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权的确立与发展离不开话语主体(谁在说)、话语主题(说什么)、话语形式(怎么说)、话语载体(通过什么说)、话语场域(在哪里说)以及话语效果(说得怎么样)等要素的协同配合，它们交互促进的积极因素是建构话语权并使其形成合力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国内外的双重压力：既有国内社会转型变革引发的新旧矛盾冲突、新旧社会阶层分化、新旧利益格局重组等现象，又有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信息多元化带来的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广泛难控的网络舆论，使得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公信力受到冲击。简而言之，新的社会局面使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建设面临着严峻挑战，但也为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变革带来了伟大机遇。
1.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为其奠定理论基石
纵观马克思主义理论，不难发现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重视贯穿于他的整个研究和战斗之中。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著作中，针对无产阶级形成崭新世界观的重要性，马克思提出深刻阐述：“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1]这表明消灭旧哲学、建立新哲学以形成新的“精神武器”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重要内容，为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尤其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特别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2]这深刻警示马克思主义者，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式”的相关问题。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在不同程度上继承发扬了这一思想的真谛，采用不同方式阐述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并不断探寻在意识形态领域保持党的领导权和主动权的方法。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直接对意识形态的重要性给予准确定位，强调：“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3]在此前提下积极主张“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力量的估量”[4]，从而为分辨、肃清党内非马克思列宁思想提供方法论支持。在如何保持人民政治清醒方面，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5]虽然这里没有明确提出意识形态一词，但是以总结教训的方式强调了意识形态问题的重要性。在意识形态工作宣传方面，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指出：“思想宣传阵地，社会主义思想不去占领，资本主义思想必然会去占领。”[6]宣传阵地占领了多少，影响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国内乃至世界范围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明确把思想理论建设作为党的根本建设，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党的十八大至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承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不仅观点鲜明地用“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定位意识形态工作，而且明确指出党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三权”，即“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任何时候都不能使之旁落于他人[7]21。这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和新要求为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2. 世情、国情和党情的新变化为其提供现实基础
准确洞察和科学研判世情、国情、党情新变化，是我国加强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重要经验。在世情方面，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虽然经济社会整体发展向好，国际影响力稳步提升，但是西方国家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先发优势仍然存在，制约着我国在国际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力。我国在国际上发声、在国际规则制定以及国际事务管理等方面的影响力、引导力仍有待提高。尤其是在国际舆论场，我国有时仍陷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尴尬境地。显然，这些情况不利于提高我国的治理能力，也不利于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在国情方面，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对外开放的关键时期，面临着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复杂局面，话语表达存在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现象，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系统。多元化的社会思潮使得民众在价值选择方面产生困惑、迷茫，甚至个别人陷入西方国家普世价值的圈套，在价值追求方面存在逐利现象。在党情方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是历史经验教训的指向，更是人民群众坚定不移的选择。习近平曾深刻指出：“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8]这“三个事关”有力表达了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因此，坚持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话语权和管理权，必须以坚持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为首要前提，以增强党员和人民拥护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为重要精神支柱，积极践行“四个自信”的主张。
3. 国内外的经验教训为其提供历史基础
以鸦片战争为开端，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我国国门，我国志士仁人开始踏上以学习西方为主的救国救民之探索道路，经历了“器物—制度—思想”的发展历程，但最终都只能以无果或失败告终。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对内汲取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内核，对外吸收一切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拓出适合我国基本国情且极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重大转变。历史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将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淖中解救出来，只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批判性继承、创造性发展才能引领中国人民找到光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是中国人的魂。恩格斯也曾强调：“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18世纪的法国对英国来说是如此，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9]这清晰地阐明了经济上落后不代表思想认识上或成就上也落后。相较而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经济、科技的发达程度毋庸置疑，但在此背景下产生的文化并非全部是精华或具有引领作用。西方国家借助全球化大潮以网络为载体、以“普世价值”观为思想内核，以文化包装为外衣隐秘地宣扬其意识形态、推行其价值观，以达到“西化”“分化”他国的目的。与此同时，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苏联以及东欧各国采用极端的“休克疗法”，全面否定了自身历史，最终导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这时刻警醒我们，将马克思主义照搬照抄的方法要不得，完全放松或抛弃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背离科学社会主义方向的做法更要不得，更是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指明了意识形态斗争的严峻性。进入新时代，西方国家面对不断发展强大的中国，“怨妇心态”表露无遗，针对我国热点事件挑起民众的不满情绪，更是趁机将问题的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制度，以此污名化、丑化我国政府形象。一时间“社会主义失败论”等不良言论频繁出现，以“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历史终结论”为观点自持的错误思潮也甚嚣尘上。概言之，坚定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保持思想定力，增强文化自信是借鉴各国优秀文明成果的前提，而坚定不移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这一前提的确立提供了实践指向。
1. 有助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与稳定，坚定四个自信
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及信息传播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西方国家价值观趁虚而入。一是言行不一已然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价值观的最突出特征。他们不仅借助时代潮流，裹挟着带有“普世价值”烙印的文化产品和价值观念蜂拥而至，更是口是心非地一边宣扬“意识形态终结论”，一边却时刻不放松对我国进行“没有硝烟”的意识形态战。经过选择和包装的话语、文化已不再是简单地表达思想内容，而是暗含着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色彩。二是西方特有的学术研究范式对其他国家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存在偏见。西方国家给其他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开出的“药方”中，明显地“带着殖民官吏心态，并将美国的实际利益需要或直接或隐晦地表现出来”[10]。西方国家借助学术话语推销西方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权威性。反观国内，相当数量的学术研究者存在着“重复研究”、话语的纯粹堆砌以及口号式表态等不良状况。在此情况下，加强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是更加严峻而急迫的任务，有利于维护国家文化的安全与稳定，坚定道路选择，坚定四个自信。
2. 有助于引导社会发展方向，增强社会规范性
习近平强调：“舆论导向正确，就能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推动事业发展；舆论导向错误，就会动摇人心、瓦解斗志，危害党和人民事业。”[7]43-44这清晰地表达出舆情管理的重要性。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错误社会思潮的泛滥化和多元化的文化选择会动摇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以及文化的坚定信念，更有可能动摇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主体性地位。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借助网络放大社会热点事件的负面影响并对我国发起话语攻击，扭曲、抹黑党和政府的形象，企图削弱主流意识形态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公信力。简而言之，舆情管理是完善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网络舆论管理更是重中之重。概言之，对新媒体话语流加强有效性管理有利于避免以意识形态为主题的舆论引发社会矛盾，是加强网络生态建设的必然之路，更是完善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管理的必经之路。
3. 有助于激发人民的凝聚力，增强社会认同感
伊斯顿认为：“意识形态具有捕获人的能量和唤起、激励人们行动的价值。”[11]从意识形态的功能来看，它具有强大的价值引导作用。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人”是其中的关键性因素，因为“人”的意识形态在这个过程中充满矛盾和对抗。需要明确的是，社会转型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转型，从而引导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价值信念。我国意识形态作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表达，要通过解决人民群众之所需、人民群众之所急使人民产生更高的安全感和信任感，从而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完善构建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此外，不断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仅有利于筑牢人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意识，增强其文化自信，而且有助于引导他们明辨是非，进行正确的价值选择，进而激发人民的凝聚力，增强他们的社会认同感，积极投身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1. 话语主体由官方一元主导向党的领导与民众多元化参与共生转变
从通常意义上来看，确立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威主要以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思想理论工作者作为话语权的主体，这不仅是我国打造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必然选择，也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因此，意识形态话语权凸显出鲜明的官方色彩。我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党的历代领导集体秉持与时俱进的优秀品质，不断实现理论的创新性发展。随着我国改革开放逐渐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转型日趋加速，不断推动社会阶层日益分化、利益诉求日趋多样化，少部分人不再坚信政府的官方宣传报道，也不一味排斥西方社会思潮的涌入。显然，多元化的思想观念以及多样化的文化选择逐渐消解了这部分人对传统政治权威的认同。与此同时，信息技术的变革带来了“互联网+”时代，人们从简单的信息“受众”逐渐转变为信息的传播者和阐释者，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主体开始了由官方一元主导向党的领导与民众多元化参与共生的转变。“互联网+人和事件”的显著特征使得人人都变成了自媒体，不仅可以通过网络平台表达自己的观点、发表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看法，而且成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传播主体。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如何开展，习近平不仅提供了新视角，而且提出了“网络强国”的新战略。人民群众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者，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基于网络环境产生了一批传播正能量的网络达人、大V博主，自觉参与到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建设中。这不仅推动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创新发展，更扩大了它的辐射范围，捍卫了它的主导地位。
2. 话语主题实现内容上的现实性与形式上的亲民性、大众性的双重转型
从中国共产党诞生至今，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内容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实现了“革命话语—建设话语—改革话语”的范式转变，但客观性、实践性一直是其不变的鲜明特征。以改革开放为界：改革开放前，“革命话语”在社会上广泛存在，助力我国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但是带有强烈革命色彩的话语使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某种程度上出现了脱离人民群众、思想僵化的现象。改革开放初期，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开放性环境中，人们冲破了思想的藩篱，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话语”，推动了我国意识形态话语内容与时俱进的创新性发展。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等发人深省的话语不断涌现，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等新时代的话语表达。概言之，与时俱进是主流意识形态活的源泉，更是它永葆生机与活力的重要保证。与此同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内容的深刻变革也带来了话语形式的转变，实现了话语从文本式叙事、“灌输”式宣传到生活性叙事、大众性宣传的调适。这种话语方式的转变，使得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形式更为大众化，话语内容更具亲民性的特质。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于晦涩难懂、刻板老旧的书面化叙事愈发漠然，更倾向于亲民性、趣味性以及生活化的表达方式。为了适应人们的认知需求和理解习惯，拉近我国主流价值观与人民群众的距离，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吸引力、实效性，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方式应向“接地气”、人民喜闻乐见的方向转变。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内容与表达形式改变后，效果立竿见影，产生了众多既符合受众需求又内蕴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文化作品、影视节目及置顶贴文等，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情感认同，进而巩固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基础。
3. 话语载体实现传统媒介单一模式向全媒体共同发力的转换
强有力的媒体是增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感召力、引领力的必要条件。它有助于凝聚人民群众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使他们发自内心地愿意了解党和政府的重大方针政策，并积极支持重大举措的实施。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媒介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在网络诞生之前，人们之间的交流与交往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等都在现实社会中开展，报纸、电视、书籍、广播等传统媒介在社会意识形态传播中具有关键地位，尤其是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理论路线以及改革开放相关举措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等新兴媒体以其内容的时效性、传播的快捷性等独特优势远远超过传统媒介，逐渐发展成为传播信息、观点及思想的重要载体。新兴媒体日益成为人们思想交锋、时代舆论碰撞的集散地，甚至一些网络流行语开始进入主流媒体的视野、纳入主流话语体系。如习近平在2019年新春贺词中就运用了“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有干劲、有奔头”“点赞”等平实通俗的网络话语。这表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传达不仅借助新媒体这一载体，而且吸纳了网络平台衍生出的新元素，使得我国主流价值观获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与此同时，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也带来了现实空间与网络空间相互交织的难控性等问题，如网络舆论主体的匿名性、信息内容泛滥且极端化以及传播产生的放大效应和溃坝效应等。这些新问题、新矛盾深刻影响着主流意识的传播和社会共识的达成。因此，互联网的产生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应注重掌握网络媒体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让互联网等新兴媒体意识到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不仅仅是传统媒体或主流媒体的应尽义务，而且是全媒体应共同承担的社会责任。
4. 话语场域形成以“稳定国内场域”“争取国际场域”为方法论的新局面
经济多元化、信息多元化的世界表象背后，交织缠绕着深层次的国家主权、意识形态方面的论争。逐渐形成以“稳定国内场域”与“争取国际场域”为方法论的话语场域，不仅有利于为国内各方面的发展赢得稳定的国际环境，更有利于保障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以及人民幸福。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快速转型变革的上升时期，社会阶层发生变化，利益表达出现一定冲突，甚至出现了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的价值观念。人们思想活动的差异性更容易带来价值选择的错误和价值标准的混乱，进而使得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进行整合管理的难度加大。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去中心化和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发起挑战。因此，在“稳定国内场域”方面实现从“问题倒逼”到主动建构的转变，有利于巩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国家意识形态对外传播有利于塑造国际形象、提高国际影响力、展示国家实力。作如是观，促进我国社会意识形态外向型发展有利于国际公众了解真实的中国，也有利于中国与世界各国一同面对全球性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现在国际舆论格局总体是西强我弱，别人就是信口雌黄，我们也往往有理说不出，或者说了传不开，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话语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不少方面还没有话语权。”[12]这表明面对西方话语的强烈攻势，我们要做的是积极应对，超越对抗思维实现和平共处，运用共赢、共享思维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在“争取国际场域”方面，应致力于实现从遭遇霸权到“中国叙事”的转变，进一步增强我国意识形态话语理论在世界范围的感染力和影响力。
5. 话语效果呈“懵懂—质疑—接受—认同”波浪式前进的良好态势
主流意识形态本身的科学性、实践性是它自身效果能否得到彰显和确立的依据，人民群众是否理解、接受和支持是检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效果的标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致经历了“懵懂—质疑—接受—认同”的曲折发展过程，总体上呈现出波浪式前进的良好态势。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于苏联模式开始“懵懂”地学习借鉴，人民群众也“懵懂”地追随，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及时拨乱反正，逐渐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步入了改革开放的正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百废待兴，西方国家却借开放大潮将其发展优势和先进科技呈现于国人面前，巨大的落差及未来的不可知性，带来了质疑社会主义道路的声音。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顶住各种压力进行艰辛的探索，实现了一系列极具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坚定了改革开放这个最大的共识。中国用实际行动和发展的伟大成就告诉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明确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正确的选择。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社会发展愈发蓬勃稳定，人民幸福感不断增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产生了更强的认同感。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发生了明显改观。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工作积极主动，阵地意识明显提升，主旋律更响亮，正能量更强劲。”[13]这表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正逐渐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各国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趋向一体化发展。网络具有发展不平衡性、虚拟性、信息海量化而良莠不齐、传播速度快、影响广泛而深刻等特征，这使得非西方国家时刻饱受西方国家文化霸权的侵袭以及恶意虚假信息的干扰。西方国家意识形态背后体现的是西方的资本主义逻辑，只不过是在互联网的掩护下被披上了精致的外衣而已。
1. 促进经济发展，为话语形成与发展夯实物质基础
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14]178这表明意识形态形成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但是它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二者是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因此，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首要条件就是解放社会生产力，提升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状况以便增强国际话语底气，使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科学性、实践性以及人民性得以彰显。从我国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进程着眼，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我国的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具体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日益体现，人民的获得感、安全感及幸福感更需要得到不断的增强。概言之，经济基础也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完善的根基所在。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5]这明确表达出人们开展各项活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取利益，因为利益为人类思想和意识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支撑。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战略[16]，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根本问题，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因此，构筑共同利益亦或达成人民群众的意识认同、社会共识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必然要求。概言之，获得人民的理解和支持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中脱颖而出的实践标尺。
2. 立足新时代实践发展，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实现话语建设主动完善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阐述了区别于以往所有意识形态的方法论原则：“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14]171-172这充分佐证了实践对意识形态的决定性作用，说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要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来寻求其理论建构的合理性和现实性。从创新发展历程来看，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指导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凝结的成果，更是针对时代提出的问题交出的答卷。习近平强调：“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17]22这表明具有敏锐的时代嗅觉和强烈的问题意识有利于为“主义”解决问题提供存在的合理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鲜明的问题导向，力求前瞻性探索，“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解决了许多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新问题。概言之，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的实践发展有利于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奠定坚实的基础。
1. 增强话语内涵的丰富性和形式的亲民性，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的阐释力
充实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内涵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不仅不忘过去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奋斗的历史，而且要立足于社会实践并随着时代的变迁实现创新性发展。与此同时，“文化是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根基，也是一个民族价值观、意识形态的综合体现。”[18]这充分阐明我国意识形态的话语内涵既要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片肥沃的土壤，更要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二是正如习近平所言：“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7]160这充分表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内涵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关注人民群众的需求与意愿。在丰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内涵的过程中，党和国家要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结合的原则，重点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以及中国人民的故事。这不仅有利于提升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动力，更有利于切实增强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理论认同、思想认同和情感认同，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提供强大的理论引领和思想力量，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夯实社会基础。此外，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达方式上应该更加注重亲民性、大众性。习近平注重以由浅入深、平实大众、生动形象且“润物细无声”的话语表达方式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感染力。如在论述如何兼顾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时，运用“做蛋糕”与“分蛋糕”进行说明；在论述如何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指出：“要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形成有利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7]111这有利于在新形势下更好地完成宣传思想工作使命，让党的新理论、新政策以接地气的方式“飞入寻常百姓家”，更有利于获得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共同致力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2. 优化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设，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的亲和力
由于一些西方国家借助经济发达和信息技术优势对中国进行污名化，不断制造“中国威胁论”、“大国责任论”以及“新帝国主义列强论”等话语，导致一些国际公众不了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产生误解，影响到我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一方面，我国要注重以“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作为参照标准[7]81，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求具有国际化的思想，增强话语自信。如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遵循“天人合一”的基本思想，而在处理国际关系时积极运用“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的和平原则。另一方面，积极探索具有中国气质的学术研究范式，完善学术话语体系。习近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如果不加分析把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一切以此为准绳，那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如果用国外的方法得出与国外同样的结论，那也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7]32这表明我们要念好马克思主义“真经”，而不是一直心心念念地要“西天取经”，学会立足中国、挖掘历史、面向未来，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此外，不仅要研究国际公众的文化趣味激发文化共鸣，而且要凝练具有独特中国魅力的新观点、新范畴和新表述，如“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梦”等，实现我国在国际话语境地中由被动向主动的转变，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这不仅有利于为中国的形象正名，让世界人民看到中国的新风貌；而且有利于阐发中国精神，提升我国话语体系的国际影响力。
1. 争取网络舆论阵地的主动权，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辐射力
在信息化快速发展的当下，网络平台日益成为各国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新空间，话语主体的多元化更是带来了网络舆论的难控性。其中，既有西方国家借助新媒体“唱衰”中国的意识形态渗透，也有国内别有用心的人发表不当言论，冲击着人们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互联网作为意识形态新的传播载体，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与否的“最大变量”。因此，我国要积极争取网络宣传阵地的主动权，加大宣传力度，实现广度、深度与时效三者相统一。一是要完善以法律法规为主的硬性机制建设和以文化、道德为基础的软性机制建设，有效防止网络负面信息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持续发酵引发的“蝴蝶效应”。习近平指出：“要抓紧制定立法规划，完善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等法律法规，依法治理网络空间，维护公民合法权益。”[17]198-199此外，要坚持“以文化人”的原则，践行“网络强国”的发展战略，通过积极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推进网络文化规范化，引导其向健康文明、向上向善的方向发展，营造风清正气的网络空间。与此同时，应注重对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政治上的引导，尤其是针对以网络存在为特征的青年学生，使刻板的内容鲜活起来，防止主流意识形态被边缘化。二是要注重话语传播的时效，尽快掌握舆论战场上的主动权，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正面引导能力。主流媒体要在保证真实、准确的前提下先声夺人，赢得舆论场域的主动权，营造文明、有序的网络舆论环境。
2. 实现话语管理的责任化，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一是党组织和宣传部门要与时俱进地了解和运用现代传媒技术手段，成为“行家里手”。不仅要对别有用心的西方国家“线上线下”的攻击和渗透行为有一双“火眼金睛”，更要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势，主动出击，创新宣传理念，积极探索社会信息化推进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的解决办法。此外，应当贯彻“党管媒体”的基本原则，明确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社会责任。要将所有新闻媒体平台和人员纳入管理范围，实行准入式管理。加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宣传部门必须担负起“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使命[19]。二是通过技术更新升级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技术保障。网络作为一种新型传播工具，不仅可以为“政党和国家宣传自身意识形态提供一个媒介，而且，技术本身也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20]互联网源于且兴盛于美国，将其传播推广给其他国家时本身就带有意识形态底色和文化倾向。因此，不仅要充分利用大数据的分析和筛选功能了解人民群众的思想动态、舆论倾向和新的需求，而且要加大新技术开发的投资力度，自主创新，争取早日将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
“新时代产生新理论，新理论指导新实践，这是主流意识形态健康发展的根本逻辑。”[21]应从理论基础、现实基础以及历史基础入手为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寻求根基，从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以及人心安定凝聚的社会构成要素方面探寻完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基本原则[22-23]。与此同时，应围绕新形势下我国话语主体、内容、形式、载体、场域以及效果凸显出的新特征，找寻优化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有效策略。这不仅有利于规避西方国家设置的风险与陷阱，维护党的领导地位，保障国家安全，提升民族凝聚力；而且有助于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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