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ELES的我国居民家庭消费结构比较研究

近几十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收入增长和财富积累使个人和家庭对各种商品服务选择的余地越来越大，家庭消费结构也在不断升级变化，对于各种商品服务的需求由基本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上升到更高层次的社交、尊重和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体现出消费结构高级化趋势。

现有关于我国消费结构研究的文献多以国家统计局按照八大类消费品的人均消费支出统计数据为依据，以我国各省份为分类依据，在时间序列上采用面板分析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其缺陷是样本观测值较少，只能获得笼统的平均数值。另外，以往研究大多将样本观测值分为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没有对流动人口加以区分并进行比较分析。

本文以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组织开展的CHIP(中国家庭收入调查)在2014年进行的入户调查数据为样本，将观测值按照城镇居民家庭、农村居民家庭和流动人口家庭进行分类研究和实证研究。

一、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发生着显著变化[1]：由温饱型转向小康型、享受型为引领的消费，信息消费和网络消费持续上升，消费的地域差异和群体差异更加明显等等。尤其是“80后”和“90后”已经成为高端商品和服务的主力消费群体，炫耀性消费、个性化消费和对品牌的忠诚消费成为二三线城市青年消费的主流趋势[2]。

有学者使用宏观和微观数据研究中国城乡家庭消费结构1978—2017年的变化，认为在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现状下我国部分家庭存在消费降级现象，城乡家庭消费行为呈现出较大的异质性[3]，农村家庭消费结构仍呈现基本的温饱型态势。

在探讨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相关实证研究中，大多使用国家统计局的时间序列数据，如：黄燕芬等利用2006—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31个省份的相关指标变量[4]，研究人口抚养比和住房价格对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马晓薇等利用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中31个省份的截面数据，对中国和美国居民家庭消费结构进行了比较分析[5]。

在对消费结构进行实证研究的分析方法上，从最早的ELES模型至今拓展出许多结合统计学知识的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和灰色关联模型及拟合函数型模型等方法。孙艳玲[6]使用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利用我国2002年31个省份的截面数据计算出八类消费品产生的三个因子得分，将城市分为四层并对比不同层次城市中八类消费品的因子分数。李翔、朱玉春[7]使用灰色关联模型将陕西省农村居民纯收入与各项消费支出进行聚类分析，计算出不同时期居民纯收入与消费结构的灰色关联度，从而得出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由生存型向享受、发展型转变的研究结论。卢旺、黄恒君[8]使用甘肃省《中国统计年鉴》1998—2017年的数据，利用函数型分析方法，拟合出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的变化曲线以及八类消费品的消费支出在此时期的变化曲线。

在利用ELES模型进行计量分析方面，很多文献分别探讨了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的消费支出结构，如：陈凯等利用2012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31个省份的横截面数据分析了城镇居民消费习惯的形成原因[9]；潘文荣等研究了三个不同时期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阶段性变化特征[10]。

在使用微观数据库探讨家庭消费结构方面，唐琦等利用CHIP在1995、2002、2013的数据，探讨了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结构的转变，食品、家庭用品和住房在总支出中所占比重的变化[11]。汪伟等利用CFPS数据[12]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于家庭医疗保健支出的正向作用，以及对于交通通讯及文化娱乐支出的负向作用。

综上所述，目前使用微观数据分析我国居民家庭消费结构的实证研究非常有限，在已有的利用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均未涉及流动人口居民家庭的消费结构。另外，使用《中国统计年鉴》中八类消费品的支出比例进行实证研究的薄弱之处在于宏观数据的粗略性，无法细致体现出不同群体之间消费结构的差异性。本文将ELES模型应用于CHIP在2009、2014年随机入户调查数据的分析中，分别研究城镇家庭、农村家庭和流动人口家庭的消费结构并进行比较分析，得到三类家庭中八类消费品的消费倾向和储蓄倾向的差异，而且以家庭为单位研究消费比以个人为对象研究消费更符合常理和更贴近事实。最后，重新审视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带来的消费结构升级的群体差异，着重分析流动人口群体储蓄倾向高、消费倾向低、生存性消费特征明显的原因。

二、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

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xten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ELES)是美国经济学家朗茨(Lluch)于1973年在英国计量经济学家斯通(Stone)的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的基础上推出的一种需求函数系统。斯通(Stone)在1954年以直接效用函数为基础提出了线性支出系统(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13]，其一般形式为

式中：i=1，2，…，n；pi表示消费者购买第i类商品的价格；xi表示购买第i类商品的数量；

表示对第i类商品的基本需求量； pixi和

分别表示对第i类商品的实际需求支出和基本需求支出。 βi表示边际预算份额；v表示预算总支出。该系统可以解释为，消费者对每种商品的支出pixi都可以分解为两部分：第一部分

与收入水平无关；第二部分

为超出基本消费支出部分，居民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才将剩余收入按照对不同商品的边际消费倾向配置各种非基本消费支出。在线性支出系统中，由于预算总支出是内生变量，使得线性支出模型中的参数难以被估计。

1973年Lluch提出了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他在Stone模型的基础上作了两点改进：以收入y代替预算总支出v；以边际消费倾向代替边际预算份额[14]。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的经济涵义可以表述为：在一定时期内，在给定收入和价格的前提下，消费者首先满足其基本生活需求支出，扣除基本需求支出之后的收入按比例在各类商品支出及储蓄之间进行分配。

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如果令

分别表示对第i类商品的实际消费支出和基本消费支出，则式(2)可以改写为

进而式(3)可以变形为

在使用截面数据时，可以假设在同一截面上商品价格对于不同的收入组基本相同，即

和

都是常数，这样可以使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的参数估计变得简单。令

则式(4)可以改写为

式中：αi和βi为待估参数； μi为随机干扰项。采用最小二乘法对式(5)中的参数进行估计，得到参数αi和βi的估计值，进而估计出居民对第i种商品的基本需求的估计值

同时可以求出每种商品需求的收入弹性为

而消费者的边际储蓄倾向为

且有

如果对

两边求和，可得到

该式可以写为

表示家庭所有基本生活消费支出的总额。

三、基于CHIP对不同人群家庭消费结构的统计分析

这里使用CHIP数据的最大优势为该数据库在消费结构部分以家庭为单位统计各类消费支出数据。以家庭为单位更能体现出抚养子女的教育支出和赡养老人的医疗保健支出对整个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而且CHIP在采集数据时将所有家庭按照户籍不同分为城镇家庭、农村家庭和流动人口家庭，更能体现出背景不同的家庭消费结构的差异。CHIP在2009年的入户调查中，对于流动人口家庭的消费结构统计得较为细致和规范，而对于农村家庭和城镇家庭消费结构统计变量的选取与2014年有较大差异，较为笼统，所以无法对城镇和农村家庭的消费结构进行纵向的比较。这里仅将农村和城市家庭2014年入户调查的数据进行统计和计量分析，对于流动人口家庭则包括2009、2014年两次调查的相关变量，具体统计结果如图1～3所示，数据来源于CHIP。

由图1～3可以看出，城镇居民家庭每年在食品烟酒支出中的比例显著少于农村和流动人口居民家庭，其恩格尔系数较小表明城镇家庭较农村和流动人口家庭更为富裕[15]。另外，城镇家庭每年在教育文化娱乐方面的支出比例也显著高于农村和流动人口家庭。值得关注的是，农村居民家庭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比例是最高的，平均达到8.593%，远高于流动人口家庭的4.99%。

图4为CHIP在2009年对流动人口家庭消费支出情况所作的调查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在2014年调查中的食品烟酒支出比例(33.01%)显著低于2009年(38.46%)的统计数据；与2009年相比，2014年的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和交通通信方面的支出比例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但同样是在2014年，流动人口家庭在食品烟酒、衣着和交通通信方面的支出比例几乎均高于城镇和农村家庭；同时流动人口家庭在教育文化娱乐方面的支出比例低于城镇家庭，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比例是最低的。这些都反映出流动人口家庭消费结构虽然在时间纵向上呈现出升级优化的趋势，但在横向上与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相比其消费结构升级速度较慢。

四、统计结果与原因分析

将2014年城镇、农村和流动人口家庭所有八大类消费支出数据代入ELES模型，分别得到城镇、农村和流动人口家庭各类消费品的边际消费倾向和基本消费支出数额，同时将2009年流动人口家庭相关数据代入模型进行纵向比较，结果如表1所示。表中α、β分别为基本消费支出和边际消费倾向，下同。

由表1可知，结合国家统计局数据和CHIP、CGS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等数据库，得到以下值得关注和重视的发现：

第一，由2014年计量结果看，城镇居民家庭、农村居民家庭和流动人口家庭的消费结构和在各种商品和服务上的支出存在较大差异。城镇居民家庭的基本生活消费支出总额、居住和医疗保健及生活用品及服务等方面的边际消费倾向和基本消费支出都是最大的，体现出较明显的消费结构高级化。结合家庭可支配收入情况，城镇家庭平均的可支配收入84 039元，高于农村和流动人口家庭的36 671.91元和62 647.39元，显示出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下城乡之间家庭收入的差异可能是导致其消费结构上差异性的主要原因。

另外，城镇家庭用于居住方面的基本消费支出(5 431.65元)和边际消费倾向(0.098)都高于农村和流动人口家庭。结合国家统计局的公开数据，2008年城镇人均用于居住的支出仅占总支出的10.08%，在2017年用于居住的支出比例达到22.14%，大幅度提升。值得注意的是，消费支出结构中统计的居住支出仅包括用于租房、维修住房、水电燃料和物业费的支出，并不包括住房贷款和购房款。由此，我国房产价格不断高涨推升了租房和相关的居住费用支出，提高了城镇居民的生活成本，即使没有购买房产的计划，每年用于居住方面的支出仍然挤占了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是城镇居民家庭消费升级过程中最大的瓶颈和障碍。

第二，流动人口家庭的边际储蓄倾向是三个人群中最大的，并且2014年比2009年的边际储蓄倾向更大。2014年与2009年相比，流动人口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虽然增加了，但仍然处于三类人群中最低的水平。在医疗保健方面的基本支出从2009年的36.72元大幅跃升到2014年的1 310元，边际消费倾向也由0.037降低到0.011。细致考察2009年流动人口家庭的医疗保健消费支出数据，在调查的9 074人中有2 911人没有参加任何医疗保险，比例为32.08%；而2014年仅有11.87%的人没有参加任何医疗保险，有66.9%的人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可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已经受到流动人口家庭的广泛认可，流动人口家庭对于医疗保健也越来越重视。另外，流动人口家庭在交通通信上的基本支出是最高的，反映出其在原居住地和现居住地之间仍保持密切往来。

根据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人们对于货币需求的三个动机包括预防性动机、交易性动机和投机性动机，更高的边际储蓄倾向暗示着更大的对于自身预防意外事件、寻求更大的生活安全稳定保障的需求。流动人口在失业、医疗、住房和养老等方面与城镇家庭相比，加入社会保障体系的比例和种类仍然较少，边际储蓄倾向较大意味着流动人口家庭希望向内通过自身更多的财富积累保障家庭生活的稳定安全。

第三，城镇、农村和流动人口家庭在教育文化娱乐方面的基本消费支出表现出较大差异性。农村家庭的平均基本文娱支出费用是最高的，每年1 147.26元，高于城镇家庭的652.28元；而流动人口家庭只有339.38元，与2009年的计量结果330.72元相比几乎没有上升。但其边际消费倾向更大了，从2009年的0.028上升到2014年的0.061，表明流动人口对于教育文化娱乐方面的需求在增长，而收入增长就会促使人们增加在文娱方面的消费。

2014年城镇、农村和流动人口工作时间如表2所示。由表2可以看出，流动人口平均每月工作天数是26.1天，平均每天工作8.9小时，多于城镇和农村人口相应数值。在2015年CGSS的调查中[16]，过去一年有54.8%的外地人口从未出去观看电影，有15.5%的人从未出门逛街，有55.42%的人从未观看演出、展览，有75.3%的人从未出门观看体育比赛，有30.73%的人从未参加体育锻炼，有31.2%的人从不学习充电，与城镇和农村人口相比这些数值都是最大的。在“工作中最希望得到的回报”的问题中，有72.23%的人最希望获得高收入和工作有长期保障，这一比例也显著高于城镇人口的相应比例(69%)。对于在外谋生的异乡人而言，最重要的事是在当地找到自己的位置，有稳定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流动人口家庭的消费都是最基本和必须的，如果更多的流动人口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中，消除其对看病、住房和养老的忧虑，其边际消费倾向将会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消费结构也会更接近城镇人口，逐渐实现社会融合。

对于造成农村和城镇家庭在教育文化娱乐基本消费支出上差异的原因，我们观察了其平均值和标准差及不同支出数额的累积频率(见表3)，发现样本中城镇家庭在教育文化娱乐上的支出呈现出较大的两极性、分散性，平均值和基本文娱支出的标准差均较大。虽然城镇家庭文化娱乐支出平均值高于农村家庭，但是城镇家庭文娱支出的中位数仅为2 924元，花费在1万元和5万元以上的家庭分别占20.42%和0.65%，呈现出较大的两极性和不均衡性，导致其在表1中基本的教育文化娱乐支出数额反而低于农村家庭。

第四，由基本家庭消费支出总额对最低工资标准的讨论。最低工资标准，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用人单位依法应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测算最低工资标准最常用的有两种方法：比例法和恩格尔系数法，基本原则都是先计算出家户中个人的基本生活消费支出，乘以其赡养系数(家庭总人口除以就业人数)，然后再乘以一个调整系数。由此，如果统计出家庭的最低消费支出，再除以平均每个家庭的就业人数，就可以得到最低工资标准的估计值，即

根据CHFS(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2019年11月末发布的2017年的调查数据，重新估算ELES模型的运算结果，结果如表4所示。结合该数据库中每个家庭的平均就业人数，推算出劳动者的最低工资。CHFS(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已经连续开展了四次追踪调查，对家庭消费结构和各项金融资产及收入的调查指标非常全面，而且该项目组刚发布的2017年调查报告非常适合估算出最新的最低工资标准。但由于对受访家庭成员的户籍状态和流动迁移状态没有确切的问题引导，所以没有在前文对流动人口家庭的论证中使用该数据库。

由表4的估计结果中，可知2013、2015和2017年调查家庭的基本消费支出总额分别为31 540.874元、48 447.327元和50 757.897元[17-19]；另外，由CHFS的调查数据显示出这三个年份的就业人口和抽样调查的家庭样本数，如表5所示。

由此推算出的2013、2015和2017年的劳动人口每月最低工资标准分别为1 476.63元、2 432.09元和2 728.91元。

截至2019年9月，全国共有7个省份上调了最低工资，在31个省份中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几个省份地区分别是上海2 480元、北京2 200元、广东2 100元、天津2 050元、江苏2 020元、浙江2 010元。目前各个省市地区对于最低工资标准均按照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分为几个档次，但即使是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上海市每月2 480元也显著低于前文估算的2 728.91元。最低工资标准是法定的劳动者维护自身劳动保障权益的基础，尤其是我国目前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劳动者抚养负担不断上升的现状下，合理调升最低工资标准才能在法律制度保障下维护劳动者权益、提高生产效率，使劳动者有更多的财力、精力和时间学习充电、提升人力资本，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五、研究结论

使用CHIP(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GS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FS(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公布的数据，在ELES模型的基础上，按照户籍的不同分别研究了城镇居民家庭、农村居民家庭和流动人口家庭的消费结构，发现：

(1) 我国居民家庭消费结构普遍趋于高级化、升级化，食品、衣着、交通通信的支出比例呈下降趋势，用于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及其他用品服务方面的支出比例总体呈上升趋势；

(2) 城镇家庭、农村家庭和流动人口家庭的消费升级趋势体现出较大差异性，流动人口家庭的消费升级过程较为缓慢，在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比例是最低的，储蓄倾向大而消费倾向小；

(3) 由CHFS数据测算出的最低工资标准显著高于目前各个省市地区的规定。

由实证研究结果可以看出：首先，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已经导致农村、城镇和流动人口家庭的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和速度的较大差异性，改革户籍制度，消除农村和城市人口之间的流动限制，提高农村居民收入越来越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20]。其次，流动人口家庭在医疗、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障方面的欠缺严重影响和制约着消费结构升级，完善和落实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政策才能实现流动人口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最后，我国的最低工资标准虽然已经体现出不同地域的差异性，但仍有进一步提升的必要性，在保证生产效率的同时实现不同行业领域劳动者的收入分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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