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是以命运共同体意识为前提而自主、自觉链接起来的一种伙伴关系。”[1]这就要求我们要以高度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去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的第九部分提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2]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理论的创新离不开对实践的总结，离不开对时代问题的回答，更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强调建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是我国社会现阶段主要矛盾转化的需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可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有其深刻的哲学底蕴。
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在实践基础上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同样是对自然界本身的深刻理解。“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离不开马克思自然观的指导，是对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直接理论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通过对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以及黑格尔的辩证思想的扬弃发展而来。要深入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精彩表述，就需要从德国古典哲学入手，才能更加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进而把握“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哲学依据。在黑格尔的辩证哲学中，由于处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高潮、德国资产阶级向封建贵族阶级妥协的时期，他始终关注的基本问题是神-人-自然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黑格尔作为“理性化、哲学化的神学家”，他所论述的神其实就是他的逻辑学所要研究的逻辑理念，这些构成世界万物之本质和基础的理念会外化或者异化为自然界，然后又通过人的精神运动而回到自身。黑格尔在这里强调的是一种“人化自然”的理念，他考察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注重人对自然的改造作用。但在他的理念中，自然界在时间上优先于人，而人作为具体精神的实体，其价值地位却高于自然，这是“人定胜天”思想在哲学领域的体现。从黑格尔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上看，他虽然十分注重人相对于自然来说处于更加优势的地位，但并没有真正地认清自然对于人的重要性。这与他处于科技发展较迅速、人对自然自信膨胀的年代有关。然而，人对自然虽有改造的作用，但我们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而是要用合理的方式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方面，不管科技如何发展，都不能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本末倒置，应该更加注重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更加突出自然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要积极寻找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方法，在保护自然的前提下发展新时代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
其次，在费尔巴哈哲学中，费尔巴哈把自己的哲学称之为感性哲学，其研究对象并不是由抽象思想所构造的逻辑理念，而是由感性直观或感觉所直接确认的感性的人与自然。费尔巴哈的理论一方面强调自然是人的根据，人依赖于自然这个母体；另一方面又肯定人作为有理性、有人格的实体要高于其他自然存在物。人与自然归根到底是统一的、一体的，因为人原本是自然的一部分。反过来说，整个自然界是对象化的人，即构成了人的感性直观和感觉的对象。在德国古典哲学中，人与自然始终是一体的，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统一体。从德国古典哲学自然观来看，尽管强调自然对社会、对人本身的作用，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却没有用正确的理论去指导我们的社会实践。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在许多的经典著作中都得到了体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3]。在《雇佣劳动和资本》《资本论》中同样有人与自然的思想，从不同的角度表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自然对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马克思从当时“征服自然”的社会假象中提出的要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直到现今科学技术已经非常发达的时代依然被人们所强调。不管是现在的社会发展还是未来的社会发展，都要注重在保护自然的前提下促进人的发展。
无论是在哲学著作中，还是在经济学著作中，马克思都有许多论述人与自然关系的文章，并且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是能动的自然物。”“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所以，人类通过生产生活的实践活动，在自然界中印证了人类的存在。”[4]人对于自然界同样具有依赖性，自然界不仅构成了人直接生活的资料，而且构成了人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对象、工具和材料，同时又特别突出人在自然界面前表现出的巨大的实践能动性。在马克思的自然观中，还强调了人作为现实社会中的人始终是生活在社会关系和自然关系的双重关系之中，而且这种双重关系又始终是相互交织、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的。因此，我们在对比德国古典哲学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时不难发现，马克思自然观的进步在于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放在了与人与社会关系同等重要的地位，认为人对自然的改造作用会影响到人与社会的关系，人能否与自然和谐相处决定社会发展的上限。
列宁说：“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5]自然界的唯一特性是客观实在性，会随着时间的沉淀而不断地向前运动。当然，这种运动是在自身发展规律基础之上的运动。恩格斯认为，辩证法是“同形而上学相对立的关于联系的科学……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的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历史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无非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它们实质上可归结为三个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之否定的规律。”
我们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必须正确认识自然界的这三大规律。现今，人与自然关系紧张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面对环境问题突出、生态系统破坏等现实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从绿色发展、着力解决突出的环境问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等方面去建设美丽中国。从生态文明建设到建设美丽中国、打赢蓝天保卫战，把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丽中国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地位上来，这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在中国的具体实践，科学阐释了如何在新时代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两者是同一个生命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所以在发展中要尊重自然、爱护自然、保护自然，这样才能建立美丽中国。马克思把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放在实践基础之上，这就要求我们把理论贯彻到实践中去，而不是纸上谈兵。应在新时代把美丽自然的理念贯彻到美丽中国、美丽社会、美丽经济、美丽政治、美丽文化中去，把它们合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在新时代中国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具体实践。
矛盾观即对立统一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矛盾分析法是认识事物、解决矛盾的根本方法。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一直以来普遍存在的，我们在认识人与自然矛盾普遍存在的同时，还要抓主要矛盾，对主要矛盾的把握是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关键。
矛盾具有普遍性，是指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之中，每一个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并且无时不有、无处不在。这就要求我们承认矛盾，想办法解决好矛盾。从古至今，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发展过程中避免不了的矛盾之一。可以这样说，人类的生存发展史也就是人与自然的斗争史，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始终无法回避对自然的态度，并且人类对自然的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类发展进程的质量，影响着人类的生存环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可能会影响人类发展进程的速度，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却能提高社会发展的质量；征服自然、牺牲自然、破坏自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但是却影响其发展的质量。从古代人类依靠简单的生产工具屈服于大自然力量俯首称臣的生存，对大自然充满敬畏之情；到近代人类借助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步步改造自然，以自我为中心提出“人是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的想法；再到现代人类的幡然悔悟，感叹人类之渺小、自然之伟岸，都在生动地展现人与自然的博弈一直伴随社会的发展，从而引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思。如何正确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人与自然的矛盾始终是无法回避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也就是说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回避两者之间的矛盾关系，而应积极探求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把握人与自然普遍矛盾的过程中，抓住了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在生态文明战略中提出建设美丽中国和“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是人与自然之间矛盾观在新时代的具体体现，是在普遍矛盾的要求之下提出的解决这一矛盾的方式，把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放在同一天平上去衡量，将其作为主要矛盾去解决，从而把人与自然矛盾的解决贯穿到经济、社会等整个发展过程中。当代生态危机已经成为阻碍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荒漠化日益严重、森林资源日益减少、生物种类大量减少、人口急剧增长、环境污染严重、臭氧层损耗等全球性的生态问题，不仅需要人类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去慢慢减小其不良影响，而且需要人类承受其带来的各种危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从人类产生开始就普遍存在，我们需要寻找正确的方法解决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是中国对人与自然矛盾提出的专属方案，从世界的角度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提升到共同命运的高度，向全球表明了中国人民愿意与世界人民一起解决人类共同生态问题的决心。
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矛盾事物发展过程中处于支配地位，对事物发展起决定作用；次要矛盾处于从属地位。这就要求我们要集中力量抓重点、抓中心，同时注意次要矛盾。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的转化是从发展数量向发展质量的转变，是一种从量到质的飞跃。这就要求我们在发展过程中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特别要处理好绿色发展问题，也就是在发展过程中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早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就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然而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却较为缓慢。
一份近十年的评估报告数据显示“全国生态环境脆弱，生态系统质量和服务水平低”[6]，表明全国的生态环境形势依然严峻，仍然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这和我国过去的社会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7]有关。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要大力发展落后的生产力，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求，而没有把生产力的发展和自然很好地协调。新时代，我国主要矛盾的转化决定了现在的发展方式要强调质量和效益，要求我们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需要进行根本性改变。“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对如何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客观需要，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要。为了更好地维系这种“生与死”的关系，就需要创新绿色发展理念，实践绿色发展理念。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哲学中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也是马克思走上唯物主义之路的标志。它在历史领域中坚持了唯物主义，包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反作用，人类社会存在两大基本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群众观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建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站在历史的角度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存在的变化、发展决定社会意识的变化、发展。”[8]这就要求我们紧跟时代步伐，与本国国情相结合形成理论指导。“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命运共同体最重要的组成因素之一，没有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就没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得到了世界广泛的认同和赞赏，是符合我国国情和世情的决策，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也契合了唯物史观的哲学理论；同时，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先进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要求我们积极推动理论创新。“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9]我国生态管理体制的改革正是为了适应当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以绿色发展促进经济发展。“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内容之一，生态文明建设立于当代、赢在未来。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作生命共同体来构建，是对人类繁衍发展和生命延续的重要物质保障，符合先进社会意识的衡量准则。因此，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要贯彻、落实好“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把自然摆在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在保护自然的前提下促进社会发展，真正建构好“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群众观是唯物史观的核心世界观之一，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这就要求我们坚持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把人民群众的生活体验当作国家奋斗的目标，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最真实的体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诉求已经越来越强烈，对高质量的生活也越来越渴望。在现代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同时，人类的征服欲愈发膨胀，再一次陷入被自然惩罚的漩涡之中——全球变暖、臭氧层损耗、森林毁坏、能源短缺、环境污染严重等，这都是关乎每一个人生存的问题。可见，环境问题带来的危害越来越严重，也越来越频繁，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全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无比向往。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个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10]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为老百姓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为老百姓打造高质量发展的金山银山、为老百姓建造永续发展的‘绿色银行’。”[11]可以看出，“老百姓”在习近平生态思想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在建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时突出“老百姓”的诉求，建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符合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利益诉求，符合人民群众对美好未来的需求，符合造福子孙后代的要求，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对社会、对国家、对人类负责。
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再到人民群众对改善自然环境的需求三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我们就能得知：人与自然的关系贯穿人类发展过程的始终。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以睿智的眼光和开拓的视野负责任地回答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把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贯彻到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以便更好地提供优质生态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只有把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贯彻到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才能打赢蓝天保卫战，为建设美丽中国奠定坚实的基础，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屈婷.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逻辑演进与实践旨归 [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193-197.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3]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19.
[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7.
[5]中共中央编译局.列宁选集：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28.
[6]欧阳志云，王桥，郑华，等.全国生态环境十年变化(2000—2010年)遥感调查评估 [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4(4)：462-466.
[7]杨亮.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多维探析 [D].广州：广州大学，2017.
[8]陈佳伟.论证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 [J].时代报告，2016(20)：52-55.
[9]周新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J].改革与战略，2018(3)：45-48.
[10]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J].中国合作经济，2012，28(11)：4-17.
[11] 常纪文.新时代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成绩、经验与新要求 [J].中国环境管理，2018，10(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