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留下足迹的历史中，个体与类的发生具有辩证的一致性。在社会演进的历史中，个体与个体所在群体的发生也具有辩证的一致性。由此，个体心理特点研究与阶级整体特点研究便获得了辩证一致的可能性。因此，不仅要对有机体作生物学层面的解释，而且要对个体进行心理学层面的解读。只有这样，才能为解释阶级的特点和发展轨迹提供新视角、多维度。
心理学家皮亚杰指出：“我所说的‘行为’，是指有机体为了改变外部世界的条件，或改变他们自己与周围环境有关的处境，而指向外部世界的一切活动。”[1]总之，行为是有目的的动作，其目的在于利用或者变革环境，维护或者增进有机体影响环境的能力。有机体与其环境永远处在相互作用之中，行为是这种相互作用的综合动力的表现，它有一种超越自身的固有倾向，通过同化和顺应不断创新。因此，行为是有机体进化的动力。认知社会学习理论的代表人物班杜拉认为，人是有认知能力的动物，是积极的信息加工者。人和动物不一样，人会思考行为和后果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将要发生什么要比他们实际体验到发生的事件具有更大的作用。班杜拉的观察学习理论假设，一个观察者能够建构起榜样行为的表象或其他符号表征，然后利用这些中介物再现他所看到的东西。总而言之，行为无论是作为有机体最初进化的动力还是有机体发展过程的检验载体，都会对其个体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以行为对一己的作用反观行为对整个阶级发展的影响，不难得出行为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支撑的结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观察学习时建构表象、选择行为。资产阶级通过观察以往阶级的社会行为，构建出自己的行为榜样并外化在现实的活动中。资产阶级赖以存在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就的，资产阶级赖以支撑的文明也是在封建社会里造就的。“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他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2]资产阶级依附于封建社会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创造，他在现实生活中形成的复杂本能行为是为了与其环境和谐一致。这种适合性的“机敏”行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便表现为资产阶级为保存自身机体系统的物质和能量的完整，不得不同化、顺应封建社会的制度安排，也正是这种不断与其环境相互作用的行为给资产阶级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无产阶级借助社会主义的未来理论，建构自己的行为表象并在美好蓝图的不断描绘中付诸现实。因此，无产阶级的行动是用来变革充斥剥削、压迫的社会环境，维持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环境影响能力的。无产阶级的行动在与现实环境的作用下保持着一种超越自身的固有倾向，即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联合体的倾向，通过同化和顺应不断解释世界、改造世界。总之，从行为选择上看，资产阶级看似向前，代表新兴的生产力，实则向后，骨子里流淌着封建思想的血液；无产阶级看似向后，采用“虚无缥缈”的社会主义行为，实则向前，引领新时代的航标。
大多数行为主义者都反对用本能论来解释暴力汇入毁坏行为。他们把个体的攻击和反社会行为看成一种特殊的目标驱动行为，认为攻击通常分为两类：敌意性攻击和工具性攻击。如果攻击主要指向有意伤害或损害受害者，他们的做法就是敌意性攻击。相反，工具性攻击是一方只把伤害另一方作为一种获得非攻击性结果的手段。二者之间的攻击行为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攻击是一种对社会的判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社会持有不同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外显的行为必然也是不同的。在笔者看来，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攻击是工具性攻击，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攻击是敌意性攻击。
资产阶级以空头许诺赢得无产阶级抗争时期的追随，以剥削压榨获得发展时期的资本增值。资产阶级的推进始终离不开无产阶级的参与。在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革命中最有力的先锋队：他将自己联合起来，将自己与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与自己的敌人并肩作战，与自己敌人的敌人作斗争，从而为资产阶级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为了让无产阶级心甘情愿地追随，资产阶级许诺胜利后的美好，许诺新时代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然而这一切只是资产阶级为达到目的的手段。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无产阶级也在一定水平上得到了成长，但资产阶级许诺的一切美好不仅没有兑现，反而使工人阶级沦落到生存的边缘，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2]“对工人阶级来说，性别和年龄的差别再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了。他们都只是劳动工具，不过因为年龄和性别的不同而需要不同的费用罢了。”[2]因此，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攻击和压榨是工具性攻击，只不过是为了适应资本这一时期发展的需要。
无产阶级以消灭全部阶级、消灭私有财产为目的进行敌意性攻击。“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他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他的存在同时开始的。”[2]因资产阶级奴隶般的剥削而积聚的反抗情绪促使无产阶级倾覆资产阶级的统治，争得领导权。无论是自发阶段为生存而战的反抗意识，还是自为阶段有组织的阶级抗争，都充满了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敌意。因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攻击和反抗是因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发酵起来的敌意性攻击，是以资产阶级的毁灭而告终的。
总之，行为给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发展提供了动力，行为也在驱动的过程中塑造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发展的形式，从个体心理行为的表现中折射出阶级行为对阶级发展的影响。
“发展可以定义为有机体从胚芽到死亡随时间而发生的有序和连续的变化。发展既表现为有机体内部生物性编程的过程，又表现在有机体发生变化时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3]发展心理学将有机体的成长分为三大方面：生理发展、认知发展、社会性与人格发展。立足于发展心理学的三大方面，以个体的发展阶段对照阶级的发展阶段，可以形象地看到阶级成长的各个阶段与个体成长的不同阶段之间的相似之处，从而更加直观地认识阶级的历史生成过程。
生理发展是有机体各项器官和身体能力的发育，是人的心理发展的基石。从生理发展角度看，个体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可以对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发展历程。童年期是个体心理发生的成长期，也是个体心理发展最快的阶段。童年是任何成熟的精神个体都必须经过的阶段和状态。青少年期是个体成长的成熟期，是个体从不完善走向完善，从儿童走向成人的过渡时期。成年期个体身心生长健全，成为独立、成熟的个体。
资产阶级发展的童年期始于城关市民。“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2]美洲发现和绕过非洲航线的历史性机遇的出现，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童年的萌芽在封建生产关系的土崩瓦解中不断成长，青少年期的不断重塑、不断变动，将资产阶级在迷茫中向前推进。心智日渐成熟的资产阶级在其凯歌中迈入了成年期。“由此可见，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2]“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2]
无产阶级的童年期从资产阶级社会的上升期，延伸到资产阶级面临经济危机、政治动摇的黑暗期。光明与黑暗的对比使无产阶级的童年期充满矛盾：一方面，无产阶级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借助资产阶级的支持，必须忍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另一方面，社会矛盾的突显、冲突的频繁使无产阶级遭受更为残酷的剥削，达到了非革命不可的程度，必须奋起反抗，必须革命到底。正因为无产阶级童年期的革命妥协，让其步入青少年阶段的任务显得更加艰巨复杂。
总之，以个体发展阶段对照阶级发展历程，可以形象地看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成长的各个阶段呈现出的规律性历史特点。
认知发展是人赖以了解周围的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学习知识、掌握本领、进行发明创造的基本前提。从认知发展角度看，个体认知发展阶段反映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成长历程。皮亚杰认为，个体是主动的、富有创造性的建构者，随着个体的渐趋完善便形成越来越多庞杂的“认知结构”，从而更好地恰切周围环境。个体不停地建构能表征其所知的图式，并借助组织适应不断修改这些图式。通过组织，个体将现有知识纳入更高层次的图式中，不断调整自己以便与环境相匹配。
资产阶级在成长的进程中不断建构自己的阶级图式。最初的资产阶级为了自身发展着眼于生产工具的改造，将工人集中于传统工场、现代工厂，随人的聚集便产生了各种生产关系、交往关系。错综复杂的关系已经不能在经济领域中得到全部解决，简单的经济对应图式已经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于是出现了政治、文化、生态、科技等各方面的图式。资产阶级在自己经验的基础上建构周围环境的全新图式，又在适应中不断调整资产阶级的阶级图式，其中同化、失衡、顺应的建构过程也就是资产阶级的发展历程。
无产阶级萌芽和发展的环境是资本主义社会，其时刻处于成为市场商品、陷入机器依附、沦为资本奴隶的境地。无产阶级建构起反抗斗争的图式，在同化中开展自发的工人运动，但一次次的失败经历导致图式出现了暂时的失衡。为顺应新形势，无产阶级不断调整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认知图式，认识到单个力量的薄弱，认识到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反抗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认识到“消除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弱肉强食，才能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4]。因此，无产阶级开始有组织地结盟，展开自为性的运动，推动阶级革命理想的实现。因阶级力量的相对弱小，阶级斗争在现实中还时不时会出现失衡，促使无产阶级不断顺应、建构更加复杂全面的图式。这一发展史让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道路更加明朗，也使无产阶级的理想更加鲜活。
总之，以个体的认知图式分析阶级的认知发展，从心理认知的角度诠释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发展轨迹。
社会性与人格发展，则是每个人作为独立个体适应社会环境、与周围人交往与合作的必要条件。从社会性与人格发展角度看，个体人格发展阶段反映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道德演进历程。认知理论家柯尔伯格在阶段理论的研究中完整地探索了道德评价的发展，设计了自己的道德发展理论。柯尔伯格将道德思想分为三个水平：前习俗水平、习俗水平的和后习俗水平。前习俗道德阶段中，“儿童受到来自外在的而非内在的规则束缚”[5]，这一阶段没有真正的道德标准，个体常常行为良好，对好或坏的评语敏感，而所谓好或坏，则仅仅根据他们有形的结果或根据规则制定者的威力来解释。习俗道德阶段中，个体内化了一些道德的价值观，顺从现有的社会秩序并有维护这种秩序的内在愿望。“他们为了赢得对自己良好行为的赞赏与认同或者为了维持社会秩序而努力遵守他人制定的规则。他人的观点得到清晰的认同并得到了认真的考虑。”[5]后习俗道德阶段中，“后习俗水平是由普遍的道德准则所支配的，因而不依赖于拥护这些准则的集体的权威。”[6]
依照柯尔伯格的标准，资产阶级处于道德的习俗水平，无产阶级处在道德的后习俗水平。资产阶级在前习俗道德阶段中是与封建社会唇齿相依的，因而服从于封建社会的道德准则，以封建道德准则来约束自身的行为，满足自己对财富的渴望。资产阶级在肯定封建社会的同时也存在着否定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因素。在习俗道德阶段，资产阶级确立了自我意识，在内化中形成了资产阶级道德的价值观，试图在思想上维持现有社会的合法性。“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他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他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2]因此，资产阶级的保守性在于其不是始终具有与时俱进的道德，即使为顺应现实需要对其价值观进行调整，也不会放弃对统治的维持。
无产阶级在前习俗道德阶段即其诞生期是依附于资产阶级而缓慢发展的，并且以资产阶级道德来要求自身。到了习俗道德阶段，资产阶级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无产阶级只能维持剥削和压迫自己的资产阶级道德准则。然而，劳动者在经济上受支配必然会造成政治的依附、社会的贫困和精神的屈辱。无产阶级日益变成了市场上任竞争摆布的商品、人格化的劳动工具、“财富增殖的手段”[7]，种种压迫处境激起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意识。从自发阶段的抗争到自为阶段的革命，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其认识到“现实遭际是处于资产阶级的统治之下，而‘抗争’是唯一的出路”[8]。在后习俗道德阶段中，“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2]无产阶级不遵守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的阶级道德，而是坚守普遍的道德准则；不依赖于资产阶级的统治权威，而是展望共产主义及人类解放的美好前景。
总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道德发展阶段是从社会性与人格发展角度对两大阶级发展轨迹的阐释。
弗洛伊德心理结构模式建构了本我、自我、超我三层人格。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剖析阶级的阶段性特点，可以深刻感受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心路发展历程。
本我是刚出生时表现出来的全部东西。它的独一机能是满足生物本能，而且它总是尝试立即让这些需要得到满足。
首先，本我是资产阶级本性中自然性或动物性的表征，其自然性的一面无良心地满足本我的快乐原则。资产阶级潜意识中非道德的、无组织约束的盲目快乐在他发展的进程中不断被催化，正是这种发酵促使“资产阶级在他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
其次，“本我来源于先天的遗传与后天被压抑的东西”[9]。从资产阶级的起源来看，他经历了封建农奴到城市市民，最后到近代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发展过程。农奴和城市市民的发展受到领主和贵族的压迫，他们深受剥削，处在贫困的边缘，内心深处渴望自由和财富。这种本能冲动汇入本我之中，使在封建社会中孕育产生的资产阶级对财富和自由有着强烈的欲望。先天遗传加之后天压抑，资产阶级追求财富的内驱力被扩张到最大，最终看不到与外围的冲突和实在的危险而一意孤行。
“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2]无产阶级处于资本主义时代，在这种状态下无产阶级本我的满足受到现实的压抑，本我无法得到快乐满足，当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使无产阶级忍无可忍之时，本我占据上风。为了寻求快乐、寻找出路、表达精神，本我能量的发泄和寻求满足总是通过直接释放和迂回满足两种方式实现。其一，借助反射活动和愿望满足释放能量。例如，无产阶级面临压迫时自发的反抗行为就是满足的最原始的反射活动形式，而对社会主义美好蓝图的构想则是本能能量的本我活动的原发过程。其二，屈服于本我的作用，使能量接受本我的自律，以迂回的方式获得满足。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以及资产阶级的文化都要求接受现世的状况，忍受现实的苦难。社会的约束使无产阶级不得不一次次妥协，接受资产阶级看似公正的福利和正义的改革。
总之，资产阶级本我阶段快乐的过度满足和无产阶级本我阶段快乐的得不到满足，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发展轨迹迥异提供了可能。
“自我是人格结构中的管理和执行部分，指来自本我经外部世界影响而形成的知觉系统。它代表理智和常识，处于本我与超我之间，按照现实的原则，充当仲裁者，监督本我，适当满足。”[9]自我的本能是为满足冲动探求现实路径。随着自我渐趋成熟，个体能更有力地驾驭非理性的本我，寻求较实际的方法满足自己的需要；但即使用现实方式满足需要，也并不是总能被接受。
随着无产阶级实力的壮大，资产阶级“一枝独秀”的地位受到了挑战。资产阶级的自我意识逐渐成熟，早期的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行为激起了工人阶级的反抗，为了更好地控制非理性的本我，寻求更加符合现实需求的方式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自身统治合法性、满足阶级对金钱的崇拜，资产阶级采取了更为隐蔽的剥削形式来调和阶级本我和自我的冲突。
无产阶级早期的斗争是自发形成的，单个工人因工资待遇的冲突对工厂老板表现出不满甚至反抗的情绪，进而其情绪感染到某一劳动部门，他们攻击生产关系、生产工具，力图恢复中世纪工人的地位，殊不知自身正处于工业革命的浪潮中，只有不断被推向前进的可能，没有了回去的退路，即使回去，自身的命运就真的得到了改善和拯救么？这种一味后退的非理性的斗争方式，在无产阶级不断参与斗争中、在无产阶级本我逐渐成熟中被摒弃，自为的、理性的斗争在本我的控制中得以发展。无产阶级开展阶级斗争、从事政治斗争、颁布无产阶级法律，使自身既顺应现实，又书写现实。但是，无产阶级的发展是对资产阶级的威胁，发展的道路不被现实中处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所接受，这便是无产阶级发展过程中的最大障碍。
总之，资产阶级自我阶段的改良性约束和无产阶级自我阶段的革命性约束，提供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发展轨迹冲突和对立的现实依据。
超我被称为良心的领地。“超我是人格结构中最文明、最道德的部分。它代表良心、自我理想，处于人格的最高层，按照至善原则，指导自我，限制本我，达到自我典范或理想的自我实现。”[9]弗洛伊德指出：“由我们看来，超我是一切道德限制的代表，是追求完美的冲动或人类生活的较高尚行为的主体。”[10]
从资产阶级角度看，资产阶级主导社会价值观发展方向。“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2]资产阶级道德与无产阶级道德相对，反映资产阶级以个人主义为原则的生产关系和利益关系。资产阶级道德不仅代表资产阶级本身的道德选择，而且引领全社会的价值选择，使社会价值呈现为“以金钱关系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以及以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为核心的资产阶级观念。”[11]总之，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诠释了资产阶级追求的超我境界。资产阶级在脱离本我阶段赤裸、野蛮的掠夺后，不断反思自我、反思现实，掠夺的形式也渐趋隐蔽、渐趋无形，开始侧重对社会的思想控制，强调资产阶级社会的道德，宣扬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从而在本我中分化和发展出超我的人格结构。资产阶级的超我主要是由资产阶级的自我理想和资产阶级的良心所构成，而其最主要的来源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各种道德的综合继承。
从无产阶级角度看，无产阶级道德代表无产阶级利益，是在同资产阶级抗争中形成的革命道德，集中表现为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无产阶级的超我境界是在追求无产阶级道德的基础上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2]。这样的共产主义似乎是与至今全部历史发展相矛盾的，实则不然——这只是无产阶级在发展历程中对经验教训的总结，彰显了与传统糟粕划清界线的决心。
总之，资产阶级超我阶段对个人主义道德的自我追求和无产阶级超我阶段对集体主义道德的自我追求，造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价值观层面发展轨迹的差异。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最终归宿只有历史才能得出终极答案。我们能坚信的是，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渐趋自由王国的历程，是一个逐渐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归还给人自己的过程，只要还有剥削、压迫和不公正，全人类解放翻身的使命就没有实现。而共产主义是一个标志性的构想，是人类文明大厦的蓝图，是人类精神追寻的灯塔，是人类自由程度的写真，是人类进入真正属于人的历史的里程碑，是人类翻身解放的节点，是人类向更文明社会趋近的基石。因此，只有紧跟时代潮流、顺应历史大势的阶级，才能搭乘时代的顺风车，走得更顺利、更长远；而那些一心向后、只想留在前人温暖沙滩上的阶级，其命运只能止步于此或者被淹没在潮水之中。
[1]皮亚杰.行为，进化的原动力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9.
[2]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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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欧阳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意义——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 [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3)：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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