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比较研究】
对于一个具有活力和创造力的社会而言，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其重要的生命线。在当今世界中，文化与经济、文化与政治相互交融、相互渗透，而文化产业作为人类智力、知识、精神和艺术的商品载体，已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1]。强大的文化产业能够促进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甚至有经济学家指出：“文化产业已经没有悬念地成为了地产之后‘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继任者。”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已成为各国政府的必然选择。美国对版权产业进行知识产权的界定；日本着力强调文化产业内容的精神属性；澳大利亚提倡以文化创意产业的繁荣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用文化产业中知识、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流通带动澳大利亚进一步融入全球化。尽管世界各国对文化产业从不同角度进行了不同的定义和发展，但其目标基本一致，就是要通过文化产业中具有精神性、娱乐性的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活动，带动国家经济和政治更快更好地发展[2]。
在全球文化产业快速增长的同时，我国地区之间文化产业竞争的序幕也渐渐拉开。各省纷纷提出文化强省战略，出台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纲要。北京、上海致力于资本汇集，推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河南着眼于制度创新，以改革为动力，以制定政策为手段，创办试验区；广西则以文化旅游为突破口，推动文化辐射等。
作为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个国家综合改革创新区，同时也被誉为“中国经济的第三增长极”的天津滨海新区，早在2008年3月13日就已经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复。《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中提出，要在滨海新区“建设国家级滨海新区文化产业示范园区，整合、开发天津市乃至环渤海地区文化资源，使之成为新兴文化产业发展的策源地和示范区”[3]。得力政策的支持优化了文化产业的发展环境，尽管如此，与国内其他城市和地区相比，虽然政策早已从十年前起就在理论上实现了突破，天津滨海新区文化产业也确实有了飞速发展，但文化创新类产品在数量上和质量上与国外相比仍然有不小的差距，如：单纯依靠传统文化产品，局限于“吃旧啃旧”，文化产品创新度较低；政策虽然实现了宏观大环境的支持，但具体到文化产品的创造过程、生产过程和传播过程仍缺失相应的规章条例和管理支持，文化产业管理结构系统不够完善；文化产业技术的开发、成果转化和信息资源的整合缺乏必要的高科技和精技术的支撑，不能有效挖掘体现新区特色，等等。
如何使滨海新区的文化产业在有效政策的支持下真正实现创新发展，并且在全球化背景下拓展发展新思路呢？澳大利亚的经验可以借鉴。
从存在时间和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澳大利亚和天津滨海新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澳大利亚的原住民文化可以追溯到四万多年前，而天津滨海新区所属辖区大港区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悠久的历史赋予它们厚重的文化底蕴，两个国家的居民都试图坚定地守护各自的传统。
在澳大利亚，早期的原住民因为地域的隔离和殖民统治，其文化异常脆弱而敏感，甚至连人口数量也一度呈现快速减少的态势。而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得益于澳大利亚政府多元文化政策的推行，原住民们不仅仅满足于采用口头传说、音乐、舞蹈、绘画等形式记录自身文明，而是开始利用新形式达到保护宣传传统文明的目的[4]。比如，原住民的“点画”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旅游纪念品的标志性图案，虽然曾经有过批判随意印发“点画”的行为亵渎了这种绘画形式所代表的神圣意义，使外来游客误解原住民最初创作“点画”的初衷，但有一点不可否认，就是这种普及更有助于非原住民接触并增进对原住民文化的了解，扩大原住民文明的开放度，有利于原住民长时间地保存本民族的文化记忆。
在全球化趋势下，如今的民间文化遗产已经不可能孤立地存在于狭小的原创地了。一方面，劳动价值的追求和产品商品化使得民间文化遗产必须具备一定的商品性价值，否则就会被大众文化轻易吞噬；另一方面，随着旅游业的日益繁荣，民间文化遗产作为反映一个民族或某个地区文化基因的载体，势必走向旅游市场，只有按照市场的需求对民间文化遗产进行科学的包装和推广，民间文化遗产才能显露出勃勃生机[5]。因此，如何根据市场需求利用新形式对民间文化遗产进行有效包装和合理推广，成为文化产业要解决的一大问题。原住民艺术家们利用旅游纪念品印发“点画”达到推广其文明的目的，说明利用不拘传统的新型文化载体同样可以达到保留文化因子的目的。
与澳大利亚原住民文明类似，滨海新区也以特色民间文化著称，如汉沽区培育的新兴文化艺术行业刻字版画综合了书法、雕刻、绘画、印刷、装饰的艺术美；大港区以张俊荣、王佩华为代表的民间剪纸艺术家，“巧手夺天功”地运用“阳剪”“阴剪”等技巧，作品构图繁茂丰满，线条细腻流畅；由大港石化公司女工组成的创作群体创作的大港布贴画，融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早已成为大港区的文化品牌。既然拥有如此特色鲜明的众多文化标志，天津滨海新区可以通过发挥资源优势、举办文化活动，打造文化事业品牌，强化信息、项目、人才等多层面交流，以资本市场为纽带和支撑，以文化产业园区和企业为载体，全面加强在金融、媒体、宣传等领域的合作，探索完善的文化产业市场体系，打造和谐共生、互促互进的文化产业发展生态圈。
在全球化趋势和多元化背景下，澳大利亚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帮助发展原住民聚居地(如北领地行政区)的旅游业[6]，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增长，也使原住居民的生活得到更有效的保障，更让全世界的旅游者领略了原住民文化的独特魅力，从而达到有效保护原住民文化的最终目的[7]。这种发展区别于欧美国家原住民文化的政策，体现了澳大利亚政府差异化经营文化产业的思路。澳大利亚通过实施差异化战略创造和培育自身独特的细分市场，并在细分市场上形成独具一格的入口，从而取得细分市场上较高的市场占有率，获取细分市场带来的利润。这种策略既避开了与竞争对手的正面交锋，又充分发挥了原住民文化自身的优势，以差异化经营实现生存和发展。
反观天津滨海新区的发展思路，差异化效应的作用比澳大利亚更加明显：传统民间文化可以成为新区文化产业的发力点，但大众文化的快速发展和不断发生的经济结构性变化也要求新区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通过“传统+新兴+创新”引擎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早在2010年，全区文化创意产业企业总资产就近900亿元，实现营业收入500亿元，利润总额近60亿元，增速约为40%，先后有8个国家级园院馆落户新区[8]。从2010年开始，新区政府逐步加大对文化产业扶植力度，通过设立1亿元文化产业发展引导资金，先后吸引和聚集了近百个大项目、好项目，使整个新区的文化产业呈现出高起步、有特色、多亮点的局面。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协会更是以打造中国北方“创意之都”和“中国动漫之城”为目标，坚持“创智滨海，引领未来”的发展理念，高举服务滨海、服务产业、服务会员的大旗，聚集资源，激活智慧，引领潮流，实现价值。
从事文化产业的企业机构资金规模较小，管理分散，不能很好地适应文化产业整体发展的实际需要，是目前滨海新区文化产业发展所面临的主要困境。除此之外，现有的各项资金的使用相对分散和独立，新区政府对各种资金分割管理，未能将财政性资金集中起来进行组合安排、配套使用，导致财政性资金支持的整体效果不明显，降低了财政政策对新区文化产业发展支持的影响力度。在完善产业管理和文化经济政策方面，澳大利亚文化产业的管理模式可以给新区政府拓展新思路：自20世纪70年代起，澳大利亚政府成立了澳大利亚理事会(Australia Council)对文化产业进行管理。理事会直属内阁，负责管理改善文化发展环境，应对国际文化竞争，为国民提供更多参与艺术和文化活动的机会，并为政府相关政策提供咨询[9]。该理事会下设艺术资金部、艺术组织部以及艺术发展部，分别负责资金发放、活动筹划组织和前景规划等。系统和完善地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理念、政策结构和政策支持方式，形成了整体而非分散的政策着力点，政策之间彼此得以衔接，有效避免了政府财政性资金在管理使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体制性和机制性障碍，从而有效发挥了资金使用效益。
在2018年发布的天津滨海新区《关于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中，新区政府就从加大财政投入、发展内容产业、扶持重点项目、壮大市场主体、拓宽融资渠道、优先土地供给、集聚专业人才、放宽市场准入、优化公共服务、完善政策兑现等十个方面出台了政策措施[10]，旨在打造滨海新区区域文化软实力，培育未来经济增长点。在这十条政策中，新区政府分别以奖励、补贴、经费支持等不同方式，对文化企业发展给予“真金白银”的支持，希望通过这种大力度的资金奖励或补贴支持催生更强实力的企业、更加优秀的作品，促成更加丰富的活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培育文化产业发展新动能，助推新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新思路的拓展和新格局的全面铺开，不但调动了天津滨海新区政府及各个文创企业的积极性，也极大地鼓舞了新区发展文化产业的信心。2019年伊始，为了挖掘文化产业的特色市场，天津滨海新区着力提升影视产业水平，研究制定《鼓励影视剧产业发展办法》和《促进微电影产业发展办法》等政策，以有效激活社会资源和资金，推动深入挖掘新区本土影视剧题材，力争推出一批新区题材的影视作品。此外，天津滨海新区还将充分利用先进的硬件设施，建设国内外影视传媒制作基地，推进内容创新、技术创新和服务模式创新，延伸拓展从节目创作、制作、播出到传输、分配的完整产业链，基本形成与制造业、科技、旅游、特色农业、体育、文化产业以及人居环境等相关产业全方位、深层次、宽领域融合发展的格局。未来天津滨海新区文化产业将坚持集约化、特色化发展道路。以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为有利契机，依托滨海新区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等一批国家级和市级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集聚式快速发展；利用自贸区优势，以“文化+”创新理念促进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强化自贸区服务京津冀文化产业国际化的理念，开展三地文化产业合作交流，尤其是国际化发展方面的紧密合作，促进京津冀国际文化贸易进出口便利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文化是国家思想与民族精神的高度凝练，文化自信是这种思想和精神得以积累并传承的持久力量，而文化产业正是通过文化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和应用来传播国家和民族的思想和精神。打造文化自信的过程离不开文化产业的支撑，天津滨海新区文化产业向高科技、精技术及多元化发展，势必会进一步推动新区文化自信的提升，从而实现文化产业的繁荣兴盛。
[1] 王海霞.提升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J].文化学刊，2018(2)：136-137.
[2] 周栋涎.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探讨 [J].中国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学报，2019(8)：239-240.
[3] 天津日报.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三年实施计划(2008—2010年) [EB/OL].[2008-11-04].http：//finance.sina.com.cn/g/20081104/15415466986.shtml.
[4] 张丽娟.澳大利亚土著民俗文化精粹简析 [J].语文学刊，2009(9)：133-134.
[5] 李昕.全球化视域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J].东岳论丛，2010(8)：126-128.
[6] 阮西湖.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对土著居民的政策 [J].民族研究，1987(4)：32-38.
[7] 冯长，刘振东.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路径研究——澳大利亚的经验借鉴 [J].改革与战略，2017(7)：201-203，210.
[8] 郅振璞.滨海新区发展映像 [N].民生周刊，2012-04-16(16).
[9]Australian Strategic Directions.Australia council for the arts [EB/OL].[2015-07-15].http：//www.doc88.com/p-629276326474.html.
[10] 白璐.滨海新区关于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2018) [N].滨海时报，2018-10-2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