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的研发和利用越来越清晰地表明，作为一种影响巨大的颠覆性技术，它必将给社会进步和人自身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在大数据等新技术的支持下，人工智能开始了新一轮革命，思考人工智能将带来的复杂效应成为不容回避的课题。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分析人工智能环境下人的发展的新机遇和新挑战，有利于我们看清利弊并及早制定预防对策，使人工智能走上符合人自身发展尺度的健康、有序轨道。
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的思想是马克思人学理论的重要内容。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对人的发展的内涵、实现条件和途径有着详细的阐述。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发展有多层含义。其一，人的发展表现为人的活动及其各种能力的发展。由于人类只有借助劳动才能把自身的潜在能力不断地转化为现实能力，所以人的发展首先表现为人的劳动能力的发展。人的劳动能力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人类从事物质生产的能力和从事精神生产的能力。人类的体力和智力会在人类参加具体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活动时不断地体现和发挥出来，并在此过程中不断促进社会进步和实现人自身的发展。其二，人的发展表现为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马克思曾明确指出：“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1]36这说明，人的全面发展意味着人的社会关系的丰富与充分发展，意味着人的活动范围突破地域和民族界限，拓展成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其三，人的发展表现为人的个性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曾以人的发展为尺度对私有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指出：“私有制不仅夺去人的个性，也夺去物的个性。”[2]254“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3]287并提出“无产者为实现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迄今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这个同时也是整个迄今为止的社会生存条件，即消灭劳动。……使自己的个性得以实现”[3]121的任务。可见，他们认为人的个性发展也是人的发展的重要方面，甚至是最显著的标志。综上所述，人的发展就是人的劳动能力、社会关系以及人的个性的不断丰富与发展。
(1) 实践活动是人的发展的现实途径。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实践活动具有改造环境和改造人类自身的双重意义。环境的改善与人的发展具有一致性，人类只有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才能不断改造、提高和完善自己。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明确指出：“革命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没有其他任何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身上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3]91这就是说，革命者本身并不完美，他们只有经过革命的洗礼才能得到改造与洗礼，成为未来新社会的新人。据此我们认为，人类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才能改造自己、发展自己。也就是说，人的发展不是享受意义上的，人类只有通过实践活动、参加劳动才能实现自身的发展。
(2) 生产力发展是人的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基本途径。人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也从根本上决定着人的发展的状况。首先，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的发展的物质前提。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其次，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能够减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增加人类自由时间。自由时间增多，人们才有精力和时间参加自己感兴趣的活动，拓展自身各方面的素质和能力，从而促进自身各个方面的发展。最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可以逐步消除劳动异化。马克思在展望未来生产力发展前景时预言：“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一方面整个社会只需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另一方面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代替人从事的活动。”[1]287也就是说，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劳动时间，而且可以改善劳动环境，降低人的劳动强度。马克思在预见共产主义时说到，在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异化劳动消除、人的劳动变为自由自主的活动，是快乐的劳动，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可见，生产力的高度发达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大力发展生产力是当前促进人的发展的重要途径。
(3) 人的发展有赖于合理化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指出：“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2]295“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们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2]295基于此种认识和对当时现实社会的观察，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消灭私有制、消灭现存的经济关系对人的束缚是实现人的解放的前提，即超越私有制会使人从以往社会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条件。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可以看出，社会关系的合理化也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之一。
马克思曾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4]可见科学技术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给人类生活带来诸多便利，另一方面对人类自身构成挑战。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兴的颠覆性技术，也必将给人的发展带来双重影响。
(1) 人工智能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人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2]777“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资本家的社会。”[3]142“在借助蒸汽机、铁路、电报和各种机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在一个世纪里工业资产阶级成功地超越了过去所有时代的文明所取得的成就。”[5]可见，每一次新科学技术的出现都会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兴的颠覆性技术，也必将促进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对今后社会和人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随着新一代人工智能与产业的高度融合发展，我们将迈入一个有利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智能社会。在社会生产方面，人工智能的发展促使传统行业开始进入智能化生产阶段，经济发展实现智能化，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社会产品和服务更加丰富，从而为人的发展提供充分的物质条件。在资源利用方面，智能网络和智能交通的发展使全球市场建立起来，资源配置和资源共享成为可能，资源利用效率大大提高，资源浪费和闲置大大减少。在社会管理方面，社会智能监督、预测和控制系统不断完善，社会运行更加安全、高效，社会治理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出行更加安全、便捷。在社会生活方面，随着新一代人工智能的研发应用，人类将进入智能化生活时代，特别是人工智能在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应用，将会减少人们生活中的很多困难和忧虑，从而增加人们的生活幸福感。
(2) 人工智能有利于进一步促进人的生存社会化，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可能性。人的自由发展是指作为主体的人的自觉、自愿、自主的发展，人是一切发展的目的。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时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即使人类通过劳动能够使自己的某一方面得到发展，但是这种发展不是自愿的，是受资本家支配的，人们没有意志和行为自由，人只是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而已。尽管如此，但是人“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切东西”[3]78。只要想生存下去，人就只能始终是猎人、渔夫、牧人或者批判者，毫无其他选择，所以自由发展更无从谈起。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将会使这种现状有所改变。随着人工智能的大量运用，生产效率将会极大提高，物质财富更加丰富，人类的生存很有可能会实现社会化。生存的社会化使人类不再为了生存被迫从事某种自己厌烦的劳动，使人类“自由选择职业”成为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3]85这时，人的发展是自觉、自愿、自主的发展，是真正的自由发展。
(3) 人工智能有利于给人们带来更多自由时间，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可能性。这里的全面发展是指人的各个方面能力的发展。自由时间是人自身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用于非物质资料生产的时间。马克思说：“如果一个人没有一分钟的自由时间，他的一生如果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的需要所引起的间断之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么，他就连一头载重的牲口都不如。”[3]195-196一个仅仅从事物质生产的人是无法实现全面发展的，因为单纯的物质劳动仅仅培养人单方面的能力。自由时间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有了自由时间，人们才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从事科学、艺术等活动，才有可能通过从事各种各样的活动实现各方面能力的发展即全面发展。因此，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们生产物质资料的时间。生产物质资料时间的减少有赖于社会生产率的提高。人工智能的普遍应用必然会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以越来越短的时间生产出越来越丰富的物质资料，这样人们的物质生产时间就会缩短。“社会为生产小麦、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它所得到的从事其他生产、物质的或精神的生产的时间就越多。”[3]120这样，“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自由而全面地发展自己，人将愈来愈全面地实现自己的本质。”[6]
(4) 人工智能有助于消除异化劳动，促进社会关系的合理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此后，马克思在预见共产主义时说到，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将成为人的第一需要。所以，真正的人的劳动应当是自由自觉的、快乐的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大多数人进行劳动是为了维持生存，劳动是给人们带来痛苦和折磨的苦役。影响人们“快乐劳动”的因素主要有三个：第一，过度劳动、高强度劳动和高危险劳动。不可否认，劳动是对人的体力和脑力的消耗。如果人类过度劳动或消耗的体力和脑力不能及时得到恢复，则不仅会导致身心疲惫和厌烦心理，还会对人类的身体造成伤害，特别是一些繁重劳动和高危险劳动对人类的伤害非常大，甚至会威胁到人类的生命安全。第二，单调乏味的劳动。在工业社会，为了提高生产效率，生产分工日趋精细化，工厂里的工人如同机器一样每天重复着同样工作，极易让劳动者产生无聊、厌烦心理，失去劳动乐趣。第三，个人的兴趣也直接影响劳动的快乐性。人工智能引入生产领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人们劳动的快乐性。因为“智能系统一批批发明出来，以日益低廉的价格进入生产和生活过程，可以代替人从事一些重复、单调、繁重的工作，将人从一些有毒、有害、危险的工作(环境)中解放出来。”[7]另外，如前所述，人工智能大量采用之后，一个机器人可以代替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工作，而且比人类干得更好更快，一个机器人干活能够养活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大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制度，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实现生存社会化。如此，人们就不需再为生存而担忧，或被迫地从事某一种劳动，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职业，从而提高人们劳动的快乐性。
人工智能作为一门新兴的颠覆性技术，必定会带来巨大的社会变革，如果生产关系和相应体制没有及时跟进，必将给人类自身的发展带来一些消极影响。
(1) 人工智能的普遍使用将对部分人的劳动权利构成挑战。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类特性，人的本质通过劳动体现出来，人在劳动的过程中肯定自己，实现自我价值。然而，随着人工智能的普遍使用，一部分人的劳动权利将会受到挑战。由于人工智能具有高效率和高强度劳动的特点，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各行各业，越来越多的岗位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结构性失业将接踵而至。目前，人工智能不仅可以替代从事简单劳动的产业工人，而且开始慢慢影响中产阶级，白领阶层也逐渐受到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威胁。随着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的不断突破，有人预测，在将来人类约95%的工作将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如果人们不及时接受新的教育和技能培训，将会彻底丧失劳动价值，走向失业。卡斯特指出：“现在世界大多数人都与全球的逻辑毫无干系，这比剥削更糟。我说过总有一天我们会怀念过去被剥削的好时光。因为至少剥削是一种社会关系。我为你工作，你剥削我，我很可能恨你，但我需要你；你需要我，所以你才剥削我。这与说‘我不需要你’截然不同。”[8]在这样的背景下，“数字穷人”被排斥在全球化的经济或社会体系之外，失去就业机会，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失去了展示自身能力和获得自身发展的机会。
(2) 对人工智能的过分依赖，造成人的思维异化，削弱人的个性。马尔库塞说：“科学
技术的合理性和操纵一起被溶解成一种新型的社会控制形式。”[9]“技术已经变成物化——处于最成熟和最优形式的物化——的重要工具，个人的社会地位及其同他人的关系，看来不仅要受到客观性质和规律的支配，而且这些性质和规律似乎也会丧失其神秘性和无法驾驭的特征。它们是作为科学合理性的可靠证明而出现的。这个世界势必变成甚至把管理者也包括在内的全面管理的材料，统治的罗网已经变成理性自身的罗网，这个社会最终也会被困在该罗网之中。”[10]那么，新一轮的人工智能技术革命必将会进一步增强科学技术对社会的控制，增强整个社会的物化程度，对人的全面发展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首先，可能造成人的思维异化。人工智能技术的“科学性”“合理性”易使人们产生盲目认同，这种一味认同则很容易使人失去批判性，形成单向度的思维，这是技术带来的思维异化问题。其次，否定人的个性。当人们遇到问题时，不是先通过自主思考和自我判断来解决它，而是先通过人工智能系统对其进行处理，长此以往就会形成对人工智能的依赖，导致人们的思想被统治。这种统治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削弱了人的个性，阻碍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3) 人工智能的使用对传统伦理构成新的挑战。首先，对人类的隐私构成威胁。例如，人工智能能够根据人们网上购物记录、网页浏览记录等推送相关商品或信息，提供更加贴心、便捷的服务，然而此时人们的隐私正面临泄露的危险。在未来，随着人工智能与云计算的结合，政府、企业、个人的大量信息将被上传到云端，一旦这些信息被泄露出去或被恶意使用，后果将不堪设想。其次，虽然人工智能借助现代技术能够表现出一些类人的能力，例如语言、表情等，甚至有比人更漂亮的外貌、更充沛的体力和更高的智力水平，却无法产生真正的情感。人工智能虽能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失误，却无法把握人的心理和文化背景，不能灵活地应对和处理特殊情况，一旦出现错误判断将带来严重后果。因此，需对人工智能的权利和责任进行定位和规范。最后，仿真机器人和人机一体化的发展，将彻底颠覆传统的观念和伦理关系，必然要求重建伦理规范。
面对新挑战，只有从社会层面采取有效措施预防或减少失业问题、思维异化问题以及技术伦理问题的发生，才能使人工智能最大限度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解决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失业问题须从四个方面着手：第一，重视和培育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人工智能的研发和利用必将带来新业态的发展，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我国应抓住机遇，加快培养高端技术人才，促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及相关新业态的发展，提高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水平，抢占世界先机，增强竞争力。第二，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帮助劳动者适应新的就业岗位。从目前来看，人工智能取代的是一些从事简单劳动的产业工人和部分技术工人，但随着其深度发展，人工智能可能会进一步占领需要高级技能的甚至知识密集的岗位。为此，应着力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新技能，增强劳动者对技术变革的适应性。第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当前人工智能带来的失业效应尚不明显，但随着其快速发展和大量应用，大批失业将接踵而至。解决这一问题除了需要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外，还需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为失业者提供最低生活保障，避免形成较大的社会差距。第四，个人要加强学习，以适应新的就业岗位。失业者要规避失业的负面后果就要不断学习，提高自身的素质和竞争力，转入人工智能相关岗位或其他新的岗位。
思维异化的对象主要是人工智能的使用者，但克服思维异化需从人工智能的研发主体、推广主体、使用主体三方面同时努力。首先，研发主体要权衡利弊，注重社会效应。人工智能的研发主体承担着技术设计、监控和操纵任务，人工智能的社会风险与其有直接联系。人工智能研发主体应对所研发的技术进行评估和预测，明确其将产生的正负效应，并进行明确说明。研发主体要有社会责任意识，不能为了一己之私罔顾人工智能的社会风险[11]。其次，推广主体要如实说明产品的利弊，不能为了自己的业绩而夸大产品的功能和价值，对产品的副作用只字不提。推广主体既要以消费者的需求为导向，又要向消费者说明使用该产品可能带来的各种影响，这样既能让消费者对产品有一个全面认识，又能赢得良好的口碑。最后，使用主体应明确自身需求，培养独立工作能力。使用主体要注意合理使用人工智能，防止过度使用，以免形成对人工智能的依赖。对此，相关组织或单位应加强对使用主体的宣传教育，以规范他们的技术选择和使用行为。
解决技术伦理问题要注意以下三点：首先，加强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与交流，规避技术漏洞风险。人工智能发展虽快，但上升空间还很大，许多核心技术尚存在漏洞和瓶颈。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成熟与其带来的安全问题有着直接联系。为此，一方面国家要支持和鼓励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工作，建设高质量的科研人才队伍，为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提供智力支持；另一方面应加强人工智能技术的国际交流，弥补技术漏洞，促进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完善，从而提高规避风险能力，化解技术安全问题。其次，要完善人工智能的相关法律法规。目前国际上还没有一套专门的人工智能法律法规，因此，不论是世界各国还是国际社会都应尝试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规范和指导人工智能的研发和应用。最后，个人要学会主动适应技术变革带来的社会变化。虽然人工智能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但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技术进步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要顺应历史前进的方向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并有效进行自我调节，主动适应技术变革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
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和运用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发展必将给社会生产和人们的生活带来复杂的社会效应。人工智能作为新事物必然具有新特点，也必将带来新挑战，应理性地看待人工智能环境下人的发展面临的新挑战。人工智能的本质是科学技术，为人服务，由人掌控。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人类能够合理利用人工智能，注意防范其负面效应，就能趋利避害，将人工智能纳入健康、有序的发展轨道，使其为人的发展提供诸多有利条件，从而使人的发展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1]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79.
[5]乔治·巴萨拉.技术发展简史 [M].周光发，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121.
[6]何云峰.挑战与机遇：人工智能对劳动的影响 [J].探索与争鸣，2017(10)：107-111.
[7]孙伟平.关于人工智能的价值反思 [J].哲学研究，2017(10)：120-126.
[8]卡斯特.千年终结 [M].夏铸九，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43.
[9]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 [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124.
[10]吴国盛.技术哲学经典读本 [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89-103.
[11]丁桂馨.生态文明视角下我国环境危机成因分析 [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376-3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