”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毛泽东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了盖子，这是好的”。为什么是好的呢?毛泽东接着分析到：“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4]620在随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赫鲁晓夫“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4]6201957年10月，在同尤金的谈话中，毛泽东又提到：“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评大大改善了各国共产党的形势，其中也包括我们党在内。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评，好比是为我们党揭去了一个经常压抑我们和妨碍我们正确理解许多问题的盖子。”[2]331总之，赫鲁晓夫揭发斯大林的错误是一种解放战争，使大家都敢讲话和思考问题了[4]621。
正是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共特别强调以批判的态度利用苏联的经验，反对机械地把苏联的做法搬到中国。1956年8月22日，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B·利哈乔夫在写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到：“毛泽东说，中国经常这样：如果苏联和东欧民主国家做了什么事，中国的同志们就说这一切都好，他们只需照办就行了。在这些问题上，中国的同志们缺少批评的态度。”[5]325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说：“对苏联的东西还是要学习，但是要选择地学，学先进的东西，不是学落后的东西。”[6]3451958年2月28日，毛泽东在和尤金的谈话中指出：在斯大林时期，对农民不正常的高税收制约了农业的发展，同时对工业的管理过分集中；斯大林的这些错误和其他错误可以成为我们有益的教训，我们也不会重犯这些错误[2]415。可见，苏共“二十大”后，中共努力摆脱对苏联经验的迷信和盲从，并开始探索“走自己的路”，其中集大成者便是《论十大关系》。“从十项方针的内容可以看出，其中最重要的几项同苏共二十大的决议紧密相关，尤其是在加强关注提高人民群众的福利和进一步发展民主的问题方面。”[5]319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一样试图纠正斯大林的错误。特别应指出的是，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还特别提出：“中国应该向所有人学习，其中包括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学习人家的好东西。”[5]325总之，苏共“二十大”是当代中国第一次改革的起点，而当代中国第一次改革具有明显的外烁性特征。
反对斯大林的错误和否定斯大林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在如何对待斯大林问题上虽然有分歧，但总的认识基调是一致的，即贡献大于失误。
1956年3月17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中共领导人对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做法持谨慎态度。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坏中有好：所谓的“好”就是揭了盖子，这在上文已经论及；所谓的“坏”就是捅了娄子，“搞突然袭击，不仅各国党没有思想准备，苏联党也没有思想准备。这么大的事情，这么重要的国际人物，不同各国党商量是不对的。事实也证明，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出现混乱。”[7]1957年1月，毛泽东说，苏共“二十大”整斯大林整得太过了，我们是不满意的[6]334。毛泽东主张：“评价斯大林的作用，应采取辩证的态度，抛弃斯大林所有消极和错误的东西，捍卫他所有积极和正确的东西。”[5]3611957年11月，毛泽东在和葛罗米柯的谈话中明确指出：“从全局来看，我们认为，斯大林的功劳占70%，错误占30%……在个人迷信问题上，我们不完全同意你们，主要是在提出这个问题的初期，没有适当地确定斯大林的功劳与错误的范围。”[2]352在这里，毛泽东明确了中共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同时明确指出了对苏共“二十大”持保留态度的原因：苏共“二十大”只是讲了斯大林的错误，但没有明确斯大林的功过比例或者说没有讲到斯大林的成绩。中苏在斯大林评价问题上的分歧也不外如此。1958年7月，在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和赫鲁晓夫有过一次会谈，其中提到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毛泽东说，他一直都认为批评斯大林的错误是对的，他不赞成的只是批评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在他看来斯大林的十个指头里有问题的是三个。赫鲁晓夫回答说，他觉得斯大林的错误还要多些。但二人都认为，斯大林的一生中功劳是主要的[8]135。所以，“在斯大林的问题上，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说法并无多大区别。”[3]159-160
既然在斯大林问题上二者并不存在原则分歧，因此苏共“二十大”也并未对中苏关系造成冲击。毛泽东曾多次强调：“中国和苏联是‘由永恒的友谊联系在一起的’”[2]355“即使我们之间存在分歧，也不是永久性的，而是局部的、暂时的。……在所有重要的和基本的问题上我们之间始终是一致的。”[9]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之间的亲密关系更进一步向政治和外交领域的合作发展”[3]169；在军事领域，虽然1958年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造成了两国的隔阂，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双方都在探索军事合作的有效方式和途径。
在斯大林评价问题上基本一致、中苏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前提下，斯大林体制是不可能撼动的。“1956年毛泽东所谓的探索中国自己的道路，从本质上讲还是没有摆脱斯大林所指引的苏联道路，只是中国要通过采用那些适合自己国情的方法比苏联走得更快些。”[3]154这种走得更快些的要求也受到苏联与美“经济竞赛”的影响，提出了超英赶美的口号，忽略了中国的客观实际，如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大炼钢铁等。无论是解放发展生产力还是变革生产关系，第一次改革都是在斯大林体制内冲撞和迂回，有许多经验教训需要汲取。至于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中苏两国市场的容量是无限的，不需要寻求外部销售市场[2]347，“中国不会向资本主义国家借一分钱”[2]349。此外，仍然坚持计划经济体制，仍然坚持领导职务终身制等，“斯大林时期形成的最核心、最根本的东西——过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并没有被触动，苏维埃体制的深层矛盾并没有解决。”[10]因此，当代中国第一次改革无论是在领域和内容上都具有鲜明的局部性特征。
不得不说的是，中、苏之所以不能撼动斯大林体制，除了与对斯大林的评价有关，还与斯大林体制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曾经取得的伟大成就相关。作为唯一的、“成熟”的社会主义模式，毛泽东和赫鲁晓夫都无法推翻它，因为那样中、苏都将无路可循。当代中国第一次改革的局部性特征受到苏联的影响，但归根结底是受到时代的局限，它是历史的必然。有人说，赫鲁晓夫上台后一直在“否定斯大林”“去斯大林化”。1961年10月，斯大林的遗体被抬出列宁墓，“否定斯大林”运动达到一个新高度，但这不代表苏联否定了斯大林体制，这也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
虽然苏共“二十大”前后中苏有过一段“甜蜜”的时期，但这与赫鲁晓夫立足未稳相关。随着其地位的巩固，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对世界局势的看法开始出现分歧，再加上国家利益的冲撞，中苏冲突乃至最终分裂势所难免。
这里所说的中苏冲突既包括国家利益的冲突，也包括意识形态的分歧，20世纪50年代末期这二者越来越纠缠在一起。1958年7月，在关于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谈话中，毛泽东当面询问赫鲁晓夫：舰队到底属于谁?并说自己对苏联做法的理解是：只有建立对付美国的联合舰队，中国才能得到苏联的帮助。毛泽东质问到：这事伤了谁的自尊心?赫鲁晓夫说，我看是伤了您的自尊心[8]129-133。在长波电台问题上，赫鲁晓夫一再要求利用苏联贷款来建设，因为他觉得中国暂时还用不上它。这又强烈刺激了敏感和具有极强民族自尊心的毛泽东，他强硬回绝：“如果你们坚持援助，那我们就不建这个电台了。”[8]138这个话题已不能继续讨论下去。虽然赫鲁晓夫一再解释毛泽东的理解和苏联的本意并不一致，并说这只是中苏关系中的“误会”和“灰尘”，但显然毛泽东很难从内心接受他的解释。此外，1958年和1959年赫鲁晓夫曾经多次公开批评中国的人民公社[11]，这是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不难看出，以上这些都是在挑战毛泽东和中共独立自主的立国底线。
而随后的炮击金门和中印边境冲突进一步使中苏冲突加剧并公开。炮击金门反映的是中苏在如何处理台湾问题(实际上是如何处理对美关系)上的分歧。在中共看来，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解决台湾问题是使用武力还是和平方式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反对台湾问题国际化；而美国则要求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不使用武力，实现台湾问题国际化。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专门致信赫鲁晓夫讲述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1958年8月23日起，毛泽东宣布炮击金门，赫鲁晓夫认为中共在激化国际局势。“我们赞成缓和紧张局势。……为了逗弄猫儿而向沿海岛屿打炮，那是不值得的。”[8]423在中印边境冲突事件上，作为中国盟国的苏联袒护印度，并公开指责中印边界武装冲突是“试图阻挠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并在赫鲁晓夫访美前夕“使局势复杂化”[12]。1959年10月，在有关中印边界冲突的会谈中，赫鲁晓夫批评到：“西藏事件(即中印边境武装冲突，笔者注)是中国共产党的错，不是尼赫鲁的错。”[8]425毛泽东针锋相对：“我们给你们扣一顶帽子，叫迁就分子。请接受吧。”[8]429赫鲁晓夫则毫不退让：“你们想让我们屈从你们，这是办不到的。……我们走自己的路，不迁就任何人。”[8]429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站在印度一边背叛了中苏同盟和社会主义阵营，他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是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背叛，是修正主义。而在赫鲁晓夫看来，毛泽东是在用武力挑战资本主义世界的稳定性，与自己企图缓和与西方世界紧张局势的用意相违背。可以说，这两件事是中苏关系的转折。1959年6月，赫鲁晓夫自食其言，暂缓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样品和技术资料；1960年，又单方面宣布撤走全部在华专家，这使中国核武器的研制严重受挫并使国民经济蒙受巨大损失，并强烈刺激了当时中共领导人的民族自尊心。由此中苏冲突公开化，中苏分裂已成定局。
伴随中苏利益和理论冲突日益增长的是毛泽东对修正主义的警惕。1956年12月，毛泽东修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时，就添加了“修正主义”这个词。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可以看作中苏十年论战的起点。1960年4月，毛泽东又在修改《列宁主义万岁》一文时强调，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进行公开反驳与回击。随后，作为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回应，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毛泽东亲自主持撰写了9篇文章批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统称“九评”，中苏论战达至白热化。在“九评”中的最后一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中，毛泽东强调：“在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故乡，在具有几十年建设社会主义历史的苏联，也发生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事件，也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它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敲响了警钟。这就不能不引起人民极大注意，不能不引起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认真思考和严重警惕。”[13]对修正主义的警惕，使毛泽东担心中共党内会出现修正主义和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而中苏论战很容易使毛泽东将中共党内思想认识和工作上的分歧简单地定性为修正主义。1959年毛泽东之所以批评彭德怀，除了与彭德怀上“万言书”有关，还与彭德怀因为公务原因与苏联的接触相关：恰在庐山会议之前，1959年5月彭德怀率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期间，与正在此访问的赫鲁晓夫有过会面和接触；6月，彭德怀路经莫斯科与赫鲁晓夫又有过会谈和接触[11]。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万言书”和毛泽东要求印发的《苏联一些同志对我大跃进议论纷纷》一样，被毛泽东说成是“专讲毛病，不谈成绩”，彭德怀自然也成了中国的“赫鲁晓夫”。“1960年5月28日，他(指毛泽东，笔者注)在会见丹麦共产党领导人耶斯佩森时说：‘彭德怀就是修正主义。’因为他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国内外阶级敌人在党内的代理人。”[14]1962年9月，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刘少奇等人对形势的正确估计和刘少奇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所采取的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符合客观实际的政策措施统称为“中国右倾机会主义”，并说将其称为“中国修正主义”更好[15]。毛泽东还认为，赫鲁晓夫和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由此把国际上的反修斗争、阶级斗争引申到党内，其中得出‘赫鲁晓夫就在党内’‘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要警惕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等结论。”[16]“反修防修”与阶级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而当代中国第一次改革中提出的许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逐渐被搁置，被一场场“反修防修”的政治运动所代替，全国上下到处抓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直至爆发“文化大革命”。
国际关系学的奠基人摩根索认为，国家不能为了道德理想去牺牲自身利益。因此，在国际交往中，不应该主要依据某种道德观念或意识形态原则，而应依据受权益支配的政治现实主义法则。中苏冲突源自国家利益，但同时伴随着意识形态的十年论战。针对中苏为何论战并走向分裂，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部分人认为，中共争夺社会主义的领导权；另一部分人认为，是中共要求改善不平等的党际与国家关系，得到平等地位[17]。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都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讨论这一问题。如果走出社会主义阵营在国际政治的视角下来看待中苏关系，笔者发现，在国家实力、地缘政治等各方面，中苏都面临着不同的形势。在斯大林的经营下，二战后苏联的周围都是卫星国(从历史渊源上来看，也包括中国而且是最大的一个)，除了遭受核武打击以外，相对安全，这是其一；其二，二战以来奠定的强国地位以及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自然使其与美国形成均势对峙；其三，可以预见的是，在核武时代美苏均势的前提下，谁都无法承担核战争的后果。因此，对美苏而言，斗则两亡，和则两利。中国则不同：国共内争余绪尚在，美国军舰游弋于台湾海峡(对中国而言，美国是蒋介石的“后台”，中国的敌人)，朝鲜战争使中美关系旧恨之上又添新仇，中印关系恶化，越战升级，中苏分歧升温，“反华大合唱”已然形成。在这种地缘政治环境下，中共自然难以接受和平相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更不可能放弃阶级斗争。由此来看：首先，中苏论战的任何一方都是站在自身现实和利益的基础上思考问题的，虽然都有局限性和狭隘性，但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这是天经地义的；其次，中苏论战的任何一方都企图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对方，这是严重违背国际政治原则的。中苏论战为什么没有结果，虽然是因其内容有各种缺陷和不足，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立场不同，而立场是不能互换的。中苏论战双方最终都没有坚持求同存异的方针。用毛泽东的话说：“他们想影响我们，我们想影响他们。”[6]345用赫鲁晓夫的话说：“你们不能容忍反对意见，认为自己是正统。”[8]429邓小平曾经总结到：我们的错误在于以我们的标准去评判别人的实践和是非。这句话对论战的任何一方都是适用的。作为论战一方的中共相对弱势，在其看来苏联让自己屈服就是大国沙文主义；而作为论战另一方的苏联相对强势，则觉得中共在抢夺“正统”地位或者说争取平起平坐的权力。实际上，双方都是在争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无论说中共是在争夺社会主义阵营的“头”，还是在追求中苏之间的平等地位，都是仅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讨论问题，中苏论战的实质是论战双方维护自身利益的不同言说。同时，站在国际政治这一视角下，可以找到毛泽东之所以在中苏论战中坚持战争解决问题和阶级斗争的现实依据，自然也就不能把当代中国第一次改革误入歧途的原因仅仅归结为毛泽东和中共对国际局势、国内矛盾的误判，它自有其历史必然性。
中苏论战中，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分歧是同时存在的，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更体现前者，而炮击金门事件以后，这两者紧密结合在一起，互为风火：站在维护国家利益的立场上，中共必然要从理论上论证自己各种政策措施的正当性，而这必然与苏共的观点相冲突，因此导致中苏论战；而中苏论战又使毛泽东觉得，苏联企图牺牲中国利益实现与资本主义的和平共处。中苏论战的“根”在国家利益，而从中共的角度看，参与论战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必要手段。论战的加剧，使毛泽东对国内潜在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越来越担忧。逐渐地，在国内反修防修成为中共的中心工作，从而使第一次改革进程受挫，成效有限。
回顾苏联对当代中国第一次改革的影响只是第一步，关键是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第一次改革及其与第二次改革的关系。
1956年前后的中苏关系，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是由“父子关系”(儿子必须听老子的)转变成“兄弟关系”(平等关系)，但无论如何二者在意识形态上具有同质性，在体制上都是斯大林式的。苏联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中国的关注。苏共“二十大”的召开，特别是秘密报告的出笼，暴露了苏联建设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打破了对斯大林的迷信，成为当代中国第一次改革的起点，中共开始自己思考问题、走自己的路。但由于毛泽东、赫鲁晓夫都认为斯大林的功劳是主要的，且斯大林体制在历史上取得过辉煌成就，中苏都不能完全摆脱斯大林体制，这就决定了当代中国第一次改革具有局部性特征。可见，当代中国第一次改革是“以苏为师”前提下的“以苏为鉴”：迈出了改革的步子，但在深度和广度上是有限的。
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后的中苏关系，由于国家利益、意识形态的分歧，论战公开，步步走向决裂。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是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背叛者，是修正主义者。随着中苏论战的加剧以及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中共党内逐渐出现分歧，毛泽东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式人物”越来越警惧，反修防修成为其人生最后二十年的主要任务。而且他将修正主义当作资产阶级的东西来批判，阶级斗争被引入党内并成为党的中心工作，使第一次改革被多次政治运动所打断，成效受限。
但必须指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共处在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之中，这种转变不只是身份、位置的转变，更重要的是意识的转变，或者说中共身份、位置的转变并没有摆脱过去的“革命”意识，这突出表现在毛泽东对国际局势和国内阶级斗争的判断上。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当代中国第一次改革受苏联影响进程受挫、成效受限，但是不能扩大这种影响，最根本的原因是当时中共领导人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出现了偏差，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当然，这种偏离受制于当时国家的利益诉求、地缘政治等客观原因。所以，在看待第一次改革的局限性时，除了不能夸大苏联的影响外，更不能把它简单归结为某个领导人的错误。
当代中国第一次改革也给后人和第二次改革留下了宝贵的遗产。首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喊出了“走自己的路”的口号，这是第一次改革留下的最珍贵遗产。其次，在一分为二对待苏联经验的同时，提出了向资本主义学习的口号。在东西方两大阵营冷战对峙的背景下，这也是难能可贵的。其三，从反面来讲，意识形态的论战使中共没有坚持以求同存异的方针处理中苏关系，对阶级斗争的强调弱化了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造成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有限，为第二次改革提供了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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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O Xiang1,2
(1.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 246011, China)
Abstract：The period from 1956 to 1978 was the first reform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20th Congress of Soviet Communist Party w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reform, and the depth and range of the reform was influenced by the evaluation of Stalin. The conflicts and debat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made the reform off its normal track. It should be seen that the conflicts and debat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included the double factors of national interests and ideology. Hence, to understand the conflicts and debat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should b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ather than limited within the socialist bloc. Only in this way can the influence of Soviet Union on the first reform in contemporary China be correctly evaluated. Meanwhile, it should also be seen that valuable heritage is left by the first reform to the second one.
Keywords：reform; externality; locality; Sino-Soviet debat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ational interest
网络出版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21.1558.C.20180920.1504.004.html
*本文已于2018-09-21 08∶49在中国知网优先数字出版。
作者简介：郭 祥(1980-)，男，河南浚县人，讲师，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等方面的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3AKS013)。
收稿日期：2018-03-01
doi：10.7688/j.issn.1674-0823.2018.05.15
文章编号：1674-0823(2018)05-0469-06
文献标志码：A
中图分类号：D 812
(责任编辑：郭晓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