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竞争与产业安全】
农业合作是金砖国家经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国向其他金砖国家出口农产品的贸易规模不断扩大,2008年为149.12亿美元,2017年则达到304.12亿美元,增幅达104%(1)根据UN Comtrade数据整理得出,如无特殊说明,以下贸易数据均来源于此。。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贸易规模扩大,中国对金砖国家的农产品贸易逆差亦在增加,从2008年的102.72亿美元增加到2013年的289.7亿美元;此后几年逆差虽有所减少,但依然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2017年达240.34亿美元。
由此,中国对金砖国家农产品出口问题值得关注。中国对金砖国家是否存在农产品出口潜力?如果存在,是哪些因素影响了潜力的实现?如何促进中国对金砖国家农产品的出口进而改善贸易逆差的状况?
对于上述问题,已有文献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一类研究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探讨贸易的潜力,如王品飞(2018)运用贸易竞争力指数、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附加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阐明了中国向各金砖国家出口农产品的竞争力情况[1]。陈杨(2013)、曹睿亮(2013)、尹文静、樊勇明(2016)则根据互补性与竞争性,阐述了中国对金砖国家农产品出口的比较优势与可能性[2-4]。另一类研究则从寻找影响因素入手,通过对影响因素的判断,发现中国对金砖国家农产品出口的潜力。这类研究主要运用两种方法:一是运用恒定市场份额(CMS)模型,分阶段分层次研究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张国梅、宗义湘,2019)[5];二是利用引力模型对此进行研究,如李睿楠、谭珅、杨逢珉(2018),赵沛如、穆月英(2018),郑绪辉、孙涛(2018)等[6-8]。
随着传统壁垒对一国贸易的阻碍作用逐渐降低和通关手续、基础设施等“贸易的非效率”作为一种隐形壁垒对贸易的阻碍作用日益显现,贸易便利化对贸易潜力的影响引起广泛关注[9]。利用拓展的引力模型,陈继勇、刘燚爽(2018)揭示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贸易潜力的影响[10],梅宇航、崔日明(2018)估算了中国对金砖国家的贸易潜力[11],黄艺(2018)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角度,研究其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作用[12]。贸易便利化的视角也被引入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的研究。张淑辉(2018)分析了金砖国家贸易便利化总体水平及其子指标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13]。
本文是在汲取上述成果的基础上展开分析的,其边际贡献体现在:一是认为,评价贸易便利化对出口潜力的影响不应仅考虑进口国,出口国自身的贸易便利化水平也应纳入观察视野。二是认为,如果贸易便利化确实对中国农产品出口有影响,那么在金砖各国,贸易便利化发展可能是有差异的,因此主要的影响因子可能也不同。这就需要既从金砖国家整体的角度分析贸易便利化总水平及其相应的一级指标对中国农产品出口潜力的影响,还要在各国家层面上对此进行研究,目的在于找出不同国家中贸易便利化的哪个指标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更大。第三,基于上述分析,以扩大中国对金砖国家农产品出口规模为导向,明确金砖各国是否需要差异性的贸易便利化建设目标,进而形成相应的合作策略。
目前,国内外学者大多借鉴Wilson Mann以及Otsuki(2003)的思想,以各国的港口环境、海关效率、规章制度、电子商务等四大指标构建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14]。本文参考张淑辉(2018)的研究,选取了4个一级指标,分别为口岸与物流效率、海关环境、规制环境和电子商务,并细化为18个二级指标,构建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参见表1)。考虑到采用平均赋权法对一级指标进行作用评价不够科学,本文在确定权重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通过降维提取主要有效信息。方法为:首先,利用X′i=Xi/(Xi)max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取值范围的影响,其中X′i为第i个二级指标标准化后的数据;Xi为第i个二级指标的原始数据;(Xi)max为第i个二级指标的最大值[10]。然后使用SPSS 23.0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前3个主成分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88.516%,因此提取前3个主成分进行分析。用各个主成分贡献率乘以二级指标的系数除以主成分累计贡献率,再相加求和可得二级指标权重。将二级指标的权重加和得到对应一级指标的权重,再对各一级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使得一级指标的权重之和为1[15]。
表1 贸易便利化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变量权重取值范围口岸设施C(0.307)海关环境E(0.231)规章制度F(0.484)电子商务T(-0.022)公路口岸设施质量C10.5381~7铁路基础设施质量C20.5301~7航空基础设施质量C30.4141~7海港基础设施质量C40.5641~7非常规支付与贿赂E10.5471~7海关手续负担E20.6431~7贸易壁垒的盛行度E30.5261~7政府公信度F10.6061~7政策制定的透明度F20.6351~7政府管制的负担F30.6491~7法律法规解决冲突的效率F40.4871~7犯罪与暴力产生的商业成本F50.3651~7司法独立性F60.3051~7政府官员的徇私舞弊F70.5681~7互联网使用人数百分比T1-0.1070~100%新科技的可获性T20.0741~7企业对新技术的吸收T30.1501~7金融服务的便利性T40.1811~7
根据一级指标的权重得出贸易便利化TFI(Trade Facilitation Indicator)的计算公式为
TFI=0.307C+0.231E+0.441F+0.022T
(1)
一般认为,贸易便利化水平有四个等级:0.8
表2 金砖五国TFI得分
年份中国巴西印度南非俄罗斯20080.60530.51670.56860.63840.495420090.62890.52560.58640.64250.496820100.63350.53680.60120.65450.508620110.64760.53960.59870.66420.539220120.64840.54680.60530.67970.5384
表2(续)
年份中国巴西印度南非俄罗斯20130.65080.55780.61820.70040.546220140.65970.54690.59860.70580.556920150.66040.54050.60880.69370.573820160.67270.53480.64950.71580.584220170.68140.53150.65760.72960.5983
数据来源:根据《全球贸易便利化报告》计算得出,https://cn.weforum.org.
在研究国际贸易流量问题时,国内外学者广泛使用贸易引力模型。Tinbergen(1962)和Poyhonen(1963)最早将物理学中的引力概念引进国际贸易问题研究中,认为两国的经济总量越大、地理距离越近,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就越大。基础的引力模型为
(2)
式中:Tij为某一时期i国出口到j国之间的贸易额;Yi、Yj分别表示i国与j国的国内生产总值;Dij表示i国与j国的地理距离;Aij代表影响两国开展贸易的其他因素。为了避免异方差的存在,将原模型两边同时取对数可得:
ln Tij=∂0+∂1ln Yi+∂2ln Yj+
∂3ln Dij+∂4ln Aij+μij
(3)
式中:∂0为常数项,∂1,∂2,∂3,∂4为解释变量的系数,μij为误差。
在这一模型基础上,人口、汇率等在理论上可能影响贸易流量的变量陆续被加入到引力模型之中(Linnemannn,1966;Berstrand,1989)。由于贸易便利化与贸易成本相关,近年来也常被纳入拓展的引力模型。考虑到本文的研究目标,这里所构建的即是加入贸易便利化变量的引力模型。需要说明的是,与进口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能够降低贸易成本,有助于出口国扩大出口不完全相同的是,出口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对自身出口的影响是双向的:它在降低成本、促进出口的同时,还有可能使进口贸易从中获得的效率提升超过出口贸易,造成进口产品挤占出口国市场,从而抑制出口国国内企业生产,阻碍出口。基于这一认识,本文将进口国贸易便利化指数、出口国贸易便利化指数分别纳入计量模型,以考察进出口国贸易便利化对出口是否存在不同影响,具体模型为
ln EXPjt=∂0+∂1ln GDPit+∂2ln GDPjt+∂3ln POPit+
∂4ln POPjt+∂5ln DISij+∂6ln SCOAPECij+
∂7ln TARit+∂8ln TFIit+∂9ln TFIjt+μij
(4)
式中:∂0为常数;∂1,∂2,∂3,∂4,∂5,∂6,∂7,∂8,∂9为各解释变量的系数;μij为随机误差项。各解释变量的详细说明见表3。
表3 变量说明
变量含义理论说明数据来源GDPitGDPjtt时期进口国i与出口国j的国内生产总值(单位:亿美元)一个国家经济规模与其贸易需求同向变化世界银行POPitPOPjtt时期进口国i与出口国j的人口总量(单位:人)人口越多潜在消费越大,国内分工完善会减少国际贸易世界银行DISij进出口国的距离(单位:千米)距离增加间接成本,不利于贸易进行CEPIISCOijAPCij虚拟变量,加入上合以及亚太经合组织与否,加入为1,否则为0。同属经济组织可享受优惠条款,促进贸易SCO官网APEC官网TARitt时期进口国i的平均关税率关税越高则贸易成本越高,会减少贸易往来WITS数据库TFIitTFIjtt时期进出口国i,j的贸易便利化值进口国贸易便利化值与贸易水平呈正比,出口国贸易便利化值与贸易水平关系不确定前文测算
本文使用Stata14.0软件来分析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为避免计量结果有偏差和不一致,采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实证研究以避免由于同期相关、组间异方差以及组内自相关带来的误差,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由此得到的回归方程为
ln EXP=142.289+ln TFIi2.758-ln TARi0.155+
ln GDPi0.417+ln POPi0.036-
ln DISij0.438+SCOAPECij1.031+
ln TFIj2.341-ln POPj6.974+
ln GDPj0.261
(5)
表4 拓展的引力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系数Z统计量lnTFIi 2.758∗∗∗ 1.71lnTARi-0.155∗-0.75lnGDPi0.417∗∗∗3.32lnPOPi0.036∗∗0.23lnDISij-0.438∗-1.70SCOAPECij1.031∗∗∗5.43lnTFIj2.341∗0.90lnPOPj-6.974∗-0.91lnGDPj0.261∗0.85cons142.289∗0.92Wald检验788.22
注:*、**、***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由表4可知,进出口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均可有效推动中国农产品出口。由于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具有较大的互补性,中国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后并未出现进口增加对出口的挤占和抑制。比较而言,进口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进出口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每提高1%,将带动我国农产品出口分别增加2.758%、2.341%。在所选定的影响因素中,贸易便利化水平的作用是最大的。
将贸易便利化一级指标的值纳入模型分别进行回归,以研究其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系数(2)系数(3)系数(4)系数(5)系数(6)系数(7)系数(8)系数(9)lnTARi-0.146∗∗∗-0.163∗∗∗-0.186∗∗∗-0.169∗∗∗-0.148∗-0.173∗∗-0.184∗-0.186∗lnGDPi0.462∗∗0.494∗∗∗0.521∗∗∗0.508∗∗0.485∗∗∗0.473∗∗∗0.465∗∗0.451∗∗lnPOPi0.041∗0.435∗∗0.497∗∗∗0.501∗∗∗0.484∗0.468∗∗0.458∗∗∗0.428∗∗∗lnDISij-0.254∗-0.803∗-1.131∗∗-0.929∗∗-0.916∗-0.957∗∗-0.982∗∗-0.971∗SCOAPECij0.735∗∗∗-0.386∗-0.033∗-0.376∗∗-0.348∗∗∗-0.358∗∗-0.384∗∗-0.397∗∗∗lnPOPj-0.279∗∗-0.514∗∗∗-0.701∗∗-0.511∗∗∗-0.608∗-0.594∗∗∗-0.546∗-0.569∗∗lnGDPj0.987∗∗∗0.968∗∗1.065∗∗∗0.952∗∗0.976∗∗∗0.958∗0.981∗∗0.947∗∗∗constant142.290∗∗167.264∗184.254∗∗∗194.846∗188.468∗174.583∗∗168.248∗∗157.940∗∗C1.984∗E0.872∗∗∗F0.657∗∗T1.843∗CHNC1.852∗∗∗CHNE1.152∗∗CHNF0.753∗∗CHNT0.464∗Wald检验754.460768.270794.570798.390773.260758.490748.940744.510
注:*、**、***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由表5可知,金砖国家整体的电子商务、海关环境、规章制度、口岸设施水平每提高1%,将促使中国农产品出口额增长1.843%、0.872%、0.657%和1.984%,其中进口国口岸设施水平对农产品出口推动作用最明显。中国的口岸设施、规章制度、海关环境、电子商务水平每提高1%,将带动中国农产品出口额增长1.852%、1.152%、0.753%、0.464%。
利用Stata软件分析中印、中巴、中南、中俄双边贸易中贸易便利化水平以及一级指标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结果见表6。
据表6可知,中印双边贸易中双方海关环境水平的提升可有效带动出口。中国、印度的海关水平每提高1%,将促使我国农产品出口分别增加1.853%、1.682%。
中巴、中俄双边贸易中,口岸设施水平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最大。中巴贸易中,中国、巴西的口岸设施水平每提高1%,将促使我国农产品出口提高1.375%、1.748%。中俄贸易中,中国、俄罗斯的口岸设施水平每提高1%,将促使我国农产品出口提高1.054%、1.862%。
中南双边贸易中,南非的电子商务水平对出口影响最大,该指标每提高1%,将促使我国农产品出口增加1.121%;中国的口岸设施水平对我国农产品出口影响最大,该指标每提高1%,将促使我国农产品出口提高1.015%。
表6 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向其他金砖国家农产品出口的影响
双边贸易国家TFICEFT中印中巴中俄中南中国1.157∗∗∗1.759∗∗1.853∗∗∗0.976∗∗0.768∗印度1.243∗∗1.085∗∗1.682∗∗∗1.241∗1.145∗∗中国1.248∗∗∗1.375∗0.546∗∗∗0.247∗∗∗1.167∗∗∗巴西1.743∗∗1.748∗∗∗1.157∗1.015∗∗∗1.187∗∗中国0.827∗∗1.054∗∗∗0.618∗0.605∗∗0.546∗∗∗俄罗斯1.763∗1.862∗∗1.629∗∗∗1.195∗1.486∗∗中国1.059∗∗∗1.015∗0.647∗∗∗0.483∗∗∗0.435∗∗∗南非0.851∗∗∗0.422∗∗∗0.284∗∗∗0.551∗∗1.121∗
注:*、**、***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本文借鉴孔庆峰(2015)的方法,通过增加贸易便利化值来估算贸易潜力[9]。以2017年数据为例,中国向金砖国家出口农产品贸易总额为304.12亿美元,将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贸易便利化值分别增加1%,可得理论贸易额与贸易增加额(见表7)。
表7 TFI提高1%时贸易额增加值 亿美元
贸易额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南非理论贸易额364.82347.42324.62387.92328.52贸易增加额60.7043.3020.5083.8024.40
由表7可知,金砖各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都会提高贸易潜力,其中俄罗斯贸易便利化水平的促进作用最大。
将中国与金砖国家的TFI以及一级指标值提高1%,可得贸易潜力值以及增加值,从而分析出TFI值的提升对贸易潜力的作用,见表8。
表8 TFI一级指标提高1%时贸易额增加值 亿美元
类别指标理论贸易额增加值金砖国家中国TFI350.346.2C351.547.4E324.920.8F313.79.6T337.333.2TFI335.631.5C338.534.4E334.330.2F324.620.5T318.714.6
由表8可知,金砖国家及我国自身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及其一级指标对我国农产品出口有一定的带动作用,其中金砖国家口岸设施水平提高的促进作用最大。
用同样的方法测算中国对各金砖国家农产品出口潜力,结果如表9所示。
表9 TFI一级指标各提高1%时增加的贸易额 亿美元
双边贸易国家TFICEFT中印中巴中俄中南中国2.41.11.51.30.8印度2.10.81.80.61.0中国5.75.24.64.34.8巴西5.35.12.64.13.5中国6.86.86.15.76.1俄罗斯8.17.97.46.37.2中国4.13.12.01.40.8南非5.61.21.61.15.9
由表9可见,在中印、中巴、中俄、中南的双边贸易中,贸易便利化水平以及一级指标的提升都会增加中国农产品的出口额,但是作用不一。在中印双边贸易中,双方的海关环境水平提升带来的贸易增加额最大,分别为1.5亿美元、1.8亿美元;在中巴、中俄双边贸易中,口岸设施水平对贸易潜力的开发作用最明显;在中南双边贸易中,南非电子商务、中国口岸设施水平的提升最有利于贸易潜力的实现。
整体而言,金砖五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较低。提高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国家整体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将有助于中国对金砖国家农产品出口潜力的实现。在扩大中国对南非、印度的农产品出口方面,应主要关注电子商务和海关效率,而俄罗斯和巴西口岸设施水平的提高更有利于中国农产品出口潜力的实现。
基于此,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在金砖国家合作框架下提高各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以提高金砖国家间经济合作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最大限度开发贸易潜力目标。
第二,俄罗斯是中国扩大农产品出口潜力最大的国家,应将其作为中国与金砖国家推进贸易便利化合作的重点和突破口。利用中俄地理优势,稳步提高中国对俄罗斯农产品出口,同时寻求新的贸易拓展点,加强中国特色农产品的宣传。
第三,从中国自身情况来看,提高海关环境、口岸设施水平可有效开发我国向金砖国家出口农产品的潜力。应完善我国海关通关管理系统,大力发展ICT以提高海关通关管理效率。口岸设施方面应及时更新改进,抓住交通基础设施的关键点和重点工程,建设先进的现代化基础设施。
第四,在与各金砖国家进行贸易时,应从各自贸易便利化薄弱的环节着手。中南双边贸易中,协助南非共同完善互联网网络,培养电子商务人才,建设新型电商服务平台。中印双边贸易中,提高海关效率,建设信息共享平台以降低贸易成本。中俄、中巴双边贸易中,进口国的口岸设施水平较低,而中国在基建工程方面技术较成熟,可倡导共同推进建设双边主要基础设施,以提供更高效便捷的贸易口岸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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