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论坛 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历史与未来】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20作为“第五个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大背景下提出的一个全新政治理念。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被提出，到党的十九大将其列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之一，再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其总体目标并规划时间表、路线图等，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不论在制度方面还是体系方面都得到了持续推进和完善。
纵观全球，“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日益鲜明的对比，特别是在突如其来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之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彰显，且在领导核心、参与主体、方法论、文化底蕴等方面展示出中国国家治理的鲜明特色。当然，中国特色国家治理模式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才逐渐成熟的。要解答好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为何存在”“要往哪去”的重大课题，就必须从大历史观出发，从历史纵深多维度挖掘国家治理的中国特色“从何而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只有了解一个国家从哪里来，才能弄懂这个国家今天怎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也才能搞清楚这个国家未来会往哪里去和不会往哪里去。”［2］故而，只有对共和国七十年史、中国共产党百年史、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历史、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层层追溯，把握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来龙去脉，才能鉴往知来，遵循历史规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坚强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经过长期斗争与考验才得以确立的，并在国家建构与国家改革的历史进程中，经过每个重大历史关头的历练与检验，逐渐变得更加成熟、自信。可以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不会有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之路，七十年的共和国史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打造出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这一领导核心在七十年共和国史中不断锤炼打磨，愈发坚韧不拔。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国家建构理念在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的重大转变中完成了一次意义非凡的成长，带领人民初步确立了“走自己的路”的前进方向，成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面对日益敌对的两大阵营，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除了苏联经验可以借鉴外，并没有更多的参考选择，“向苏联共产党学习”成为全党乃至全国的共识。为此，中国共产党在建国之初解决恢复社会秩序与国民经济这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问题时，一方面通过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与社会主义革命现实任务，快速建立起良好的社会秩序，为社会主义建设扫清道路；另一方面在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参照苏联制度逐渐建立起了一套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一体制在建国初期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苏联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中国共产党人敏锐地意识到，对苏联经验不能盲目照搬，而应当在国家建构中由“以俄为师”转变为“以苏为鉴”，中国理应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因此，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提出，国外任何国家和民族任何方面的长处都应当是我们学习的对象，“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3］。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准确判断形势，果毅作出决断，通过调动一切国内外积极因素逐步建立起独立的、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变了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初步建立了党和国家的各项制度；科技事业突飞猛进，原子弹、氢弹等相继爆炸成功；外交事业发展迅速，与亚非拉多国建立外交关系，恢复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合法席位等。这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立与发展和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形成提供了基本的制度条件、物质基础和理论准备。
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改革是走“封闭僵化”老路还是走“改革开放”新路的选择中又一次经受住了荆天棘地的严峻考验，通过党的自我革命带领人民开展改革开放的伟大社会革命，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国家治理也迈上了崭新的台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家改革的艰巨任务接踵而至、迫在眉睫，但在改革方向与道路的选择问题上，国内思想局面错综复杂、众说纷纭。道路决定命运，是墨守成规走传统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大刀阔斧搞改革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道难题。中国共产党人深知统一思想是解决问题的基本条件，为此，在邓小平的倡导和推动下，举国上下进行了一场热火朝天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不仅使国内混乱的思想局面有了根本性扭转、形成了诸多共识，而且使中国在后来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时，避免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带来的严重连锁反应。作出改革开放这一重大战略决策后，国内外改革“停滞”“倒退”等论调不绝于耳、层出不穷，但意志坚定、久经磨砺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保持稳定的改革方向和鲜明的政治本色，迎难而上，冲破国内外重重阻力，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带领全国人民创造了一个贫穷落后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奇迹”，一个提前10年完成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实现数以千万计人口走出贫困的“脱贫奇迹”，为新时代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锻造了更为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疾风知劲草，在改革开放40多年来经历的风风雨雨里，中国实现了蹄疾步稳、勇毅笃行的飞跃性发展，归根结底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可以毫不讳言地说，“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4］。
总之，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如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的新任务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没有坚强、稳定、务实的政党作为领导核心、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权威，就无法建成利国利民的国家治理体系。无数历史性成就与变革无不证明，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民族不可能走向如此繁荣富强的今天；70年的千锤百炼，使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以及实现“中国梦”的历史征程中，不断成长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主心骨”和“顶梁柱”。
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国家治理的参与者。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渊源于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阶段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人民立场，从人民利益出发，为人民谋幸福。自成立之日起，拥有马克思主义政党鲜明底色的中国共产党，在百年的成长历程中深切感悟到人民之伟力；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正印证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重要性。
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凭借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赢得了人民的拥护与支持，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结束了中华民族的屈辱史，开始走向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中华民族面临的首要任务。为此，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等不同政治力量相继登上了历史舞台，苦苦探索救亡图存之道，但对广大人民最为迫切的需求、人民群众的无穷力量未能充分认识，导致腐朽破败、积贫积弱、列强欺压的国家面貌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随着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中国历史才被改写。究其原因，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是“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5］的政党，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展现了变革世界的威力，充分释放了过去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的热情，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自此，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认识到“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6］所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7］，将党的一切运动下沉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一方面，一切为了群众，展开扎实的调查研究，广泛收集、听取群众意见，回应群众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一切依靠群众，组织动员人民群众积极参与革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凭借人民的力量推动革命运动，从而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的重要体现。正因如此，我们党才能拥有由千千万万实心实意拥护革命的人民群众筑成的“铜墙铁壁”，凝聚群众的智慧与力量，带领中华民族重新“站起来”，使中国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
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的原则，团结并紧紧依靠人民通过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改变了贫穷落后的国家面貌，铸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里程碑。
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都没有任何自身的特殊利益，而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始终践行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8的初心使命。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不断提醒广大党员干部不能因为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就远离群众，要继续发扬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并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其实质就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走群众路线。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深入考察国内外形势后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科学论断，并在南方谈话时富有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来回答改革开放姓“社”姓“资”的问题，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8］作为判断标准之一。此后，邓小平又进一步指明社会主义的本质不仅要使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和发展，而且要使人民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与发展共同富裕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中“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9］3更加明确了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9］6。进入21世纪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以“以人为本”为核心要义的科学发展观，从人民群众的发展需要出发，更加关注解决民生问题，既强调人民在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又注重人民享有发展成果的权利。
事实证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1］31因此，“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是我们党制定和执行各项方针政策的起点，有利于集聚人民群众的庞大力量，从而推动中华民族成功实现了“富起来”，使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参与国家治理并享受治理成果。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10］4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中国共产党十分警惕因脱离群众导致改革功亏一篑的危险，并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了转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主要特征和水平，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推动了人类社会由不文明到文明、由低级到高级、由不完善到完善的不断提高的过程。”［11］这样的转化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参与的国家治理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要解决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11，实质上就是要通过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来推进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解决如何让人民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后继续积极参与发展、共享发展成果的问题，其核心要义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曾明确指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12］以人民为中心具体表现在：实现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出发点是为了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实现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依靠的力量同样是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中国人民的共同事业；实现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追求是全体人民共享，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实现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最终效果应当由人民来检验，这是我们党对社会发展衡量标尺的认识在新时代的新发展。
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史册上，中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造，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13］中国共产党要带领全国人民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新的国家治理奋斗目标，就必须在“强起来”的路上始终坚守人民立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
历史就如同一面镜子，照亮现实，也指明未来。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始终保持党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能战胜千难万阻、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百年党史印证了人民立场的正确性，也成为新时代实现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的根本遵循。
中国特色国家治理是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历史进程中一道靓丽且影响深远的风景线，这一“特色”就在于它灵活运用了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方法论。科学方法论的形成和灵活运用并不是易如拾芥、一帆风顺的，而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否定之否定才形成，又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过程才被掌握并灵活运用的，呈现出一条从空想到科学、从一国到多国、从单一模式到多种模式的清晰发展脉络，其中就离不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一灵魂。
任何一种科学理论的形成都逃不开“假说”的过程，而将“假说”转变为科学的理论，必然要在现实的土壤中完成。实事求是则是其中一脉相承的精髓，即理论与现实紧密联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理论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通过对实践总结、凝练、升华产生的理论又可以指导新的实践。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正是如此。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及其理论体系的形成，又为社会主义实践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历史演进中建立的，社会主义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体现着人类对美好理想社会的向往与追求。1516年《乌托邦》的出版，标志着社会主义学说在世界破土而出。此后，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开始产生和发展，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对资本主义的制度弊端进行了无情揭露和严厉指摘，并幻想建立一个没有贫富对立的名为“社会主义”的美好社会。对此，他们提出一些积极的主张和有益的猜想，以论证资本主义会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但由于唯心史观的局限，这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只能停留在没有实现道路与推动力量的空想阶段。直到19世纪中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才使得世界社会主义发生了第一次质的飞跃。这一飞跃是在资产阶级已在政治上取得绝对统治地位的背景下发生的，而这一时期无产阶级已然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亟需代表自己利益的科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状况深入考察的基础上，批判性地继承了古典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的合理成分，创立了被称为“两个伟大发现”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在此基础之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进而对以巴黎公社运动为主要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凝练与进一步升华，形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力推动了空想社会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进步。
方向决定前途。科学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科学，在于它植根于现实，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阐明了资本主义必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社会发展历史趋势，指明了社会主义前进的方向，勾画出未来光明的前景。同理，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在实践的探索与发现过程中，也需要一切从实际出发，依据现实的问题与需要，在现实的土壤中不断总结、凝练、升华而产生科学的理论，这样才能有效指导进一步实践，形成更为科学合理的国家治理模式。
实践是检验理论是否科学的重要标准，不经过实践的科学理论永远是纸上谈兵，也永远无法将美好的理论变为真真切切的现实。简言之，科学理论只有服务于实践才能更好地造福人类。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将社会主义从理想变为现实的第一次尝试是19世纪下半叶发生在法国的巴黎公社运动——一次以失败告终的伟大尝试。它首次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并向全世界宣布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到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界，随着资本主义的形式从自由过渡到私人垄断，世界资本主义也进入了帝国主义的新时代。在西欧资本主义的强烈冲击下，俄国遇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列宁将科学社会主义同本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创建了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党，并领导工人阶级联合贫农通过十月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的统治，打破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条件作出的预言，在贫穷落后的国家建立起无产阶级政权和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后，列宁继续带领俄国人民完成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伟大实践，在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将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实践。相比巴黎公社运动的失败，十月革命的成功除了时机更为成熟以外，能够彻底地实践也是重要的决定因素，而彻底实践的经验是从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中得到的。如，在将社会主义理想转化为现实的过程中，彻底实践就包括革命需要具有权威性的无产阶级政党作为领导核心、建立政权后必须避免无政府状态、需要彻底粉碎旧的国家机器等。这些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彻底的实践，使得社会主义由虚无缥缈的社会理想变为真实存在的社会现实。
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联的建立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第二次飞跃，社会主义自此由理想变为现实，为经济比较落后国家的革命与建设提供了彻底实践的宝贵经验，也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增添了丰富内涵。同时，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这段历程也在不断提醒与启示我们，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必须扎根于实践，再理想的方案，必须付诸有效的实际行动才能真正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
脱离实际的理论是空洞的，不考虑实际的实践是盲目的，理论始终要与实际紧密联系，才能更加科学地指导实践。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5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就在于它的创立与发展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产物。
伴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超越了一国范围，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横跨欧亚大陆，形成了同资本主义阵营相向而立的强大社会主义阵营，实现了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的飞跃。同时，苏联在探索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独特政治经济体制——“苏联模式”，并开始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借鉴使用。尽管“苏联模式”曾经在恢复发展国民经济、抵御外敌、打败法西斯列强等方面发挥过巨大作用，但是在开展大规模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其弊端日益暴露，不仅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阻碍和束缚，还成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诱因之一，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重大挫折。究其原因，与理论的运用严重脱离实际密切相关，即犯了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的错误。对于“苏联模式”的局限性，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国之初就有所察觉与警惕，并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但因后来党在指导思想上出现“左”倾，此前提出的很多正确思想未能落实，“文化大革命”也给中国的经济等各项事业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同志目光敏锐、高瞻远瞩，依据中国国情，结合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总结中国及其他国家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系列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思想，指出各国应根据自己的国情探索符合实际的多种发展模式、而非照抄照搬别国发展模式。由此，通过理论与实际的密切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得以诞生，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也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持续发展逐渐形成。
科学的理论是实践的灯塔，但在实际运用理论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脱离具体情况而生硬比照理论的情况，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就出现了因此而造成的挫折。正是因为吸取了惨痛的教训，中国共产党才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而非教条，做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运用科学理论，从而才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饱含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模式，并将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方法贯穿于国家治理的始终。
回顾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历史，如何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使其保持无限的生机与活力是数百年来无数拥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仁人志士上下求索的难题。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从未停止，探索也一直在进行中。世界社会主义的曲折发展历程，为新时代实现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方法论，不断推动中国特色国家治理走向新的阶段。
中国国家治理的特色之处还表现在蕴含着独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的语境中，“治理”一词并非舶来品，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与传统智慧中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念，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理想、理念与实现方式在优秀传统文化中都有根可循。正如习近平所述：“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10］105中国特色国家治理要保持旺盛生命力，就要不断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
从国家治理的理想上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就是天下大同理想科学化的表现。天下大同理想对未来社会的憧憬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不谋而合，在国家治理不断演进的过程中，其已逐渐成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思想因子，融入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制度与体系当中。
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表达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美好社会的追求。《礼记·礼运篇》对其进行了详细的描绘，包括“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等政治理想；“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个人理想；“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外户而不闭”的社会理想。这些理想始终指引着中华民族在漫漫五千年的发展史中不懈追求。特别是近代以来遭遇的种种挫折，给整个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人们在救亡图存的各种行动与主张当中更加寄希望于重新构建一个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虽然由于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实现路径，多种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但天下大同仍是中华儿女的共同向往。中国共产党人在设计未来社会理想与国家制度时吸收了天下大同社会理想的优秀成分，将共产主义理想同样描述为“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14］，并将其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理想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使这一传统优秀思想更为科学化、合理化。因此，与其说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有很高的相似度，不如说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就是中华民族天下大同社会理想的升华。
优秀的思想文化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不论是“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还是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都是中华民族从古至今始终追求的国家治理理想结果，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理想蓝图中也始终包含着天下大同的思想精华。
从国家治理的理念上看，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就是“大一统”治国理念现代化的升华。“大一统”是我国古代首要的治国理念，强调在国家统一基础上的民族团结。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这一带有封建色彩的传统理念逐渐演进为颇具现代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在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中发挥着凝聚力量的重要作用。
“大一统”的理念出自《春秋公羊传》，包括政治、民族与文化三者的高度统一。早现于夏商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统治观念中；后在春秋战国受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孔子“四海之内皆兄弟”，孟子“天下定于一”等诸子百家思想的影响，更加系统化。尤其是秦汉一统天下后，这一理念继续得到发展和巩固。西汉董仲舒在吸收了兵家、法家、道家等各个思想流派的观点后将儒家学说正统化，正式提出“大一统”思想，并将其制度化。其后，不论是出现统一盛世或是动荡分裂，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的“华夷一统”都是历朝历代所追求的国家理想状态。到了近代，由于外部力量的入侵，使得旧有的“大一统”理念受到冲击，但却使“中华民族”的整体性更加凸显，使人们更加意识到中华民族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多元的结合体，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进一步融合，逐渐形成了数千年来不可磨灭的大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大一统”的思想进一步升级，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特点愈发明显，以维护国家统一为核心的爱国主义精神通过共同经历的磨难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不仅成为人民的自觉意识，更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中表现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一国两制”等先进制度中的基本理念之一。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大一统”的治国理念逐渐由“华夷一统观”转化为“中华民族观”，继而演进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实现了从天下到民族国家再到全球的场域转换，使中国国家治理理念在经久不衰的国家治理实践历程中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与跃升。
从国家治理的方式上看，德法共治的方式就是儒法并用治国方式创造性转化的表现。“儒法并用”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主流方式，讲究治理过程中“德刑相辅”。这种“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治国方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创新性发展，充分体现在国家治理体系里德才兼备的选贤任能的人才选用机制和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格局之中，形成了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德法共治良性互动的治理格局。
德和法是中国传统国家治理的重要方式。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大多数王朝尤其是盛世王朝多采取二者相结合的形式治理国家，如从西周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罚”、西汉的“礼法并重”，到唐朝将儒家的“礼”与国家的“律”相融合提出的“一准乎礼，而得古今之平”等。这种“德法并治”一方面通过道德原则来约束统治者的政治行为，提出“为政以德”“修齐治平”等主张，要求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把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自身发展与国家发展有机统一，以实现提高自身修养、积极服务社会和诚心忠于国家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法律来保障施政过程中不合“礼”的行为受到惩罚，提出“以法治国”的观点，强调“治国无法则乱”，以通过古代律法的强制性辅助道德的约束。这样的“儒法并用”方式在现代国家治理中被创造性地转化为“德法共治”，正如习近平指出：“我们党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古人这方面的治理思想与经验。”［15］从本质上讲，借鉴了中国古代的“中庸”思维，利用德法两个方面作用与功能的互补性不断推进国家的改革创新，实现自我完善与自我发展，始终保持社会主义中国的朝气蓬勃，也使得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中体现出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的制度优势。
威与信并行，德与法相济。尽管随着时代背景的不断变迁，儒法并用和德法共治中的“儒”与“德”、“律法”与“法律”的内涵都产生了巨大的差异，但其外延却具有一致性，后者的治理思路和治理方式是对前者的延续及与时俱进的创造性转化，使中国国家治理方式中充满独特的传统智慧光芒［16］。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不同文明孕育下的国家治理必然具有多样性。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不仅是我们引以为傲的历史文化遗产，而且是深深融入中华民族血脉里的文化基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丰沃的土壤。中国特色国家治理正是因为在其之上生根发芽并发展到日趋成熟，才展现出不同于西方国家治理的独特优势与魅力。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清晰梳理了我国国家治理在多个方面所具有的显著优势。这些优势都是中国国家治理独特之处的集中表现，“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本依据”［17］。
需要说明的是：一方面，中国国家治理特色之处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根脉，从历史向度进行发掘实则不仅仅表现在领导核心、人民立场、科学方法论和文化底蕴方面，还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领域有所展现；另一方面，不论是新中国七十年的历史还是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历史，抑或是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绝不仅仅孕育着上述某一方面的特色与优势，而是方方面面相互交织包含其中。因此，当前仍需更进一步开展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才能够将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历史向度研究推向更深层次，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相应的学理贡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何农，付志刚．习近平在欧洲学院发表重要演讲［N］．光明日报，2014-04-02（1）．
［3］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1．
［4］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12-19（1）．
［5］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1-07-02（1）．
［6］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7．
［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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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0］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11］包月强，赵王青．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475-480．
［12］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0（2）．
［13］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10-02（1）．
［1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1．
［15］习近平．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1-09-02（1）．
［16］胡志明，程灏，赵冰，等．公共治理视域下政府行为与公众响应的演化博弈［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464-468．
［17］新华社．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在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9-11-01（1）．
Historical dim ens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w 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