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偏差与国企高管职务舞弊行为决策*

据美国注册舞弊审查师协会(Association of Certified Fraud Examination，ACFE)发布的2018年国家报告，2016年1月至2017年10月全球职务舞弊案件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70亿美元。具体分析125个国家的2 690个案件，平均每个案件损失13万美元，有超过22%的案件带来的损失在100万美元以上。这些舞弊案件造成相当于4%的年税收入损失，其中，高管参与舞弊的案件总额高达85万美元(1)数据来源于美国注册舞弊审查师协会网站，https：//www.acfe.com。。

我国高管职务舞弊现象也不容乐观，呈现出蔓延递增趋势。据2018年4月发布的《2017年度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显示，民营企业职务侵占罪比重大，国有企业受贿罪风险高。与以往相比，事故类犯罪案例明显增多，而且国企高管职务舞弊案件远高于民企，说明国企高管职务舞弊风险防范任重而道远。

任何国家和经济组织都无法避开职务舞弊的话题。ACFE将职务舞弊定义为经济组织内的行为主体利用职务之便，通过精心策划不正当地使用、滥用或盗用所在组织的资源或资产，以牟取私人利益的行为。本文所指的国有企业高管职务舞弊主要表现为贪污贿赂、资产侵占以及财务报告舞弊等。通过媒体公开报道，对2014—2017年国企高管职务舞弊涉案类型、案件数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发现侵占型职务舞弊类型如受贿罪(共386次)、贪污罪(共237次)以及挪用公款罪(共107次)等最为集中(见表1)(2)数据根据2014—2017年法制日报社中国公司法务研究院发布的《2014—2017年度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和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资料整理。。

目前，职务舞弊发生形式多样、破坏性强，是个久经关注、久治不愈的世界性难题。当高管职务舞弊从个人行为演变成群体行为时，就非常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是存在制度性诱发因素，还是人性化因素，乃至其他方面因素?

一、研究综述

对于舞弊产生的原因，Generic等(1966)[1]和Huntington(1968)[2]指出，舞弊是现代化进程或私利驱动的行政系统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并且不随政治体制的成熟而消失。Stephan(1999)[3]认为，舞弊是一种对所处环境的反应，可能代表了特定社会背景的理性反应。进行重大判断与决策的个体往往是企业高管，其中国企高管一般掌握着国有企业重要资源配置的绝对权力。黄群慧(2006)[4]指出，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是国企高管腐败的根源，认为行政垄断机制扭曲了资源的有效配置。金宇超等(2016)[5]指出，当前的反腐是一种国家治理机制，改变了国企高管所面临的政治环境。杨瑞龙等(2013)[6]指出，国企高管具有特殊的“政治人”和“经济人”双重属性，相比非国企高管，国企高管职务舞弊更具有浓厚的政治动机，易引发一类特殊的代理问题。国企高管的任命权不在董事会，而在国家或地方政府国资委等政府部门，晋升模式也非常类似于政府官员职位升迁机制。因此，国企高管的职务舞弊行为更多地表现为追求政治利益，而不是经济利益(陈仕华等，2015)[7]。既然国企高管并不是以企业价值为唯一终极目标，那么其职务舞弊的深层次原因就需要重新进行探究。

传统经济学一般基于完全理性视角研究职务舞弊行为的发生，其研究范式建立在“因素—结果”模式之上，往往忽视心理因素与外部环境所带来的影响。而基于行为经济学视角的研究表明，心理因素才是行为人产生各种外在表现的真正内因，环境因素对行为人的判断与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在外部环境的交互作用下间接影响着行为人的判断决策过程(陈艳等，2014)[8]。职务舞弊行为的发生受到不容忽视的行为人认知偏差因素的影响。根据前景理论，在职务舞弊决策过程中，行为人往往以有限理性为基础，根据自己的效用和先验信念(即决策参照点)，在锚定效应的影响下进行舞弊行为决策模型价值函数和权重函数的评估和衡量，使得成本收益偏离完全理性的轨道，行为人产生扭曲的认知偏差，判断决策出现以偏概全、以小见大的情况。因此，本文从认知偏差视角对国企高管职务舞弊行为决策影响进行探究，提出应当关注国企高管职务舞弊行为决策背后的心理解释，重新审视特定情境下心理因素所触发的认知偏差。

二、行为经济学框架下行为人认知偏差产生的理论基础

传统经济学说在一些理论推演过程中始终陷入瓶颈，并在解释及指导现实经济生活时表现得欲振乏力。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依赖行为实验来研究经济学，修正各种经济学假设，将认知心理学和现代经济理论进行交叉和实验性测试，产生了现代行为经济学。行为经济学通过构建情景模拟实验获取一手数据，检验行为个体特质、行为人心理认知因素对财务行为作用机理的有效性。

认知偏差的概念起源于认知心理学，行为经济学以对行为人心理活动的认知为研究逻辑起点，将判断与决策的过程看作一个心理过程。在Simon提出的有限理性假设的基础上，Kahneman和Tversky(1979)[9]指出，认知偏差是行为个体认知能力和信息加工能力的局限性，以及情绪情感、决策情境的不确定性，导致判断和决策时产生某种差别或偏离。

1. 信息加工理论

信息搜索是认知过程的一个关键方面，个体对信息的搜索程度可能会由于原因各异而不同，其中包括知识差异。更重要的是，如果决策者信息搜索不力，以致遗漏了许多重要信息，就可能得出不正确的结论。根据Shannon(1948)[10]信息论的观点，信息传递的过程是从信源(发布信息方)经由一定的信道(信息传输机制)到达信宿(信息接收方)的过程。

如同记忆提取一样，重要的是明确所关注的信息搜索方式。心理学家Broadbent(1957)[11]认为，行为人搜索信息量(搜索深度)的顺序是单向信道联结的，阻断了其他信息信道的联结。同时，他指出行为人期望得到的信息更易获取，总是限制搜索而依赖记忆。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行为人容易受到偏误的信念、指导思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去搜集特定的信息，从而导致信息获取偏误，在此过程中易形成易记性偏差、可得性偏差、锚定直觉偏差以及后见之明偏差等。

2. 有限理性理论

根据Simon(1955)[12]的有限理性假设理论，个体行为基于理性，但个体并非是完全理性的；考虑到人们获得资讯、知识和能力都是有限的，未必能作出效用最大化的决策；人性中也有情感的、非理性的、观念引导的成分；人的理性介于完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可以视为信息传递媒介和信息加工系统，其理性行为属于高级心理过程，即所谓的认识过程。在特定的情境下，由于个体的自我感知能力、记忆能力以及信息处理能力有限，导致其认知能力有限，不可能掌握完全的信息；并且行为人是理性的，总是想在自己掌握的有限视野和资源的范围内进行行动感知追求理性，表现出理性行为。

从认知心理学角度来看，行为人易受到过度自信、风险偏好和时间偏好以及羊群行为等心理因素的影响，自我洞见的能力较差，导致判断决策时产生不同程度的认知偏差，往往表现出有限理性行为。这种有限理性行为揭示了行为人在认知决策时无法实现最优，判断决策时难以遵循概率和效用最大化原则，从而导致对各种规则和制度的认知偏离和认知谬误。有限理性条件下的行为决策过程如图1所示。

3. 行为决策理论

心理学家和管理学家认为决策通常都是在复杂和不确定性的环境下作出的。行为决策理论强调从心理学角度审视行为人，归纳其行为特征，提炼其行为变量，揭示其认知及内在心理机制，考察实际决策行为。在行为决策过程中，由于行为人所处的客观环境是复杂的，信息是不完全的，存在比较复杂的信息获取成本和激励机制。

由于受到客观环境、先验信念以及感知能力等因素的影响，行为人判断决策时只能局限于在现有可行方案中选择行为人自我满意方案，而非最优方案。行为人判断决策时易受到自我选择性知觉、记忆偏差、维持认知一致的压力以及情境因素变化的影响(Shafir和Tversky，1992)[13]。正因为如此，行为人并不能有限理性，而是往往在特定情境影响下、在有限资源和有限心智的基础上进行判断决策，所以难免会出现个体认知上的偏差，使得决策结果偏离理性。

以上三种理论对行为人的判断决策过程具有解释力，也刻画了行为人认知偏差产生的作用机理。以行为决策学中的行为决策理论与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剖析行为个体判断与决策的作用机制，以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与认知信息加工理论为基础剖析认知偏差产生的作用机理，对行为人职务舞弊判断与决策具有指导意义。

三、行为判断决策中认知偏差产生的作用机理

行为人认知偏差会使其判断决策偏离完全理性，行为决策受到启发式认知偏差的影响，常常产生代表性直觉偏差、易得性直觉偏差以及锚定与调整偏差，同时还受到情境因素(如货币薪酬、指定目标、群体和团队、时间压力、反馈和法规)和行动后果对判断决策的影响，导致行为人在进行行为决策时出现不同的认知偏差。

1. 行为决策中的认知过程与认知偏差

Barefield(1972)[14]指出，行为人使用锚定效应就是建立一个锚值，而这个锚值也就是先前的经验，然后根据额外的信息调整这个锚值。同时，由于决策情境的不确定性以及信息的不完整性和复杂性，使得行为人难以实现全面理性，所以当事件的可预见性较差且证据不明确时，专家更倾向于过度自信(Griffin和Tversky，2002)[15]。锚定效应会使行为人产生货币幻觉，进而影响行为人的认知并产生情绪通胀(Shafir等，1997)[16]。行为人的认知能力导致行为偏差，认知能力越强，承受的风险越小，越有耐心对待决策(Oechssler等，2009)[17]。心理学研究发现，行为人也存在着确认性偏差，一开始搜索可能支持喜欢的假设信息，然后按照先验信念去寻求各种证据证实而不管先验信念是否正确，从而形成确认性偏差。研究表明，不同的心理特征和情绪特征会导致行为决策中的认知偏差和行为偏差。

行为决策学认为，许多判断与决策误差都是系统性的(相对于随机而言)，其过程就是行为人心理加工的过程，从认知到情绪再到意志的过程。其中，在认知过程中往往会出现系统性的认知偏差；在情绪过程中可能会导致系统性或非系统性的情绪偏差；在意志过程中则可能同时受到认知偏差和情绪偏差的影响。而群体常常表现出更多的功能固着，产生羊群效应，有时会影响到个体判断与决策质量。行为人具有的不同个体偏差最终导致判断与决策的认知偏差，产生锚定效应或框架效应。

2. 启发式偏差的类型

启发式偏差使人们在决策时仅仅从片面、较少的数据中得出结论，而这种结论往往是缺乏科学性的，很可能是错误的判断，从而造成系统性的预测性输入偏差。Rebecca和Norma(2015)[18]指出，认知偏差包括过度自信、锚定效应、可得性偏差和确认偏差等。Kahneman和Tversky(1979)[9]总结出三种最具代表性的启发式偏差——代表性偏差、易得性偏差、锚定与调整偏差。

(1) 代表性偏差，是指行为人判断决策时根据已掌握事件的相似性或代表性特征，先将后生事件划分成不同类别，在判断概率时会根据经验判断事件发生的概率而忽略样本规模，过分看重情境中某种事件类别特征的重要性，而忽略其他可能具有潜在性的经验证据，并对此结果感到非常自信的一种认知倾向。心理学家Edwards认为，在认知偏差中存在着一种直觉性思维陷阱和系统性预测偏差，其中代表性直觉可能导致判断决策过程中出现以偏概全的情形，产生局部代表性[19]。

(2) 易得性偏差，是指行为人在认知过程中对事件发生的概率赋予权重函数，重视权重较高的已发生事件，对权重较低的待发生事件视而不见，进而将难以确定的决策内容简单化。由于行为人根据自己的熟知性和易得性直觉来估计事件的可能性，因此易得性直觉也会导致预测偏差和认知偏差。

(3) 锚定与调整偏差。行为人在判断决策的过程中，容易受到第一印象或最初信息的支配，往往会将事件的定量估测初始值当作决策的参照系进行事先自我的估计(锚定)，然后将最初信息确定为参照点(锚值)，依据参照点来改变和调整对后发事件的估计。然而，初始值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这个锚本身具有固有偏差时，这种影响就会被放大，加上信息调整不充分，进而陷入判断决策风险。另外，锚定效应刻画了行为人重视第一印象、第一信息的特征，它的存在也使行为人在决策时形成了心理账户，导致决策偏差和非理性决策。

3. 情境因素对判断决策的影响

行为人判断决策一般根据以往的经验和情境去理解和解释新信息，也就是情境依赖，是一种选择性知觉偏差。锚定效应的具体体现(对比效应、晕轮效应、首因效应、近因效应以及定型效应)都会受到任务情境因素的影响。

(1) 对比效应和晕轮效应。对比效应也称感觉对比，是指行为人通过对信息与其他信息的对比组织信息，将其他信息作为新信息的参照点，从而产生认知偏差。比如“闲云孤鹤”，说明行为人偏向于鹤而忽略白云的存在。晕轮效应是指当行为人以个体的某种特质(如智力水平、社交能力)或某种特定行为(如个人好恶)为基础形成某种刺激的反应方式时，判断出认知对象其他品质的现象，是行为人发生在评估中的一种知觉偏差。

(2) 首因效应和近因效应。行为人判断依据的各种信息出现的先后顺序会影响最终决策，首因效应往往使行为人更容易受到先出现信息的影响，即出现顺序在前的某种特征容易对行为人知觉的形成产生更大影响。但情况也不总是这样，由于行为人记忆力的差别，当行为人只能清晰地记起最后出现的信息时，那么最后出现在脑海里的信息就更具有影响力，这种现象称作近因效应。

(3) 定型效应。定型效应也称社会刻板印象，是一种选择性知觉偏差，指行为人对某类群体的一般外表行为特征形成持有的僵化印象，过早地根据对象所属的类别特征判断决策，而不去全面搜集和整理更多的相关信息，明知不太准确也不去检验和修正，因此具有表面性和片面性。

从行为决策的认知过程来看，行为人作出决策实质上是一种复杂的心理决策加工过程。在情境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国企高管产生认知偏差，影响其正常的行为活动，从而作出职务舞弊决策。那么，如何度量国企高管职务舞弊行为产生的认知偏差呢?

四、国企高管职务舞弊行为决策模型的构建

1. 双曲线贴现模型

一般情形下，国企高管在职务舞弊行为决策中需要全面衡量进行职务舞弊的收益与成本，从而决定是否进行舞弊决策。根据行为经济学框架中的时间偏好理论，行为人的时间偏好程度影响其行为决策。因此，时间偏好理论可以作为国企高管职务舞弊行为决策一个合适的分析框架。新古典经济学也提出，用时间偏好率(短期和长期贴现率)指标来度量行为人的时间偏好程度。

在行为经济学框架下，借用Laibson(1997)[20]提出的以时间偏好理论为基础的双曲线贴现模型，刻画国企高管职务舞弊行为的效用体验。国企高管职务舞弊行为的跨期效用模型为U(t，s)=ut+

该模型可以确认国企高管职务舞弊存在的自我控制认知偏差。根据此模型分析框架，国企高管职务舞弊行为的贴现因子结构可设定为{1，βδ，βδ2，…，βδt}，在第0期到第1期的短期贴现因子为βδ，在未来第t期到第t+1期的长期贴现因子为δ。其中，β为国企高管职务舞弊短视认知偏差因子。

行为经济学认为，行为人存在短视认知偏差：当β<1时，δ>βδ，长期贴现率小于短期贴现率，引起短期行为，国企高管产生自我控制不足认知偏差；当β>1时，δ<βδ，国企高管自我控制过度认知偏差；当β≠1时，短期贴现率和长期贴现率不同，表示国企高管不能有效地自我控制认知偏差，会高估和信赖个人能力、低估职务舞弊行为被发现的可能性，从而可能导致非理性地选择职务舞弊行为；当β=1时，短期贴现率和长期贴现率相同，表示国企高管没有认知偏差，此时模型演变为传统指数贴现模型(Krusell等，2002)[21]，具体情况如图2所示。

2. 信息加工模型

判断与决策任务一般情况下都无法仅依靠长时记忆中提取的信息来完成，有些信息需要在线处理。信息加工理论指出，行为人容易受到内部信息(记忆)和外部信息(外部环境)的刺激，从而唤起长时记忆中的经验和知识，而后唤起短时记忆(Derek和Nigel，2004)[22]。短时记忆是暂时性地对信息编码、储存和检索，容易产生易记性偏差和顺序效应；而长时记忆则存储规则、程序、经验、培训等信息，容易产生易得性偏差以及锚定与调整偏差。

国企高管发生职务舞弊行为的判断与决策活动实质上是心理加工和信息加工传递的过程，是在内外部信息的刺激下，通过感知记忆、循环反应系统到职务舞弊决策响应的过程。经过信息获取、信息编辑和信息输出阶段，经由信道进行信息加工传递，并受到个人经验、辅助决策、先验信念以及情境因素的影响。每一阶段都可能产生多种认知偏差，最终决定了职务舞弊行为判断决策的结果。基于上述信息加工理论、有限理性理论以及行为决策理论构建国企高管职务舞弊行为决策信息加工传递模型，具体如图3所示。

3. 认知偏差测评量表

由于行为人的感知能力和工作情境存在差异，对各种信息的获取、识别与选择也不尽相同，进而会产生不同的认知偏差。通过对国企高管在信息获取、信息编辑和信息输出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认知偏差类型进行剖析，总结出国企高管认知偏差的具体表现形式。借鉴Vinokur、Caplan(2010)[23]和王燕青等(2016)[24]有关认知偏差测评量表结构的文献，本文利用信息加工模型，结合国企高管人员工作的特殊性，按照行为人信息加工的获取、编辑和输出三个阶段进行整理，最后确定了22个条目内容，编制出国企高管职务舞弊认知偏差测评量表，具体如表2所示。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表2是按照信息加工的不同阶段对可能出现的认知偏差类型进行梳理后设计的，但这些认知偏差所出现的具体阶段并不是绝对的，可能是交互的，可能一种偏差出现在多个阶段，叠加影响着行为人的判断决策。因此，国企高管职务舞弊行为的发生不仅是一项错综复杂的心理思维过程，更是认知系统和信息加工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

4. 结果分析

(1) 数据收集。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国企高管认知偏差进行测量与结果分析，调查问卷运用了李克特量表五点量表法。制作发放测评量表问卷共150份，回收调查问卷124份，剔除无效调查问卷后获得有效调查问卷样本116份。从样本的性别结构来看，男性高管97人，占83.6%；从年龄结构来看，51～59岁的比重最大，占81.3%；从样本受教育程度来看，学士学位的比重最大，占55.7%，其次是硕士及以上学位，占32.4%。可见，调研数据分布基本符合我国国企高管群体特点，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2) 信度和效度检验。采用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s α系数)进行信度检验，一般要求量表的α系数大于0.70。信度检验结果显示，信息获取、信息编辑和信息输出阶段3个因子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α系数分别为0.736、0.817、0.795，均大于0.70，且各测量指标的α系数值均低于测量维度的α系数值，表明该测评量表数据的信度系数较高，收集的数据较为可靠。

由于所编制的测评量表借鉴大量相关文献资料，并事先通过预调研问卷反复修改条目内容，因此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而结构效度方面，则主要考察测评量表实际测评的特征值与结构之间的对应程度。通过SPSS 22.0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在因子分析前先进行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以进行效度分析构建效度。一般而言，KMO值在0.5以下表明极不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经检验，其KMO值为0.710，Bartlett球形检验P值小于0.05，说明各变量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原有变量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同时，分析结果反映相关矩阵中除对角元素外，其他大多数元素的数值均较小，即每个测评量表问卷条目内容与其所属维度的相关系数均大于此问卷条目内容与其他维度的相关性系数，说明这些变量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此外，在信息获取、信息编辑和信息输出阶段3个因子维度构成的相关矩阵中，每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均大于该维度与其他维度之间的相关性系数，表明该测评量表具有较高的结构效度，具体如表3所示。

(3) 描述性统计分析。国企高管职务舞弊认知偏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4所示。由表4可知，国企高管职务舞弊行为决策过程中的认知偏差总体水平，男性高管为3.74±0.628，女性高管为3.66±0.734。根据测评量表赋值的原则，1为没有可能，2为有一点可能，3为有一些可能，4为有较多可能，5为很有可能，平均值反映了国企高管在信息加工处理的不同阶段对各题回答的得分。可见，国企高管职务舞弊行为决策过程中很有可能存在认知偏差。

由表4可知，基于国企高管的性别特征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统计显著性水平(Sig值)小于0.05，表明不同性别的国企高管对职务舞弊的认知偏差存在显著差异。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男女性格存在差异，男性高管可能更趋于理性，习惯运用理性的思考方式；而女性高管更感性，易受外界的影响，更在乎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对信息的认知可能存在较大偏差。

由于国企高管人员职务的特殊性，此次研究仅对40～50岁、50～60岁两组群体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未涉及40岁以下的国企高管。结果显示，统计显著性水平(Sig值)小于0.05，表明不同年龄段国企高管对职务舞弊的认知偏差存在着显著差异。40～50岁的国企高管一般情况下承受着来自家庭、社会和工作的压力，加上缺乏足够的工作经验和判断能力，易产生紧张焦虑等情绪，在面对职务舞弊问题时更易产生认知偏差；50～60岁的国企高管大多具有多年的企业管理工作经验，生活阅历较为丰富，善于处理突发事件，因而容易产生过度自信、损失规避的偏好以及惯用性偏差等。

五、国企高管职务舞弊行为认知偏差的纠偏对策

国企高管职务舞弊行为发生既有宏观层面的制度因素，又有中观层面的公司治理因素，还有微观层面的行为人心理特征因素。因此，需要从有限理性假设出发，基于微观心理层面分析国企高管的决策行为，考虑现有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机制的人性化缺失问题；基于国企高管心理因素及认知偏差对职务舞弊行为发生的作用机理，探讨国有企业人文激励机制、人本内部控制和代理权竞争机制问题，从而使国企高管职务舞弊的防范机制和防治策略内化于心、外化于形。

1. 通过技术锁定加强制度顶层设计

基于我国的政治背景与经济体制，国有企业具有特殊的产权制度和双重委托代理治理关系，可能会造成国有企业存在“内部人控制”和“所有者缺位”现象。对国企高管缺乏相应的法律监管机制是诱发国企高管职务舞弊的重要原因，应有意识地通过锁定技术来加强制度顶层设计，从而对职务舞弊行为进行纠偏。

首先，建立现代企业产权制度。重点解决国有资产终极所有者主体缺位的问题，建立健全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防止“代理人代理代理人”以及“剩余控制权”现象的发生，走混合所有制发展道路，对国企高管进行股权激励，提高国有资产运营效率，完善国有资本经营功能，缓解国企高管的个人目标与国有企业所有者目标不一致的认知偏差矛盾。

其次，强化国有资产评估和产权交易监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应切实履行监管职责，会同具有评估资质的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账务和资产核查。资产评估机构应当独立公允、客观公正，及时向社会公开评估程序和评估内容。政府要精细化改革，杜绝行政性垄断行为，建立健全产权交易制度，及时向社会公开相关信息，使国有企业产权交易在阳光下进行，以此来抑制国企高管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纠正认知偏差，降低国企高管的职务舞弊倾向。

最后，实施跨期锁定和一票否决制度。在行为经济学框架下，针对国企高管职务舞弊时出现的短视认知偏差，可采取加强宣传和教育等途径调整β值，缩小β值与1的差距，也可使β值固定在理性值1的水平上，实施跨期锁定和一票否决制度，采取内外部锁定技术，降低国企高管的认知偏差程度。

2. 推进国企高管薪酬改革和认知纠偏

当前，国企高管薪酬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重点要解决的是如何完善国企高管薪酬机制，找准薪酬参照，通过制度推进认知纠偏，以法治取代人治，以制度取代行政，解决国企高管薪酬错配问题，推行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挂钩制度，以合理的高管薪酬和激励制度实现高管心理平衡，制约职务舞弊。

张蕊(2012)[25]指出，国有企业不合理的薪酬激励制度以及企业的权力结构配置是国企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的根源。“崇尚权威”“唯长官意志”的意识助长了国企高管的过度自信，使其产生认知偏差，从而化公为私和中饱私囊。国企高管一般也会根据锚定心理选择判断决策的参照点(锚值)，权衡舞弊收益和舞弊成本，进行比较判断决策。因此，国有企业在制定高管薪酬标准时应当考虑该行业基本薪酬的平均水平，构建基本薪酬、绩效工资、股票期权等高管薪酬体系，降低国有企业与国企高管之间薪酬水平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尽力消除国企高管不同方向和不同程度的认知偏差，降低其职务舞弊倾向。

3. 基于国企高管个人特质进行认知纠偏

国企高管比民企高管具有更大的不受监督的权力，导致其在个人特质上更加过度自信，因此应当纠正国企高管进行职务舞弊的过度自信偏好。Mahajan(1992)[26]指出，行为人过度自信会表现在进行判断决策时对事件过高地估计好消息、过低地估计坏消息。Dunning等(1990)[27]和Schneider(1995)[28]研究发现，行为人判断决策时过度自信的程度会受到情绪情感以及预期后悔情绪的影响。Reb(2008)[29]研究发现，不断披露行为人预期后悔情绪可以纠正判断决策时由于过度自信所引起的认知偏差，从而降低行为人的舞弊倾向。

国企高管的过度自信表现为对前景过于乐观，对其职务舞弊行为被发现概率的过低估计，从而产生的主观扭曲的认知偏差。这种偏差持续影响后续的信息获取、信息加工与信息输出整个过程。在联想机制的作用下，国企高管不断对自己的私有信息和职务舞弊收益更加看好，忽略公开有用的信息和职务舞弊被发现的可能性，导致职务舞弊倾向不断增强。在许多情况下，认知偏差都是系统性的，而且是预先可以控制或预测的，这些系统性的偏差可以通过学习有意识地、主动地减少，从而约束国企高管的判断决策行为。因此，需要加强训练和学习，降低过度自信的程度，实施对负面预期后悔情绪的持续刺激，加强自身认知偏差的纠正。同时，构建上下畅通的信息传递渠道，通过惩罚机制不断去刺激、纠正和改变国企高管的直觉认知偏差，影响其情绪决策(感性决策)，有效抑制其职务舞弊倾向。

4. 基于情境因素进行认知纠偏

国企高管职务舞弊行为决策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既受到国企高管行为特质、风险偏好、心理认知以及思维模式等内部因素的影响，又受到国企高管所处的管理环境、工作情境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叶德珠等(2012)[30]认为，行为人自我控制力具有特殊背景下的文化特征，不同的消费文化所产生的自我控制认知偏差会影响行为个体消费认知倾向。Mouawiya和Elhiraika(2003)[31]将自控能力分为特质型和状态型两种，前者主要指先天因素，后者则主要指外部环境，如教育、文化、法律等。

文化作为国企高管职务舞弊行为发生的重要情境因素，是一把“双刃剑”。健康向上的企业文化可以实现环境对人的正面影响。文化控制是一种软约束机制，对行为人认知态度产生倾向性影响，是一道强有力的内部锁定技术防线。在加大对国企高管侵占型职务舞弊以及财务报告舞弊惩处力度的同时，应提高商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锚定值，不断完善国有企业内部治理文化，营造积极向上的组织伦理氛围，有效纠正自我控制认知偏差的内部锁定(内在参照系)，遏制“非我与损我”，主动保护与促进“自我与益我”的系统化制度，形成良好的道德秩序和自我约束机制，从根本上防范国企高管职务舞弊以及财务报告舞弊等行为发生。

5. 实施国企高管集体专业判断决策

根据高层梯队理论(Hambrick和Mason，1984)[32]，高管的认知基础、价值观念和对事物的洞察力存在明显差异，年龄、性别、工作经历、教育经历等背景特征会影响其进行组织行为决策和战略选择。卢馨等(2015)[33]研究发现，企业高管的背景特征对舞弊行为存在影响，如选用女性高管可以降低舞弊的可能性。因此，需要不断加强国企高管团队建设，纠正认知偏差，打造一支素质过硬的国企高管团队，通过相关学习和训练减少国企高管的认知和心理偏差，从而有效遏制职务舞弊倾向，降低其发生概率，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国企高管职务舞弊决策过程是一种信息加工的过程，由于国企高管自我经验总是有限的，在信息加工阶段之前往往就会产生决策偏差，而通过集体决策则可以打破原有的条框束缚，开拓有限的思维视野，降低判断决策者自身形成的认知偏差的影响，帮助其克服自身认知的局限性，以便作出正确的判断与决策。因此，集体决策优势在于可以减少认知偏差，提高国企高管的自我锁定及企业锁定，及时审视、发现和纠正行为个体在决策中的认知偏差。

6. 成立注册反舞弊审查师委员会

根据前景理论，国企高管面对得失的风险偏好行为程度不同，在作出是否进行职务舞弊的决策时，需要对职务舞弊收益和成本以及权重函数进行全面衡量和估计，在有限理性的影响下，使成本收益偏离完全理性的轨道，从而产生认知偏差。因此，通过机构约束来进行纠偏也成为国企高管职务舞弊行为的防治手段。可以依靠国务院国资委等相关部门牵头成立注册舞弊审查师委员会，负责整合有关职务舞弊的法律法规，完善国有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及时在国企高管和职工中通报职务舞弊案例，激发国企高管的直觉偏差，增加国企高管职务舞弊成本和被发现的概率，完善信息的获取识别、编辑处理、输出评估。监管机构应当根据政策对行为人职务舞弊决策的影响，制定合理可行、人性化的法规政策，加大行业组织对于代理人的职务舞弊监管力度，以控制国企高管信息加工过程中出现的认知偏差程度，通过机构约束来纠偏个人的行为决策。

六、结语

目前，我国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进入“深水区”，防范职务舞弊力度空前，国企高管职务舞弊问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本文基于行为经济学视角，应用认知心理学、行为决策以及信息加工等理论，从国企高管职务舞弊判断决策的理性与非理性的界定入手，以有限理性为逻辑起点，阐明了认知偏差在研究国企高管职务舞弊行为判断决策问题上的普适性，揭示国企高管职务舞弊产生的作用机理，力求打开制约判断决策过程的“黑箱”，挖掘出引起国企高管认知偏差的内在心理因素，有效抑制和防范国企高管职务舞弊行为的发生，维护国有资产安全，促进资源合理有效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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