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管理】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世界各国对资本的需求愈发强烈,吸引更多外商投资成为许多国家政府的重要工作。而从资本的角度出发选择最佳投资目的地,不再仅仅是为了经济资源和市场占有率,更有获取高水平人力资本的考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均收入水平和社会资本存量已经相对较高,发展早期所具备的土地、税收和廉价劳动力优势如今已不复存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需要从原有的依靠低端生产要素廉价供给转变为对高端生产要素的提供,劳动力是生产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现阶段一个地区拥有高端人力资本的多少成为其能否吸引到外商投资的关键。上海市作为长三角经济区的核心,拥有着良好的区位条件和经济环境,一直以来都是FDI优先考虑的地区。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依托新经济地理学框架,引入人力资本异质性理论,利用上海地区的相关数据研究人力资本异质性对FDI的影响。
不同学者对人力资本异质性有着不同的定义,本文认为,人力资本的异质性是指由于先天和所受社会条件的不同,不同劳动者所拥有的生理条件和知识技能不同,从而导致他们所能胜任的工作和创造出的价值存在差异。不同群体、不同地区的人力资本存在数量、质量和结构上的差异。
Lucas(1988)在“经济增长的机制”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型,认为人力资本可以通过学校教育和“干中学”两种途径获得,并指出人力资本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征。Caselli等(2006)[1]将劳动力按照教育程度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人力资本。Bishop等(2014)[2]利用两个指标(年龄在16~74岁获得高学历证书和没有获得学历证书各自所占的比例)来衡量人力资本异质性。Muhammad等(2015)[3]认为传统的人力资本指数低估了各国的人力资本异质性,因此他通过将专利申请数量作为加权参数来对人力资本质量进行调整。在国内,度量人力资本异质性的方法一般分为三类:收入法、成本法和教育存量法。收入法是以预期个人终生收入的现值来衡量人力资本水平;成本法用与人力资本发展相关的支出来衡量人力资本水平;教育存量法以受教育程度来间接描述人力资本水平[4-6]。倪海青等(2006)[7]借鉴Lucas的观点,在度量人力资本时考虑教育和“干中学”的因素,将一国产出与劳动力要素投入相除并逐年相加,表示由基期逐步积累的人均产量,以此来度量“干中学”效应。赵晶等(2011)[8]使用中国和贸易伙伴国的工资水平来度量各国的人力资本异质性,构建引力模型,对历年来我国制造业出口额进行实证分析。邱兆林(2015)[9]将劳动力教育水平分成三个阶段,与各自的教育回报率相乘,以此表示人力资本的差异化程度。逯进等(2017)[10]认为人力资本包括脑力素质(包括创新、教育和文化环境)和身体素质(包括生活量和医疗环境),并通过将这两方面加权相加构建综合的指标体系来反映人力资本异质性。
异质性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是对传统新经济地理学人力资本无差异假设的修正,为分析经济理论及经济现象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张文武等(2011)[11]通过对自由企业家模型(FE模型)加以修改,分析了异质性人力资本流动对产业空间集聚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表明,人口的集聚是带动产业集聚的主要原因,而高水平人力资本和普通劳动力的集聚分别会导致地区收入水平的提升和降低。同时,人力资本的异质性也表现在人力资本自由流动方面的差异,高水平人力资本和普通劳动力流动面临的不同成本约束,是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Buendía等(2015)[12]追寻前人对新经济地理学方面的研究,以欧盟地区为例,实证分析了人力资本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指出正向的空间外部性是存在的,人力资本对劳动生产率的积极作用要远远大于空间集聚和人口密度的影响。常远(2015)[13]从新经济地理学的空间集聚理论得到灵感,以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将劳动力流动变量引入人力资本模型中,探讨其对地区人力资本异质性的影响,得出流动的劳动力能显著提升东部和西部人力资本存量,但对中部的人力资本存量影响不显著的结论,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中部地区是劳动力的主要流出地。范晓莉等(2016)[14]将技术溢出效应引入到新经济地理学经典模型中,对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二者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作为知识资本积累的两个方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他们还发现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互成因果关系。曾鹏等(2017)[15]在新经济地理学核心理论的基础之上,从作用机制和实证两方面分析了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人力资本和FDI三者之间的关系,指出FDI和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呈现互相促进的效应,同时高新技术企业会向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地方聚拢。
孙永平等(2008)[16]将地区内劳动者按照受教育程度加权相加衡量区域内人力资本存量,利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在全国层面人力资本存量与FDI流入量负相关,在省际层面地区人力资本水平与FDI流入量正相关。王晶晶等(2013)[17]发现与工业FDI不同,不同地区人力资本因素对服务业FDI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东部地区人力资本的积累会显著增加服务业FDI的流入,而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的积累会抑制服务业FDI的流入,分析认为这可能与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的外流有关。Cleeve等(2015)[18]评估了人力资本对撒哈拉以南非洲FDI(净流入量)的作用,文章分别采用失学率、识字率、中学入学率、高等教育入学率和平均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存量的指标来构建模型,结果表明,不管采用什么指标,人力资本的提高都对FDI流入有促进作用。张家滋等(2015)[19]选取空间计量模型检验了人力资本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作用,实证结果发现,比起市场规模、市场开放程度、普通劳动力数量等因素,高质量人力资本对FDI的吸收作用并不明显。大量外商直接投资仍倾向于劳动力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因此更多的考虑劳动力数量和市场规模。Salike(2016)[20]以六项新的指标来衡量人力资本,以此作为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作者认为,对FDI产生重要影响的不仅仅是当前的人力资本,更重要的是未来人力资本的可用性。同时,他发现跨国公司对科学和技术领域工作的劳动力质量十分关注。另外,中国东部地区吸引FDI是以牺牲西部地区为代价的。王领等(2018)[21]从人力资本离散水平的角度出发,研究了以此衡量的人力资本异质性对中国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力资本的离散程度对FDI有着显著的负向作用,并且这种效应的严重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西部、中部、东部。
综上分析,通过比较国内外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与引资国的人力资本水平间存在极强的关联性。人力资本的高水平可以使引资国的投资及发展环境更具吸引力,进而提升外资流入规模。但是以新经济地理学为研究方法,分析地区人力资本异质性对FDI影响的文献不多,因此本文依托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从理论与实证方面研究人力资本异质性对FDI的影响。
研究人力资本异质性对跨国公司FDI的影响,实际上是在研究区域间人力资本因素的差异会如何影响跨国公司FDI的区位选择。传统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研究资本的区位选择时,不考虑人力资本的异质性,一般会得出两种效应:市场接近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1)市场接近效应是指在同等条件下,企业在进行生产区位选择时偏好市场规模较大的区域,这样可以节约运输与销售环节的成本,产品售价相对降低,市场需求增大,也有利于规模经济的实现。生活成本效应是指在企业相对较多的区域生活成本相对更低,这会吸引人口流向企业数量较多的地区,从而使企业得出该区域市场会不断扩大的预期,吸引更多企业在该地区投资。。市场接近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相互作用、互为因果,形成了循环积累因果关系,使得人口和企业较多的地区对其他地区人口和资本的吸引力不断变大。在不考虑人力资本异质性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往往会得出资本倾向于在人口密集地区投资这一结论,但是事实上除去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因素,高技术人才更是吸引资本投资的重要原因。因此,在传统新经济地理学研究框架的基础上,考虑人力资本异质性的存在,将劳动力之间存在的技能和知识差异通过变量加以衡量,将其带入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分析其对FDI的短期均衡影响,有助于获得更加符合实际的结果。
在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修改,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作出如下假设:
(1) 存在两个生产部门,分别为农业部门(A)和工业部门(M);共使用两种生产要素投入生产,分别为资本和劳动力,其中不同地区的劳动力是异质的,即生产率存在差异。
(2) 工业部门以规模收益递增和垄断竞争为特征使用人力资本和产业资本,每个企业只生产一种多样化产品,每个企业将一单位产业资本作为固定投入。企业的生产函数为x=HL,其中H为衡量劳动力异质性的指标,L为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的使用量。设当地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为w,企业生产的固定成本为F,则产量为x时企业要支付的生产成本为F+wL。
(3) 存在B、C两个地区,区域内企业数量分别为n、m。两区域人力资本的异质性指数分别为HB和HC,工资水平为wB和wC。区域间工业品贸易存在运输成本,采用冰山交易技术,交易成本为τ(τ>1),即要想运达目的地一单位商品,需要从出发地运出τ单位商品。B、C两地支出水平分别为EB和EC。
(4) 效用函数,每个地区的消费者具有相同的效用函数。效用函数分为总效用函数和子效用函数,总效用函数是指消费农产品和多样化工业品时的效用函数,用柯布—道格拉斯型效用函数来表示;子效用函数是指消费多样化的工业品时的效用函数,用不变替代弹性(CES)函数来表示。计算公式为
(1)
式中:CA为农产品消费量;CM为工业品组合的消费量;Ci为第i种工业品的消费量; μ、σ为参数。
(1) 产出量。当消费者支出总额为E时,根据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可以得出消费者对工业产品的支出在总支出中的占比为μ,支出额为μE。再根据子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可以求出某一工业品i的消费量Ci,即
(2)
式中:为工业品组合的价格水平。在市场出清的条件下,企业的产出量等于市场对产品的消费量,即产出xi=Ci。
(2) 产品价格。企业对产品进行合理定价,目的是为了获取最大利润,即资本收益,可以表示为产品的销售额减去劳动力成本,即
(3)
在式(2)的约束下,建立企业利润的拉格朗日方程为
(4)
分别对xi和pi求导,即
(5)
(6)
将式(2)带入式(6),求出λ后带入式(5),解得:
(7)
从pi的表达式可以发现,厂商i的定价与劳动力的工资正相关,与劳动力的异质性指数负相关,表现为工资与异质性指数之比的一定倍数。在同一地区劳动力为同质的,不同厂商雇佣劳动力所要支付的工资也相同,所以同一地区所有厂商的定价相同,可以将pi写为p。
厂商在使用固定资本和劳动力进行生产时,每增加一单位的产出,增加的劳动力成本为w/H。从式(7)可以看出,单位价格中劳动力成本w/H所占份额为1-1/σ,资本分配所得份额为1/σ。
令k=(1-1/σ)-1,则B、C地生产的产品在本地售价可以分别表示为pB=kwB/HB,pC=kwC/HC。跨区域贸易存在冰山交易成本,通过求解可得B地产品在C地售价为地产品在B地售价为
(3) 资本收益。考虑一个B地企业,该企业在B地的销售量为c,销售价格为pB;在C地的销售量为c*,销售价格为企业的总产出为x=c+τc*,那么企业的销售收入根据式(7),pi=(w/H)[1-(1/σ)]-1,所以π=pBx/σ-F。
又其中pM和分别表示B、C两地工业品价格指数。因此,
先求出两地区的工业品价格指数,即
(8)
(9)
将式(8)、(9)带入π的表达式,则
π=pBx/σ-F=
(10)
令表示单位产出所要支付的劳动力成本,则式(10)可写成
(11)
式(11)即为B地企业利润的表达式,又因为每个企业只投入一单位资本作为固定投资,因此π即为单位资本收益。
同时,设FDI为资本收益率的线性正相关函数,即FDI=f(π)=dπ,则
(12)
从式(11)、(12)中可以看出,在短期内包含两地区、两部门的模型中,资本收益率与区域内人力资本异质性水平相关,又因为FDI与资本收益率成正比,因此FDI与人力资本异质性水平相关。ε与FDI为负相关关系,表明B地相比于C地单位产出所要支付的劳动力成本越高,B地企业的利润就越小,吸引的FDI相对越少。在相同的工资水平下,区域内人力资本异质性指标较高的地区,企业利润相对较高,吸引的FDI相对较多,但当工资差异过大时,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本异质性指标较高也可能会伴随较低的企业利润,因为这时单位劳动力虽然可以产出更多,但是企业要为其支付更高的工资,以至于相比于低技能劳动力企业在雇佣高技能劳动力时支付了更多的成本,反而抑制了外商直接投资。
人力资本的异质性还可以通过本地市场规模来影响资本收益,进而影响FDI的区位选择。在式(11)中,资本收益与两地市场规模均呈正相关,但由于贸易成本的存在,相同条件下B地市场规模对B地企业利润的影响相对更大。一个地区的市场规模是该地区劳动力数量与工资w的乘积,一般来说,劳动力所具备的技能和知识水平越高(在本文中表现为人力资本异质性指数H的值越高),其工资水平就会越高,因此在劳动力数量相同的条件下,人力资本异质性指标越高的地区拥有更高的市场规模,使得本地区可以获得相对更高的资本收益,对外商的直接投资有着更高的吸引力。
由式(11)对贸易成本求导,即
(13)
贸易成本τ的变动会影响企业的利润,但π对τ的偏导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即τ对企业利润的影响方式并不明确,因为较高的贸易成本可以使企业在当地形成垄断,避免外来商品的竞争,从而增加企业利润;但贸易成本过高会使企业丧失外部市场从而减少企业利润,因此贸易成本对于FDI的影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不确定性。
除了上述工资、人力资本异质性、贸易成本因素,区位粘性(FDI集聚效应)也会影响外商投资的区位选择,区位粘性又称路径依赖,是指当两地区的差异已经形成,存在人口和资本的流动转移后,在相当一段时期内经济活动将会继续沿着这条路径前进,而要改变这种模式或路径,需要支付很大的成本或发生很强的外界冲击。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由于市场接近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的存在,资本会倾向于往人口较多的地区流动,而企业较多的地区也会对人口产生吸引力,企业对某一地区的投资会增强该地区对人口和资本的吸引力,也会增强资本对该地区收益的预期,从而使得企业FDI的选择存在区位粘性,即当期的FDI投资额与前期的投资额呈正相关关系。
在长期中,由于工资水平的差异会出现劳动力的区位转移,并随之带来企业数量、工资水平的变动,因此本文仅讨论短期均衡,将人力资本和企业的空间分布看成是已知的,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和实证检验。
上述理论分析与模型的研究表明,在短期条件下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有人力资本异质性、工资水平、市场规模、贸易成本和区位粘性(FDI聚集效应)。下面将通过建立计量模型用上海市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人力资本异质性对FDI的影响。
现以上海市的FDI为因变量,以考察期上海年外商投资总额(单位:亿美元)为代表,计量模型的解释变量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选取说明
变量指标指标含义预期符号人力资本异质性(HC)平均教育年限与知识积累效应的人力资本+贸易成本(MD)选用铁路密度指标,即单位面积里铁路长来代替-市场规模(AD)使用上海人均GDP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值作为替代变量+工资水平(WAGE)选取上海地区的人均工资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值作为替代变量-FDI聚集效应(TFDI)将滞后期FDI指标作为地区集聚效应的替代变量+
(1) 人力资本异质性(HC)。一般来说,不同劳动者进行的劳动存在差异,蔡继明等(2011)[22]提出,劳动的异质性是指不同的劳动者在同一单位时间内由于劳动的熟练程度、强度、复杂程度的不同所表现出的劳动生产力的差别。当劳动者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被看作人力资本时,表现出异质性劳动的人力资本同样也具有了异质性。人力资本异质性的存在对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会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23]。本文描述异质性人力资本,同时考虑了人力资本存量和“干中学”效应,结合倪海青等(2006)[7]的分析,得出计算公式为
HC=(eE)0.266(LYL)0.191
(14)
式中:E为平均受教育年限;eE为考虑了知识累积效应的一国劳动力平均教育年限;LYL为由基期逐步积累的人均产量,计算公式为
(15)
式中:Yt为一国的产出;Lt为一国的劳动力要素的投入;LYL用上海市历年国内生产总值与各年的就业人口的比值加总得到。
(2) 贸易成本(MD)。由于固定成本的存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贸易成本的高低会影响企业对本地市场的依赖程度,这里的贸易成本不单单指货物的运输费用,还包括在地理空间内进行交易的所有成本。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企业更倾向于在贸易成本较低的地区进行生产。
(3) 市场规模(AD)。中心-外围模型认为由于运输成本的存在,企业很自然地倾向于选择市场规模较大的区域进行生产,而市场规模取决于人口规模及其收入水平,传统的FDI理论和实证研究认为,较大的市场规模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
(4) 工资水平(WAGE)。工资水平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劳动力资源禀赋和供给水平,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有着巨大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但这一优势在不同地区又有所不同,工资越高,劳动力成本就越高,预计其估计系数为负。但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的观点,对于企业来说,一个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被生产活动的聚集效应所弱化,所以估计结果显著性不会很大。
(5) FDI聚集效应(TFDI)。一个地区既有的外商投资企业一方面可以通过产业关联和技术外溢加速当地的聚集效应,另一方面也能通过其他途径产生循环积累效应。前期FDI进入后政府会在当地培训员工、开拓市场、创造专业化服务,从而降低后来者的进入成本,增强当地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
(1) 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根据上述影响FDI的因素,构建计量模型,即
FDI=α+β1MD+β2HC+β3AD+
β4TFDI+β5WAGE+ε
(16)
式中:β1为待估参数;ε为随机扰动项。
本文使用的数据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得到,主要选取上海市2003—2016年的统计数据作为样本研究。
(2) 检验结果与分析。考虑到初始模型中涉及的变量太多,放在一起进行分析时变量之间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为此我们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对变量的取舍主要取决于该变量的显著性以及添加该变量后拟合优度的变化。如果添加的变量系数显著,而且添加该变量后回归式的拟合优度没有明显的下降则将该变量纳入模型中,认为该因素是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之一;反之则认为该因素不是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而舍弃,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影响FDI的因素分析
变量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模型(6)常数1.538275***(3.308974)2.319216**(2.246138)4.738440***(7.944562)5.503874***(9.023415)5.456547***(9.341579)1.206782(1.725324)HC1.521759***(13.34786)1.607653***(10.48113)1.0114307***(9.693897)1.074925***(13.02457)1.020189***(11.62653)0.285993**(2.406680)MD-0.724733***(-6.923775)-0.476879**(-2.377765)-0.136633(-1.333619)AD-1.064539***(-5.857332)-0.435402(-1.426055)0.027637(0.181980)WAGE0.108393(0.849609)TFDI0.753170***(6.532632)调整后R20.9316380.9300160.9818940.9860810.9872770.997538F值178.165387.37858353.503461.5035337.25751317.76
注:***、**分别表示在1%、5%水平显著。括号内的数字为对应系数的t统计量。
由表2可以看出,模型(1)~(6)调整后R2均在0.9以上,说明模型拟合度都很好,模型(1)中只有人力资本异质性单个因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与FDI高度相关。在模型(2)中加入了工资变量,调整后R2较模型(1)中的调整后R2小,而在模型(3)~(6)中调整后R2逐渐递增,从0.981 894增加到0.997 538,说明模型中选取的变量能够显著地解释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化。各变量的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具有较高人力资本异质性指数对于吸引外资企业进入具有高度显著的积极作用,人力资本异质性与FDI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与之前短期均衡分析符号预期一致。除了模型(6)显示劳动力异质性指数每提高1个单位,FDI就会增长0.29个单位之外,模型(1)~(5)中人力资本异质性指数每提高1个单位,FDI就会增长超过1个单位。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本异质性指数越高意味着该地区的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越高,高素质的人才越丰富,越能够达到“干中学”的效果,这样就越有利于与外商进行有效的合作,因此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作用就越强。
其次,贸易成本显著抑制了外商投资,贸易成本每增加1个单位,FDI就会减少0.72个单位,这与表(1)的预期相同,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贸易成本较低的地区进行投资,但在模型(6)中加入了FDI的聚集因素后,贸易成本没有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可能在研究的时间段内,贸易成本并不是主要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新经济地理学相关理论表示,当贸易成本很高时,地区间的商品贸易受到限制,每个地区所生产商品的市场仅限于本地,区域间的发散力强于集聚力,随着贸易成本的逐渐下降,区域间产生商品交易和人口流动,当贸易成本下降到某个中等水平时,由于外生事件的影响,某一地区的集聚力会强于发散力,从而吸引企业和人口向本地聚集。当一个地区产生了聚集效应,可能贸易成本对于制造商转移的影响就不是特别的明显,也就是模型(6)中加入了FDI的聚集效应后,贸易成本对FDI的影响就不再显著。
同时,市场规模对外商投资也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市场规模每提高1个单位,FDI就会减少1.06个单位,这与我们的预期不一致。究其原因,虽然“中心-外围”模型表明,市场规模越大,进入中心地区的企业越多,因为大量的企业涌入,竞争会降低当地的价格水平,从而增加商品需求,吸引其他企业进入,但是另一方面,企业的进入会导致市场上的产品种类变多,市场细化,单个产品所占市场规模缩小,导致地区行业内产量及利润下降,这又会使企业离开中心地区,而且本文研究的是上海市的市场规模对FDI的影响情况,很有可能是因为上海市市场已经趋向饱和,市场规模反而抑制了外商的直接投资,但对于其他地区可能效果会有所不同。在模型(6)中加入了FDI的聚集因素后,市场规模没有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对于上海市而言,在考虑了FDI的聚集因素后,市场规模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并没有很显著的影响。
此外,工资水平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由实证结果来看是不显著的,这由模型(2)可以看出。对于企业来说,一个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被人力资本因素所弱化,因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会引起地区专业化水平提高,而地区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反过来又促进高端人力资本的聚集,高水平人力资本流动会提高流入地区的生产能力,使得当地的经济发展明显高于周边地区,这种流动将一直持续到所有地区的实际工资水平相同为止,因此在模型(2)中会出现工资水平对FDI的影响不显著的结果。
最后,从模型(6)可以看出FDI自我强化效应显著存在,该结果印证了短期均衡分析结论与表1的预期,即新的外商直接投资会看中本地区的原有的外商直接投资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若一个地区前期的外商直接投资增加1个单位,就可以使当期的外商直接投资增加0.75个单位,这表明FDI地区集中是一个累积循环过程,FDI的累计量越高,所带动的涌入该地区的FDI越多。上海市由于早期政策的倾斜已经积累了必要的FDI存量,随着经济发展以及经济开放度的增加,已经具有很强的自我强化效应,因此对于外商的直接投资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
本文以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研究了人力资本异质性对FDI影响的短期均衡,通过利用上海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归纳总结得出如下结论:第一,高水平人力资本是影响FDI流入的主要因素之一。模型(1)到模型(6)中HC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而且模型(1)到模型(5)人力资本异质性指数对FDI流入作用的弹性系数基本保持稳定。从模型(6)的估计结果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人力资本异质性指数每提高1个单位,相应的FDI就会增加0.29个单位。人力资本水平越高,高素质人才越丰富,能胜任外企工作的人才就越多。第二,FDI的流入具有一定的“惯性”。模型(6)中引入了FDI的一阶滞后项,其对FDI的作用弹性系数为0.75,且显著性很高,说明前期的FDI流入会对现期FDI的流入量有明显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具有很强的连续性。这种“惯性”能够从侧面反映该地区投资及经济发展环境的现状,由于资本与生俱来的逐利本性,外资必然会在投资发展环境优越且获利机会较多的城市集聚。另外,经验的缺乏以及FDI进入所面临的复杂经济社会环境使得外商一般希望在己经具有成功经验的地区投资,从而获取准确的投资信息、降低投资风险。第三,FDI的流入还受其他经济因素的影响。从表2中可以看出,市场规模和贸易成本对FDI的流入也具有一定的影响,但与预想中的不同,市场规模的扩大可能会抑制FDI的流入,而相比于FDI的聚集效应,贸易成本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选择影响不大。
基于上述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的结果,在增强对FDI吸引力方面,本文提出以下建议:首先,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提高人力资本受教育的水平,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由于教育是异质性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途径,教育的增长不仅可以降低低层次人力资本的比例,还可以增加高层次人力资本的供给,促进低层次人力资本向高层次人力资本转换。其次,发展职业教育培训是推动专业技能人力资本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支持企业提高培训力度,以人才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灵活运用培训方法,根据各类人员的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培训。再次,发挥FDI知识溢出效应所产生的积极影响,鼓励本地企业加强与外资企业间的交流与合作,学习外商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优势。缩小本地企业与外资企业间存在的人力资本水平差距,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经营管理人才,不论对我国企业走出去还是吸引外商投资都有着积极的作用。最后,市场规模和贸易成本等因素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产生一定影响,但是决定一个地区对FDI吸引力大小的根本因素是人力资本,因此对于我国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政府在初期可以通过补贴等手段来弥补市场规模和贸易成本等方面的劣势,但是要加强对人力资本的投入,直到外商投资达到一定规模后,积累的人力资本就会成为吸引更多高质量FDI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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