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强调，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1]。随着世界格局的更迭变换，面对全球性挑战，世界各国都需要以负责任的精神同舟共济、协调行动，“一带一路”倡议正是顺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历史潮流，积极与沿线国家开展政治、经贸、文化领域合作。其中，智库作为政府决策咨询机构，在国家间展开多边对话中发挥着润滑剂和推进器的作用。
智库是指对国内外问题进行研究、分析与建议，并将研究成果递送至决策者或民众以影响政府决策的专业型政策参与机构[2]，通过汇集高级人才，为推动社会发展作出时代贡献，其所发挥的非正式、多元化作用在全球化的今天愈加明显。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TTCSP项目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18》显示，全球现共有智库8 162家，亚洲、拉丁美洲、非洲等地区智库数量和类型持续增加，亚洲的智库数量已增至1 829家，占比22.4%[3]。其中，中国拥有507家智库，位居世界第三；而印度作为“一带一路”沿线不可忽视的大国和中国最重要的邻邦之一，其智库数量已超越中国，拥有509家智库机构，居世界第二。因此，中印智库实力不可小视，两国智库的合作环境与发展路径将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主题。
一、中印智库发展现状及合作意义
1. 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智库逐步成为公共政策制定探索的生力军，我国智库建设自此蓬勃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国情研究会等机构相继成立，标志着我国智库研究开启了新的征程。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产生与发展历程中，我国智库规模数量不断扩大、研究领域逐渐深入。十一年间，智库数量自2008年的74家增长至2018年的507家(如图1所示)，研究领域也已从单一经济问题拓展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与此同时，我国智库类型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智库影响力显著提升。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发布的《2018中国智库报告》也表明，我国智库的决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均表现不俗，彰显出中国智库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地位。进入新时代，中国政府持续关注智库成长，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截至2018年，已有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清华
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8家中国智库进入全球顶级智库百强。
图1 2008—2018年我国智库数量变化
印度作为世界第二大发展中国家，自1947年独立以来，其智库研究逐步走上正轨。经过70多年的发展，印度智库建设驶入“快车道”，逐渐涵盖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国防等领域。《全球智库报告2018》指出，印度智库数量在过去的一年中迅速增长，从2017年的293家发展到509家，增长率达73.7%，位居世界第二[3]。按隶属关系分类，印度智库可以分为以下类型：官办型智库、独立型智库、高校型智库、由企业设立的智库[4]。其中，官办型智库、企业所设智库从自身领域出发进行专业探索；高校型智库聚焦政治、经济、文化角度；独立型智库则灵活多样，涉及主题公益性和公信力均较强。从发展特点来看，印度智库规模较小、与政党联系弱，且侧重发展问题研究，尤其关注对南亚和中国的研究。如印度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作为亚洲著名的非党派独立机构之一，其研究人员数量不多但设置精干、研究焦点突出，南亚及中国问题是重中之重。其中，南亚组研究员已超过10名，东亚组有8人研究中国问题，多人精通中文。然而，几乎无人研究美国及西欧发达国家战略形势，这体现出印度国家智库的典型特点。
可喜的是，随着发展中国家走向世界舞台中心，中国、印度开始深入审视其国际角色，双方在智库领域的合作初具雏形。自2016年起，中印智库论坛已成功举办三届，分别以“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印发展伙伴关系”“中印战略合作与发展伙伴关系”“文明交融迈向亚洲世纪”为主题进行友好对话，两国智库互信交流有了良好开端。官方智库方面，中国智库“国家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定期召开对话会，围绕经济、贸易、可持续发展等议题研究讨论；民间智库方面，2018年11月，印度知名智库代表团到访盘古智库，对双方进一步展开多领域合作提出新的见解。由此可见，中印智库已经走出了一条不同寻常的发展道路，加强合作、实现共赢是大势所趋。
2. 合作意义
智库具有政府、市场、社会的多重职能，它可以扮演一种“知识中介”的角色，在国家之间、行业之间、研究人员与政策决策者之间传播知识，在不同文化之间架起桥梁，增进文化理解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5]。就中印两国来说，双方智库开展合作的意义非凡。首先，印度经验有利于中国智库成长。2015年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目前迫切需要健全中国特色决策支撑体系，大力加强智库建设，以科学咨询支撑科学决策，以科学决策引领科学发展，发展智库已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然而近年来，我国智库建设仍存在智库类型发展不平衡、竞争力不足、独立性欠缺等诸多问题，加强双向合作能够与印度智库形成经验互补，弥补我国智库领域的缺陷和不足。其次，印度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改革发展稳定难题，全球性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空前，需要靠智库支撑决策，与中国合作是必然选择。随着印度莫迪政府改革不断深入，经济形势历经阵痛，智库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对印度来说，虽然目前智库数量较多，但大多数都是在近十年间成立的，多受传统思维束缚、研究资金匮乏等因素影响，而中印两国国情相似、智库发展阶段类似，且均正历经巨大的改革变化和发展契机，促进双方高端智库人才之间的对话交流意义非凡。最后，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大国，印度和中国智库的合作也将对东南亚乃至全球范围的地区问题治理产生重大利好。2017年11月，印度知名智库——印度观察家基金会主席苏廷德拉·库尔卡尼来华参加“中共十九大：中国发展和世界意义”国际智库研讨会时提到，“一带一路”倡议无论对于印度还是南亚来说都非常重要，是亚洲智慧的产物，也是整个亚洲的机遇，希望中印能够加强合作，共同为世界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6]。中印两国能够在现有基础上拓展多领域交流，以高端智库合作为引领和动力，真正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美好世界的新愿景。
二、中印智库合作的历史机遇
1. 友好往来历史悠久，“一带一路”方兴未艾
1953年，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会见印度代表团时正式提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中印交流合作建立起基本的行为准则。一直以来，合作是两国交往的主流趋势，印度已成为中国在南亚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如图2所示)。
图2 2013—2017年中国对南亚国家进、出口额
同时，双方高层领导人来往密切，2013年10月23日，李克强总理与印度前总理曼莫汉·辛格签署了《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未来发展愿景的联合声明》。该声明指出，中印双方就扩大经贸合作、设立产业园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等问题达成共识。另外，中国和印度同为发展中国家和世界人口大国，再加上地理位置上相邻，有着天然的合作优势，双方互信对话由来已久，为智库层面交往奠定了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2013年习近平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一带一路”倡议蓬勃发展，中国作为“领头羊”，积极与沿线国家展开多方面合作。印度政府虽然对参与“一带一路”倡议还持保守态度，但经济运行自有其内在逻辑，合作趋势难以阻挡。例如，支付宝已在印度落地生根，据统计每6个印度人中就有1人使用“印度版支付宝”，“一带一路”已为印度人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便利。因此，在中印政治互信和“一带一路”倡议的保障下，两国学术界的合作就会更加畅通无阻，智库间的沟通也将会更加热络频繁。
2. 人文交流迈向深入，合作生态日益成熟
人文交流是巩固国家间政治、经贸往来的重要通道，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不同国家间的人文交流已经成为促进国际关系的有效渠道。在中国和印度两大发展中国家之间，为避免其他外交手段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积极推进两国人文交流、灌溉双方民意土壤已是两国外交过程中的有利途径。2018年4月，习近平主席与印度总理莫迪在武汉举行非正式会晤，中印关系步入“新常态”，关系重心逐渐从“高政治”向“低政治”下移，边界、涉藏、军事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度将持续下降，经贸关系、民间相互认知、人文交流质量的重要性将逐年上升，人文交流“加分效应”逐年凸显[7]。由此可见，近年来文化交流的合作领域在中印两国间逐步扩大，双边高层领导人对人文领域合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持续增强。
此外，以人文交流为着力点，中印两国在其他诸多领域也已达成共识，合作生态步入稳定发展阶段。目前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服务业转型升级、气候变化、粮食安全等领域均已实现务实合作，两国媒体的平等对话也呈现出良好发展势头。2018年12月，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出席第三届中印媒体高峰论坛时强调，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深化媒体交流合作，增进民众相互了解，共同讲好中印发展的故事[8]。多领域双边关系的加强促进了智库市场的蓬勃兴盛，呼唤智库力量的引领和创新，为智库层面的沟通协作赢得了宝贵的发展机会。
3. 智库研究备受重视，人才集聚实现共赢
现代国家治理中，智库发展不仅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表征，而且是推进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中坚力量，是公共智力资源的集中体现，因而智库研究受到中印两国政府的高度关注。我国政府积极出台一系列有关智库发展的政策意见，中央《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及各省市配套制定的实施细则都明确指出，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资源，必须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采取有力措施，切实抓紧抓好[9]。印度政府鼓励对智库领域的资金支持，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以印度新兴智库“印度中国研究所”为例，该所为吸引相关领域人才，主张加大奖学金投入力度，强化不同学科、不同阶段学者互动，并设置专门课程为年轻研究人员提供培训机会。
人力资源是智库最核心的竞争力，智库要想得到长足发展，高质量的人才支撑至关重要。全球范围内，各国纷纷采取有力措施聚集高端人才。美国作为传统智库强国，采取“旋转门”人才管理机制，即邀请在大选中卸任的政府官员进入智库从事政策研究，而智库中的学者也有机会进入政府担任要职。这种机制的成功运作使更多优秀专家学者愿意加入智库团队。根据中国智库索引(CTTI)的统计数据，我国54%的智库拥有博士研究员占研究员总数一半以上，其中高校智库研究员中拥有博士学位的人数最多，平均比例近九成，社会智库和社科院智库则以硕士研究员居多[10]。这表明多数智库已汇集了大量高端人才，不仅为智库后续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而且有利于促进智库间的平等合作和有序对话。
4. 权威意见需求迫切，发展期盼智库声音
智库在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愈发凸显，政府作为智库成果的直接受益人，对专家建议的需求日益迫切。在我国，由来已久的人口老龄化、大学生就业、区域发展不平衡、生态环境破坏等诸多遗留问题的解决方案已提上日程，这离不开智库层面的共同努力。2019年两会期间，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于今解读“智库+”概念时指出，“智库+”即通过“智库+政府政策”“智库+高端人才”“智库+高端产业”“智库+金融市场”“智库+科研咨询”等方式，形成以政府政策开放带动、参政议政高端人才聚集推动、高端产业集聚拉动、金融市场融合互动、科研咨询创新驱动为核心的全智能产业链条[11]，智库应用、智库思想已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对社会公众来说，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的公共性、即时性和互动性使得纷繁复杂的信息能够通过微博、微信、论坛等公共社交平台快速传播，虚假、错误信息易扰乱公众视听，因此来自专业领域的智库声音亟需被大众听见，以对国家政策、社会现象给予正确解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方晋在《全球智库报告2016》中国发布会暨研讨会上曾指出，智库和专家对政策的阐释言之有物，相比政府的政策文件更加平易近人、容易被接受[12]，社会公众更依赖权威意见。
伴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和工业化进程加快，印度社会也出现了新的治理难题，需要智库学者立足发展现实、深入问题研究。例如，印度政府为摆脱美国对其专利政策的干涉和不信任，积极推进知识产权智库建设，委托相关智库起草国家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意见，并向政府提出一系列知识产权发展战略方面的建议。
可见，面对复杂国际环境和多变国内外形势，中国和印度都需要参考专业意见，两国智库合作市场也将更加广阔，以使智库专家建议能够真正落地生根，发挥应有的政策效应。
三、中印智库合作的现实挑战
1. 不确定因素冲击合作前景，第三方力量蓄意干涉
作为邻国，中国与印度一直在边界问题上存在争端。中印边界全长约2 000公里，有争议的边界线占全长的85%。尽管中印政府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寻求合理解决边界争端的途径，举办了多轮会晤与谈判，但至今尚未有突破性进展。2017年6月，印度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锡金段越过边界线进入中方境内，携带武器并用推土机阻挠中国在洞朗地区的正常修路活动，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也威胁了中国的安全利益。中国保持高度克制、迅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与底线，最终印度方面将越界人员和设备全部撤离，洞朗对峙和平解决，但两国关系并未完全缓和。特别是在西藏问题上，印度虽表面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实际上却在暗中支持西藏分裂分子的行动[13]。2018年春节前夕，印度总理莫迪更是以“挑衅者”的姿态对我国藏南地区进行“访问”。边界争端与西藏问题降低了两国的信任感与亲密度，对两国的智库合作产生了不利影响。
除了中印间历史遗留问题致使两国合作前景的不确定性凸显外，美国因素也为两国合作前景带来了潜在的不利影响。一方面，中美间的合作给印度造成了压力，印度认为中美关系发展向好会助长中国的强大，使美国与自己疏远从而威胁本国发展，便试图挑拨中美关系，甚至利用“中国威胁论”破坏中美合作，严重影响了中印关系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的崛起使美国感受到威胁，美国施行“拉印压中”政策试图离间中印两国。2018年4月，《美国利益》杂志曾报道莫迪访华的消息，称中国会在中印关系的改善中获利更多，提醒莫迪“谨防中国设置的陷阱”。美国助理国务卿威尔斯也曾发表讲话称“中国正悄悄恢复在洞朗地区的活动”，试图通过搬弄是非破坏中印关系。
2. 智库间规模层次参差不齐，依赖政府局面有待改变
2018年，印度智库数量从2017年的293家发展到509家，中国智库数量与2017年基本持平，拥有507家。中印智库总量相差无几，但规模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印度智库虽然数量众多，但由于资金支持不足、捐赠人数较少等原因，整体规模普遍较小。例如，在指导舆论及政策研究方面有高度话语权的印度政策研究中心，即便作为印度知名的大型智库，也只有16位常务研究员与30位副研究员[14]。而在中国，智库按照隶属与资本构成，可以划分为官方智库、大学智库和民间智库。其中，官方智库的发展主要依靠政府拨款支持，大学智库具有半官方的属性，资金大部分来自政府拨款，同时引入市场化运作方式，民间智库则完全采用市场化运作机制。政府是智库产品的主要需求方，而在该方面的采购几乎没有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处于政府体制之外的民间智库生存空间有限，官方智库的发展规模明显要优于民间智库。由此可见，印度智库普遍规模较小、中国智库发展不均衡，两国智库存在不同类型的问题，应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加以解决。
我国的智库筹资渠道单一，主要以政府拨款为主，印度的智库筹资渠道更为多样，筹集到的资金规模较小。相比之下，政府拨款具有经费较为充足且稳定的特点，但也存在一些缺陷。政府拨款导向性较强，难免会影响智库研究的独立性与客观性[15]。此外，政府拨款主要流向体制内的官方智库，许多民间智库得不到社会与公众的支持，遭遇资金瓶颈，实力远远落后于官方智库，民间智库发展受阻，降低了我国智库的活跃程度，影响了智库整体实力的提升以及国际合作的开展。
3. 组织管理制度化约束缺乏，决策独立性受到挑战
中印两国已有很多智库签署了合作与交流协议，如印度部分智库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云南社会科学院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之间已形成了合作框架[16]。2016年12月，中印智库交流会在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成功举行，中印双方就“一带一路”的理念与实施、全球治理、智库合作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17]，中印双方在智库合作方面已经建立起相对成熟的对话平台。但是，中印智库交往尚未形成完善的管理体系，缺乏制度约束与保障，不利于智库合作的规范化发展以及长期合作关系的维系。
在与政府关系方面，中国智库与印度智库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这就造成两国智库独立性均存在缺陷。一方面，中国智库大多以官方智库为主，且官方智库仍将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发挥主导作用，这就注定智库与政府存在密切联系。另一方面，受行政编制、财政经费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智库在行政事务、财政及人事任免等方面所受限制较多，行政色彩浓厚，突破行政约束、提升自主性与独立性存在极大的困难[18]。而印度主张智库的非政党化，强调智库不能与任何一个政党获取联系，智库与政党关系并不密切，独立性相对较高。这也导致智库建议很难真正进入政府决策层面，政府与智库间思想分离，加大了统一协作的难度。
4. 影响力话语权水平需提升，研究者关注度不聚焦
印度智库注重通过国内影响力强的报刊、电视广播以及互联网等媒体推介自己的思想产品，以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影响政府决策。通过官方网站一般可以查看到智库各方面的详细信息，在成果宣传和影响力上都有出色表现。而我国智库的社会影响力还不足，信息化建设水平欠佳，没有充分利用微博、微信等平台，与新闻媒体的合作关系不强。我国智库的宣传一般都面向政府机构，大多采用简报形式供领导审阅，或者发行一些内部刊物，很少对社会公众进行宣传，导致我国智库的影响范围与辐射范围十分有限[19]。因此，在影响力和话语权方面，印度的智库表现更佳，中国的智库研究存在注重政府利益的倾向，难以调动社会公众的参与积极性。两国智库成果传播和利用不够，造成合作存在困难。
印度很多智库将我国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对我国的发展动态十分关注；但是我国智库学者的国际化视野还相对欠缺，目前对于印度以及中印合作的关注还比较少。2016年，我国智库研究的热点选题在国际问题上只关注了美国大选、英国脱欧、朝鲜半岛问题以及南海问题。2017年有所改善，“一带一路”是受关注最多的问题，“金砖国家”“丝绸之路”也引起了我国智库的重视，但研究问题仍有很大一部分聚焦于国内，包括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风险防范、东北经济振兴、科技创新发展等[20]，智库研究的国际化水平还有待提升。由于缺少对于印度以及中印双方共同面临问题的探究，使得中印智库难以寻找共同话题、开拓新的合作领域，为两国的智库合作增加了难度。
四、推进中印智库合作的对策建议
1. 强化政治互信交流，恰当处理边界争端
中印两国应该深化政治互信，携手合作促进经贸往来，在安全、经济等领域增进沟通，并加强在农业、科技、绿色产业等议题上的交流，为智库合作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印两国在边界争议与西藏问题上的分歧短期内难以得到解决，在智库合作的过程中可以适度淡化这两个问题。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两国在加强经贸合作的基础上，可以和平开展边界争议与西藏问题的谈判，使得两大历史遗留问题不再成为阻碍中印智库合作的桎梏[13]。
中印双方应该明确，边界争端的解决离不开相互理解与平等协商。“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印智库合作具有广阔的前景，维护边界地区的和平是中印双方共同的利益诉求。边界问题作为争议已久的历史遗留问题，解决的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中印双方应该付出足够的耐心进行和平友好的协商，共同维护边界地区的稳定与安宁，不因边界问题对两国关系的整体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对待西藏问题，印度应该充分尊重中国主权与领土的完整，坚决杜绝暗地里支持分裂西藏的行为，不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坚持实施有利于西藏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为西藏地区经济的发展注入活力，做好西藏的边疆保护措施，维护藏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此外，中印双方还应警惕第三方力量对于中印双方关系的挑拨与离间行为，对刻意挑起中印矛盾、妄图使两国再次回到僵持对峙阶段的行为作出有效反击，撕破第三方国家的丑恶嘴脸，促进两国关系正常有序发展。
2. 培养智库独立意识，提高国际社会影响
要加强国与国之间的智库合作，重要路径之一就是要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中国智库数量在全球名列前茅，但是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中国智库并不多，整体质量还有待提升。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的智库大多数是官方智库，民间智库数量较少、实力单薄，而中小规模的民间智库在活跃度和独立性等方面比官方智库更强。因此，建设有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的智库，首先要界定好官方智库的角色与定位，为民间智库的生存发展提供支持，推动我国智库的科学化和专业化建设。
智库独立性与自主性的增强需要法律法规以及规章制度上的支持。西方国家的大部分智库拥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和较高的公信力，而中印两国有关智库建设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规章制度的制定也没有跟上智库发展的步伐。我国的大多数智库独立法律地位缺失，有的隶属于党政机构，有的附属于行政主管单位，在提供决策咨询时缺乏独立性。因此，完善有关智库的制度体系建设势在必行，应尽快出台合理且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维护智库在思想方面与决策权方面的独立性。智库应提高自身的独立性，不过度依附迎合政府，研究探讨一些民众真正关心的问题，提升民众的理解度和参与度，产出更多有利于社会发展进步的成果，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吸引国外智库共同合作。
3. 共建深度合作平台，共享学术研究成果
中国与印度应该尽量多地开展智库间的合作与交流活动，如联合出版书报、互相派遣代表团访问以及定期举办智库论坛等，并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及媒体强化沟通。2018年12月，第三届中印智库论坛在新德里成功举行，首度纳入中印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该论坛的举办反映出中印智库合作通过论坛交流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但通过其他途径实现的智库联系还比较少，尤其是民间智库之间的交流微乎其微，智库合作平台的建设力度还需加大。
目前中国的学者出国访学选择欧美国家居多，赴印度进行学术交流的学者很少。推进智库合作、促进学术成果的共享需要两国增加人员往来，有效的解决途径是寻找两国共同的研究项目或课题。泛亚洲智库亚洲研究所所长贝一明建议：“找到恰当的联合研究项目也是一种非常关键的智库合作方式。例如，如果智库想要探究城市发展议题，便可以合作收集中国、印度、西班牙、俄罗斯等国家的实践作为案例，找到哪些方案具有普遍价值，哪些具有文化特殊性，并通过比较分析得出更好的方案。”[21]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对两国关系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一些中印民众受到当时媒体宣传的误导，对于战争的真相有着错误的认知并留下了一些阴影。中印双方的智库可以共同从事有关这段战争历史的研究，审慎查阅分析当时的档案资料，澄清历史事实。这不仅有利于增强双方的政治互信与学术互信，也有利于边界争端的解决。引导两国智库在研究领域建立学术互信关系是促进中印两国更多地举办合作交流活动、建立并稳固双方合作关系的重要着力点，没有相互信任就难以将合作共赢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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