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距离《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的发表已过去170余年，但其关于人类解放的思想历久弥新。它揭示了“两个必然”的社会发展规律，描绘了人类解放的美好蓝图，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人都能自由而全面地发展是人获得解放的最终存在状态。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消灭分工，消灭私有制，所有无产阶级联起手来，通过暴力革命而不是和平的方式掌握政权，进而为经济改革及人类解放开辟道路。《宣言》不仅是无产阶级运动的指导性纲领，也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宣言》并没有明确指出人的解放思想的具体内涵，而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共产主义美好蓝图的描绘过程中，逐渐展开关于人的解放思想的阐释，具体包括三个方面。
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自由发展的前提，没有人的全面发展，其自由发展也就成了无稽之谈。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物质满足上不再捉襟见肘、争斗不断，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也是主要特点之一。马克思指出：“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在这里，“全面”包括人的全部特征的发展，即自然素质、精神境界、社会能力等综合素质的发展。人的自由发展是指人在综合能力得到提升的前提下，有更多的可支配时间，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自主地活动。
在人类社会向共产主义迈进的阶段，随着生产力的逐步提高，人逐渐占有自己的本质，成为机器的主宰。高速运转的机器设备代替了传统手工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使工作时间与工作机会都相应得到缩减。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去，人必然要不断提高自身技能与素质，而人自身能力的提高又反过来推动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社会财富不断涌现，人们的生活质量就会再上一个台阶。可以看出，人的能力的全面提升与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两者相互促进，并推动着社会财富充分涌流，可以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奠定物质基础。
与此同时，标志着人类全面发展直接尺度的自由时间相应增加，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们有时间也有兴趣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锻炼各方面能力，不会因生存需求而限制能力的发展。“劳动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2]人各方面能力的发展也为人的自由发展创造了条件，人们不再受到时间、能力、金钱的束缚，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其社会关系也更加开放，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自主地活动。
马克思恩格斯在未来社会的构想中提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3]51这里的“每个人”是指具有独立性、真正占有自己本质的个体，同时又是参加联合体的个人；“一切人”则是一个集体概念，是联合体的全部成员。两者之间是个体与整体的关系，体现出一种集体主义思想，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一致，个人利益得到充分的发展，集体利益才能得到充分维护。这与过去“虚假的集体”截然不同，在过去“虚假的集体”中，极力倡导一切人的发展是每个人发展的基础，个人要绝对服从集体安排，导致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处于相互冲突的矛盾状态。这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人本主义被大力提倡，争取个性自由与解放的运动空前热烈。在政治方面，人权、民主等成为热点，但这都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非但没解决个人和社会之间的矛盾，还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导致社会分裂。
而在联合体中，国家消失、阶级消失，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一致，而且前者的实现能够促进后者的发展。在联合体中，人与人之间不再因为生存问题而相互争斗，这也就使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真正成为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主体，成为自身的主人，也即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人类社会也将自然达到自由人联合体状态。
自由人联合体思想是马克思对未来社会发展状态上升到哲学层面的一种构想，是马克思哲学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自由人联合体和共产主义社会都是马克思对未来美好社会的科学设想，前者是后者的具体社会形态存在形式。
在《宣言》中，马克思从人的自由发展出发来描述自由人联合体，人的自由既是出发点又是核心内容和归宿，其中社会中每个个体能否获得自由发展是保证社会整体发展状态的决定性因素。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特征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自由人在各种社会关系的作用下联合成“自由人联合体”。人的自由受到物质生产关系的制约，生产力的进步是人获取解放的积极推动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机械化大生产带来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但资本主义私有制又造成人的异化，无产阶级的劳动变成了他们解决生存问题的唯一办法，成为资产者谋求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劳动者扮演着机器的角色，做着机械性的工作，在劳动中得到的不是自我能力的提升、身心的愉悦，而是精神上的自我否定和身体上的摧残。因此，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旧式分工，进而消除异化劳动成为实现人类解放及自由人联合体的必由之路。
我们通常会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水平等多个方面描述一个社会的存在状态，马克思在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中也从这些方面概括了其基本特征，但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更能从整体上反映其总体性特征。“以个人能力的发展作为内在尺度，既是衡量人类社会整体发展的综合指示器，也是评价包括共产主义社会在内的一切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4]在实现途径上，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5]在《宣言》中，也始终以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根本途径。
因此，自由人联合体与共产主义，无论是从本质特征还是实现途径上来看都有异曲同工之处，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表达方式。
《宣言》揭示了资本的趋利本性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规律，阐述了资产阶级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3]49。而要彻底消灭私有制，铲除资产阶级生存的土壤，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消除旧的生产关系。那么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就是通过联合将无产阶级的力量集聚起来摧毁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主体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并提出了“消灭分工”的理论主张，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这里的“消灭分工”是消灭非自愿的劳动分工，即扬弃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劳动，使其成为自由自觉的活动。
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与分工的细化，工人的劳动被拆解为生产环节中的一个点，不再具有独立性，工人沦落为单纯的机器附属品：分工日益细化，劳动者无需经过培训或者掌握工作技巧，工作任务简化，儿童和妇女也加入到生产中，导致工人之间的工作竞争更加激烈，反而为资本家的资产积累创造了条件，巩固了资本家的地位。工人的工资越来越不稳定，整个生活也越来越得不到保障。在这种条件下，工人只能靠夜以继日的机械化工作勉强维持生存，完全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脑力和体力。这种异化劳动完全将工人的自由可支配时间压缩到可忍受的最低限度，完全剥夺了人自由与全面发展的条件。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劳动与分工形影相随。马克思提出“消灭分工”并不是针对具体的分工形式而言，而是完全站在无产阶级角度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工人的劳动也即维持个人生存的异化劳动，为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培育生存土壤。
“消灭私有制”是《宣言》最主要的观点。“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3]42所有制是指物质资料的占有方式，一般所有制是以劳动者自身劳动为基础，而资产阶级私有制则建立在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之上。马克思提出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基于以下两点的：一是由于历史变更的选择，资本主义私有制被时代所淘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二是从生产力发展角度来说，私有制激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的根本原因，最终也将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因此，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并代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缩小贫富差距、为生产力的持续发展续航的关键举措。一旦私有制被消灭，生产资料以及构成个人一切自由、活动和独立基础的财产重新回归劳动人民手中，无产阶级也就掌握了生产的主动权，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将不复存在。在这种条件下，无产阶级的自由解放将推动整个人类社会的解放与发展。
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带来的是资产阶级所掌控的资产及其控制的生产规模的空前壮大，同时，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及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无产阶级队伍也得到扩张。无产者个人的力量虽然弱小，但无产者的数量却是巨大的，并且他们的社会地位更增强了其自身潜在的革命性。因此，只有将无产者联合起来，才能将他们的力量发挥得淋漓尽致，才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马克思在《宣言》中也提到：“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3]47
无产阶级运动代表着绝大多数人的心声，是符合社会道义的运动。这预示着运动必然胜利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一方面，资本的内在逻辑驱使资产阶级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并将自己的魔爪伸向世界市场。为了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全世界的无产者不得不联合起来，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但也是地位低下遭受压迫的阶级，他们只有助力全社会的解放才能最终打破囚禁自己的牢笼。在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力量弱小，占有的资源也只能勉强维持生存，但在人数上却占有绝对优势。长期的压迫激发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潜力，只要所有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革命就能取得成功。
《宣言》虽已发表了170余年，却始终焕发着生机和活力，其所蕴含的伟大精神和科学理论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开辟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的发展需要从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出发，面临着新的历史任务。近几十年中国始终保持高速发展状态，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对全党全社会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习近平结合中国具体实际，总结酝酿出适应新时代中国发展要求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人民主体思想贯穿于整个《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坚持以人民为主体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心要义的秉持，也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其他政党相比的优越之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把人民放在主体地位仍是时代要求，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习近平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这揭示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以及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也体现了对《宣言》核心思想的一脉相承。
党教导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而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中国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无论是经济方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多方位地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政治方面“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等多方位地保证人民当家做主；还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以及民生领域的“提高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都体现了习近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6]。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需要付诸实际行动的问题。在报告中，习近平清晰地分析了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并将马克思的人民主体思想运用于新时代中国的实际，形成了一套适合中国发展的新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服务于中国平稳健康发展。
《宣言》建立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猛烈抨击了资本剥削人的趋利本性，指出资产阶级亲手锻造出了摧毁自己的武器，还培养了一批运用这一武器的人，并对资本主义必将被共产主义所取代这一结论作了充分论证。共产主义社会建立在超越资本逻辑这一前提之上，而所谓的资本逻辑，就是指资本居于整个生产关系的中心位置，支配着社会的生产发展，而且其运行轨迹有一定规律性。资本逻辑作为现代社会发展中人的发展的贬值与物的发展的增值的逻辑悖论，折射出资本主义社会下人的异化及社会矛盾激化的社会现实[7]。资本的本质属性是尽一切可能实现利润最大化，自由竞争的表面形象掩盖了它的趋利本性。它在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为自身发展埋下了隐患。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现实提醒我们，必须提倡通过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来发展生产力，为实现共产主义奠定物质基础。但这样就为资本逻辑提供了存在的合法性，其双面效应也就必然会显现。如何让资本真正回归属人世界，在真正释放其社会生产潜能的同时，使社会生产从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转向以人的需要为基础的生产，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通过对资本逻辑的扬弃并结合中国实际，以劳动本体论为哲学基础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始终秉持劳动者立场，一切为了劳动者的利益和诉求。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朝向真正实现“自由劳动”这一目标。党的十九大强调，将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列入经济发展一大指标，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对生产力的调节作用。但生产力发展本身不是目的，其最终目的是满足每个人自由发展的需要，这一方面摒弃了资本的剥削秉性，另一方面能够发挥资本在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巨大作用，为真正超越资本逻辑探索出一条崭新道路。
《宣言》强调，以自由人联合体为主要形式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类的共同解放以及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也将最终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实质是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在当代的创新性发展，两者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站在世界发展角度提出的促进人类共同发展、建立和谐国际关系的伟大倡议，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纳入中国的发展规划中。
中国积极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具体且具有现实性的，是符合当代社会发展实际要求的，它的根本目标与核心任务是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8]，并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安全等多方面提出了建设美好世界的发展要求及目标。这一目标既有现实性又有前瞻性；既有利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又不乏包容性与共赢性；不仅仅局限于理论探索，还包括实际举措。
从世界角度来看，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各国之间紧密联系，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社会化已将社会联结成一个整体，也将当代人类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构建一个彼此紧密联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具有价值共识的目标[9]。“和而不同”思想贯穿于中国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是其在国际关系中的体现，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中国将以身作则，以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始终坚持和平发展战略，坚持合作共赢。例如，中国提出并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加强了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也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推向国际视野中。中国正努力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引导国，从而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及世界的和平发展。
[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34-35.
[2] 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64.
[3]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4] 叶壬虎，刘彦生.对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哲学思考 [J].唯实，1992(1)：13-17.
[5] 余源培，吴晓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导读：上卷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82.
[6]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9-50.
[7] 薛俊强.超越“资本逻辑”：共产主义的历史承诺——兼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的价值取向 [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10-18.
[8] 王易.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J].思想理论教育，2018(1)：25-29.
[9] 伍胤鸿.习近平新时代全球治理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371-3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