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光辉历程，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引领中国人民走上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的成长与党始终坚持从严治党具有密切关系，正因为从严治党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从党的建设五个方面落实从严治党[1]，才使之成为始终来源于人民、扎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党，成为人民拥护、能够承担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重任的党。
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重要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在风雨兼程的近百年党的建设过程中始终保持从严管党治党的理念，不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紧紧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两大问题进行探索，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不断丰富和深化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体系的内涵，为党在新时期的建设提供遵循和改进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当前党和国家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审时度势地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将党的建设与治国理政相结合，彰显了从严治党的决心、信心和勇气。
革命理想高于天。马克思、恩格斯作为无产阶级的创始人，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奋斗的目标。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共产主义理想是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安身立命的根本，是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历史经验和实践表明，加强党员的理想信念教育不仅能够夯实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思想之基，也是强化党性修养、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保证，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是管党治党的一项优良传统。
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明确指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要“推翻资本家阶级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党一经成立就高举马克思主义理论大旗，成为一个秉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政党。
毛泽东首先是善于运用理想信念教育来增强革命热情的。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出现“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革命热情一度陷入低迷。“因此，对工农红军进行必要的思想政治教育，树立全军的无产阶级思想，是鼓舞战士重拾信心、坚定革命信念的需要。”[2]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不仅批评了当时党内同志对时局估量的悲观思想，还正面回答了疑问，通过坚定理想信念重燃党员的信心和革命热情。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的抗日救国纲领极大地激励着党员和其他人士，面对容易淡薄的阶级意识和随之而来的英雄主义、官僚主义和享乐主义，在党内展开马克思主义教育、统一战线教育，既保持了党的独立性，又激发了抗战热情。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坚定了党员战士们必胜的信心。其次，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严格思想建设。随着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加入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信念、无产阶级思想与农村阶级的小农思想和小资产阶级不能深入底层的通病产生矛盾，严重影响到党的先进性。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要建设一个“完全布尔什维克化”的党；之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思想入党”。他认为：“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整顿一番。而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要在思想上整顿。”[3]295为此，毛泽东提出对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的活动，通过文艺界采取各种党团训练班等措施对党员进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思想理论教育，强调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百废待兴，长期以来“左”的观念、假马克思主义以及“两个凡是”方针的束缚，再加上封建思想的深远影响，使我国迫切需要来一场思想大解放，尤其是中国该向何处去，需要党“举旗定向”。邓小平恢复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并强调要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认为：“如果动摇了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事业。”[4]875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形势复杂，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邓小平指出苏联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的重要原因在于治党不严、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邓小平要求将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加强对党员的党员意识教育、宗旨意识教育、信念意识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使他们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处于苏东剧变和世纪之交的国际背景下，国内发生的政治风波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党内相当数量的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开始动摇；另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推进，需要一个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来领导。江泽民指出：“看一个政党是否先进，是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主要看它的理论和纲领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不是代表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是不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5]272他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保持党的先进性。思想政治建设始终是党的建设的首要任务，他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开展关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教育活动，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处于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综合国力竞争空前激烈，并伴随着非马克思主义、伪马克思主义以及各种错误思潮。胡锦涛根据新世纪新特点不断推进意识形态建设，提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增强党员抵御错误思潮的信心和能力，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严抓思想建设，提出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思想建设”，胡锦涛在此基础上提出“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坚定共产主义理想是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但是“没有先进理论武装的党不可能是先进的党，也不可能是具有高度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党”[6]113。按照建设学习型政党的要求，胡锦涛号召党员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加强党员理想信念教育的同时加强党的理论建设，为党和国家的发展提供科学理论。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命题，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基础性地位。在媒体、网络迅速发展的时代，各种思想观念交锋碰撞，理论基础差些的党员容易疑惑、动摇，出现精神懈怠、萎靡不振的情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内外环境发生变化，党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也发生了变化，必须将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凝心聚魂，不断打造坚强的领导核心。习近平提出首先要坚定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解决理想信念不坚定、信仰迷失的问题，把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中之重，这是习近平开展党的思想建设的鲜明特色。坚定崇高的理想信念是党最根本的政治优势，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和党员身份证，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要把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相结合，扎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党员、干部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扎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的目标，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共产党员要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共建共产主义理想的精神家园；“坚定的理想信念，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7]67，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党的执政规律和建设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发展形势下坚持科学的指导思想和正确的前进方向，才能始终坚定理想信念。“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坚定了党员理想信念，强化了党性教育，是加强思想建设的重要途径。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无论是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都经受住了各种风险和考验。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始终是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党管党治党的基本经验。
思想建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传承，是党自身建设的重要武器，发挥着重大作用，是保持党先进性的根基。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对于巩固思想建设的成果具有重要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但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新的更多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只增不减，党需要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着力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永葆初心和使命。新时代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是党从严管党治党的经验总结和重要措施。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总结大会上强调从严治党要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结合起来，“要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8]。这科学阐明了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深刻揭示了新形势下管党治党的方向和目标，是从严治党的又一重要原则和经验。
首先，思想建党是根基。思想建党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宝贵经验，是管党治党的首要任务。一是要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奠定理论基础，提高马克思主义素养；二是要注重加强思想理论建设，思想教育要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党在思想理论上的提高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保证。”[9]
其次，制度治党是党自身建设的又一优良传统。制度治党是党对领导建设和改革以及自身建设的历史经验的探索和总结。经过中国共产党人一系列建章立制的努力，基本上形成了以党章为依据、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党内法规体系。习近平指出：“要针对新情况新问题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以改革创新精神补齐制度短板。”[10]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形势下推动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强调依规治党，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划定纪律红线，推动制度治党迈上新台阶。
最后，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总体来看，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目的一致，都是为了完成肩负的历史使命”[11]，要使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思想建党是制度治党的前提和基础，制度治党离不开正确思想的指引。思想建党规定着制度制定的方向和原则，能够提高党员的制度意识，为制度治党奠定深厚的思想基础；制度治党是思想建党的支撑和保障。制度的刚性要求能够约束党员的行为，让党员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巩固思想建党的效果。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有机统一于党的建设伟大实践中，要相互配合，同向发力、同时发力。要把党内的主要问题和主要矛盾作为结合点，以思想教育为基础，在制度中渗透思想教育的内容。
“思想建党重在‘内律’，制度治党重在‘外律’”[12]，以内促外，以外带内，内外结合，实现二者相互促进的目标。一方面，将思想建党的经验上升为科学理论，用正确的思想理论引导制度的制定，确保制度有效运行；另一方面，用制度的约束力强化思想的影响力，发挥制度的保障作用。“没有正确思想引导的制度只能变为无意识的约束工具，没有制度保障的思想也只能演化为简单虚无的道德说教”[13]，只有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结合起来才能产生双倍效果。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具有历史和现实相统一的鲜明特点，是中国共产党围绕党的现实问题和主要矛盾从严治党的重要措施，是党从严治党的新经验。
党的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领导干部的能力和水平关系着党的能力和水平，是党从严治党的主客体。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领导干部队伍建设，自其诞生之日起，干部培养工作就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始终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具备过硬的政治素质和专业能力。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当时党员只有50多人。由于党处于幼年时期，缺乏干部队伍建设方面的经验，虽然注意发展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人数明显增加，但没能及时造就骨干队伍，对中国的革命形势和革命规律没有完全了解，致使大革命中革命队伍遭到严重损害，这也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重心转移到农村。土地革命时期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对党的干部队伍的锻炼成效显著，遵义会议后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逐渐掌握了中国革命规律，从而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召开，强调了干部的决定作用和枢纽作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组织工作中国化”的思想，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成为我国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导向。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党确立了正确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初步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干部制度和集中统一的干部管理体制，初步建立起干部学习教育培训(党校)、选拔、考核等一系列配套制度。这些体制制度的建立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领导干部和执政骨干，为我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提供了保障，对于新形势下贯彻执行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党和国家百废待兴，迫切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邓小平指出：“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方针的人才。”[3]328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针对培养能够担负起社会主义建设使命的干部、建设一支高素质干部队伍的问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并形成了一套更加完备的干部选拔、教育、管理等方面的科学体系。邓小平指出：“党要管党，一管党员，二管干部。对执政党来说，党要管党，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6]116他提出要严格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标准和德才兼备原则选拔年轻的优秀干部，促进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和素质提升，建立起一支严标准、高水准的干部队伍。另外，邓小平改革了干部工作制度，如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干部分类管理体制等，并颁布了一系列配套法规，如《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国家公务员辞职辞退规定》等，使干部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成长为一批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执政骨干。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面临严峻复杂的形势。国际方面，世界政治多极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新一轮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对中国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国内方面，1989年政治风波使中国政治出现裂痕，社会形势异常紧张，民众精神低落，对领导干部的素质及工作方法提出了更高要求。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针对新形势不断加强领导干部队伍建设，使其不断适应新的环境、增强新的本领。江泽民在《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中指出，党领导事业要取得胜利不仅必须要有正确的理论和路线，还必须有一支能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江泽民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对党员干部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对领导干部的选用严格把关，指出“党执政的时间越长，越要抓紧自身建设，越要从严要求党员、干部”[5]290。江泽民注重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思想理论教育，进一步提高领导干部的政治水平和理论素养，致力于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需要的坚强领导集体。
世纪之交，国际国内环境仍处在深刻复杂变化之中，我国发展面临突出的机遇和挑战，需要领导干部勇敢迎接、妥善应对，紧紧抓住发展机遇，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继续不断前进。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着眼于解决“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两大历史性课题，不断提高干部队伍的思想、能力、作风素质。胡锦涛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取得成功，党和国家要实现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关键靠人，靠高素质干部队伍。”[7]121胡锦涛高度重视党员干部的选拔任用，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提出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注重对党员干部的培训和培养，防止“带病提拔”和“带病上岗”，提高选人用人标准，并形成了一系列党员干部选拔、任用、考核的科学标准和体制，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等，这有助于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变化。国际形势愈加微妙，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但是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也在不断增加。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国际舞台中心，但一些国家对中国仍然存在矛盾心理，对中国的发展和强大仍然保持警觉，周边局势紧张，呈现积累态势，海上安全威胁逐渐增多，在领土安全、军事安全、恐怖袭击等问题的基础上，网络信息安全、生物技术安全等问题接踵而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的更多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只增不减。“四大考验”的长期性复杂性、“四大危险”的严峻性尖锐性以及管党治党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都迫在眉睫地需要解决。习近平指出：“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关键在党，关键在人。”[4]1094领导干部的能力和水平关系着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党员干部是执政骨干和中坚力量。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结合新时代党和国家的发展要求，从严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从严选拔、教育、监督领导干部：确立“五项”好干部的选人用人标准，突出政治要求；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提升思想政治素质，筑牢思想防线；严格对干部进行监督并贯彻落实到领导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
总之，无论在任何时期，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都是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关键，从最初大革命失败意识到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性，到制定干部选拔标准，再到根据不同国内外形势加强对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以及干部队伍建设制度化的发展，以至最后对干部队伍高素质专业化的要求，无不体现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极端重要性。
党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战胜各种艰难险阻，这是党无往不胜的重要法宝。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既是党坚持从严治党的手段，也是从严治党的目的，是党的建设取得成功的依靠力量。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党最重要的政治优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作风建设的核心，党始终将群众路线作为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
党成立之初就宣告中国共产党是为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利益而奋斗的政党，多次提到群众概念，如党的一大决定开展群众的革命斗争，二大指出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群众中等。此后的党章中都有关于联系群众的规定，党也在不断联系群众的过程中日益发展壮大。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推动党的作风建设。
无论是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探索和建设时期，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都是党取得一次次胜利的依靠力量。毛泽东在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建设上十分重视群众路线并将其付诸实践。古田会议上，毛泽东要求红军除了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担负着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等多项重大任务。毛泽东许多著作的内容都是针对密切联系群众问题而书写的，如其中最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抗战爆发后，毛泽东提出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复强调要深入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做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中共七大系统总结了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经验和教训，特别肯定了革命群众在思想、政治和军事上的伟大战斗。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14]中共八大指出，党的领导工作是否能够保持取决于是否能够密切联系群众。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先后开展了三次整风运动，内容都包含密切联系群众的要求：1942年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提出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1950年整风运动的目的是提高党员纯洁性，为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全面开展准备坚实的骨干力量，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密切联系群众；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这一时期群众路线的内涵和工作方法也在不断充实和发展，密切联系群众成为党风建设的重点，党员干部工作作风怎么样，以是否能够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作为重要评价标准之一。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尤其是实行市场经济之后，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快速转变，党内一些党员干部居功自傲、贪图享乐，官僚主义作风明显，出现搞特权现象，有些党员干部甚至卷入大宗经济犯罪活动，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邓小平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15]他分析党内出现不良作风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思想出现问题，抱着“做官当老爷”心态脱离群众，丢掉了党的优良作风；二是党的制度不健全。因此，邓小平提出要保持党的优良传统作风，重视艰苦奋斗和密切联系群众；强调只有坚持群众路线才能克服困难，解决问题；反对特殊化，不要“当官做老爷”，要反对“衙门作风”；强调领导干部在整顿党风中要起表率作用，多关心群众利益。另外，邓小平强调党的制度建设，以制度建设保障党的作风建设，建立健全各种监督机制。加强制度建设，以制度建设保障从严治党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突出贡献，是与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果。
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是特别完善，中国的社会经济成分、分配方式逐渐多样化，生活变得多样化、多元化，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导致一些官员受到前所未有的诱惑。由于他们缺乏抵制诱惑的能力，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盛行，严重影响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1998—2001年，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中开展了“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党风教育。2001年，江泽民在中南海举行会谈，征求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对《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征求意见稿)》的意见，指出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江泽民指出党风是党的形象，强调要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核心加强作风建设：一是抓好“五风”建设，即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群众路线。二是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强调坚持群众路线，深入基层，破除“官本位”意识，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三是加强思想教育，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即始终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江泽民在整治党员干部作风时也强调家风建设，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管好家人，不能让身边人出现问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迅速发展时期严抓党的作风建设，密切党群血肉联系，为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从严治党，将其作为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确立下来，明确了党的建设各个方面的重点，提出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为重点严抓作风建设。21世纪的世界处于大变革大调整之中，中国改革开放持续深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开始迈进数字化、网络化时代。党内干部队伍作风仍存在一些问题，胡锦涛在十六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将其归结为十个方面，这些问题都是与人民群众利益格格不入的。胡锦涛提出，要以求真务实的态度推进各项工作，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核心就是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首先，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大力倡导“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分别从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等方面作出相关规定，涵盖了作风建设的各个方面。其次，要求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一是强调始终把群众当亲人，把基层一线作为培养锻炼干部的基础阵地，在与群众朝夕相处中增进感情，增强本领；二是坚决制止奢侈浪费，在各地区各部门开展多种形式的作风教育整顿活动，出台相关管理规定，如《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等，从各个方面杜绝吃公款等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现象。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作风建设，凸显了党作风从严的态度和决心、治党的狠劲和韧劲，取得显著成绩。但党内存在的作风不纯问题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脱离群众、“四风”问题仍有发生，违背了党的性质和宗旨，损害了党群、干群关系，是群众反映最强烈、最深恶痛绝的问题。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钉钉子的精神不断整治“四风”问题，出台了“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开展了“三严三实”等教育活动，坚持以上率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个节点一个节点抓，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对“舌尖上的浪费”“车轮上的铺张”“节日中的腐败”等问题进行严肃整治。几年来，党的作风发生整体转变，为党的建设工作打开了良好开端。但是“四风”具有顽固性、反复性，反弹回潮隐患仍然存在，具有隐形变异的新表现。例如，公款吃喝转入内部食堂、培训中心等隐蔽场所，公款旅游打着职工疗养的幌子，搞“错峰送礼”等。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以上率下，巩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继续整治‘四风’问题，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16]党的十九大后，习近平对新华社《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表现值得警惕》一文作出重要指示，并指出文章反映的情况“看似新表现实则老问题”，这再一次说明了“四风”问题的顽固反复性，因此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习近平强调，党的作风建设的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的理念和勇气整治“四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党经受住各种考验、战胜各种困难的法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我们党来自人民、根植于人民，若是任由不正之风肆虐横行，党就会脱离群众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中国共产党坚持从严治党，始终将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放在突出位置，从而夯实了党的建设基础。
反腐肃贪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鲜明立场，是人民群众关注的重大问题。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不断加强反腐力度，保持党的纯洁性。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腐败问题始终是困扰着中国的重大忧患，若听之任之必将愈演愈烈，导致亡党亡国，因而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反腐肃贪作为从严治党的重要利器。
党建立初期，虽然党内不存在腐败问题，但是诱惑党员走向腐化的社会环境是存在的。随着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第一次合作达成，一些党内成员担任职务，各种物质诱惑不断增加，对党提出了拒腐防变的内在要求。1926年，党就制定了历史上第一份关于惩治腐败问题的文件《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
土地革命时期，党建立苏维埃政权，各级工作人员大多廉洁奉公，但也出现了一些铺张浪费、贪污腐化的现象。1932年初，苏维埃政府开展了以肃清贪污浪费为主要内容的廉政运动，是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反腐败行动。毛泽东坚决维持对谢步升执行枪决的决定，谢步升也成为我党在反腐败历史上被处以极刑的第一个贪官。1933年12月，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和《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草案)》，规定了十种贪污犯的定罪量刑标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深刻认识到反腐倡廉对党的事业成败具有重大影响，始终坚持严厉惩治腐败分子。1945年7月抗日战争即将结束时，黄炎培与毛泽东谈话中提到“历史周期律”问题，这就是著名的“窑洞对”。毛泽东以“让人民监督政府”作为回答，防止贪污腐败的产生。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党自身地位和环境的变化，党内出现蜕化变质问题。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制止动员群众向中央写致敬信、发贺电和送礼品的指示》，杜绝一切容易产生腐败的行为和活动。1951年，党开展“三反”运动。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并将二人判处死刑。这次事件轰动全国，也警示教育了全党。毛泽东在反对腐败过程中，先后处死谢步升、唐达仁、左祥云、黄克功、肖玉壁、刘青山、张子善七个贪官，其中不乏有功将领，体现出党反对腐败的坚定决心。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始终将党风廉政建设与党和国家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为党开展反腐工作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开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之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部分党员思想出现混乱，一些封建腐朽思想的遗毒也侵蚀着党的肌体，导致党员干部中出现了贪污受贿的不正之风。邓小平明确指出，党内出现不正之风和贪污腐败问题的原因在于十年“文革”遗留的消极东西和新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消极东西，因此他强调惩治腐败要依靠教育和法律。针对党内出现的腐败问题，邓小平对贪腐案例抓住不放，一抓到底，并多次强调一手抓改革、一手抓惩治腐败，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运用以教育为基础、以法制作保障、以监督为关键的方法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首先，加强廉政教育。要求党员坚定理想信念，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个别党员走向贪污腐化的道路，根本原因在于理想信念不坚定，导致面对诱惑不能抵制；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导致某些党员遗忘党的优良传统作风，走上奢靡浪费的道路。其次，依靠法律严惩腐败。要严肃法纪，惩治腐败人员绝不手软，形成警示教育作用。
20世纪末两极格局终结后，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20世纪90年代末，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苏共放弃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导致党员理想信念坍塌，尤其是党内的严重腐败损毁党的形象等，最终导致亡党亡国。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化的背景下提出“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两大历史性课题，将反腐肃贪进行到底。江泽民在中纪委五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党中央关于反腐倡廉的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部署，坚持标本兼治，加大治本工作力度，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首先，治标。严惩腐败分子和各种腐败行为，对已经查处的腐败分子给予严厉处分，把腐败分子的猖獗活动打击下去，为反腐治本工作创造前提条件。其次，治本。只有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从源头上治理腐败，才能彻底消灭腐败行为。腐败的产生既有思想上的因素，也有体制不健全的原因，因此反腐要加强思想教育和健全完善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一是要严格思想教育。江泽民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自觉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决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二是要创新预防和惩治腐败体制，加大法规制度建设力度。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建立和完善法规制度和监督体制机制，从根源上铲除腐败产生的条件。江泽民提出综合治理、标本兼治的反腐方针，建立教育、法规、监督一体的预防和惩治腐败体制，为此后的反腐败斗争指明了方向。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的成效明显，但一些单位和部门仍存在问题，反腐出现新特征：一是高级干部腐败案件影响极其恶劣，二是经济类案件涉及金额逐渐增多，三是以权谋私案件频发。胡锦涛在十六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指出，腐败现象滋生的原因是教育不到位、制度不完善、监督不力。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科学总结了反腐败斗争的经验，不断提高反腐倡廉能力，指出：“全党同志一定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16]首先，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一些党员腐化堕落走上违法违纪道路，往往是从思想蜕变开始的。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教育党员，抵制腐朽思想和腐朽文化的侵蚀，才能建立起思想道德教育长效机制。其次，建设科学严密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和思路，加强和改进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工作，加强监督制度建设，加强预防制度建设，加强惩治制度建设，不断健全和完善党风反腐廉政制度。最后，加大监督力度。建立和完善了中央巡视制度，使巡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经常化，极大增强了对各地区各级各部门的监督力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零容忍度惩治腐败，多次强调反腐倡廉要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习近平在继承前人反腐肃贪经验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发展反贪方法。几年来，反腐败斗争取得重大成就，但仍要坚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巩固反腐败斗争成果，继续夺取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首先，坚定不移地“打虎”“拍蝇”“猎狐”。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查处了令计划、徐才厚、郭伯雄等大“老虎”，将反腐利剑举起来、用起来，绝不姑息、绝不手软；“拍蝇”不手软，坚决杜绝不正之风；“猎狐”行动拦截了腐败官员的出逃之路，有利于从根本上整顿吏治、肃清官场。其次，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编织制度笼子，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机制；加强对权力的监督，特别是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和制约；法治和德治相结合，既有与之相匹配的法律惩戒制度，又将道德感化寓于人心，两者结合相互促进、相互支撑，是党反腐肃贪的新思路。
腐败是一个长期的社会历史现象，古今中外都存在这一问题。腐败问题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中国共产党紧抓反腐工作，从治标到治本再到建立健全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编织成紧密的制度笼子，截断了腐败分子出逃之路，使反腐肃贪成为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从严治党的重要利器。几代领导人的从严治党理论和实践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特色从严治党的理论体系[17]，不断发展充实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
毛泽东首次提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针对当时的战争形势和党的内部建设，毛泽东将“工程”概念引入党的建设中，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同时注重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开启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新篇章。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毛泽东党建思想的基础上坚持从严治党原则，以问题为导向，根据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党自身特点不断完善党的建设的内容，推动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深化发展。第一，邓小平根据国内外形势和党内问题的实际提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科学命题，创造性地提出依靠制度从严治党，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形成制度治党的党建理论。第二，江泽民准确把握党的历史方位，根据国际形势和党员队伍的变化提出“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形成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四位一体”总体布局，同时提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一历史课题，明确了党的建设的重点。第三，胡锦涛在继承党的建设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将反腐倡廉建设作为党的建设内容，形成“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将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建设各个方面的同时把思想理论建设作为党的根本建设，明确党的建设重点，即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思想建设，以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习近平持之以恒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继续前进，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结合起来，使之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以作风建设为抓手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将党的建设各个方面紧密联系起来。中国共产党坚持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承前启后、一脉相承，将“从严治党”原则一以贯之，不断积累党的建设的成功经验，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理论。
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党的事业与人民的事业联系在一起，近百年栉风沐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现代化事业取得了辉煌胜利。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中国共产党坚持从严治党是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内在要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只有坚持从严治党，不断继承创新从严管党治党经验，才能提升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更好地为人民事业服务，从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第一，着力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有助于巩固党执政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着力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有助于提高党员的党性修养，有效抵御各种诱惑，夯实思想之基。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引领人民群众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获得政治认同，有助于党掌握意识形态指导权，有效巩固党执政的精神基础。
第二，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使党执政的制度基础更加巩固。党的十八大以来，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化思想建党经验为制度，基本形成了涵盖党的建设各个方面的制度体系并贯穿于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使党执政的制度基础更加坚实，有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第三，从严管理领导干部有助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党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实现主体是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否得到贯彻落实及其程度如何，关键在于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高低。因此，提高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有助于推动国家各项事业的顺利进行，造福于人民，得到人民的拥护，进一步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第四，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巩固党执政地位的根本保证。人民群众是党的根基、党的血脉，党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党的一切力量和权力来自于人民，党的执政地位是人民的选择，由人民决定。坚持群众路线，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是从严治党的基本经验也是根本途径，有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第五，反腐肃贪有助于塑造良好的政党形象，有助于增强人民群众对党执政地位的认同感。人民群众历来对腐败深恶痛绝，腐败侵蚀了党的肌体，诱使党员干部走向腐化堕落。党在自身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反腐肃贪，从严惩治腐败分子，有助于塑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党形象，增强人民群众的认同感，有助于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采取通过政党行使国家政权的形式，这就意味着政党的建设和发展影响着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经验中蕴含着中国治理理念，彰显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力量，为世界其他政党建设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首先，从严治党的理念和实践为世界其他政党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思考。一是在中国共产党从严反腐的经验和措施方面。腐败是一个全球问题，有可能发生在世界每一个角落，中国独特的治理理念、反腐决心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现象级”标签，赢得了世界赞誉。跨国合作反腐跃上新高度，一些外国专家学者表示：“中国的反腐经验值得借鉴，愿与中国开展反腐合作，联合打击跨国腐败行为。”[18]例如，中国与其他国家签订引渡条约、建立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等。外国记者和专家也针对习近平新时代反腐作出高度评价，如巴基斯坦巴中学会会长、中国问题专家拉赫曼为中国政府“打老虎”的决心和行动力点赞[19]。黄载皓指出：“中国执政党的正统性正是源自于自身的改革，反腐败是攸关中国共产党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兴国平天下，将让中国早日实现更大梦想”[20]。反腐进入制度化阶段，中国共产党主张扎紧制度笼子，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强调党委的主体责任，完善党内反腐规章制度，为世界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了制度反腐经验。二是培育党员领导干部彰显出中国特色。经常性教育、集中性教育是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加强党自身建设的重要措施。比如在党校教育方面，“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这样重视党校”[21]。党校是加强党员教育的阵地，是进行思想教育的一大平台，是经常性教育的保障措施之一，更是党培育领导干部的主要渠道之一。党内集中教育活动、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的延伸、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等的开展，既是中国共产党对党员干部教育理念上的继承，也是实践上的创新。
其次，从严治党的执政党建设理念为世界执政党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执政党建设是一个世界命题，如何增强执政党执政能力是各国不断寻求解答的重要课题，中国共产党依靠全面从严治党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在保持清正廉洁、长期执政、良性治理方面成效显著。习近平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执政党建设与治国理政相结合，为其他执政党建设提供了新思路。
最后，将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的成果与世界分享，彰显出大党大国的责任与担当。2017年12月3日全球政党大会召开，各国政党更深层次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经验进行了深入交流，党的执政经验得到世界认同；“政党责任”“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建设一个美好世界”等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体现出中国共产党的智慧，“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时代责任与广阔的胸襟”[22]，开启了世界政党合作新型关系。全球政党大会的召开体现出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和影响力，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世界政党历史上以及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都具有开创性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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