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全球贸易额超过19.6万亿美元(数据来源：世界银行)，生产产品分工向细碎化发展，生产过程由跨越多国的生产链和贸易链构成。一国只在某一固定环节对产品进行专业化生产，国际贸易由商品流动转为要素流动。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速度远超世界大部分国家，GDP占世界总额由1978年的4.9%上升到2018年的16.2%，已经成为发展中大国。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凭借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积极表现，在促进自身发展同时也成为著名的“世界工厂”。当前，大多数发达国家在全球价值链(GVC)中处于上游地位并掌控着高端资源，而发展中国家的优势较微弱，因此如何提升中国全球价值链嵌入度成为国内关注的焦点。
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我国政府大力推进经济特区建设，鼓励企业积极进行对外投资活动，对外投资额基本保持增长状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加深的今天，一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嵌入程度显得尤为重要，而对外直接投资(OFDI)正是全球价值链升级的一个重要方式。以对外直接投资为载体的要素流动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影响效应是怎样的，效应有多大，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文献综述
1. 全球价值链
Bart等(2015)讨论了国际化分工碎片化是在集团内部还是跨区域集团发展。目前价值链越来越分散，全球价值链碎片化发展速度远超过区域碎片化发展速度[1]。王直等(2015)提出了新的总贸易核算法则，对官方统计的贸易数据中增加值和重复计算部分进行了系统的定义和度量，将总出口完全分解为不同的增加值和重复计算组成部分，包括增加值出口、返回国内的增加值、国外增加值，以及由中间品贸易引起的纯重复计算[2]。倪红福(2018)对全球价值链的核算与应用进行了回顾，介绍了增加值贸易和贸易增加值的区别，指出出口国的国内成分并不区分这些增加值的最终吸收国，增加值出口是对最终需求产品中隐含的增加值进行分解，而出口的增加值分解是指对出口中国内增加值成分和国外增加值成分的分解[3]。
2. 全球价值链与OFDI关系
Herzer(2012)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进行研究发现，其对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上地位的提升并无明显的促进作用[4]。罗军等(2018)认为，OFDI通过技术和创新提升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及竞争力，其中资本密集型产业尤其显著；另外，尤其要注重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以完善销售网络，实现价值链的升级[5]。姚战琪等(2018)发现，中国OFDI提升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参与度和技术水平，当前中国制造业处在全球价值链的偏低位置，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时，应构建以自身为核心的制造业体系[6]。李俊久等(2018)认为，当前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所担负的都是较低端的制造环节，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因此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应谋取更高地位，OFDI增加对中国在价值链中地位的提升有正向作用[7]。
二、OFDI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影响效应分析
1. 行业调整效应
OFDI可以通过资源重新分配将价值链中低端的生产环节从国内转移到国外，从而释放人力及生产要素来集中进行研发、设计、营销等，扩大生产规模，提升在价值链中的参与度及地位。节省的费用可以用来分摊高端环节的研发和营销费用，扩张在价值链中参与行业的范围和完成链条升级。低端产业的转移、国内专业化发展高端环节的进步，也增加了产品的竞争力。
除此之外，依据小岛清的边际产业转移理论，一国应将本国逐渐失去优势的行业转移到国外，整合国内资源，选择拥有比较优势的行业进行集中生产并出口。上述产业转移的过程其实是对资源的一种整合，随着低端产业的转移，国内专注于其他高端环节，有效地提升了自身的竞争力。当一国的产品在国际上占有高市场份额时，从向前关联的角度来说会增加对售后、营销等环节的需求，为技术发展提供必要的环境；从向后关联的角度来说会刺激国内的研发、设计环节，为积极参与价值链、提升地位奠定良好的基础。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超量OFDI会导致母国自身资本供给下降、人力资本外流，引起国内的产业空心化。高昂的成本和国际上不确定的社会风险、政治风险都会加快母国自身的资本外流，造成行业升级困难。长期保持该种状态将使国内资金流动性大大降低，工业制成品出口减少，行业过于依赖进口，从而导致贸易逆差。
2. 技术逆溢出效应
OFDI的技术逆溢出效应一直被认为是发达国家高水平技术流向发展中国家最主要的方式之一。从经济学外部性的角度来看，技术的逆向溢出是非自愿的，但会对母国同行企业起到一定的改善作用。在OFDI过程中，母国获得技术逆溢出的途径有汲取研发要素、培养专业人才及总结研究成果。非发达国家在对外投资过程中会建立一套完整的系统，以及时获取国际上最新的技术和研究方向。母国的企业可以借此了解国际上先进的生产方式、技术甚至是盈利模式，也可以拥有高层次的资源和专利等。对当地的其他企业起到示范作用的同时，也会增加其竞争意识。除此之外，母国其他企业可以通过模仿或学习借鉴的方法改善生产模式，促进国内整体技术发展水平的提高，从而提升自身全球价值链的嵌入度。
三、中国OFDI及全球价值链嵌入度现状
1. 中国OFDI现状
在中国加入WTO之前，OFDI经历了探索、自由化发展等阶段。近几年中国已经从IFDI大国转换成OFDI大国，具体见图1。2000年中国OFDI流量仅占全球总额的0.07%，2017年增长至11.1%，增长速度在世界范围内名列前茅。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政府不断完善“走出去”政策，中国以更加积极的状态参与到国际贸易中。
图1 2000—2017年中国OFDI流量及占世界比例
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目前只集中于个别行业，如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制造业、金融业等，行业分布不均，长期来看将使资源极度倾斜，有碍于国内行业的发展。另外，中国OFDI占GDP的比重过小。2017年中国GDP为122 380亿美元，OFDI总额为1 582.88亿美元，仅为GDP的1.3%。也就是说，相对于自身经济发展实力，中国对外投资活动还有很大的潜力没有挖掘出来。
2.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及地位指数
传统的里昂惕夫法只能将一国的最终品分为国内及国外增加值两个部分，中间品贸易值占世界总贸易值的比例越来越大，中间品贸易也愈发复杂，商品出口往往会流经多个国家。因此在总出口值进行分解时，单纯地套用里昂惕夫法已经远远不够。Koopman(2011)提出了KWW法[8]，王直(2015)在KWW法的基础上，将总贸易流量继续扩展到双边、多边国家及行业层面，即WWZ法，大大提升了贸易增加值计算的精准度。
Koopman[8](2011)提出了指标GVC_Position，以衡量一国在价值链中是处于上游还是下游。但是拥有相近地位指数的两个国家也可能在价值链中参与程度并不一致，所以又引出了指标GVC_Paticipation[9-11]来权衡一国在价值链中的参与情况。前者衡量一国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深度，后者衡量一国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广度[12-15]。本文从两个维度来计算中国全球价值链嵌入情况，公式分别为
GVC_Position=ln(1+IVij/Eij)-
ln(1+FVij/Eij)
(1)
GVC_Participation=IVij/Eij+FVij/Eij
(2)
式中：IVij表示i国j产业出口国外增加值部分；IVij/Eij表示向前参与度，衡量一国中间品占总出口的比重；FVij表示i国j产业的国外增加值；FVij/Eij表示向后参与度，衡量一国出口中从国外进口的中间品占出口的比重。一般如果一国向前参与度大于向后参与度，说明该国主要向国外提供原材料或中间品，处于GVC的相对上游位置；如果向后参与度小于向前参与度则相反。
3. 中国全球价值链嵌入度现状
本文借鉴Koopman、王直等学者研究方法，选取UIBE GVC index数据库中数据整理得出2000—2014年中国全球价值链嵌入度，结果如图2所示。
图2 2000—2014年中国GVC嵌入度走势
由图2可知，2000—2014年间中国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基本保持上升状态，且在小范围内浮动。中国在2001年成功加入WTO后，与国际间贸易往来更加密切，GVC地位指数及参与度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原因可能是在加入WTO后加工贸易开始增加，参与世界分工的角色相对单一，并且分工角色在价值链下游，导致了GVC嵌入广度和深度都有所下降。2006年中国开始第11个五年计划，提出加工贸易的升级与转型，着重于加工贸易的技术深度。随着人力成本上升，部分跨国公司的生产工厂转移出中国，使中国从微笑曲线底部逐渐向两端转移，在国际分工中地位上升。2008年的美国次贷金融危机和2011年的欧债危机波及到中国，致使GVC参与度小范围下降，之后基本保持平稳状态缓慢增长。
四、OFDI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嵌入效应实证分析
1. 变量的选取
(1) 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分别以GVC参与度及地位指数表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广度与深度，计算方法在前文已作了详细的说明。
(2) 对外直接投资(OFDI)。选取2000—2014年中国OFDI流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投资公报》。
(3) 国内生产总值(GDP)。一国的经济发展往往是影响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中表现的重要因素之一，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4) 人力资本水平(LAB)。人力资本水平反映了一国劳动力状况，也在某一程度上决定了一国的创新能力，进一步影响该国在国际范围内的分工。采用Barro和Lee(1993)的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的计算方法来衡量人力资本的存量，公式为“小学比重×6+初中比重×9+高中比重×12+大专及以上×16”，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5) 科技水平(TECH)。当前能够掌握高端技术的国家往往能够占据价值链的上游位置，故选取中国每年专利申请数占总人数的比值来衡量，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6) 技术逆溢出效应(Spill)。前文叙述了OFDI对GVC嵌入度的影响机制，在计算时利用OFDI与技术溢出水平的交互项来表示OFDI对GVC嵌入度的技术逆溢出效应。计算公式为OFDI逆向技术溢出=OFDI/生产总值×研发资本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投资公报》、世界银行。
(7) 行业调整效应(Indus)。同上，计算方法借鉴杨晓猛(2006)构建的产业结构调整指数，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具体做法如表1所示。
2. 模型的构建
选取2000—2014年的数据，将OFDI与中国GVC参与度和地位指数分别回归，得出OFDI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嵌入广度及深度的影响效应，将计量方程分别设定为
GVC_Paticipationt=αOFDIt+α1GDPt+α2LABt+
α3TECHt+α4OFDI·Spillt+
α5OFDI·Indust+β
(3)
表1 产业结构调整指数计算方法
三次产业变动情况(0.25)劳动力分布结构(0.30)产业部门贡献率(0.45)第一产业增长率(0.25)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总人口比率(0.20)第一产业产值增量占GDP增量比重(0.20)第二产业增长率(0.35)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占总人口比率(0.30)第二产业产值增量占GDP增量比重(0.30)第三产业增长率(0.40)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总人口比率(0.50)第一产业产值增量占GDP增量比重(0.50)
注：括号内数值为所占权重。
GVC_Positiont=αOFDIt+α1GDPt+α2LABt+
α3TECHt+α4OFDI·Spillt+
α5OFDI·Indust+β1
(4)
3. 计量结果分析
首先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由于GVC_Position在1%的水平上拒绝“存在单位根”原假设，二阶滞后的GVC_Paticipation、OFDI在5%的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因此变量GVC_Paticipation、GVC_Position、OFDI都不含单位根。
接下来检验变量间格兰杰因果关系，结果如表3所示。
表2 ADF分析结果
变量滞后期ADF值1%临界值5%临界值P值平稳性检验GVC_Paticipation2-3.054-3.750-3.0000.0165%平稳GVC_Position0-4.277-3.750-3.0000.0011%平稳OFDI2-3.224-3.750-3.0000.0125%平稳
表3 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原假设F统计量P值结论GVC_Paticipation不是OFDI的格兰杰原因16.91200.000拒绝OFDI不是GVC_Paticipation的格兰杰原因4.72500.094拒绝GVC_Position不是OFDI的格兰杰原因9.96220.007拒绝OFDI不是GVC_Position的格兰杰原因27.08700.000拒绝
由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可知，OFDI与GVC_Paticipation、GVC_Position互为格兰杰原因，即当对外投资总额变化时会引起GVC参与度和地位指数的变化。具体实证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实证分析结果
GVC参与度OFDI 0.514∗∗GDP0.339∗∗∗LAB-0.099∗TECH-0.706∗∗∗OFDI·Spill0.229∗∗OFDI·Indus0.026∗∗β0.086∗∗GVC地位指数OFDI 0.16000∗∗∗GDP0.60000∗∗∗LAB0.00013∗∗TECH7.16000∗∗∗OFDI·Spill-1.14500∗∗OFDI·Indus0.03500∗∗∗β1-0.06700∗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两个回归方程可写为
GVC_Paticipationt=0.534OFDIt+0.339GDPt+
0.130LABt+0.420TECHt+
0.112OFDI·Spillt+
0.683OFDI·Indust+0.247
(5)
GVC_Positiont=3.862OFDIt+0.543GDPt+
0.235LABt+8.794TECHt+
1.282OFDI·Spillt+
0.035OFDI·Indust-0.067
(6)
根据回归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OFDI分别在5%、1%显著水平下对GVC参与度及地位指数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OFDI对GVC的地位指数影响更大些。OFDI对GVC嵌入度具有正向的行业调整效应和技术逆溢出效应。当OFDI所产生技术逆溢出效应增加1个单位时，GVC嵌入广度增加0.112个单位、深度提升1.282个单位；当OFDI所产生的行业调整效应增加1单位时，GVC嵌入广度增加0.683个单位、深度提升0.035个单位。除此之外，其他控制变量系数也为正数，说明一国的经济越发达、劳动力水平越高、技术水平越尖端，则在嵌入国际分工中程度越深、范围越广。
五、结论与建议
(1) 中国当前投资发展势头迅猛，投资活动仍有改善和进步的空间。虽然当前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上第二大出口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嵌入度保持上升趋势，但在国际分工中仍不占优势，存在“低端锁定”的危险。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创新性低，参与高技术含量的行业大部分是从事加工的工作，并没有掌握核心技术。故应推动价值链与创新环节的结合，针对当下国内经济新常态与世界科技革命发展现状，实行创新驱动的战略。将国内的重点转移到技术密集型行业，对高科技产业进行升级，对低端的制造业、加工业等行业通过对外投资、外包等方式转移成本至更加低廉的国家，从而实现国家行业结构的优化。
(2) 对OFDI对中国GVC嵌入度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并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OFDI主要通过技术逆溢出效应、行业调整效应提升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嵌入度。当中国对外进行投资时，所产生的逆向的技术溢出会提升国内的技术水平，促使各企业掌握高端技术以广泛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但这对在价值链中地位提升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OFDI对整体行业结构进行调整，通过将低端产业、边际产业转移到国外，精细化自身的产业发展，进而提升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应大力鼓励企业参与“走出去”战略，将低端产业转移到劳动力、原材料成本较低的国家，并与掌握高端科技的国家进行交流，节约成本，在国际分工中掌握话语主动权。
(3) GDP、人力资本及科技发展水平也会对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嵌入起到一定的正向作用。这说明当前在全球价值链中掌握核心高端技术才能占领价值链上游地位，因而在加大对外投资力度的同时，也要强化内部经济发展，着重培养相关高端复合型人才，出台吸引海外人才计划。应充分发挥中国人口基数大的优势，提升人力资本质量，摘掉“世界工厂”的帽子，提高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占比。推动更多元化的对外投资，鼓励企业将资金投向高技术国家，以获得逆向技术溢出，促进国际间有益的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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