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卫模式产业集群协同程度评价研究*

近年来，产业集群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组织形式，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与转型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基本模式是集约集聚，通过产业集群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带动区域经济转型[2]。产业集群作为一个多学科交叉研究范畴，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学者依托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不同理论基础以及不同研究范式对产业集群这一现象进行研究，导致产业集群的概念、分类、特征、机制等诸多方面仍然存在较多争议、难以统一[3]。产业集群的概念方面，一般认为“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s)”一词源于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Porter提出的集群理论[4]。著名学者Becattini(1978)、Pyke(1992)、Porter(1998)、Scott(2002)等人均对产业集群(产业区)进行了界定[5-7]，其中应用较为广泛的是Porter提出的“产业集群是某一领域和区域内由于竞争性或互补性而聚集在一起的公司或机构”[7]。产业集群的分类方面，美国学者Markusen通过对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多个产业区进行系统研究后将其划分为“马歇尔式”“轮轴式”“卫星平台式”以及“国家依赖性”产业区四种[8]；Hayter依据集群内企业的规模与数量将产业集群划分为大量中小企业为主的产业区和以大企业为核心的中小企业聚集区[9]；Knorringa在Markusen分类的基础上，基于集群的基本特征、演化路径与政府干预等方面将产业集群划分为“意大利式”“卫星式”与“轮轴式”[10]。

在上述产业集群的类型中，作为产业集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卫星平台式产业区”或“以大企业为核心的中小企业聚集区”是由一个或几个中心企业与若干个服务于中心企业的卫星企业形成的金字塔型产业集群(本文统称为中卫模式产业集群，示意图如图1所示)。该类型集群强调集群内部中心企业和为之服务的卫星企业间的相互合作、取长补短，通过在生产、管理等方面协同合作，提升整个集群的市场竞争力[11]。中卫模式产业集群具备普通产业集群的空间、经济、社会、系统属性，但更注重中心企业的主导作用以及与卫星企业的分工与协同。从中卫模式产业集群的定义与特征可以看出，中卫模式集群内部的主要协同关系为纵向上的中心企业与卫星企业的协同关系和横向上的卫星企业之间的协同关系。前者强调的是中心企业对卫星企业的主导与控制，要求配套的卫星企业在生产、经营、管理上与中心企业保持同步。后者主要体现在卫星企业间日常业务协同上，如采购、营销、技术等方面。

研究表明，中卫模式产业集群中缺乏有效的协同机制与沟通合作将会导致集群企业间发展不均衡进而影响区域经济的协调性[12]。因此，本文研究中卫模式产业集群中同级或不同级企业间的协同问题，有助于强化集群内的合作网络、提高企业间的合作效率、促进集群的良性演化。

一、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针对产业集群及其协同问题开展了丰富的研究，其中国外学者就产业集群的动力机制、评价方法、经济效应、实证分析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基础性研究。Pandit等人通过对比不同产业集群的发展状况指出，科技进步、管理环境变化以及全球化趋势会影响集群的强度与效率进而影响集群的发展[13-14]；Hakanson通过构建动力学模型研究集群的增长与发展模式，指出集群内部知识的专业化与互补性、企业的创新能力以及高新企业的形成率是集群演化的重要动力[15]；Sun等人采用模糊层次分析法对台湾地区产业集群绩效进行了评价，表明集群的要素条件、开放的国内国际政策是促进集群绩效提升的驱动力[16]；Martin等人基于新经济地理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证实了企业在特定区域内的集聚会降低创新合作成本进而吸引更多企业加入集群，最终推动区域经济的增长[17]。

针对产业集群的协同问题，国内学者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性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产业集群协同效应与机制、协同创新策略与评价、协同演化路径与策略以及单要素协同(知识、技术、生产、质量、品牌)等方面。

(1) 协同效应与机制。朱传宝基于产业集群协同管理的运行机制，将协同管理从宏观到微观划分为三个层次，分别是组织结构协同层、运营管理协同层与过程/活动系统层[18]。李辉等人基于产业集群系统协同效应将产业集群的协同分为分工协同、制度协同、集聚协同和竞争协同四个方面[19]。崔蕊等人指出产业集群知识协同机制包括战略协同、组织协同、资源协同和制度协同[20]。

(2) 协同创新策略与评价。于江从企业内部与外部对高技术产业集群的协同创新策略进行了分析，其中内部资源协同包含人力资源协同与资金协同，外部资源协同应包含采购协同、销售协同、管理协同、技术协同与生产协同[21]。欧光军等人针对高新区协同创新能力的评价问题，构建了包含3个一级指标、19个二级指标的集群系统协同创新能力评价体系[22]。万幼清等人通过对此前产业集群协同创新能力评价相关研究进行综述，说明当前已有不少学者针对不同的产业集群的协同创新能力开展了相应的评价，并构建了产业协同创新能力评价模型[23]。

(3) 协同演化路径与策略。方永恒等人借鉴生态种群演化中的逻辑回归模型构建了产业集群竞合协同演化模型，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集群演化的主要动力是集群主体间的既竞争又合作的协同机制[24]。陆小成等人基于Lotka-Volterra模型，对产业集群内部企业间的捕食与竞争关系进行了研究，指出产业集群的协同演化应重视协同效应，避免过度竞争，并从发展战略、竞争力培养、竞合策略等方面给出了建议[25]。

(4) 单要素协同。部分学者从产业集群的某一要素(或视角)对产业集群的协同问题开展了研究。李森等人从质量战略、质量知识、质量形成过程等方面对中卫模式产业集群质量协同管理水平进行了评价[11]。李贯忠从生产信息管理、制造过程、物流供应等方面对产业集群的生产协同开展了相关研究[26]。林阿禄等人基于产业集群中区域品牌的保障机制、动力机制等方面，提出了茶叶产业品牌协同模型[27]。

上述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一般产业集群协同机制、效应的宏观分析，或对产业集群在某一特定方面的协同能力(如质量、生产、创新等)的评价，而针对产业集群整体的协同程度评价尚无具体的评价指标体系。此外，中卫模式的产业集群与一般产业集群相比，更注重中心企业与卫星企业间的纵向上的协同。因此，考虑产业集群整体的协同机制，结合中卫模式产业集群的特点，构建中卫模式产业集群协同程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对发现集群内部协同管理问题、提高集群整体协同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卫模式产业集群协同程度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1. 评价模型

产业集群的内部企业协同是集群演化动力、创新能力以及人才吸引力的重要影响因素[28-30]。本文结合中卫模式产业集群“中心企业主导、多级企业协同”的特点，将内部企业协同细分为纵向上不同级企业间的协同(例如中心企业与卫星企业间的协同)以及横向上同级企业间的协同。此外，产业集群的内部协同能力应外显在集群的整体绩效中，例如产业集群的核心竞争力[31]。因此，本文将产业集群对外部需求的响应情况，即集群产品的市场占有情况与集群满足顾客的产品需求情况，一并纳入协同程度评价系统，形成的评价模型如图2所示。

2. 评价指标体系

依据图2中的评价模型，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遵照科学性、全面性、指标易获性等原则，以及充分考虑中卫模式产业集群的协同过程与协同结果来设计评价指标体系。经过问卷调查和专家访谈，最后确定了由3个一级指标、11个二级指标、21个三级指标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1) 中心

卫星企业协同。中卫模式产业集群中，中心

卫星企业协同主要是中心企业对卫星企业的主导、控制，要求配套的卫星企业在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与中心企业保持同步。中心企业与卫星企业在产品供应上实现准时、合格；当中心企业产品需求变动时，卫星企业能够及时作出调整、快速跟进；两者之间管理理念同步，技术相互支持，企业发展战略一致；在经营上表现为两者之间契约的稳定性，以及营销上的协同、信息共享等。结合文献[11，18，26]对产业集群中质量协同、生产协同、管理协同等要素的研究以及中卫模式产业集群的运作特点，选取生产、质量、技术、管理、经营等5个二级指标以及对应的15个三级指标作为中心

卫星企业协同的评价指标。

(2) 卫星企业间协同。卫星企业间的协同包括同级卫星企业协同和跨级卫星企业协同。由于跨级的卫星企业间联系相对较少或通过中心企业相互联系，因此本文仅考虑同级卫星企业间的协同。同级卫星企业一般涉及同类产品的向上供给，多表现为竞争关系；之间的协同主要体现在日常业务协同上，如采购协同、技术协同和营销协同，其他方面的协同体现较少。本文选择营销、采购、技术与产品等4个二级指标以及对应的4个三级指标作为卫星企业间协同评价指标。

(3) 集群外部需求响应。产业集群内部的协同关系促进集群的成长、升级，继而产生比较广泛的影响力，最终在市场上具有核心竞争能力，可以通过集群产品的竞争力与对用户需求的满足能力来表征，因此选择主导产品市场占有率以及新产品产值率作为集群外部需求响应的三级指标。

3. 评价标准

在指标评价标准制定中，本文将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均分为5级，从5级到1级分别对应“非常好”“较好”“一般”“较差”和“非常差”。各三级指标对应的评分标准详见表2，专家可据此打分。

三、中卫模式产业集群协同程度评价方法

本文采用序关系法来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基本操作步骤如下[32-34]。

1. 指标权重确定

(1) 确定指标间的序关系。假设评价指标体系中含有m个评价指标，分别记为X=(x1，x2，…，xm)。若指标xi基于某一特定评价准则的重要性程度不低于xj，则记为xi>xj。若指标x1，x2，…，xm基于某一评价准则的重要性程度具有式(1)中的关系，即

则评价指标x1，x2，…，xm间按“>”确立了序关系。其中，

表示{xi}按序关系“>”排序后的第i个评价指标。为书写方便且不失一般性，以下仍记

为xi，即

(2) 比较指标间重要程度。指标集的序关系确定之后，专家需要对相邻指标间的相对重要程度进行判断。假设专家关于评价指标xk-1与xk的重要性程度之比wk-1/wk的理性判断为

rk的赋值如表3所示。

(3) 计算指标权重系数。

wk-1=rkwk (k=m，m-1，…，2；m≥2)

2. 协同程度评价

中卫模式产业集群协同程度可以使用式(5)进行评价[35-37]，根据下一层指标可以逐层计算上一层指标的评价值，最后计算出中卫模式产业集群整体的协同程度评价值为

式中：ai为第i个指标的评价结果；wi为该指标相应权重；R为下层指标的评价值向上层指标集成后的评价结果，可根据最终各层指标的评价值来确定产业集群的协同程度。

四、应用案例

1. 案例背景

东北某机床产业集群是一个具有多个核心企业(主机厂)的中卫模式的产业集群，目前该集群包含了多家机床相关企业。本文选取该集群中的一个核心企业以及与之业务密切相关的卫星企业组成的小集群，其中核心企业为C0，是集群内规模庞大的机床整机装配厂，其主要业务是数控设备的研制、生产与销售，同时其与集群内的其他企业合作较为紧密。围绕中心企业C0的一级卫星企业共有6家，为W1～W6，分别向C0供应液压产品、机床排屑器、机床防护罩、刀具、机床底座、机床主轴等。

2. 数据采集与协同程度评价

首先，邀请了15名产业集群协同领域内的专家对上文评价体系中指标的重要性进行排序并给出相对重要性比值，按照序关系法的处理步骤得到各指标的权重。然后根据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标准，构建了一个5级评分标准的调查问卷。为了保证评价结果的客观性与准确性，邀请了5位专家(E1～E5)在对选取的集群进行调研的基础上，对各三级指标进行评分。各指标的权重与评分结果见表4。

本文中假定各位专家的重要性相同，即rk=1/5。首先将五位专家的评价结果加权汇总，获得每组中卫关系一级指标的评价结果。然后依据指标权重，运用式(5)计算出每个一级指标和最终目标的评价结果，再逐层向上计算，得到二级指标和一级指标的评价值，见表4后三列。

3. 评价结果分析

从上述最终计算得出的结果可以看出机床集群的协同程度评价值为2.04，处于一般水平。一级指标中，中心

卫星企业协同(纵向)的评价值为2.32，处于一般水平；同级卫星企业之间协同(横向)的评价值为1.82，集群外部需求响应情况评价值为1.75，二者的协同程度处于较差水平。二级指标中，生产协同、质量协同、技术协同(中卫企业之间)、管理协同、经营协同、采购协同、技术协同(同级卫星企业之间)、适应需求变化的能力均处于一般状态，营销协同、产品协同和集群产品竞争能力等三级指标处于较差水平。

从指标评分可以看出，中心

卫星企业协同(纵向)评价得分在一级指标中相对较高，说明中心企业和卫星企业之间的合作相对较好，但是评分值为2.32，处于一般水平，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对比同级卫星企业之间的协同水平可以看出中心

卫星企业协同不论总体水平还是各项指标得分都相对较高，主要原因是在中卫模式中中心企业的主导作用使得中心和卫星企业朝着既定的目标发展，这种上下级的组织关系使得中卫协同更为明确，因而水平较高。同级卫星企业之间协同评分仅有1.82，表明该项指标的协同水平较差；同级卫星企业之间协同的二级指标评分中营销协同得分为1.4、产品协同得分为1.8，二者已经成为影响该项评分的主要因素。

通过进一步深入分析，同级卫星企业之间协同程度较差主要有以下方面的原因：

(1) 同级卫星企业之间的部分产品存在竞争关系，在营销协同方面存在利益纠葛；

(2) 卫星企业之间的采购计划和采购规模都不相同，难以做到协调统一采购；

(3) 卫星企业的产品主要是零部件，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生产技术要求不高，基本上都能实现自我满足，导致了卫星企业间的技术关联性不强；

(4) 同期大行业的经济低迷，难以借助外部需求拉动生产，与其他企业合作较少。

这些都是导致同级卫星企业之间协同评价较差的原因，其根本原因在于产业集群尚未成熟，卫星企业之间的协同关系尚未完全建立，仍需要中心企业的协调以及产业集群平台的引导。

集群外部需求响应情况的评价得分为1.75，处于较差水平，对应二级指标集群产品竞争力的得分为1.4，可以看出集群外部需求响应情况主要由主导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决定。主导产品市场占有率较低的原因：产业集群规模还不够大，现有产品难以大范围地覆盖市场；集群内主导产品在技术性能或价格方面没有明显优势，难以形成较大的市场份额。

综上所述，该中卫模式产业集群的协同程度水平一般，尤其是在同级卫星企业之间协同与集群外部需求响应方面还需要加强；鉴于产业集群处于建立初期，企业之间的配套关系还没有完全建立，各方面的协同都还需要加强，因此，机床产业集群的协同建设任重而道远。

五、结语

协同管理是产业集群成长、演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卫模式产业集群中，如何加强中心企业与卫星企业间以及同级卫星企业间的协同水平是该模式产业集群实现良性、快速发展的关键问题。本文以中卫模式产业集群为研究对象，构建了符合该模式特点的产业集群协同程度评价指标体系，给出了集群协同程度评价方法，并将评价体系与方法应用于某机床产业集群的协同程度评价。研究成果为产业集群的协同程度评价、协同影响因素发掘、协同水平提高提供了方法借鉴。本文的局限性在于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参考了制造业产业集群，后续将结合其他类型产业集群的特征对现有的评价体系进行调整，以提高方法的普适性。

[1]聂淑花，郭金丰.高技术产业集群创新能力提升研究——基于知识溢出视角 [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1(2)：142-153.

[2]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的通知 [R].北京：国务院，2016.

[3]段智云，金艳方.国内外产业集群研究述评 [J].区域经济评论，2013(1)：153-160.

[4]Porter M E.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J].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Review，1990，1(1)：14-24.

[5]Becattini G.The development of light industry in tuscany：an interpretation [J].Economic Notes，1978，2(3)：107-123.

[6]Pyke F.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rough small-firm cooperation：theory and practice [M].Geneva：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1992.

[7]Porter M E.Clusters and the new economics of competition [M].Boston：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8.

[8]Markusen A.Sticky places in slippery space：a typology of industrial districts [J].Economy Geography，1996(7)：293-313.

[9]Hayter R.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location：the factory，the firm and the production system [M].New Jersey：Wiley，1997.

[10]Knorringa P，Meyer-Stamer J.New dimensions in local 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from clusters to industrial districts [M].Geneva：United Nations，1998.

[11]李森，郭伏，刘博峣，等.中卫模式产业集群质量协同管理评价研究 [J].工业工程与管理，2014，19(5)：104-110，123.

[12]吴薇.FDI、卫星平台式集群与地区经济发展 [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6(5)：51-54.

[13]Pandit N R，Cook G A S，Swann P G M.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lustering in british financial services [J].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2001，21(4)：33-61.

[14]Pandit N R，Cook G A S，Swann P G M.A comparison of clustering dynamics in the british broadcasting and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ies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Business，2002，9(2)：195-224.

[15]Hakanson L.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cluster dynamics：on the role of knowledge in industrial districts [J].Industry and Innnovation，2005，12(4)：433-463.

[16]Sun C C，Lin G T R，Tzeng G H.The evaluation of cluster policy by fuzzy MCDM：empirical evidence from hsin chu science park [J].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2009，36(9)：11895-11906.

[17]Martin P，Ottaviano G I P.Growth and agglomeration [J].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2001，42(4)：947-968.

[18]朱传宝.中小企业产业集群的协同管理研究 [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0，27(8)：63-66.

[19]李辉，张旭明.产业集群的协同效应研究 [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46(3)：43-50.

[20]崔蕊，霍明奎.产业集群知识协同创新网络构建 [J].情报科学，2016，34(1)：155-159.

[21]于江.高技术产业集群式协同创新模式研究 [J].财经问题研究，2008(12)：22-26.

[22]欧光军，刘思云，蒋环云，等.产业集群视角下高新区协同创新能力评价与实证研究 [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3，30(7)：123-129.

[23]万幼清，张妮.我国产业集群协同创新能力评价综述 [J].当代经济管理，2014，36(8)：73-78.

[24]方永恒，许晶.产业集群系统协同演化动力模型研究 [J].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43(1)：113-118.

[25]陆小成，罗新星.产业集群协同演化与策略选择 [J].统计与决策，2007(22)：45-48.

[26]李贯忠.中卫模式产业集群生产协同研究 [D].沈阳：东北大学，2013.

[27]林阿禄，颜颖.茶叶产业集群的区域品牌协同研究——以福安“坦洋工夫”茶叶品牌为例 [J].质量技术监督研究，2011(5)：42-46.

[28]陈智国.跨区域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系统动力演化研究 [J].经济研究参考，2016(51)：24-32.

[29]张敬文，吴丽金，喻林，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知识协同行为及促进策略研究 [J].宏观经济研究，2017(10)：74-82，168.

[30]尹博，韩红.基于NK模型的产业集群创新能力发展路径研究 [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9(3)：202-206.

[31]谢黎.基于CWAA算子的战略新兴产业集群核心竞争力评价 [J].科技管理研究，2015(6)：145-149.

[32]陈午，许新宜，王红瑞，等.基于改进序关系法的北京市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 [J].自然资源学报，2015，30(1)：164-176.

[33]张津，赖杰.基于序关系法的综合评价 [J].科技展望，2017，27(27)：289.

[34]Sun S，Huang G，Jin L，et al.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emergency capability of port coal storage base with G1 method[C]//3r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ine Safety Science and Engineering，2016：231-235.

[35]温卫娟，邬跃，唐秀丽.共同配送协同效应评价体系构建 [J].中国流通经济，2015(10)：21-27.

[36]孙瑜康，李国平.京津冀协同创新水平评价及提升对策研究 [J].地理科学进展，2017，36(1)：78-86.

[37]王坤，李春成，马虎兆.基于专利视角的京津冀医药制造业协同创新评价 [J].科技管理研究，2017，37(19)：78-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