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乡村振兴发展研究】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关乎中国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目标的战略构想，是关系“三农”问题的战略性问题，也是关系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及和谐农村建设的整体性、综合性重大课题，涵盖范围非常广泛。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一贯坚持的农村建设政策的延续和升级，也是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着力解决好“三农”问题这一时代命题的回答。农村文化建设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基础和保障，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乡村文化建设与经济、政治、生态建设相辅相成、相得盖彰。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把乡风文明作为总要求之一，言简意赅地体现了党对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视。乡村文化是中华源远流长的农耕文明的再现，迄今已凝结汇聚了人民巨大的劳动和智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而乡村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根脉和发源地，乡村文化集中反映乡规乡俗、民风民俗、伦理价值。实践已经雄辩地证明，乡村文化是乡村的根，是农民的魂，是农民魂牵梦绕解不开的乡愁，是维系乡民情感的精神纽带和价值依托。在新时代，要顺利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亟需发挥乡村文化凝魂聚力的价值功能，激发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的聪明才智，为家乡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的战略抉择，其内涵丰富、寓意深刻。它的提出意味着乡村振兴是一个包含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全面发展目标，具有旗帜鲜明的时代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清晰地勾勒出乡村振兴的美好前景和实现路径，其中乡村文化建设对于乡村振兴具有巨大推动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1]这五个总要求是相互衔接、环环相扣的递进关系。其中产业兴旺是农民生活富裕的前提，生活富裕是产业兴旺的目标；而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是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物质基础。乡村振兴战略关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成败，其核心是让乡村的居民尤其是特困地区的居民生活富裕起来，享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福利。这是我们党在全国人民面前作出的庄严承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正信心百倍地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奋勇向前。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正是党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着眼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面对“三农”问题作出的战略性决策，是确保如期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长远性安排。乡村能否全面振兴，直接影响着“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仅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紧迫任务，也是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前必须久久为功的战略难题。”[2]乡村文化建设对国家整体的战略安排至关重要，乡村文化的繁荣发展可以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顺利实现国家现代化后劲十足，以乡村文化建设助推乡村振兴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举措。
随着当前市场经济和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中国农村正经历人口日益减少和乡村衰退的阵痛。这已经对农村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将抑制我国农村建设进程，影响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等乡村建设政策的效率和成果。乡村文化建设不仅能增加农民对故乡的文化认同，减缓农村人口锐减的问题，而且能提升农民整体文化素养，培养农民的“志”和“智”，转变农民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中被动“输血”的局面。通过乡村文化建设能够培养农民的“造血”功能，除掉穷根，杜绝返贫，为早日打赢脱贫攻坚战，完成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事业助力。
“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持着的社会共同经验。”[3]文化是世代累积的智慧精髓，而乡村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是中国文化不断生长的丰厚文化土壤。中国的乡村文化迄今已有数千年历史，相比其他文化的断断续续或覆灭，“中国文化虽历经动荡和分裂而归于繁荣和统一，五千年文化历经冲击挑战而又一以贯之，形成延绵不绝的历史奇迹的基本条件和原因就是中国的特殊农耕文明和乡村文化。”[4]中国的乡村文化在总体流变和孕育—雏形—定性—强化的建构过程中，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使得其变迁相对较小。
但随着西方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崛起，内忧外患的中国被西方列强掠夺，保守落后的乡村文化遭到西方工业文明、现代文明的冲击，几乎惨遭解构。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发展，城市文化、信息文化、工业文化、时尚文化、高雅文化纷至沓来，外来文化也裹挟而至，既给乡村文化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也使乡村文化面临严重冲击，甚至呈现衰颓和淡出视野的状态。这导致许多优秀的乡村文化(如民间娱乐和技术性民间艺术)由于乡村人口的稀释和市民化正濒临失传的危险，亟待抢救和保护。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如火如荼地开展，我国农村地区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乡村文化也面临着四大困境。
乡村文化具有铸魂聚力、敦风化俗、增强农民认同感的价值功能。但是受工业化和现代化影响，乡村文化的凝聚认同功能减弱，伦理道德规范失真，经济促进功能降低。
一是乡村文化凝聚认同功能减弱。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血缘和宗族为基础的熟人社会，这种血缘和宗族观念在农村尤甚。自周朝确立宗法制以来，血缘和家族观念根深蒂固，几千年来从未发生本质改变。与城镇相比，农村更注重家族文化和长幼尊卑，乡村文化对促进村庄、乡寨团结，增强文化和民族认同感具有重要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落后封闭的农村基础设施得到改善，信息、通讯、交通等惠民工程打破了相对闭塞的状态，市场经济逐渐活跃了乡村，农民逐渐开始参与城市化建设。期间，农民受利益化观念影响，认为乡村文化已经不能创造经济价值，乡村已经成为他们记忆中的故园，使乡村生活共同体逐渐消散。尤其是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贫富差异，使大量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纷纷离开乡村，对发挥粘合剂作用的乡规民俗的认同性逐渐降低，造成农村成为“留守者的农村”。
二是伦理道德规范失真。几千年来，乡村文化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教化乡民、敦风化俗的独特作用，维系着乡村的基本秩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乡村文化的德治与党的基层法治双管齐下，仍在基层管理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不断加强，西方的功利主义、利己主义等消极思想甚嚣尘上，逐渐侵蚀乡村，使乡村文化所蕴涵的正能量的教化功能被削弱，乡村文化的治理功能逐渐消解，乡村文化对伦理道德的规范失真。
三是乡村文化的经济促进功能降低。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是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盛衰能直接或者间接地反映国家经济的发展水平。同理，乡村文化反映乡村经济发展程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甚至改革开放前，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农业，主要谋生手段无非是农耕渔猎，农村的经济模式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农民秉持的是崇礼尚义、忠厚正直、仁而有序、重义轻利、重本抑末、互敬互信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于维持社会秩序，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积极作用，帮助农民解决生存问题。所以，乡村文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还相对兴盛，但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和局限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助力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推动下，农村的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受到重大影响”[5]，中国乡镇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城乡经济差距不断拉大，而“农村资源或要素‘过度’流出，又使大量农村地区的村庄和中小市镇弱化了可持续发展所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和凝聚力”[6]。加之依靠小农经济思想谋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农民秉持的旧乡村文化思想不能为他们带来生存的优势，使旧的乡村文化失去存在的土壤，逐渐没落。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网络信息的迅速发展和交通的日益便捷，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愈加频繁，文化总体朝开放性、流动性、共享性方向发展。这既给乡村文化发展提供了重生的契机，也带来了消亡的危险。
一是传承主体多元化。现代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发展，打破了文化的地域壁垒，为乡村文化外向传播提供了可能。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乡村文化宗族传承式或代际传承式模式的破除，有效规避了文化传承的路径依赖，使乡村文化的传承主体逐渐多元化，文化水平呈递增趋势。主体的多元化增加了乡村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可能性，使乡村文化中的农业生产技术、手工业技术、乡村文化遗产等得到了外源性继承和有效保护，避免了传承断裂的危险。
二是乡村文化延续青黄不接。随着工业文明和市场文化的快速渗透，农村的大量人口成为亦农亦工的“两栖”农民，造成农村人口流动性加强。尤其是乡村青年农民大量流向现代化城市，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充沛的劳动力，但乡村经济发展却日渐滞后，“空巢老人”数量与日俱增。大部分乡村艺人已到耄耋之年，亟需传授毕生文化精髓，但因乡村文化中如剪纸、戏剧等民族瑰宝经济效益回收周期较长，造成很多年轻人不愿继承父辈技艺的窘境，导致优秀乡村文化正面临内源性继承的危险。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异于其他国家和民族最骄傲的标志，其特点就是时代性和民族性。乡村文化作为扎根于中国乡村的母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支脉，因地缘和人文环境的差异，其地域性和民族性更加强烈。可以说，“乡村文化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在乡村文化中保留了中国文化的DNA。”[7]乡村文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与其他文化具有显著区别的特征。但是当今世界，伴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各国之间的联系不断加深，世界文明的碰撞也不可避免，使得文化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文化的基础是雄厚的经济支撑。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异军突起，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迈向新阶段。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经济和科技的优势迅速占领经济落后国家的市场，并展开文化渗透，不断灌输西方普世价值，对其他国家的文化进行同化，意图单一世界文明，使其具有西方的文化特点。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剧增，加之外来文化渗透，各方面继承和保护欠缺，乡村文化自身“免疫能力”较弱等原因，中国乡村文化慢慢失去特色，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同化。乡村文化的趋同化使不同的地域文化逐渐丧失区别，其蕴涵的潜在价值也逐渐被埋没。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8]349中国文化是几千年历史的积淀，我们有理由自信；乡村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源泉，我们更应该自信。但是面对我国乡村经济发展的状况和乡村文化面临的困境和危险，当前乡村文化发展稍显疲软。乡村振兴建设以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事业周期长，乡村文化建设尤甚。还有许多乡村地处偏远山区，相对封闭落后，信息通讯不便，利用媒体、互联网手段宣传乡村文化可操作性不强。这往往导致偏远地区优秀乡村文化知名度不高，农民对乡村文化的信心不足。他们往往未能从长远的视角认识乡村文化对乡村建设的贡献，而是用短期利益观评价乡村文化的价值，导致对乡村文化缺乏十足的信心。
优秀乡村文化能够提振农民精气神，增强农民凝聚力，孕育社会好风尚。乡村全面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要让优秀的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在乡村蔚然成风。加强乡村文化建设既是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又是一项薪火相传的战略任务。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决定着社会形态的价值导向，并规范着人民的生产生活，从而转化为内部精神力量，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发展。乡村文化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必须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框架中通盘思考。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农村新风尚，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乡村文化建设的方向，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乡村文化真正深入人心，内化为每一位劳动者的行为准则。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主流文化建设也是乡村文化建设的灵魂，乡村文化建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确导向，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乡村文化充分融入劳动人民的精神观念和行为准则当中，重塑乡村文化精神。此外，也要充分发挥乡村文化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深入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让乡村文化的功能复兴。
农民是乡村振兴的建设者，也是受益者，更是继承和建设乡村文化的中坚力量。协调好政府和农民的关系是当前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工作，政府主导和农民主体双向联动，各司其职，共同促进乡村文化繁荣。
政府主导就是做好文化建设总体规划，提出乡村文化建设任务，明确乡村文化建设的目标和要求，制定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发动、组织、协调各方工作，把握乡村文化建设的总体方向。基层党委和政府要当好乡村文化建设的“领头雁”，充分挖掘乡村文化的潜在价值，既能让乡村文化创造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帮助乡村摆脱落后面貌；又能有效保护乡村优秀文化，使其免遭消亡的命运。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严格按照职责明确的原则协同配合，坚决打赢乡村文化建设攻坚战。
农民主体就是充分尊重农民的创造者、见证者、“剧作人”身份，“赋予农民主体权利和主体责任，强化村民的自主意识和自治功能”[9]，充分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农民主动参与到文化建设中，并“广泛引导全社会资源和各方力量参与乡村建设”[10]。同时，让他们认识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首创精神，让农民在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有发言权和决定权。农民是乡村文化建设的主角，乡村文化建设要采用农民喜欢的内容和形式，“繁荣乡土文化，树立文明乡风”[11]，让乡村文化保持独特的地域性和时代性，而非城市文化的附庸。
乡村振兴要坚持把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宗旨，坚持以农民为本，把维护好、发展好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增进农民福祉作为乡村振兴和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把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奋斗的不竭动力，增强农民的幸福感，让农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文化建设带来的变化，增强对乡村优秀文化的自信，增加对乡村优秀文化传承和创新的热情。乡村文化的发展不仅能打破农村经济发展滞后的窘境，而且能吸引更多青年农民返乡，“激励他们传承和发展乡村文化，参与到乡村振兴的历史潮流中来”[12]，继续为家乡建设贡献力量，使乡村优秀文化建设能够后继有人。
“乡村是中华文化发源和传承的重要载体，拥有众多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13]但是，中国的乡村文化在发展进程中缺乏足够的文字性记载，许多优秀乡村文化只凭口口相传、代际传承等非文字性传承方式而面临消亡的危险。事实上，中国大量的乡村优秀文化蕴涵着极高的科研价值，对我国乡村文化发展脉络进行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加强乡村文化建设就是在充分继承乡村文化和弘扬乡村文化的基础上，利用乡村文化自身的功能为乡村全面振兴服务，为乡村经济社会稳定可持续发展服务。因此，应在正确把握乡村文化建设方向的前提下深入挖掘与整理乡村优秀文化，加强对历史文化和自然遗产、民俗文化、名人故居的修缮和保护。应出台优厚政策，加大乡村文化建设投入力度，鼓励各高校和研究机构对乡村文化进行研究。学术界应着力对乡村文化进行深入系统研究，为我国乡村文化建设和保护提供可资借鉴的良策，丰富乡村优秀文化的理论基础，增强乡村文化自信，防止其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被破坏，充分发挥其文化传承的载体作用。
其一，坚持乡村文化创新，保持乡村文化活力。习近平提出，文化创新“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今非古，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8]313发展乡村文化要根据新时代我国对社会主义文化创新发展的要求，积极发挥农民的智慧，丰富乡村文化的表现形式，打造多渠道文化交流方式，利用新媒体、互联网等高科技手段传播乡村优秀文化，提高人们对乡村优秀文化的了解度和认可度，保持乡村文化的活力。
其二，突出乡村文化的地域特色，挖掘独具魅力的乡村优秀文化。时代性和独特性是文化的根本属性，也是区分不同文化最明显的标志。当前我国乡村文化面临趋同化的困境，如何保持乡村文化的独特性和地域性成为亟需解决的难题。应深入挖掘乡村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通过开辟乡村文化走廊、修建乡村文化博物馆、开展课题研究等形式深入开发乡村优秀文化，建立科学的文化传承系统，保证文化的独特性。同时，要矢志不渝地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振兴乡村经济，早日实现全面小康，为乡村文化发展提供物质支持。
其三，不断创新文化呈现形式，扩大乡村优秀文化的影响力。此前，乡村文化表现形式多元化，以满足农民的娱乐需求为主。但是在新时代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逐渐超越物质层面而转向对精神享受的追求。原有的乡村文化形式很难满足新时代农民的精神追求，因而当前乡村文化建设要不断创新文化呈现形式(如打造乡村文化节等)，为促进农民的全面发展服务。
走进新时代，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在中华大地以不可阻挡的趋势向前迈进。乡村文化建设是新时代党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风文明建设的重大创举。深耕乡村文化，使其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发挥乡村文化的价值功能，就需要乡村文化立足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基础，在传承好优秀文化的同时进行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换，培育既扎根乡村又富有时代气息的新的乡村文化，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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