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经济下OFDI对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及传导路径*

自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要在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基础上，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地结合起来，我国进入了“引进来”“走出去”双向开放的纵深发展时期。伴随着我国与世界经济的深度融合，受到世界性经济危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OFDI)谋求发展。OFDI作为实现国际间产业转移的重要载体，不仅会直接影响母国和东道国的经济发展，而且会对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起到积极的作用。

安徽省作为一个内陆大省，在我国对外开放战略部署的深入推进下，其对外开放格局不断发生变化，开放型经济已成为推动安徽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安徽省积极抓住“一带一路”的良好机遇，加快对外开放步伐，积极推进对外经贸合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2017年安徽省实际IFDI为158.97亿美元，OFDI存量为90.50亿美元，发展态势较好。与此同时，近年来安徽省产业结构由2004年之前呈现的“三二一”格局转变为“二三一”格局，更趋向合理[1]。然而，安徽省OFDI对产业结构升级是否产生影响?如何影响?在目前全球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期，安徽省又应如何通过OFDI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可见，研究开放经济下安徽省OFDI对其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及路径影响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1. 国外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对OFDI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研究早于国内，且最早是从理论研究开始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观点：一类认为OFDI有助于本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美国学者Hymer(1976)[2]从不完全性竞争视角研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垄断优势理论；美国学者Vernon(1966)[3]从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和区位选择层面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英国学者Dunning(1977)[4]运用折衷方法从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动机以及投资能力方面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伴随20世纪90年代后新兴经济体对外投资行为的出现，美国学者Wells(1983)[5]从生产成本与其母国市场特征关系角度针对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行为提出了小规模技术理论；Mathews(2006)[6]基于跨国公司后来者视角从对外投资产业转移动因方面提出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国际投资的LLL分析框架。然而，另一类观点则认为OFDI不仅不利于母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还会导致国内相关产业的衰败。最具代表性的是Minoru(1990)提出的产业空心化理论。

实证研究方面，Kazuo等(1995)[7]、Advincula(2000)[8]、Barrios等(2005)[9]和Bitzer等(2008)[10]分别从国家层面、产业关联度等方面，针对发达经济体不同国家或地区，通过大量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OFDI与产业结构变迁之间虽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发挥作用有差异的结论。而针对新兴经济体，Padilla-Perez等(2016)[11]、Cozza等(2014)[12]和Stefano等(2009)[13]分别从宏观层面、国家角度、影响渠道等方面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新兴经济体OFDI可通过技术溢出、研发等渠道对国内产业结构起到促进作用。

2. 国内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对OFDI与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加入WTO以后我国对外经贸合作快速增加和OFDI的逐年递增的背景下。在理论方面的研究上，汪琦(2004)[14]、赵乃康(2005)[15]、罗良文(2007)[16]等分别从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及其传导机制、产业选择基准等视角进行，结果认为OFDI能够有效实现一国产业的升级。顾雪松等(2016)[17]研究了母国与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差异如何影响OFDI对出口的作用，并运用实证方法分析得出中国对东道国的OFDI对出口具有创造效应，产业结构差异对出口具有负向影响，但随着产业结构差异程度的提高，OFDI的出口创造效应会增强。张原(2018)[18]基于投资与就业产业结构视角分析了中国OFDI能否实现母国与东道国就业双赢问题，指出对外投资通过数量效应和结构效应影响母国和东道国就业，就业双赢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需要母国和东道国对外投资、国内投资和产业投资结构保持合理的比例。

在实证研究方面，大多数国内学者主要是从国家层面、宏观角度出发，通过收集大样本时间序列和面板数据，运用灰色关联分析与趋势预测、相关性分析、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等方法进行分析，肯定了OFDI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观点。俞佳根等(2014)[19]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我国2002—2012年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时空格局演化以及OFDI与产业结构升级进行了研究。刘利(2014)[20]运用灰色关联度理论，通过产业结构优化指数和产业高度指数以及我国OFDI行业及地区分布数据，考察了我国OFDI对国内产业结构的影响。王丽等(2016)[21]运用1990—2014年经贸组织(OECD)34个国家的对外投资数据考察了OFDI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金融与OFDI、技术与OFDI的交互项都是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因素。王运良等(2018)[22]以2003—2015年中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选取区域金融生态运行效率为门槛变量，实证考察了OFDI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影响。

可见，国内外现有文献多数是从宏观层面对OFDI对母国产业结构升级效应进行研究，而从区域或省域层面进行的研究较少，且现有针对具体省域的研究多集中于少数经济大省。如俞佳根(2014)[23]衡量产业结构水平的三个指标，以浙江省2002—2012年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协整理论对浙江省OFDI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邱玉玲(2016)[24]、窦骁(2018)[25]分别运用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灰色关联分析等方法研究了产业转移效应下江苏OFDI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联程度。殷晓红(2019)[26]运用面板门槛回归法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辽宁省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具有显著效果。然而，针对中西部地区省份的研究文献却非常少，且研究仅限于相关性分析，未能深入剖析省域OFDI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具体传导路径及贡献。故本文以安徽省为研究对象，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构建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主成分因子分析等方法就安徽省OFDI对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及其传导路径进行实证研究，进而提出在开放经济下如何更好地利用OFDI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二、OFDI与产业结构升级及传导路径的互动机理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对外贸易结构往往会与其国内产业结构之间形成更为密切的相互制约影响关系。产业结构是贸易结构的基础，利用国内具有比较竞争优势的产业可促进对外贸易结构的改善；而对外贸易结构的改善又会进一步带动国内相关产业结构升级。OFDI作为一国对外贸易的重要载体，在进行对外投资活动的过程中，会因对外投资企业的不同投资动机所产生的产业关联、产业转移和产业竞争等效应，通过贸易、技术、投资和就业等多种路径的传导机制，对其国内产业结构产生不同的正向影响效应(见图1)。

由图1可知，资源寻求型OFDI可以利用在境外设立资源开发基地等方式获取投资企业所需的优质资源，降低进口成本，在提升企业自身效益的同时，通过产生的产业关联效应促进国内相关产业发展。市场寻求型OFDI通过在境外建立生产加工基地等方式扩大出口规模，打破贸易壁垒，转移过剩产能，通过产业转移效应促进国内相关产业和高附加值产业发展。技术寻求型OFDI则会利用在境外设立研发中心、科技战略联盟等方式打破技术壁垒，获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和产业竞争效应带动国内传统产业改造和新兴产业发展，最终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而在这个过程中，OFDI逐步通过进出口贸易路径、技术路径、投资路径和就业路径等具体渠道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反过来，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又进一步通过国内科技水平提升、产能效率提高、资源优质配置和人才素质提高等，增强对外投资企业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从而促进OFDI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三、安徽省OFDI和产业结构现状

(一) 对外直接投资概况

近年来，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及“中国制造2025”发展纲要的实施，安徽省紧抓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契机，加快推动对外投资合作的步伐，积极鼓励省内企业“走出去”，OFDI成效显著，对推进开放型经济的全面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1. 投资规模

2003年以来安徽省OFDI规模持续扩大，无论是OFDI投资额还是新备案境外企业数量均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2003—2017年安徽省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和流量变化情况如图2所示。由图2可知，2003—2017年安徽省非金融类OFDI流量和存量总体呈现增长趋势。从流量来看，除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OFDI流量有所下降以外，整体保持较快增长，2003年规模流量仅为200万美元，而2017年达到了186 239万美元，年均增幅约为63%；从存量来看，安徽省OFDI存量始终保持逐年递增趋势，尤其是2010年以后OFDI的增速明显加快，整体发展势头强劲。

同时，近年来安徽省对外直接投资每年新备案境外企业数量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见图3)。2002年安徽省当年新备案境外企业仅为4家，而2015年高达133家。从增幅来看，2013—2015年增幅非常明显，但从2016年开始，受国家四部委为防止对外投资过快增长而出台的十项措施影响有所下降。2017年，安徽省新备案境外企业累计75家，同比下降38%。

2. 合作领域和行业

从对外投资合作领域变化来看，安徽省近年来对外投资的领域已开始从轻纺、机电行业、农业向汽车、新能源、矿产资源、智能装备、生物医药开发等拓展，而对外劳务合作则由建筑劳务向服装缝纫、机械电子装配、医疗服务、农牧渔业生产加工等延伸。这表明安徽省对外投资领域得到了进一步拓宽，且投资结构不断优化，对外投资已开始向产业链的上游及高附加值方向延伸。

而从对外投资的具体行业来看，安徽省近年来对外投资已基本覆盖了国民经济三大产业中的所有行业类别，其中以制造业为核心(见图4)。由图4可知，安徽省对外投资合作中，制造业以20.4亿美元居首位，占全省对外投资存量的37.7%；其次是采矿业15.6亿美元，占28.8%；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15.2亿美元位列第三，占28%；批发零售业占3.7%；建筑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等其他行业仅占1.8%。这说明安徽省OFDI主要以第二产业为主，虽涉足了第三产业的众多行业，但总量占比过小。

3. 投资主体和方式

近年来，安徽省参与对外投资的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十二五期间，安徽省“走出去”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各种所有制企业。在众多投资主体中，民营企业活跃度最高，其新备案境外企业数占总数的62.6%，较十一五期间提高了30个百分点。2017年安徽省备案核准的境外企业(机构)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25.2%，民营企业占74.8%，表明民营企业已逐渐成为安徽省对外投资的主要力量。

此外，安徽省企业对外投资的方式也趋向多元化。如安徽中鼎集团对外投资主要采用海外股权并购方式；奇瑞汽车、农垦集团、省外经建等企业主要通过境外(区域)经贸合作区带动产业联盟抱团“走出去”；合肥水泥院、海螺集团等则借助与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域合作机制开展投资合作。

4. 地域分布

目前安徽省对外投资已覆盖了全球6大洲，对外投资合作企业遍布全球137个国家和地区。无论从投资境外企业数量还是从投资金额上看，亚洲始终居于第一位，其次是北美洲，非洲排第三位(见图5、6)。在亚洲，安徽省投资境外企业主要分布在中国香港和日本，占比分别约为41%和7%，而投资金额占比最大的是中国香港和印尼，分别为34.8%和4.8%；在北美洲，安徽省投资境外企业主要分布在美国，占比为83%，而投资金额占比最大的是加拿大，达到22%；在非洲，安徽省投资境外企业主要分布在赞比亚和尼日尼亚，分别为16%和12%，而投资金额占比最大的是津巴布韦，为19%。值得一提的是，从安徽省企业海外投资年度流量中可以看出，对亚洲特别是对中国香港和印尼的投资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对北美洲、欧洲的投资基本保持平衡，对非洲特别是津巴布韦、莫桑比克的投资呈下降趋势，对拉丁美洲特别是巴西的投资下降明显。

此外，“一带一路”倡议也促使安徽省对外投资方向发生了改变。2017年，安徽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非金融类直接投资8 961万美元，同比增长22%；设立境外企业25家，占比达到33%。亚洲最大水泥生产企业安徽海螺集团在“一带一路”沿线5个国家和地区建有水泥生产线。安徽奇瑞汽车在伊朗、俄罗斯等13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汽车生产基地及营销网络，积极推进国际产能合作。

(二) 产业结构概况

近年来，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影响下，安徽省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积极推动全省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总量持续平稳均衡增长，产业结构得到了进一步调整和优化。

1. 三大产业占比

2000年以来，安徽省的产业结构一直处在不断优化中(见图7)。由图7可知，在安徽省国民经济总量中，三大产业的结构分布基本上呈现“二三一”的特点。其中，第一产业GDP占比呈现逐年下降趋势，由2000年的25.6%下降到2017年的9.6%；第二产业GDP占比呈现出先升后降的特点，由2000年的36.4%上升到2012年的54.6%，之后又降至2017年的47.5%；而第三产业GDP占比则呈现出先升后降再升的特点，由2001年的37.9%上升至2003年的41.8%，之后下降到2011年的32.5%，又再次提升到42.9%。总体而言，安徽省的产业结构仍以第二产业为主，三大产业的变化趋势符合库兹涅茨法则。

2. 三大产业就业人数

不同产业的就业人数是判断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因素，能在劳动力层面上反映出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水平。2000—2017年安徽省三大产业就业人数构成情况如图8所示。由图8可知，2000年以来，安徽省就业人数总量基本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由2000年的3 450.7万人增加到2017年的4 377.9万人。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比重呈现逐年下降趋势，但与第二、三产业相比总体占比仍然偏高，2012年以后则出现了占比低于第三产业的情况；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基本保持平稳增长，且第三产业的增长率高于第二产业，表明安徽省就业人口正不断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逐渐趋向合理，且第三产业吸纳就业的贡献度更高。

四、实证分析

通过对安徽省OFDI发展状况及其产业结构情况的定性和定量分析可以看出，安徽省OFDI发展势头良好，投资规模、投资领域和行业等均在不断优化，且对安徽省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了促进作用。然而，安徽省OFDI具体如何对其产业结构升级起到影响，需要进一步进行实证分析。

(一) 安徽省OFDI对产业结构总体水平的影响

1. 模型设定

基于对以往文献资料和互动机理的研究分析，考虑现收集的数据为较完整的省域时间序列数据，存在波动性和滞后性的特点，故选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 auto regression，VAR)来进行分析，以便更好地说明预测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和随机扰动因素对内生变量的影响，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Yt为k阶内生变量向量；α为常数向量；Yt-i为Yt的第i阶滞后内生变量向量；Xt为外生变量向量；βi和γ为系数矩阵；p为滞后阶数；t为时期跨度；εt为k维随机扰动向量。

从相关实证文献研究中可以看出，影响一国(地区)产业结构变动的因素有多个。为了从总体上测量O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本文运用Eviews软件，选取OFDI为自变量、R(产业结构升级指数)为因变量。选取2003—2017年安徽省非金融类OFDI存量作为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和安徽省商务厅；产业结构升级指标数据来源于历年《安徽省统计年鉴》；计算方法则借鉴徐德云(2008)[27]提出的产业结构层次系数法测定产业结构水平，计算产业结构升级指数R。α1、α2、α3分别为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计算公式为

2. 平稳性检验

首先采用ADF检验法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以避免出现伪回归问题，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ln OFDI和ln R的ADF检验统计量均大于临界值5%的显著水平，表明ln OFDI和ln R时间序列均不平稳，存在单位根。故采用差分法对ln OFDI和ln R取一阶差分和二阶差分，进一步进行平稳性检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ADF检验统计量均小于对应临界值，表明已不存在单位根，ln OFDI和ln R的一阶差分和二阶差分的序列数据均平稳，ln OFDI、ln R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1) 最优滞后期的确定及稳定性检验。VAR模型滞后期的确定会对实证的最终结果产生不同影响，滞后期选择的阶数过大可能会出现有效性问题，滞后期太小则能会使残差序列出现自相关问题，故应选择最优的滞后期。VAR模型最优滞后除数确定检验值如表2所示，根据AIC或SC值最小准则，VAR模型最优的滞后阶数应选1。

注：*为该准则选择的滞后阶数；Log L为最大似然函数值；LR为似然比检验；FPE为最终预测误差；AIC为贝叶斯信息准则；SC、HQ为信息准则。

建立VAR模型后，进一步进行稳定性检验。通过AR根图示法检验(见图9)可知，VAR模型特征方程根的倒数均位于单位圆内，说明所构建的VAR模型具有整体的稳定性，可以进行脉冲响应分析。

(2) 脉冲响应分析。脉冲响应函数能够反映残差冲击对模型中内生变量的动态影响[28]，故进一步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来判断变量之间互相影响的动态过程，结果如图10所示。由图10可知，ln R对ln OFDI的脉冲响应冲击反应在前7期显示为负，之后各期的脉冲响应冲击反应为正，且滞后1期也显示出正向反应。这表明安徽省OFDI的发展短期内会对产业结构产生一定负面影响，但随着期数的增多，这个负面影响会逐步减缓，进而对安徽省产业结构升级起到正面作用。而ln OFDI对ln R的脉冲响应曲线图中，本期给ln R一个信息冲击后，ln OFDI在第1期没有反应，表明当期产业结构的变动不会引起OFDI变化，存在一定的滞后影响；在第2期冲击反映表现为正向，之后各期一直出现负向冲击反应，表明安徽省产业结构调整对OFDI会产生一定负面影响。而ln OFDI对自身的冲击全部为正向响应，且逐渐趋向平稳收窄，呈现收敛的趋势，延续的时间也比较长，说明安徽省OFDI具有自我促进的长期趋势。ln R对自身的冲击基本均为正向冲击，但最后1期出现负值，表明正向作用的强度逐渐减弱，安徽省产业结构有待调整和优化。由脉冲响应分析结果可知，短期内安徽省OFDI对其产业结构的升级效应并不显著，但伴随着冲击期数的增加，其O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面影响将会逐步显现出来。

(二) 安徽省O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传导路径

1. 变量选取

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因素众多，多数学者在判断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时选用贸易、科技创新、固定资产投资和劳动力水平作为评定标准。依据相关文献资料和理论研究，借鉴刘敏(2017)[28]的分析方法，结合安徽省的实际情况，选取与上述四个指标相关的10个传导变量并对其进行归类组合，最终选取贸易、技术、省内投资、就业四个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来分析安徽省OFDI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不同路径及程度。具体的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如表3所示。

2. 模型构建

鉴于上述所选变量均为常用的测量变量且存在高度相关，不符合独立性假设，故先采用因子分析法对表3中路径指标下的各具体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以提取出能代表各项路径且不相关的综合指标。运用SPSS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结果如表4～7所示。

其中，表4、6、7主成分分析和成分矩阵检验各提取出一个综合指标(主成分)，且每项表中各具体变量对于主成分1的载荷均相同，表明衡量贸易、省内投资和就业指标均要兼顾规模和结构两方面。而表5中技术指标主成分分析和成分矩阵分析也提取出1个主成分，人力资本状况和专利申请授权数量有较高载荷，其次是R&D研发投入和TFP。

2003—2017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及产业结构升级指标如表8所示。将能够从各维度代表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路径指标提取出来，以安徽省OFDI存量的对数作为解释变量，以提取的贸易、技术、省内投资和就业综合指标(主成分)作为被解释变量，构建VAR模型并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如图11～14所示。

由图11可知，安徽省OFDI对贸易的贡献率在第1、2期为负，从第3期开始上升，到第6期出现了拐点，之后开始缓慢下降，对贸易的贡献率达到约1.4%。这表明虽然安徽省OFDI初期对贸易具有一定负面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对贸易结构升级具有正向效应，一定程度上可通过贸易路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但其贸易路径传导效果总体不明显，这与安徽省OFDI规模小、对外投资合作领域和行业仍偏向第一、二产业有关。

由图12可知，安徽省OFDI对技术的影响一直处于较高水平，第1、2期贡献最为明显，之后基本趋于稳定，保持在约4%。这表明安徽省OFDI对技术具有持续的正向效应，反映出其发展比较重视技术的获取和先进经验的汲取，企业投资会以寻求技术合作为主要目的，但对技术的消化和自主创新研发能力仍有待加强。

由图13可知，安徽省OFDI对省内投资的贡献在第1期最明显，从第2期开始呈现持续下行趋势，表明OFDI对省内投资具有正向效应，但缺乏增长和持续的动力。这与安徽省OFDI规模偏小、投资企业国际竞争力不足且盈利能力弱有明显关系。

由图14可知，安徽省OFDI对就业的影响波动比较大，第1、2期快速上升后，经第3期缓慢下降后开始急剧下降，第6期又开始上升，最后维持较窄幅度的波动。这表明安徽OFDI的发展对就业具有较强正向效应，其平均贡献率约5%，但效应不稳定，反映出安徽省对外劳务输出力度不足，且“走出去”企业对国际化经营人才的获取和培养不够重视，无法更好地通过就业路径来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

五、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 结论

从安徽省OFDI和产业结构发展现状分析中可以看出，近年来安徽省OFDI规模持续扩大，但总量偏小，对安徽省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对外投资合作领域和行业不断拓宽，但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对高附加值产业的投资有限，缺乏政策引导；对外投资主体和投资方式多元化，但总体投资主体数量偏少，实力和业务能力偏弱，无法带动就业结构优化；对外投资地域分布较广，但主要集中在少数国家和地区且金额不大。从实证分析结果可知：

一方面，从产业结构总体水平角度，OFDI在短期内对安徽省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并不显著，但随着安徽省OFDI的持续发展，其负面影响会逐步趋向消失。尤其是随着安徽省OFDI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和投资质量的不断提升，O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效应逐步显现，而产业结构的优化也会逐步对OFDI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另一方面，从安徽省OFDI对产业结构的传导路径分析可得，OFDI对就业的贡献率大但波动明显，表明其对省内就业具有明显带动效应，但由于对外劳务输出规模不大，且省内人才知识和技能结构无法满足企业对外投资的需要，故带动作用不稳定。安徽省OFDI通过技术路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作用较明显，表明安徽省以技术寻求型为动机的对外投资增多，虽总量不大但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显著，一定程度上带动了省内相关行业的技术改革和产品升级，但企业自主研发和创新力仍不足。安徽省OFDI对贸易虽初期会产生负向效应，但长期发展会促进进出口贸易在量和质上的优化。安徽省OFDI对省内投资路径具有较强的正向效应，但增长和持续的动力不足，表明目前安徽省虽已有700多家“走出去”企业，但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且大部分境外企业管理水平不高、盈利能力和融资能力不强，无法更好地带动省内投资的升级。

(二) 对策建议

综上所述，安徽省应采取各种措施来加快OFDI发展，并通过OFDI对以上各路径的进一步影响来有效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1. 扩大OFDI规模，提升OFDI质量和效益

安徽省应进一步扩大OFDI规模，提升对外贸易的影响力，以实现对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的促进作用。首先，安徽省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加大对OFDI业务和政策的宣传力度，通过组织国内外研究层次高、实践经验丰富的专家举办对外投资合作业务专题培训等活动来提高企业对OFDI业务的认知程度，激发企业对外投资潜力。其次，安徽省各类企业(如已获得对外承包工程资格的企业等)应主动提高“走出去”意识，在剖析企业自身优势和竞争力的基础上，紧抓“一带一路”和“制造业2025”的机遇，积极拓展海外投资业务。当然，安徽省也应扩大对省外落后地区的投资规模，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同时，安徽省应注重OFDI的质量和效益。在产业选择方面，应加大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倾斜力度。应围绕“一带一路”倡议，结合安徽省产业布局，以国际产能合作、境外区域经贸合作园区建设为重点，选择与安徽省产能契合度高、合作愿望强、投资环境好的国家和地区，通过在境外区域建立生产加工基地、推进合作区建设和设立境外区域研发中心等形式，促进国际产能与装备制造合作。在投资领域和具体行业方面，安徽省在第二产业中应选择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高附加值产业作为战略重点，加大对产业关联性较强行业的对外投资力度，通过并购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推动形成先导性、支柱性产业[29]。同时，安徽省在第三产业中应加大对文化传媒、物流、文化旅游、电子信息、中介咨询及技术服务的投资力度，进而带动省内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提升投资效益。

2. 增强企业竞争实力和科技创新能力，优化对外投资结构

随着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放缓，不少经济体及国家和地区推出大规模投资计划以刺激经济增长，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安徽省投资企业应首先转变原有不适应国际化经营的管理模式，逐步转向跨国公司的经营管理机制。其次，应采用产销研相结合的对外投资发展模式，通过递延协同效应有效放大境外区域研发的带动、服务、支持等功能，为省内企业提供智力、技术支持，通过加大国内投资力度来促进安徽省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再者，要学会通过整合全球资源来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如选择科技智力资源最密集的国家和地区，通过并购、合作等多种形式设立海外研发中心，加强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通过绩效考核方式引导被并购企业在安徽省内投资设厂，将高端要素反向投资输入省内市场以提高对省内投资的贡献率。最后，要加强对高素质管理人才的培育和管理。安徽省企业要大力吸引省内尖端复合型人才并加强劳务人员的输出，通过定期举办业务技能培训加强对境外区域劳务输出人员的管理，实现OFDI对安徽省就业结构的优化。

此外，安徽省投资企业应根据自身的经济、管理、技术和人才等优势以及对市场的了解程度来确认企业对外投资战略，优化对外投资结构。实力雄厚且对外投资经验丰富的企业应重视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以绿地投资和并购投资方式加强技术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的OFDI，利用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提升投资企业的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中小企业则应以股权投资和联合投资方式获取更多境外区域高端项目，逐步实现专业化、集约化和规模化发展。除此之外，安徽省投资企业也可通过到更落后的地区进行低技术投资来获取更多效益，从而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3. 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作用，加大对企业的扶持力度

一方面，安徽省政府应发挥其宏观调控的作用，加强相关部门间的联动性，商务厅、发改委、国资、经信、工商联等“走出去”以协调成员单位的配合，强化调研、信息报送、协调督办、平台搭建等方面工作，共同推动企业“走出去”。同时，安徽省政府应加强政策引导作用，通过制定和出台省市各级对外投资的管理政策，及时调整政策支持内容、重点和标准，明确对外投资重点支持方向，构建规范化、市场化、国际化、绩效化的政策体系，使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更有成效。此外，安徽省应加大“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宣传推广力度，强化信息服务，为企业提供专业、快捷的项目信息。

另一方面，安徽省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实施各类鼓励和优惠措施以加大对企业的扶持力度。如提高财政外经专项资金省级预算标准；建立省级境外区域经贸合作区专项资金；对项目前景好且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规避贸易壁垒和获取境外区域稀缺资源的过亿美元的重大项目贴息，实行一事一议，由财政另设专项资金给予支持等。此外，要构建完善的金融服务支持体系，使缺乏财政资金扶持的民营企业能够顺利实现境外区域投资。加大对境外区域项目融资担保支持，解决企业“走出去”过程中融资担保难题，以提高安徽省OFDI对省内投资的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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