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为什么，雨果在他的小说《巴黎圣母院》故事的中间部分，也就是他要好好描绘巴黎圣母院和巴黎市容的时候，突然请求读者原谅他，把故事暂时停了下来。然后他花了两万字专门谈了建筑物和印刷品及它们的关系。雨果在此处要表达的内容、观点甚至表述的语气，几乎和一百年后的英尼斯《传播的偏向》完全一致：
事实上，自从洪荒时代直到公元十五世纪，建筑艺术一直是人类的大型书籍，是人在各种发展状况里的主要表现形式，它可以是力的表现，也可以是智慧的表现。
当最初几代人的记忆感到负担过重的时候，当人类记忆的行李变得沉重和繁杂的时候，当名言没有收集、失散开去有可能完全消失的时候，人就用最容易看见、最持久、同时又最自然的方式，把它们抄写在泥土上，把各种习俗刻写在一座座纪念碑上。
最早的纪念碑就像摩西所说是用“没有被铁碰过的石头”修成的。建筑艺术开始的时候就像书法一样，起先它是一些字母。人们把一块石头竖起来，这就是一个字母。每个字母都是象形的，每个象形字都代表一些概念，就像柱顶上的花叶雕饰一样。最初几代人同时在世界各地这样做，在亚洲西伯利亚的克尔特人中，在美洲的潘帕斯草原上，到处可以看见一些“竖起的碑石”。
稍后一些时，人们就创造了单词。人们把石头堆叠起来，把花岗石的音缀拼合起来，动词便试着去把这些词连接起来。科尔特人的石棚和石环、伊特鲁利亚人的坟墓、希伯来人的墓室，这些都是单词。还有些是专有的名词，尤其是那些坟墓。有时，只要有许多石头和一个宽广的场所，人们就可以写出一句话来。卡纳克巨大的土石堆积已经是一个完整的表达形式了。
最后人们就开始著书。传说产生了符号，而且在符号底下消失了，就像树干消失在他的枝叶下面一样……[1]
按雨果的划分，人类的历史分成建筑物时代和印刷术时代。在古腾堡印刷术之前的时代，媒介承担的责任主要是对旧知识的传承。印刷术之后，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知识激增的时代，新信息替代了旧知识，老的经典却失去了旧有的光泽。新技术之下的媒介责任是新信息的传播，如系统论的提出人维纳说，信息就是对不确定性的消除。印刷术之后，人类重视的是消除自己的不确定性，而在建筑物时代，人类珍视的经典已经是过去确定下来的东西。
新的技术媒介是“喜新厌旧”的，所以雨果又预言，“印刷术”将替代“建筑物”，也就是“这个要消灭那个”：
照我们看来，这一意思有两方面。这首先是一种神甫的思想。这是僧侣在新的代理者印刷术跟前的恐惧。这是一座圣殿上的人在古城堡光辉的印刷品跟前的惊恐和晕眩。这是讲道同手稿、讲出来的话以及写下来的话对于印出来的话所感到的惊恐不安。这好像是一只燕雀看到了天使莱戎张开六百万只翅膀时所感到的那种麻木。这是预言家已经听到了解放了的人类在轻微细语和开始活动时发出的惊呼，他看出了将来智慧要代替教义，舆论要推翻信仰，人们要摆脱罗马。这是哲学家在看到人类的思想被印刷术所截取，在神权政治的蓄水槽里蒸发干时所做的预言。这是士兵在观察青铜破城锤时说“塔快要倒了”所感到的恐怖。这表示一种权力，要被另一种权力所取代。这意思就是说：“印刷品要消灭教堂。”[2]
雨果说的印刷术和建筑物，在英尼斯的《传播的偏向》一书中就被他分别视为“空间媒介”和“时间媒介”[3]，也就是他所说的“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的媒介和“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时间中的纵向传播”的媒介。他所说的“这个战胜那个”，也就是预言“空间媒介”将战胜“时间媒介”。
雨果的说法在大众传播媒介时代得到了一定的证实。从16世纪开始的印刷术和其后19世纪末兴起的电子媒介技术把人类带入到一个大众传播媒介为主体的“空间媒介”时代。新的技术让媒介突出表现了两个优势：巨大的信息复制能力和最快的信息传播速度。这两种技术能力合成了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使得在整个20世纪大众传播媒介对新信息的传播全面压倒了对其他媒介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这个现象成为了传媒批判学派的重要观点，也成为了媒介学产生的庄重理由。德布雷这样批评大众传播媒介以“传播”取代“传承”，只注重当下而不注重历史的现象：
我们可以通过传播技术手段来保证文化传承这一观点，构成了社会的一个极为典型的错觉，我们这里所说的传播社会的特点就是在征服空间上具有越来越完备的现代性，而在时间掌握上却越来越衰弱……，打个比方，就好比是一个人喝醉了酒，当时除了飘飘欲仙的快感以外，是没有其他感觉的，只有在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才会感觉到头疼……，因为快速更新的传播工业，在速度上战胜了缓慢的传承机构……。我们的领土扩大了，日程表缩短了，视野退后了，时间的深度变得模糊[4]。
如果没有别处，如何能有此处?没有昨日，何以有此刻和明天，没有永不又怎能有永远?[5]
20世纪成为了大众传播媒介的世纪，媒介技术保障了一切新的东西可以快速和大量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但没有人去保障这些新东西的价值，而大量的文化传统的传承却只交给了清冷的博物馆和图书馆[6]。人们发现雨果所说的“这个消灭那个”的现象即“传播”正替代“传承”正成为可能。
现代媒介技术让大众传播的功能在互联网时代达到了极致。互联网似乎在传播的空间上超越了所有传统媒介，成为最高端的“空间媒介”。但人们发现自己的过去正在消失，屏幕上的新星越来越多，城市里的雕塑越来越少，除了纸币上的历史人物，最邻近的上一代历史和文化也快速地为最邻近的下一代忘却。但德布雷也发现，人们打电话越多，旅行的次数也就越多，高速公路的开通并没有吸引更多的人，相反那些山林小径上却出现了越来越多远足的人。
在传播中极致化的互联网时代的人们，开始有意识放慢自己的步伐，也开始体会文化传统传承的价值。2017年初，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后，中国电视与网络视频中开始出现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节目。如央视推出的文化综艺节目《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和黑龙江电视台的《见字如面》等都一改以往对收视率的目标追求，而是以中国传统的雅致文化的传承为内容，成为了多屏热议的现象级节目。
人们曾经对媒介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失望。本雅明认为，机械复制带来的变化就是消除了传统艺术作品所具有的“灵韵”。人们要么回避传统雅致文化，要么用娱乐去解构雅致文化[7]。但是今天的网络时代里，诸如雅致文化为内容的综艺节目开始了传统文化与技术环境的互融共通，媒介技术正在助力雅致文化的传承。
央视《朗读者》以“快节奏，慢综艺”的制作理念，形成了“访谈+朗读”的雅致气氛，每期邀请的节目嘉宾多为著名的诗人、作家和科学家。主持人就节目主题进行访谈，进行一个人、一段文的演绎，《朗读者》用临场式体察的方式传承传统文化，设置了特有的文化场域。通过嘉宾的亲身体会、亲临触摸，从而产生内心最直接的感受，将真实的体悟向观众娓娓道来，在虚拟交流互动中形成共通。这种雅致的节目设置，抛却了信息爆炸时代冗杂的弊端。在节目第一期“遇见”中，主持人开场白就预示了节目的雅致主旨：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世间一切，都是遇见。就像，冷遇见暖，就有了雨；春遇见冬，有了岁月；天遇见地，有了永恒；人遇见人，有了生命。
《中国诗词大会》的宗旨是“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品生活之美”。节目充分运用符号的创意扩展，将雅致文字跃然屏上，视觉听觉结合打造意象传播加上多种高新技术的运动，虚拟数字成像、AR全景投影等将古韵立体化。舞台设计为有层次的梯田，取“中华文化根植大地”之意，体现着一个民族传统的内蕴和气魄[8]。节目听觉设计上也十分考究，通过以古典音乐营造身临其境的意象，似与古人交流谈天。舒缓的古典音乐与如今快节奏的生活形成了反差，受众能够在诗情画意中让自己“慢”下来，抛却浮躁心境，提升对生活的热忱。古典元素在节目中处处可寻，吟诵的是承古传今的诗词歌赋，提升的是对古文化的敬意。正如节目主题“人生自有诗意”[9]。这也是其创新内核的重要体现。
《见字如面》的第一季获得了数亿条网络热议，豆瓣评分在万人参与下仍高达9.3分。《见字如面》的内容体现了以雅致形态承载的文化传承的特点。在节目第一季中，“选信者”选择了大量的古代和近代书信文献，其中许多书信作者并不为人们所熟知，大量的书信也并不是选入教材的名篇名作。这里没有时尚男女的大呼小叫，仅有新老学人的娓娓道来；没有绚丽的场景和火爆的现场，只有一桌两椅，《见字如面》有的是内敛、谦和格调中的雅致[10]。
《见字如面》成功的重要意义就是打破了中国电视以大众娱乐的方式追求收视率的传统模式，开始寻找“小众”，寻找一个热爱传统文化的雅致文化群体。当然，敢于寻找“小众”和雅致文化群体的认识不是基于电视媒介，而是立足于互联网。《见字如面》的成功与其说是电视娱乐节目的成功，不如说是互联网的成功。它一方面多屏融合，观众并没有被设定在家庭电视机前。另一方面，仅仅就电视而言，它的成功又是互联网所创造的多元收视的网络媒介环境的结果，因为是互联网把电视纳入了自己的体系之中，同时又把“小众”的特点送给了电视。也就是说，没有互联网，怎会有《见字如面》的成功。
从对传播的追求到对传承的注重，中国媒体开始体会到了一个互联网时代的“慢跑效应”。德布雷和卡斯特等学者们意识到，每一次媒介技术的飞升，往往都会给文化带来一次暂时的大踏步的“退步”。如汽车普及后，跑步机上的人多了起来，互联网出现后，宗教布道者有了把诸神放入芯片而传至全世界的想法。当互联网把全世界空间内的新事物呈现给我们之后，互联网同样也把古老的民族文化传承到今人的面前[11]。
传承之于传播，并不意识着守旧和倒退，相反德布雷认为，传承的“慢跑效应”恰恰是对传播的高速的一种必要的弥补。
发展缓慢的机构起着同样的作用，给失去平衡破坏性的系统带来了惯性和安全性，缓慢在速度面前不会自动消失，同样像学校这样经过检验的机构，具有自己的目的性和优先权力(传播是可以的，但是条件是为传承服务)，他们不会立刻就适应那些不成熟的通常有些庸俗的技术……传承既没有回应市场的紧急要求，也没有回应权力的要求，它不可能以信息通讯的名义进入经济和政治的循环体系中去[3]。
雨果所说的印刷术对建筑物的消灭，即“空间媒介”消灭“时间媒介”，似乎在互联网时代已经产生了疑问。当互联网实现了全球化的时候，人们发现了传播全球化的同时，民族文化的传承也找到了大众传播媒介时代所枯萎的生机。当互联网时代到来的时候，人们第一个认识就是网络社会的全球性。互联网整合多种文化之后形成了世界性的文化。但是事实上互联网却助长了以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主题的多元文化的复兴。这是互联网从其产生的那天起所具有的去中心化特质所决定的。
德布雷用这样一个比喻描述了上述的现象：
我想大家都玩儿过回旋棒吧，你扔出去，它又自动飞回来。对遗产的这种欲望，就像是对回旋棒的一种后置性嗜好一样[3]。
互联网的全球同一性与去中心化的本质形成了一对矛盾，与印刷术对建筑物的否定不同，互联网在具有充分的“空间媒介”功能的同时，它可能还兼有“时间媒介”的功能，是传播与传承的统一体。
互联网技术的再现能力和储存能力也使传承摆脱了传统的媒介样态，把金石碑刻、经典文字等图书馆和博物馆的有价值的信息，以全新的生动形态展示在新的时代里。
雨果所说的“这个会消灭那个”也许在互联网时代会有所失效，这也是媒介学乐观主义者的一种期望。
[1]维克多·雨果.巴黎圣母院 [M].陈敬容，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158.
[2]哈罗德·英尼斯.传播的偏向 [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引论 [M].刘文玲，陈卫星，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7.
[4]雷吉斯·德布雷.图像的生与死：西方观图史 [M].黄迅余，黄建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328.
[5]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M].王才勇，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
[6]杨凡.探索繁荣与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现代化之路 [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2(6)：481-486.
[7]刘云丹，王雨桐.探析传统媒体文化类电视节目复兴的原因——从《中国诗词大会》等节目说起 [J].电视研究，2018(9)：52-54.
[8]焦俞萍.文化综艺兴起与当代中国审美风尚的新变革——从《中国诗词大会》和《朗读者》等节目的热播谈起 [J].丝路艺术，2018(8)：33-34.
[9]徐伟.从《见字如面》谈文化类节目的内敛、谦和与取舍 [J].视听界，2019(5)：69-72.
[10]宋慧.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坚定文化自信 [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2(4)：379-384.
[11]张娇.文化精神铸风骨 文化自信塑国魂 [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1(5)：385-3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