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金融海啸后，关于系统性风险和宏观审慎的研究便成为理论与实务界的热门话题。传统经济及金融理论往往认为：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市场化程度高，体制机制完善，尤其是在存款保险制度推出后，银行挤兑乃至倒闭的案例较20世纪上半叶大幅度下降且变得极为罕见，因而系统性风险较小；新兴国家和地区因市场化程度较低，然而体制机制存在着各类痼疾，故系统性风险较大。但与这种传统理论相悖的是，此次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爆发地却是经济金融最为发达的美国，且随之而来的欧债危机爆发地中也有人均GDP超过美国的爱尔兰[1-3]。此外，小型开放经济体是国际经济学尤其是新开放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对象。相较于封闭经济体，它强调对外开放及要素市场价格、产成品价格受国际市场影响，从而导致诸多经济参数的外生性；相较于大型经济体，它受到来自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贸易市场的冲击时，因缺乏国内市场作为战略纵深，因而反应剧烈，价格及要素调整迅速，数据丰富、便于观察[4-7]。对小型开放经济体进行深入研究，其成果对于分析大型开放经济体、大型半开放经济体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因此，对小型开放经济体面临的系统性风险进行深入研究具有理论依据与现实意义。陷入欧债危机的“欧猪”五国均属于小型开放经济体，且国家运作机制和在系统性风险中遭到的严重打击具有一定的共性特点。故本文尝试以爱尔兰为例进行深入剖析，分析爱尔兰在成为“凯尔特虎”过程中之得失，探讨其发展过程中埋下的风险隐患，找出其沦为“欧猪”五国之一的真正原因，继而尝试得出其系统性风险爆发的国内外成因，并提出对我国经济建设具有指导意义的政策建议。
一、爱尔兰经济发展简史
1. 基本概况
爱尔兰占地约7.028万km2，人口约485.35万(2018年数据)，其中80%为爱尔兰人，约三分之一居住在首都都柏林。经济以对外贸易为主，主要出口行业包括生物制药、医疗器械、信息通讯及软件业等，其传统农业与食品行业尤其是奶制品享有盛誉。爱尔兰于1948年宣布脱离英联邦，并于1949年更名为“爱尔兰共和国”，1955年加入联合国，1973年加入欧洲共同体[8-9]。爱尔兰是欧元区中唯一说英语的国家。爱尔兰在数个世纪中一直是欧洲最为贫穷和落后的国家之一，被称为“欧洲农村”。1993年的爱尔兰还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最穷的国家，1998年国民人均收入首次达到欧元区平均水平，此后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度超过美国，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中经济运行状况最好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被称为“凯尔特虎”[10]。而2010年，爱尔兰成为第二个因主权债务危机接受外界救助的欧元区国家，与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西班牙一起被称为“欧猪”五国[11]。爱尔兰当前的经济开放程度非常高，其全球化指数(globalization index)长期名列世界前茅并于2015年达到第一，成为引进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2013年爱尔兰被《福布斯》杂志评为全球最适宜经商的国家，成为全球飞机租赁业最大的聚集地。综合以上可以看出，爱尔兰是一个典型的小型开放经济体。
2. 从“欧洲农村”到“凯尔特虎”
一是持续重视教育投入并注重对外贸易。爱尔兰曾因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失业和人口外流是其长期存在的两个传统社会经济问题。自19世纪中叶的“大饥荒”以来，爱尔兰一直是对外移民净输出国家[12]。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爱尔兰政府开始部分取消1932年沿用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20世纪60年代开始，爱尔兰政府开始加大教育投入，并逐渐取缔贸易保护主义。然而直到70年代，爱尔兰依然是农业经济体和欧洲最贫穷国家之一，工业活动在此阶段主要集中于食品行业以及紧随其后的纺织、木材、制浆造纸行业(见表1)。但注重基础教育和对外贸易的政策为其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1996年爱尔兰成为世界上15～29岁年龄段人口中在校就读率和人均受教育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
表1 1970年与2000年爱尔兰前十大出口产品对比 百万美元
排名1970年爱尔兰十大出口产品种类贸易量技术类别2000年爱尔兰十大出口产品种类贸易量技术类别1鲜、冷、冻牛科肉类118.8PP有机、无机和杂环化合物14206.0RB22包括水牛在内的牛类牲畜109.6PP统计仪器卡或胶带9748.1HT13原油和部分提炼油52.6PP其他品目未列明的办公设备8050.4HT14黄油29.4RB1热离子管和晶体管等4165.6HT15巧克力和其他可可食物制品25.7RB1唱片、记录带和其他录音设备4020.7LT26非针织和钩编的纺织衣物22.7LT1医药产品3725.7HT27培根、火腿和其他风干、盐腌或熏制的猪肉22.1RB1其他品目未列明的电信设备3174.8HT18锌矿和锌精矿22.0RB2合成香料和香味产品、浓缩液1592.2RB29其他品类未列明的医疗器械21.6MT3其他品目未列明的化学产品和化学制剂1418.3MT210包括麦芽酒、黑啤和波尔特酒在内的啤酒20.2RB1其他品目未列明的医疗器械1243.7MT3
注：PP为初级产品，RB1为农本产品，RB2为资源型产品，LT1为纺织及时装产品，LT2为其他低技术含量产品，MT2为加工产业(化工和基本金属)产品，MT3为机械产品，HT1为电子产品和电器，HT2为其他高科技产品。
数据来源：联合国商业贸易统计数据库，表中数据以贸易量计算。
二是加入欧共体享受资金便利和政策红利。1973年爱尔兰加入欧共体，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事务，获取了欧共体(现欧盟)的大量资金支持。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2005)指出，1978—2003年爱尔兰共获得欧共体(及欧盟)的结构基金170亿英镑，使其得以继续增加基础设施和教育投资，并对其20世纪90年代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贡献了0.5个百分点[13]。此外，20世纪70年代，在石油危机引发全球通货膨胀后，在欧洲货币体系的创立者——欧共体委员会时任主席詹金斯带领下，促使其成员国保持主权货币处于一定波动范围之内(大部分国家为2.25%，一小部分为6%)。该举措使爱尔兰英镑承压，于1993年2月末贬值10%，同时降低了以外币计价的爱尔兰工资率及出口的爱尔兰商品价格，对其扩大出口规模是一大利好。
三是低税率和高质量低成本的人力资源吸引了外商直接投资(FDI)。20世纪80年代后期，因为政府管理不善引发的严重财政危机，迫使爱尔兰在1987年实施了涵盖税收、福利和行业竞争的塔拉格特战略(Tallaght Strategy)，充分借助跨国公司和欧盟伙伴以过渡到高增长的发展阶段[14]。此外，其合理定价的人力资本对于外商直接投资而言也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尤其是在1987年、1991年、1994年、2000年、2003年及2006年工资协议中，这一优势得到进一步加强。基于塔拉格特战略，20世纪80年代后爱尔兰大力引进外资，发展以IT软件和生物制造为主的知识经济，并大力发展教育，培养了一批高素质、高知识结构的劳动力队伍，为进一步获得经济增长打下了坚实基础[15]。1981年，爱尔兰修改了公司税率，将贸易制造业的公司税率降为10%，并于不久扩展至国际金融服务中心(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ervices Centre，建于1973年)和香农机场。1998年，欧盟否决了这种状况，于是爱尔兰再次调整其税率：12.5%的外贸型企业公司税率(包含制造业及服务业)，25%的非外贸型企业公司税率，20%的资本利得税。借助降税(欧盟平均税率为23.2%，美国公司税率为39%)这一契机(见表2)，爱尔兰大力鼓励出口导向的外商直接投资，且其作为欧元区唯一讲英语的国家，吸引了很多美国和欧洲的大公司进驻，并完成了产业结构调整，其制造业和服务业逐渐取代了农业的经济主导地位，建筑业、金融业和消费为经济增长助力。据2010年IDA的爱尔兰税务报告显示，爱尔兰的低税率吸引了近1 000家跨国公司将其作为欧洲总部所在地。
表2 相关可比较国家的公司税率
国别国家的主要有效公司税率爱尔兰12.5%对贸易收入,25%对非贸易收入德国加入欧元区时超过50%,2017年时接近30%法国加入欧元区时为40%,2007年开始为33.3%希腊加入欧元区时为40%,2017年时为3%意大利27.9%,含24%的公司税(IRES)、3.9%的生产活动区域税(IRAP)西班牙25%英国2000年为30%,2017年降为低于20%美国39%
数据来源：Walsh and Sanger 2014，p7，Trading Economics。
在以上3个因素的综合影响下，1995—2007年爱尔兰经济连年高速增长，平均年经济增长率达到7.2%，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度超过美国，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中经济运行状况最好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16]。爱尔兰的失业率也从1987年的18%降至2000—2007年的4%。因为本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爱尔兰的净迁入人口于1996年由负转正。这意味着爱尔兰由劳动力输出国变为劳动力输入国，成为当时欧盟15个成员国中最后一个净移民输入国家。
总体来看，对外贸易的大幅增长及产业结构调整是爱尔兰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2007年，其人均GDP达43 321欧元，居欧盟第二位，被称为“凯尔特虎”(一般特指1993—2007年这一阶段，《经济学人》于2004年10月14日将“前凯尔特虎”时代描述为“高失业、低增长、高通胀、重税及巨额公债的组合体”)[17]。而在1993年，爱尔兰还是OECD中最穷的国家。除医疗器械外，其20世纪70年代的其他主要出口产品在20世纪末已经被取代。到2016年，爱尔兰整个工业部门提供了国内生产总值的35%、出口总值的90%、就业岗位的25%，高新技术领域的制造业是近年来增长最快的工业部门。
3. 从“凯尔特虎”到“欧猪”
2008年，受国际金融海啸冲击，爱尔兰在欧元区内最早宣布进入衰退，连续3年出现经济负增长，平均年下降幅度达到7%。到2010年底，失业率从约4%飙升至2012年的13.7%(这一数字与20世纪80年代后期爱尔兰出现严重财政危机时惊人的相似)，并于同年11月被迫接受欧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850亿欧元的援款并实行财政紧缩政策，成为第二个因主权债务危机接受外界救助的欧元区国家[18]。故经济学家将其与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西班牙一起称为“欧猪”五国。在欧债危机中，爱尔兰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从2005年的约3%跃升至2011年的11%，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从2007年时的27.4%快速上升为2013年的132.7%。
二、从“凯尔特虎”到“欧猪”的成因分析
1. 国内因素
(1) 房地产泡沫破裂。爱尔兰在2008年金融海啸前将房地产视为经济支柱之一，对其大力扶持。爱尔兰的房价上涨有一定的合理性。首先，随着爱尔兰经常项目顺差的不断提高，1998年其人均收入首次达到欧元区平均水平；其次，1996—2006年其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增长率高于欧盟任何一个成员国；再次，爱尔兰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由向外移民输出国变为向内移民输入国。据爱尔兰中央统计局数据显示，爱尔兰人口由1996年的363万变为2006年的424万，10年时间增长了16.8%，住房刚需增加。不断增加的就业率、外出打工移民的回归、新移民的增多、更多女性加入劳动者大军，都意味着拥有更多可支配收入的居民户的增加。Macdonald(2018)认为，在“凯尔特虎”时代房价增长具有其合理性，可支配收入增加、家庭规模缩小、人口数量增加导致房屋真实需求增加，这种需求的增加变为泡沫是在2001—2003年的国际衰退之后。
据PermanetTSB/ESRI数据显示：1996—2006年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平均房价增长360%，都柏林以外地区平均房价增长253%，爱尔兰全国平均房价上涨了280%，涨幅在OECD成员国中居首位；房价相对家庭年收入的比值也从4增长到10。在都柏林，房价与收入比高达17：1。仅在2004年，爱尔兰便新建了8万栋房屋，而同期人口是其15倍的英国只建了1.6万栋。2007年，爱尔兰建筑业占GDP比重上升至近24%，是1996年的近五倍。与此同时，房地产业吸引了大量劳动力，2007年13.3%的人口在房地产业就业，为OECD中最高。
金融海啸发生后，据都柏林大学的调查，截至2010年2月底爱尔兰房屋空置数量达到34.5万套，空置率高达17%，远高于正常国家5%～10%的范围。Rossa White(2006)研究发现，从2001年4月到2006年，爱尔兰全国范围内房价上升了52%，但租金不升反降2个百分点。Lane(2011)还发现，经过季节调整的建筑施工生产指数从2003年第一季度的207.2上升至2006年第一季度的341.6，3年间快速上涨65%[19]。而住宅建筑指标则表现得更具戏剧性，将2010年的指标标准化为100后，可发现2003年第一季度该值为454.7，并于2006年第一季度上升至820.4，3年间快速上涨超800%，为2010年的8.2倍。
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时，一方面会导致居民资产总额锐减，另一方面则会导致房地产业出现大量失业人员，使得社会福利支出大幅攀升，税收锐减，财政状况急剧恶化。
(2) 银行对房地产信贷的政策过于宽松。仅在2003—2007年，爱尔兰最大的6家信贷机构的资产就从不足160亿欧元增加到超过1 000亿欧元，且大部分资金流向了过热的房地产业。爱尔兰的抵押贷款总额从2003年第一季度的160亿欧元骤增至2008年第三季度的1 060亿欧元，增加了562.5%。
Ahearne等(2008)、Honohan等(2010)、Drudy和Collins(2011)、McHale(2012)均在文献中指出，危机发生前爱尔兰银行的房地产信贷政策非常宽松。危机发生前，很多人仅需要5%的首付就可以从银行贷款买房。在房地产泡沫破灭后，爱尔兰政府降低了付息税率和房地产交易的印花税，很多银行也随之提高了贷款价值比(LTV)容忍度(甚至超过了100%)，并将贷款期限延长为25～30年，甚至35年。这使银行的风险敞口暴露在房地产市场之下，对于房地产价格变动非常敏感。1994—2008年，爱尔兰私人信贷占GDP比重从约40%攀升至最高超过160%，上升了近400%，银行机构的国外债务也大量累积[20]。在这样的信贷政策刺激下，爱尔兰房价于2002年重新开涨，并在次贷危机爆发前再未下跌，但房价增速却在一路放缓。爱尔兰真实利率长期低位徘徊，也进一步刺激了银行在房地产领域的信贷投放。2008年，银行向开发商提供的贷款额是2000年的140%，而个人贷款额则是2000年的175%。
以房地产开发贷款和抵押贷款的最主要供应商盎格鲁爱尔兰银行(Anglo Irish Bank)为例，其对房地产开发贷款采取快速放贷策略并对服务收取溢价，资产端明显长于负债端，因而该银行开始以较低的利率向外国银行进行融资。在房地产价格不断走高时，这种商业模式使该银行获得了很高的收益。但Donovan和Murphy(2013)指出，房地产开发商在真实房地产价格开始下跌后并未立即停止投资，而是依然持续15个月在新项目中投资，直到2008年9月达到峰值为止。因为在房地产开发贷款和抵押贷款中泥足深陷，盎格鲁爱尔兰银行成为2010年亏损最多的银行。截至2010年底，爱尔兰政府为救助本国银行业已累计向各银行注资376.6亿欧元，并将四家银行收归国有。其中，对盎格鲁爱尔兰银行注资最高，达228.8亿欧元；其次是爱尔兰联合银行(Allied Irish Banks)，达74.5亿欧元。在房地产贷款中形成的不良贷款成为爱尔兰银行业的枷锁，不良贷款率于2013年达到了历史峰值25.71%。时至今日，该国银行业仍在不断与不良贷款进行斗争，但随着银行业资本金的不断增厚，不良贷款消化工作取得了较大成效，不良贷款率2017年已降至11.46%，但仍远高于危机前不足4%的行业平均水平。
已经取得共识的是，压垮爱尔兰导致其债务高企而不得不接受欧盟和IMF援助的“最后一根稻草”并非其外债，而是爱尔兰银行业，而爱尔兰银行业的危机又来自于房地产危机——房地产“绑架”了银行，银行“绑架”了爱尔兰。
(3) 私人消费快速扩大导致经常项目恶化。受资产价格快速膨胀的推动，在“财富幻觉”效应下，爱尔兰私人消费规模迅速扩大，进口增速超过出口，经常账户从2003年以前的基本平衡或盈余转为赤字状态，2007年赤字占GDP比例上升到5.3%。爱尔兰经常项目差额与房价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见图1)，且房价对于经常项目的变动具有明显的时滞效应。
图1 爱尔兰经常项目差额与房价关系
数据来源：Wind。
2. 国际因素
(1) 经济快速增长导致外资大量流入。爱尔兰身为欧盟、OECD、世界贸易组织(WTO)等经济合作组织的重要成员，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便完成了资本账户的开放，而其经济繁荣时期年均近10%的经济增速也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的流入，在促进了经济繁荣的同时也推动了通货膨胀率走高，导致了房地产市场的快速扩张。
(2) 欧盟宽松的货币政策提供低成本资金。20世纪90年代，世界经济呈现出增长率较高但通货膨胀率较低的特征，因此诸多发达国家都将利率保持在较低水平上，流动性充裕。直至2005年末，欧洲央行才开始实施紧缩货币政策。1999年1月1日欧元问世后，爱尔兰享受了欧元区低利率的利好，但因本国经济快速增长而导致通货膨胀率显著高于其他欧元区国家的隐患也埋藏下来，大量低成本的资金涌入银行信贷市场，刺激了房地产泡沫的进一步形成。鉴于爱尔兰广义货币总量占欧元区货币总供应量的比重不及2%，其状况好坏对欧洲央行政策的形成影响不大，故当爱尔兰泥足深陷时无法得到宽松的货币政策作为支持。与之相对的是，德国因在欧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故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往往会考虑其特定需求。
(3) 过度依赖国际金融市场。爱尔兰经济规模小、开放程度高，这意味着汇率、国际金融市场价格的压力会对其本国金融市场和消费市场产生强烈影响。1996—2007年的“凯尔特虎”期间，欧洲央行以1%的利率向爱尔兰银行提供3个月期无限制贷款，爱尔兰金融机构平均10%以上的流动资金均来源于此，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平均水平。爱尔兰的银行还将其获得的大量外资贷给房地产开发商和购房者。1999年，在爱尔兰银行的负债总额中，本国储蓄者存款占53%，外国信贷机构仅占19.8%；而在2008年，前者下降到22.2%，后者则上升到29.1%。2007年，外资银行占银行业资产比例为32.2%，银行业贷存比高达220%。爱尔兰银行业对外资的依赖越来越重，也为信贷泡沫的形成提供了条件。金融海啸爆发后，当国际金融市场流动性遭到严重打击，融资大门对爱尔兰关闭时，缺乏流动性支持的爱尔兰金融机构遭到重大打击。过度依赖国际金融市场，使爱尔兰金融体系天然具有一定的脆弱性。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2018》数据显示，爱尔兰金融系统的得分为68.5(最高分为100分)，在该报告所涵盖的140个国家中排名第37。爱尔兰银行系统的安全性得分为49.7，排名第109位。另外，根据标准普尔公司设计的用于评估全球各个国家银行系统安全程度的“银行业国家风险评估”方法，2019年9月爱尔兰银行业的风险评级为4级，2018年风险评级为5级(依风险从低到高共分为10级，1级为风险最低)。
(4) 国际金融海啸的影响。Kanda(2008)用1997—2006年的数据进行向量自回归，发现美国GDP的震荡可以部分解释爱尔兰GDP的方差，反之，爱尔兰GDP的震荡无法解释美国GDP的变动。这说明爱尔兰很容易受到以美国为主的大型经济体荣枯的影响，而其变化对世界主要经济体影响则极其有限。缘起于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海啸，正是发端于已经成为爱尔兰支柱产业之一的房地产业，在市场预期均为负面的情况下，银行收紧银根叠加外资“出逃”，导致房地产泡沫快速破裂。
借用爱尔兰银行负责经济政策的董事长助理米歇尔·凯西斯的话说：“全球化对于爱尔兰这样经济开放的国家是一把双刃剑：在全球经济形势较好时，爱尔兰的表现就更出色；而在全球经济不景气时，爱尔兰受到的影响也就更严重。”
爱尔兰从“凯尔特虎”到“欧猪”国家的全景发展如图2所示。
图2 爱尔兰从“凯尔特虎”到“欧猪”国家的全景发展
三、爱尔兰经验给中国的启示
爱尔兰由欧洲最穷的国家之一，在短短的几十年内通过练内功、借外力，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其经验举措值得总结学习，而其在发展过程中埋下的危机隐患更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1. 经 验
(1) 坚定不移地走对外开放路线。爱尔兰之所以由穷国变为富国，由英国的附庸发展为国际经济版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根本原因在于其自20世纪中叶起坚持发展对外贸易的基本政策从未动摇。爱尔兰利用自己独特的资源禀赋，外加特有的低税收政策，吸引了大批跨国集团将欧洲总部设在该国，实现了产业结构调整、经济飞速发展。在当今国际经济形势风云变幻，美国不断制造贸易摩擦妄图打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时，我们愈发要时刻保持头脑清醒和政治定力，熟练掌握并运用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地做好对外开放，不因外部形势的变化而动摇这一基本国策，以坚定的决心和力度将对外开放进一步推向深入。
(2) 狠抓基础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爱尔兰作为欧元区唯一的英语国家，在语言上具有先天优势。而其自20世纪60年代起便注意对基础教育进行投资，并于世纪之交成为世界上人均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超过9成的公民具有高中以上学历，比欧盟平均水平高了近十个百分点，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劳动者大军。这是除了低税率之外，另一个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高经济附加值产业需要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员工薪酬水平远高于传统的一二产业，对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作用极大。我国应借鉴爱尔兰这一成功经验，不断加大基础教育投入力度，将教育扶贫与精准扶贫紧密结合起来，扶贫尤在“扶志”和“扶智”上下功夫，在人口规模红利已不复存在之时努力打造人口教育红利，形成一支高素质高教育水准的劳动者队伍，推动经济不断发展。
(3) 优化营商环境，在税收等方面对外商直接投资给予扶持。爱尔兰从“欧洲农村”一跃成为“凯尔特虎”的过程中，最为人所称道的就是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大力引入。爱尔兰一方面为外商提供优于美国及欧共体的税率，另一方面培育优秀的营商环境，吸引了诸多美国和欧洲的大公司进驻，完成了产业结构调整。优惠的税收政策，宽松的经营环境，成熟的市场配套，促使爱尔兰在2017年由World First发布的“欧洲最佳营商地区”指数中排名第一，而传统欧盟强国德国仅列第25位。我国应继续立足对外开放这一基本国策，构建高质量的营商环境，对有助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要主动对接国际通行规则，在市场准入上采取更加积极宽松的政策；另一方面要做好政府配套服务工作，提高工作效率，推动行政办事流程优化，进一步加大减免税费力度，借助外力实现产业结构快速调整升级。
(4) 积极利用国际金融市场资金。爱尔兰在发展过程中，利用自己加入欧共体和OECD组织契机，一方面大量借用欧共体(现欧盟)结构基金，快速升级产业结构；另一方面利用低利率的国际金融市场吸收了大量低成本资金，推动了经济转型发展，妥善解决了从穷国向富国转轨过程中必然存在的资金问题。我国不具备与爱尔兰加入欧盟类似的外部条件，但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不断“走出去”的同时也应灵活利用离岸金融市场，利用境外发债、利率互换、汇率互换等多种手段，在锁定风险的同时获取低成本资金。
2. 启 示
(1) 对房地产泡沫的形成保持足够警惕。爱尔兰由“凯尔特虎”沦为“欧猪”，始作俑者便是房地产价格泡沫。1996—2006年，爱尔兰房地产价格的涨幅在OECD成员国中居首位，其房价收入比增幅为150%，房地产泡沫急剧增大。而在爱尔兰房地产泡沫破裂时，一方面导致居民资产总额锐减，另一方面导致房地产业出现大量失业，使得社会福利支出大幅攀升，税收锐减，财政状况急剧恶化。我国应从爱尔兰案例中认识到房地产泡沫快速增大可能导致的危害，一方面应允许房价能够对抗通货膨胀，确保居民资产保值增值；另一方面要警惕房价恶性增长，不以牺牲长远利益为代价来获取短期回报。在我国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双峰”监管中，应将LTV、空置率、房价收入比、房价增速、房地产市场成交量等作为重点风险预警指标。
(2) 采取稳健适度的银行信贷政策。爱尔兰之所以会出现房价快速攀升，虽与其经济快速发展有一定关系，更重要的则是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激励，如仅有5%的首付比例和高于100%的LTV。在这样的信贷政策支持下，建筑业空前火爆。2004年，人口仅为英国1/15的爱尔兰新建房屋量是英国的5倍。2007年，建筑业占GDP比重为1996年的近五倍。我国应清醒认识到银行信贷政策与房地产泡沫产生、发展、破灭的直接关系，严把源头关，尤其是应促使监管机构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信贷政策做好指导，确保其信贷政策稳健适度，避免过于宽松。我国监管机构应对各级国内系统性重要银行进行有重点、差异化的信贷政策指导，在避免信贷政策过松导致资产泡沫急遽增大之风险的同时，也要避免信贷政策过紧给实体经济带来的冲击。
(3) 对于热钱的流动保持高度警惕。爱尔兰作为一个小型开放经济体，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实行资本账户开放。这给其带来融资便利的同时，也增加了因国际快钱大进大出对其国内经济冲击的可能性和危害性。国际热钱是促使爱尔兰资本价格尤其是房价快速攀升的重要推手之一，而在次贷危机发生后，因市场预期及国际货币市场趋于紧缩，国际热钱快速逃遁给爱尔兰房地产价格重重一击，并通过连锁反应导致银行业危机，乃至出现爱尔兰主权危机。我国应在继续坚持对外开放政策的前提下确保资本账户合理有序审慎开放，避免开放过快过深，持续关注国际热钱的流动状况；各监管机构在各类信息敏感窗口期尤其要关注并严密监控其流向，避免因热钱的流动导致国内金融市场紊乱、实体经济受损。
(4) 避免过度依赖国际金融市场融资。国际金融市场融资一方面拓宽了融资渠道，有助于获取低成本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次贷危机、欧债危机这样的国际金融危机已充分展示了其通过国际金融市场传导到全球的传染性、复杂性、快速性，导致在极端情况下出现流动性黑洞，让惯于在国际金融市场获取批发性资金的金融机构受到沉重打击，英国北岩银行事件便直接源于此。因此，我国应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积极稳妥地利用国际金融市场资金，同时密切关注自身负债端本外币币种、期限等结构性问题，做好国际金融市场关闭融资渠道等情境下的压力测试，提前做好风险应对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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