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

辽宁省是我国传统的老工业基地，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近年来，辽宁省经济发展经历了增速大幅放缓的阵痛，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国家战略背景下，辽宁经济如何走出“泥潭”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工业是辽宁经济的主导产业，而作为工业经济主体的制造业是辽宁省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是辽宁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

劳动力既是工业经济中供给侧的基本生产要素，也是需求侧的重要消费力量，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国于2000年前后进入老龄化社会，辽宁省是我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2018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5.17%。根据经济学经典理论，劳动力是基本的生产要素之一，劳动力数量直接影响产出水平，老龄化程度的加剧意味着老龄人口占比增加，而适龄劳动人口比重的下降则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根据赵昕东和刘成坤(2019)[1]的观点，老龄化使得劳动人口占比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这会倒逼制造业更多地用机器代替人，从而推动制造业的智能化、自动化程度提高，人口结构变化引起的需求结构变动则会推动消费升级，加速制造业转型升级。因此，老龄化对于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由此可知，老龄化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系并不确定，本文将以辽宁为例展开讨论。

一、文献综述

学术界有关老龄化和产业结构关系的研究众多，且大多认为老龄化在理论上能够倒逼产业结构升级，在实践中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并不确定。然而目前有关老龄化对于制造业尤其是我国制造业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且结论并未达成一致。

一种观点认为，人口老龄化不利于制造业转型升级。如Banister等(2010)[2]、李钢和秦宇(2020)[3]认为，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仍然较低，中国制造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位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而人口老龄化减少了劳动力数量，使得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丧失，因此不利于制造业转型。都阳(2013)[4]认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会对制造业产生较大冲击，因此不利于制造业发展，而人口老龄化会因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导致其成本提升，不利于制造业转型。阳立高等(2017)[5]认为，劳动力数量的减少、老年抚养比的上升不利于制造业的合理化和高度化，抑制了制造业转型升级。

另一种观点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倒逼制造业转型升级。如王有鑫和赵雅婧(2013)[6]认为，老龄化通过提高资本劳动比率优化了制造业的出口结构。楚永生等(2017)[7]认为，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数量减少、成本增加，这会倒逼制造业用技术和资本代替劳动，从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张帆(2019)[8]认为，人口老龄化会通过多种途径影响到制造业转型升级，但实证检验的综合结果则是老龄化促进了制造业转型升级。

还有观点认为，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呈现异质性。如张杰和何晔(2014)[9]认为，人口老龄化可能会倒逼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也可能会给中国制造业带来诸多持久的负面影响。韩民春等(2015)[10]认为，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对于不同部门的影响存在差异，总体来说对于制造业的影响较小。张明志和吴俊涛(2019)[11]认为，人口老龄化有利于密集使用年龄增值型技能的行业，不利于密集使用体能及年龄贬值型技能的行业，老龄化对制造业的影响存在行业和区域差异。

虽然学术界针对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开展了相应研究，但鲜有针对辽宁省的相关文献。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人口老龄化必然伴随经济增长而持续加剧，而根据学术界的研究结论，老龄化对于制造业的影响是不确定的。由此可知，日益严峻的老龄化问题给辽宁省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但也给辽宁省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带来了机遇。基于此，本文通过理论分析人口老龄化对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机制，实证检验人口老龄化对于辽宁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并尝试给出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辽宁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建议。

二、人口老龄化影响制造业转型的作用机理

1. 劳动力禀赋效应

随着老龄化的加剧，适龄劳动力比重逐渐下降，需要赡养的老年人数量持续增加。赡养老人是一项法律义务，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因此子女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及精力照顾老人。这会进一步减少劳动力的供给，加速“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必然导致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老龄化会使得劳动人口中年龄较大、经验丰富的劳动力数量增加，而这势必会增加部分制造业企业的成本。受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利润空间会受到压缩，理性企业会选择增加技术和资本投入，用更多的机器代替人的劳动，因此人口老龄化会倒逼制造业转型升级。

2. 劳动生产率效应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身体机能会逐渐退化，学习、认知能力有所下降，劳动生产率随之降低，不利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虽然老年人的工作经验更为丰富，但通常老龄人口的创新能力和冒险精神不如年轻人，因此老龄化的加剧不利于制造业研发和推广新技术、新产品，会阻碍制造业转型升级。

3. 资本积累效应

资本积累水平的变动可通过改变资本供给影响到制造业转型升级，老龄化加剧会影响到储蓄率，并通过资本积累对制造业产生影响。但人口老龄化对于储蓄率的影响是两方面的，因此对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一方面，根据生命周期理论，消费者在工作阶段储蓄率高，而在退休阶段储蓄率低，老龄化的加剧使得退休人口大幅增加，社会整体储蓄水平降低，因此不利于资本积累。另一方面，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预期寿命的延长也有可能增加储蓄。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并不完善，居民的预防性储蓄水平较高，物价和房价的持续上涨进一步增加了预防性储蓄，“六个钱包”买房和给子女留下遗产的观念使得预防性储蓄上升。因此，老龄化加剧也可能增加储蓄，提高资本积累。由此可见，人口老龄化对于资本积累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对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也是不确定的。

4. 人力资本积累效应

老龄化的加剧会影响到家庭和个人的人力资本投资选择，进而影响社会整体人力资本水平，并对制造业转型升级产生影响。首先，平均寿命的延长和健康水平的提升会延长劳动者的劳动时间，适龄劳动人口数量的减少会提升高素质劳动力的工资溢价能力。因此，人力资本投资回报会随着老龄化的趋势显著提升，理性的劳动者会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提升人力资本水平，老龄化有利于提升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对制造业升级转型具有积极的作用。其次，老龄人口的增加意味着劳动者工作年限的提升，根据“干中学”效应，劳动力的技能水平会更高，工作经验会更加丰富，人力资本水平随之提升，有利于制造业转型升级。再次，老龄化的加剧增加了需要抚养的老年人数量，这会对家庭和社会的人力资本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和制造业转型升级[12]。由此可见，人口老龄化对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因此对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也是不确定的。

5. 消费需求效应

根据生命周期消费理论，退休阶段的边际消费倾向会高于工作阶段，老龄化的加剧必然导致退休人口比重逐步提升，而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也随之上升，对于促进消费具有积极的作用。此外，老龄人口消费需求主要以文化、医疗健康、养老等产业为主，这些产业是我国经济转型的方向，有利于制造业转型升级。

综上所述，人口老龄化对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并不确定。通过劳动力禀赋效应和消费需求效应对制造业转型升级产生积极作用，通过劳动生产率效应对制造业转型升级产生抑制作用，而通过资本积累效应和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并不确定。因此，有必要针对辽宁省的实际情况，实证检验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

三、实证分析

1. 模型构建

根据前文老龄化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理论机制分析可知，老龄化可通过多种机制影响到制造业转型升级，其影响结果也并不确定。基于此，选取制造业转型升级作为被解释变量、老龄化作为解释变量，对二者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在综合考虑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同时选择利用外资情况、对外贸易、市场化水平、城镇化水平、研发强度作为控制变量，构建实证模型为

MTt=β0+β1oldt+β2FDIt+β3opent+β4markett+

β5urbant+β6RDt+μt

式中：MT表示制造业转型升级情况；old表示老龄化程度；FDI表示利用外资情况；open表示对外贸易情况；market表示市场化水平；urban表示城镇化水平；RD表示研发强度；β0～β6为待估参数；μ为白噪音项。

2.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选取辽宁省2000—2017年的数据为样本，其原因有两个方面：首先，考虑数据的时效性。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2000年开始我国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因此采用这个时段的数据能够真实反映人口老龄化的背景。其次，考虑数据的可获取性和权威性。2000年以后，本文的相关数据均可在权威部门进行查询，数据的公开性和可信度高，并且所有指标均能够保证在时间上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各变量的具体选择如下：

(1) 被解释变量为辽宁省制造业转型升级情况MT。虽然制造业转型升级在学术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但结合产业结构相关理论及前人研究成果，制造业转型升级可分为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制造业结构高级化两个方向。

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过程亦是制造业内部不同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过程。根据产业结构理论，良好协调的产业结构可通过不同产业间的良性互动对彼此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制造业内部产业间的协调发展表现为不同产业形成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相互支持的关系，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新动力、新引擎。常用的合理化指标包括泰尔指数、结构偏离度、生产率指数等。相比之下，泰尔指数已经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应用，因此本文使用该指数测度制造业合理化情况[13]。为使变量符号和方向一致，使用泰尔指数的倒数作为制造业合理化指标。

制造业高级化是指制造业内部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转变的过程。常用的高级化测度方法包括霍夫曼系数法、结构关联矩阵、三类产业产值比例等。本文结合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定义，即高级化的过程是产业结构由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低级结构，转向以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高级结构的过程，并借鉴傅元海等(2016)[14]的研究思路，用高端制造业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作为制造业高级化指标。进一步对高级化指标和合理化指标进行等权重加权平均，得到辽宁省制造业转型升级指标。

(2) 解释变量为辽宁省人口老龄化程度old。从人口老龄化的实质、老龄化国际定义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出发，选择老年人口抚养比描述辽宁省的人口老龄化情况。老年人口抚养比是指65岁及以上人口与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之比。

(3) 控制变量。利用外资情况FDI：本文使用外商直接投资与GDP之比作为利用外资情况指标。引进外资可缓解制造业发展中的资金约束，还可通过发挥外资的溢出效应提升制造业的综合竞争力，因此将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控制变量。对外贸易open：对外贸易对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即通过进口高技术含量的中间品提升制造业产品的品质，通过满足高品质的国外订单需求提升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因此，将对外贸易作为控制变量，使用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表示。市场化水平market：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市场化制度改革对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不容忽视。良好的外部环境会激发制造业活力，鼓励制造业不断创新，因此将市场化水平作为控制变量，借鉴王小鲁等(2017)[15]的方法计算市场化水平。城镇化水平urban：城镇化的过程既是人口由农村地区向城镇地区集聚的过程，也是产业结构由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变迁的过程。城镇地区具有高水平的基础设施，因此会吸引大量人口集聚从而产生更多的需求，有利于制造业的发展[16]。本文将人口城镇化作为城镇化指标。研发强度RD：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主要表现为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由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和先进装备制造业转变，由机械化向高端化、智能化、特色化和绿色化转变，因此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支撑。科技创新离不开研发投入，因此将研发强度作为控制变量。

选取辽宁省2000—2017年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作为样本，其他相关数据主要来自统计年鉴和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等。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3. 线性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检验老龄化对于辽宁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检验变量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经计算，老龄化程度、利用外资情况、对外贸易、市场化水平、城镇化水平和研发强度的方差膨胀因子分别为29.471、24.664、15.647、8.105、6.218、2.453。由于老龄化程度、利用外资情况和对外贸易的方差膨胀因子远大于10，意味着变量间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本文使用岭回归方法进行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方程Ⅰ中，老龄化程度、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城镇化水平和研发强度的系数均为正，且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这些变量对制造业转型升级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但市场化水平的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见其对辽宁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并不显著。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辽宁省虽然工业发展起步较早，但存在国有企业比重过高、民营企业和第三产业发展不足等问题[17]。长期以来，制造业独大和“服务内置化”带来的制度僵化、产业失衡等问题不断显现，严重制约了辽宁省制造业的转型升级。第二，很长一段时间内，东北地区的营商环境不佳。虽然政府已经意识到了其重要性，大力改善营商环境[18]，但建立信用是个缓慢的过程，地方政府还需在改善营商环境上持续发力。

方程Ⅱ中，变量的系数分别为0.128、0.061、0.022、0.008和0.074，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可见老龄化程度、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城镇化水平和研发强度均可对辽宁省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4. 计量结果分析

根据剔除市场化水平后方程Ⅱ的估计结果可知，解释变量老年人口抚养比的系数显著为正，人口老龄化程度每提升1个百分点，制造业转型升级程度可提升0.128个百分点。由此可见，老龄化程度的提升对辽宁省制造业转型升级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虽然理论分析表明老龄化对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是两方面的，既可能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也可能抑制制造业转型升级，但在辽宁省，老龄化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正面作用占据了主导地位。因而，制造业企业、科研机构和政府管理部门应该主动把握机遇，发挥老龄化对于制造业的积极影响。

(1) 从控制变量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对辽宁省制造业转型升级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水平每提升1个百分点，制造业转型升级程度提升0.061个百分点，可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辽宁省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外商直接投资对于辽宁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引入外资缓解了辽宁省制造业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短缺问题，使制造业企业能够更加快速地实现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可通过发挥知识溢出效应推动辽宁省制造业的发展。辽宁省工业基础雄厚，引进的外资通常都是经过挑选的优质外资。制造业企业在与外资竞争及合作的过程中，能够通过学习国外企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不断提升自身的竞争力，从而有利于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

(2) 对外贸易对辽宁省制造业转型升级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对外贸易每提升1个百分点，制造业转型升级程度提升0.022个百分点，可见扩大对外贸易有利于辽宁省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通过对外贸易，积极参与到世界分工体系中，能够倒逼制造业不断提升自身产品的品质。辽宁省是我国重要的装备制造业基地，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参与国际分工合作的过程中，发达国家不断提升的要求倒逼辽宁省制造业不断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品质，从而推动了辽宁省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3) 城镇化对辽宁省制造业转型升级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城镇化水平每提升1个百分点，制造业转型升级程度提升0.008个百分点，可见其提升有利于辽宁省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城镇化水平的提升通常伴随着要素的集聚，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集聚程度的提升会通过发挥正外部性，在技术和资本等领域形成外溢效应[19]，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形成助力。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升还有利于第三产业及服务业的发展，而服务业的发展可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助推制造业转型升级[20]。

(4) 研发强度对辽宁省制造业转型升级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研发强度每提升1个百分点，制造业转型升级程度提升0.074个百分点，可见其提升有利于辽宁省制造业的转型升级。研发经费的增加能够提升制造业的技术及工艺水平，优化制造业的生产流程，从而有利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此外，研发支出的增加会提高制造业的成本，在人力资本不断增加的背景下，倒逼制造业更多地用机器代替人，逐步从劳动力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从而实现转型升级。

四、结论及启示

人口老龄化对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机制主要表现为以下效应：第一，劳动力禀赋效应和消费需求效应使得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转型升级产生积极作用；第二，劳动生产率效应使得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转型升级产生抑制作用；第三，资本积累效应和人力资本积累效应使得人口老龄化既可能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又可能抑制制造业转型升级。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2000—2017年辽宁省相关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促进了辽宁省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城镇化水平和研发强度也对辽宁省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较低的市场化水平难以推动辽宁省制造业转型升级。根据本文结论可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加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顶层设计。辽宁是我国重要的装备制造业基地，在工业机器人及智能制造领域具有领先优势。应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坚持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大力发展智能装备产业，不断提升工业企业智能化水平；整合高校、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的优势，加强与国外的合作，在关键技术上尽快取得突破，提高核心部件的智能化制造能力。

第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减轻人们的医疗、养老、教育负担，让人们敢于消费，敢于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对于辽宁省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以及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应不断扩大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提高农村地区的保障力度，缩小城乡差距；完善社会救助体系，有效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通过智能化、网络化的形式提高社会保障服务管理水平，优化社会保障管理服务。

第三，持续提高劳动力素质。辽宁省人口老龄化的趋势短期内难以逆转，劳动力数量的红利正在逐步消失。但辽宁省高等院校数量众多，每年大学毕业生数量超过30万，可通过发挥“人口质量”优势，用“人口质量”红利替代“人口数量”红利，为辽宁省制造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高校和科研机构要根据辽宁省经济发展需求，加强相关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政府可出台相应政策，鼓励省内外高校毕业生在辽宁省安家就业。制造业需要高技术人才，更需要高技能人才，可通过加强职业教育以及在职职工的再教育，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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