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民族危机严重，推动思想界由鼓吹启蒙到呼喊救亡复兴。学界注意到李大钊率先提出民族复兴问题，但较少分析五四时期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其民族复兴思想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本文试图对此进行初步的分析探讨，以就教于学界先进。
辛亥革命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民主国家的建立给予人们希望，似乎民族复兴的帷幕即将拉开。李大钊也为之欢欣鼓舞。然而，内忧外患的现实局面很快使人们的希望破灭。在国内，民国虽然建立，然而党争日烈，匪患猖獗，人民水火生活并未改观。李大钊深感失望，斥责今日政党无问先辈遗愿，打着维护民权的旗号搜刮民脂民膏巩固自身势力，视国家贫弱而不图强，民族危亡而不图存，人民飘零而不关心，“以致农夫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离散……尸骸暴露，饿殍横野”[1]12。加之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强夺革命果实，伺机复辟帝制，于内排斥异己，残杀爱国志士，打击革命力量，于外同美日帝国主义相勾结，企图借助外部势力来实现“皇帝梦”。李大钊揭穿袁世凯依靠帝国主义势力称帝的阴谋，并告诫政府“求国情于外人，窃恐此憾终难弥耳”。在国际上，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华民族的侵略。日本帝国主义夺取青岛，强定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在内忧外患之际，李大钊热切地期盼中华四万万人民承担起救国大任，使“智者竭其智，勇者奋其勇，富者输其财，举国一致，众志成城”，共保锦绣山河。
同为“病夫”的土耳其的复兴，更是刺激着李大钊寻求民族复兴之法。土耳其和中国都曾经是老大帝国，有着辉煌的历史，但在近代相继落伍，被时人视为“近东病夫”和“远东病夫”[2]。被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双重压迫的土耳其高举资产阶级革命旗帜，在土耳其青年党的带领下结束了苏丹阿卜杜哈德二世的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开辟了民族复兴运动的新道路，为亚非洲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开创先声。尽管青年土耳其党人因自身的局限性[3]并未完成其最终革命目标，但仍鼓舞着中国知识分子为探索民族复兴而不懈努力。李大钊在其文章中多次提及土耳其青年革命运动，指出“与吾并称老大帝国之土耳其，则青年之政治运动，屡试不一试焉”[1]199。土耳其与中华民族面临的内忧外患相似。土耳其青年党人揭竿而起奋起反抗，并取得革命初步胜利，建立资产阶级政权。因此，李大钊呼吁中国人民应该向土耳其人民学习，不屈服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进行民族革命，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建立新政权。土耳其青年党领导革命建立君主立宪制引起中国资产阶级的高度重视。在资产阶级机关报《民报》上有诸多文章对土耳其革命进行总结、评价及宣传，赞扬了“少年土耳其党惟有其力故虽有姑息之过而及进步则常足以掩其前失”[4]的功绩，激励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不怕挫折勇于进取。列宁对于亚洲高涨的民族运动给予高度肯定：“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以及亚洲各国年轻的、对自己力量充满信心、对群众充满信任的民主派，正在起来代替这些气息尚存但已日趋腐朽的资产阶级。”[5]土耳其青年党革命引起了国际国内的高度关注，刺激李大钊探求民族复兴的精神并激励他不断前进，寻求新道路。
在政党负于使命，土耳其老大帝国欣然复兴的背景下，李大钊提出了“青春中华之创造”的民族复兴思想。李大钊将中华民族的发展存亡看作一个整体发展过程[6]，以“白首中华”比喻当时的衰落，以“青春中华”寓意美好未来，将对未来民族国家的美好发展的期望寄托于青年，指出青年在民族复兴中的地位与责任。“青春中华”在衰败中孕育，需中华青年自觉承担起中华再生之责任，“亦必奋其回春再造之努力，使废落者为开敷，开敷者终不废落”[1]189。同时，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进一步侵略，李大钊逐渐明白日本野心，提出“中华民族之复活”的亚洲共同体宣言。当日本帝国主义鼓吹大亚细亚主义，畅想获取亚洲领导权以方便掠夺时，李大钊主张无中国便无大亚细亚，而“言大亚细亚主义者，当以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为绝大之关键”。中华民族复活既是中国的复兴，更是亚洲的复兴，这是由几千年文化的中华于亚洲之重要地位所决定的，更昭显李大钊亚洲共同体的长远目光。“青春中华”“民族复活”等话语寓意着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7]，具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内涵，对19世纪20年代初民族复兴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文化运动时期，先进的思想者在“新”“旧”和“青年”“老年”的对立中，将民族希望寄托于青年人身上。正如时人所谓：“吾国之社会，其隆盛耶?抑将亡耶?”“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8]。李大钊也持同样观点，认为无青年国家不立，青年未觉醒国家难以复兴，发出“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青春中华之创造与否，当于青年之觉醒与否卜之”[1]167的呼喊。民族兴亡在于青年兴衰，而青年觉醒，青年与时俱进，青年创新创造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提供力量源泉，为开辟“欣荣中华之再生”提供新鲜血液。故李大钊将《晨钟》作为阵地[9]，为青年效命，为青年而语，希望通过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强青年之意气，厚青年之学识，唤青年之精神，为民族复兴培养新力量。另一方面，李大钊呼吁青年承担起再创中华的历史使命。“青年乎!以其中立不倚之精神，肩兹砥柱中流之责任……为其职志，而勿逡巡不前”[1]188开导青年不要被眼前政局动荡、人民不幸的现象所震慑，“旧民族之复活”需要青年主动承担历史责任，发挥青年兴国之作用，为改造中华而背暗向明，奋勇前进。
五四运动后，突破了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范畴，开始不断宣传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辟道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是“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10]，以实现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劳工阶级的解放为使命，其理论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就是广大群众。李大钊同样关注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逐渐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在民族复兴中的地位。
“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哪个伟人圣人给我们创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的。”[11]221李大钊认识到“中华民族之复活”必然要同广大的工农阶级联合，坚持群众史观，进一步深化了依靠青年实现“青春中华”的思想。李大钊汲取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同时，结合中国特点指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全体不解放。”[11]304农民问题关乎全中国的复兴强盛，只有联合农民，组织劳工阶级，形成强大的社会力量进行自我解放，进行社会改革，才能够实现民族复兴。
联合广大工农阶级以实现民族复兴，要从三方面着手。其一，知识阶级与工农阶级“打成一气”。中国农村腐朽黑暗，老百姓备受欺压，而工农阶级民智未开，不懂自卫，需要知识青年走进农村，宣传科学知识，教育工农阶级，以开化民智，改进农村生活，帮助工农阶级认识到自己的使命与责任，从而发挥知识青年“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做民众运动的先驱者”的作用。其二，联合广大工农群众进行群众运动。李大钊所认为的Bolshevism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联合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打破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形成世界革命潮流的新纪元。这新纪元不同以往的强权世界，不同以往的欺凌文明，是无产阶级掌握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武器——联合起全世界的无产者进行群众运动，“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凡可以阻碍这种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12]263。李大钊主张民族复兴以联合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为后盾。其三，建立强固精密的党团组织以教化民众。中国民众在几千年封建制度的压迫下，思想僵化，麻木消极，需要建立强固的团体，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民族复兴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而人民群众力量的集合需要党团加以训练，两者相互作用，共同发力，实现民族复兴才有望可成。“所以我们现在还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团体”[11]271，这所建立的强固团体要注意加强对团体成员的训练，并与世界上的共产主义团体相联系，促进中国变革，以此民族复兴才会有希望。
辛亥革命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近代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中国人民期盼了半个多世纪的复兴带来希望。李大钊也对新建立的共和国怀抱希望，企图通过新政权来建设一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李大钊在早期文章中写下“督励我政府”“自统一政府成立已迄今日……一力进于建设，隆我国运，俾巩固与金瓯”等勉励政府克服困难，避免潜在危机，承担起兴国大任的话语。他视中华民国的成立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新纪元，对资产阶级共和政府寄予了无限的期盼。李大钊也鼓励中华人民顺应时代发展，追求时代精神，排除万难探求适合于国家发展的政治体制。而这政治体制“惟民主主义为其精神、代议制为其形质之政治”，乐观地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政治体制意识相对于先进国家较薄弱，但是革命形势蓬勃发展，方兴未艾，“此民权自由之华，实已苞蕾于神州之陆”。李大钊以积极乐观的革命民主主义精神激励感染当权政府及人民群众。他高举“科学”和“民主”的时代旗帜，反对迷信，提倡新思想新文化，号召人们艰苦奋斗，冲破羁绊，摧毁一切“死灰陈腐”，并希望通过培育新生命、新力量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制度。
1917年11月，以列宁为首的布尔维什克政党取得革命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消寂沉闷的中国知识分子实现民族复兴提供了新思维新道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与研究，李大钊认为要通过走社会主义道路救中国：
首先，要让一般的人民群众了解社会主义，知道何为社会主义，以达到社会上多数人为解决共同的社会问题而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和目标的目的，如此才有希望找到实现民族复兴的方法。为此，李大钊在《Bolshevism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说和宣传，让人民群众真正认识和了解马克思主义，学会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从而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驱除官僚军阀势力，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制度。他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12]259，就是联合全世界劳工群众与剥削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打破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社会主义，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发展。
其次，要解决如何使社会主义适应中国环境，将社会主义变成实际，以改变中国现状，实现民族复兴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下，时人大多认为要实现社会主义必须首先大力发展实业，通过经济发展让底层工农群众富裕起来。李大钊提出反对，认为“要在现存制度下发展实业，只能越发强化现在的统治阶级而迫使下层农民为少数的统治者阶级付出更多的劳动”[11]255，并提出“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不可”[11]277-278。因此，他认为必须先走社会主义道路再发展中国经济以复兴。至于如何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下施行实业救国，这一时期李大钊虽然没有提出准确详细方案，但已明确“强调马克思主义对于民族复兴的指导意义”[13]。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他以开拓者的无畏姿态，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的真理，是‘拯救中国的导星’，并积极付诸行动。”[14]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李大钊民族复兴思想的“中心势力”[15]论发生了从新文化时期寄希望于青年创造“青春中华”转向以马克思主义阶级观为指导把人民群众作为革命的中心力量，民族复兴道路由依靠资产阶级力量走资本主义道路转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刻转变。这一转变使李大钊回答了实现民族复兴应循之法这一问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走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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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2]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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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习近平.在纪念李大钊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EB/OL].[2009-10-28].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20281/102793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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