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2018年3月21日，习近平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周恩来同志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总服务员”，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心系人民，对人民群众保持高度热爱，急群众之所急，忧群众之所忧[1]。周恩来的计划生育理论是他作为人民的“总服务员”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实写照。他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并结合中国实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周恩来是我国计划生育事业的开拓者和杰出领导者，最早提出了计划生育理论。在计划生育的具体工作中，周恩来十分注重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作用，指出宣传教育是提升计划生育工作实效性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正在进行转向，最新出台的“二胎政策”会惠及更多家庭，对新政策的宣传才刚刚开始。新时代面对新的计划生育工作形势，认真学习和领悟周恩来的计划生育思想，对提升当前计划生育工作的实效性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我国经济的复苏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人口的再生产同解放前相比也发生了重要变化，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增长率转变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增长率。1953年6月我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显示，全国人口突破6亿，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每年人口增加1 300多万，这一增长速度是1840—1949年人口年均增长速度的11倍[2]。这一状况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时代背景。
首先，毛泽东的人口思想对当时人们的生育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国家政策的制定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毛泽东认为：“世间的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3]毛泽东人口思想的提出与当时中国刚刚经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人在战争和生产建设中起着核心作用。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只有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才能打破来自国内外的封锁。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人口思想也契合了很大一部分人的想法，导向了人们的生育观念，导致这一时期中国人口增长迅速。
其次，八年抗战留下的创伤。据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1990年公布的数据，抗战8年我国牺牲的人数达2 000万，其中以青壮年男性为主，导致社会生产力的下降。建国初期，百业待兴的基础是要有充足的劳动力，一个国家如此，一个小的家庭也是如此。建国后民众补充家庭成员的迫切心理促使了生育高峰的到来，使这一时期人口急剧增加。
再次，建国初期，我国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劳动者素质偏低。建国初期自然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工业经济还未起步。这一时期，劳动力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必须依靠足够的劳动力来维持，要想获得更多的劳动成果，改变生活生产状况，必须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就家庭而言，家庭收入增加和生活改善取决于劳动力数量的多少，而非素质的高低。这一时期劳动者素质普遍偏低，接受过正规职业教育的劳动力少之又少，短时间内提升劳动者素质是不切实际的。在这样的状况下，只有通过增加劳动者的数量才能获得生产力，这也必然导致人们对于生育的需求。
面对这样的客观现实，当时国内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思想：一种认为人口的大规模增长是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必然结果，人多好办事，可以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我国人口增长过快将给社会带来巨大压力，放任发展将来会不可收拾。面对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要辩证地看待人口增长问题，指出应该适当节制生育。周恩来的计划生育理论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社会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因而有着丰富的内涵。
周恩来是我党最早将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同我国实际相结合提出计划生育思想的国家领导人。他在中共八大上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第一次公开讲到节制生育问题：“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卫生部门应该协调有关方面对节育问题进行适当的宣传，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这也是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讲到节育问题。周恩来的计划生育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指导下结合我国实际国情提出的，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积累经验加以完善，最终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和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理论。
周恩来的计划生育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马克思认为：“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需要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时代和一定地区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4]由此看出，在一定制度下，人口的生产只有与生活资料的生产相适应，社会才能得到发展，反之则不然。
周恩来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人口理论的学说，指出发展人口必须跟生产、教育、劳动力的安排等联系起来，不可能孤立地发展。在讲到人口增长和国家经济的关系时，周恩来指出：“如果人口增长得慢一些，与国家的经济计划相适应，那么人民生活的改善和社会主义建设，就会更快一些。”总之，周恩来认为人口的生产要有计划，应当实施计划生育，“人口增长要和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我们有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做到计划生育”[5]。
关于如何控制人口的迅速增长、推进计划生育的实施，周恩来提出要晚婚和节育，以此达到控制人口增长的目的。周恩来明确提出计划生育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提倡晚婚，一方面是提倡节育。晚婚和节育是结合在一起的，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在控制人口增长上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晚婚在降低人口增长速度上的作用明显，相较20岁结婚，青年人25岁结婚在100年时间里可以少生一代人；同时，晚婚也促使青年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国家建设和自身的事业发展上，为国家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晚婚和节育是紧密结合的，晚婚是针对未婚对象提出的希望，而节育是对已婚夫妇提出的希望。“要节育，也就是计划生育。”[6]14对于已经结婚的育龄夫妇，提倡一个夫妇只生育两个小孩。“要计划生育，一对夫妇生两个就够了，不吃亏了。”到20世纪80年代提倡只生一个小孩，周恩来对节育的宣传一直没有间断过，他的晚婚节育思想对我国的计划生育事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注重宣传教育是周恩来计划生育思想的一大特色，他不赞成用强迫命令的形式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主张通过宣传教育的途径引导人们实施计划生育。“计划生育问题，宣传工作要和免费供应避孕药配合，物质和精神不能分家，精神要起更大的作用。……主要还是靠宣传工作。”[7]周恩来指出，宣传教育的重点应该放在农村。这是由我国的国情和农村的传统思想观念决定的。我国80%以上的人口集中在农村，这就决定了宣传教育的对象主要是集中在农村的；此外，我国农村经济文化落后，旧的思想观念浓厚，“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观念严重。周恩来指出，农民生育“是解决劳动力的，所以对晚婚和少生孩子，不易想通”。因此，把农村作为计划生育宣传教育的重点是由客观现实决定的。
在宣传教育的方法上，周恩来提出要结合实际、实事求是地进行宣传，把宣传教育工作和解决群众实际问题相结合。深入细致地进行宣传教育，是取得预期效果的基础。对人们关心的问题要能够讲清楚、讲明白、讲到群众的心窝里去，“结合实际，推心置腹，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群众就会把计划生育当成自己的事情，自觉自愿地实行计划生育。”[8]周恩来的计划生育理论和方法为我国计划生育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计划生育工作开展的过程中，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计划生育工作的首位，注重宣传教育，提升了计划生育工作的实效性。
我国当前的人口国情较之20世纪已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长期有效的推行，人口增长已得到了有效控制，人口增长类型也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增长率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但是，就世界范围而言，我国的人口压力仍不容乐观，人口基数庞大，部分人受到传统生育观念影响生育欲望强烈。当前，我国的“二胎政策”有所放松，势必会导致人口增长率的升高。新时代周恩来的计划生育思想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领悟，并结合当前国情加以运用。
我党一直坚持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生命线”的地位，思想政治工作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9]思想教育放松是现阶段计划生育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单向性、临时性和书面化的宣传方式是导致计划生育工作中思想教育放松的重要原因。此外，对宣传教育工作思想重视不够、自身理论水平有限也是重要原因。在宣传工作中，计划生育工作者对宣传对象不够了解，不能及时发现宣传对象存在的思想问题和思想症结，因此也就不能很好地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对此，计划生育工作者要着力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
此外，个体思想政治教育也要加以改进。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缺乏对后进地区、后进个体细致的开解和引导，对个体的思想教育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计划生育过程中，遇到思想保守的对象缺乏耐心的说服教育，对宣传教育的重点对象往往放任自流，很少开展单独的思想政治工作；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个人也缺乏必要的思想政治教育，而是简单地用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进行处罚。这往往导致“群体超生”现象，被处罚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给周围群体也带来了消极影响。
当前我国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宣传存在以下几个问题：宣传方式单向性、宣传时间临时性、宣传内容书面化。在宣传方式上以标语、发放宣传册为主，单向地向宣传对象传播计划生育政策，忽略了宣传对象的主体性、形象性、情感性诉求；同时，对宣传内容、宣传效果的信息反馈收集也存在盲区，忽视了宣传的双向性，从而导致宣传效果不尽如人意。
首先，要增强宣传教育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在进行宣传教育时使用的语言要生活化，贴近生活实际。列宁说过：“应当善于用简单、明了、群众易懂的语言讲话，应当坚决抛弃晦涩难懂的术语和外来的字眼，抛弃记得烂熟的、现成的但是群众还不懂的、还不熟悉的口号、决议和结论。”[10]
其次，是选择时机的艺术。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时候，要善于选择对宣传教育对象进行特定内容教育的最佳时间。在宣传教育的过程中，要善于发现宣传教育对象的思想困惑和思想症结，在他们感到困惑时进行思想教育，准确把握宣传教育对象的思想症结，进而对症下药，找到突破口。这样才能事半功倍，从根本上解决思想问题。
再次，通过树立榜样加强舆论引导。通过具有典型、榜样意义的计划生育先进个体，可以产生示范引导的作用，教育人们提高思想认识、规范自身的行为。“大多数人类行为是通过榜样的观察而获得的。”[11]通过媒体对榜样进行宣传，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引导社会舆论，可以提高宣传教育的实效性。“社会舆论蕴涵社会的价值观念、态度、意见等，对公众的言行起着影响和引导作用。”[12]舆论引导的核心是要用科学的生育观代替落后的婚恋观和生育观，通过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与计划生育的内容和目标形成共振，提升计划生育工作的实效性。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要把握层次性原则。思想政治工作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居于主导地位，针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计划生育工作者要把握层次性原则，在宣传教育过程中“应从实际出发，承认差异，根据教育对象不同的思想情况，因材施教，分层次进行教育；既鼓励先进，又照顾多数，将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有机结合起来。”[13]要注重调查研究，善于了解宣传对象，及时发现宣传对象存在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对不同层次的宣传教育对象确定不同的工作方法。不同地区、不同个体的思想实际情况和现实生活状况也是不一样的，在政治觉悟和思想素质方面存在差异。在实际工作中，计划生育工作者要注意这些差异，对工作对象区别对待，对他们面临的现实问题也要加以考虑。
应将宣传教育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在计划生育工作中，要将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和解决人们的实际问题相结合。一方面，应加强宣传教育；另一方面，要贴近生活实际，注意解决宣传教育对象的实际问题。周恩来对此曾提出：“今后要有一些规定，如在工资、住房、供应等方面，对实行计划生育的，要给予优待。”[14]思想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实际问题的解决，实际问题不能得到解决，思想问题就容易出现反复，宣传教育的效果也就很难达到。因此，在工作过程中，要结合必要的经济和政策手段进行宣传教育，同时坚持宣传教育的主体地位。“政治工作是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的生命线”[15]，对积极遵守计划生育政策的应给予奖励和照顾，对于违反政策的应积极进行说服教育，加之必要的行政处罚。
“怎样使我国人口能有计划地生育，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业。”周恩来为我国计划生育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在他主持计划生育工作的20多年里，我国计划生育事业从无到有，得到了长足发展。我国的人口出生率由开展计划生育前1954年的37.97‰下降到1976年的19.91‰，自然增长率也由24.79‰下降到12.66‰[16]，这与周恩来的正确领导是分不开的。他的计划生育思想今天依然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研读，对解决今天计划生育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仍有着重要启示。周恩来一直强调注重思想政治工作，把宣传教育放在计划生育工作中的核心地位，将宣传教育和其他手段相结合，提升计划生育工作的实效性。新时代，我国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工作面临着新的问题，在工作中要注意宣传的科学性和艺术性，注重舆论引导，把宣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问题相结合，以提升计划生育工作的实效性。
[1]新华社.中共中央举行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N].人民日报，2018-03-02(1).
[2]张志如.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的第一次人口普查 [J].北京党史，2010(5)：42-44.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2.
[4]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
[5]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N].人民日报，1965-11-16(3).
[6]《中国计划生育全书》编辑部.党和国家领导人论人口与计划生育(50～70年代) [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
[7]彭珮云.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人口与计划生育的论述 [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22.
[8]王瑞梓.学习周恩来同志有关人口问题论述的体会 [J].人口研究，1982(3)：9-11.
[9]江泽民.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N].人民日报，2000-06-28(1).
[10] 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274-275.
[11] A·班杜拉.思想和行为的社会基础：社会认识论(上册) [M].林颖，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63.
[12] 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160.
[13] 陈万柏，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11.
[14]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45.
[15] 孙全胜.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 [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184-192.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中国人口年鉴(1989) [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0：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