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政治风险如何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sup>*</sup>

近年来，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以及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日渐壮大（见图1）。

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已达1 430．4亿美元，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对外投资国。2016年曾一度高达1 961．5亿美元（见表1）。

截至2018年底，全球80%以上国家（或者地区）都有在中国境内企业的投资。在此过程中，中国企业也面临诸多挑战和风险，如政治风险、法律风险和经济风险等。政治风险不仅给企业跨国经营造成很多障碍，而且可能导致数额巨大的损失。

当前，关于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研究多数聚焦于国家风险或经济风险，涉及到政治风险的研究相对较少。加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范围非常广阔（涉及全球188个国家或地区），而一些学者仅仅选择发达国家或者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少数国家作为样本，因而所得出的结论难免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因此，本文对我国目前对外投资现状进行分析，梳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情况，从而为政府和企业提供相应的风险防范对策。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梳理现有的政治风险对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文献，发现学者们关于东道国政治风险对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观点并不一致。主要有以下三类：

一是政治风险与FDI流入的关系微不足道。Noorbakhsh、Paloni和Youssef（2009）的研究显示了政治风险与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关系微不足道［1］。钞鹏（2012）、张立群（2015）、杨国亮（2012）以及张雨和戴翔（2013）等分别选取不同的样本国家和样本区间，从不同角度出发对政治风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发现前者并没有产生特别显著的影响［2-5］。

二是政治风险对于FDI的流入呈积极影响。一些学者研究发现，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也会吸引跨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原因主要是高风险的国家资产易被低估、竞争压力较小或自然资源丰富。如Buckley（2007）基于1984—2001年的相关数据分析，提出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加偏好于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或地区［6］。Asiedu和Lien（2011）发现，多数高政治风险的环境具有较弱的竞争因素，因为多数跨国公司可能对投资如此高风险的市场持谨慎态度，致使某些跨国公司可能会将其对外直接投资（FDI）集中于具有高政治风险的市场，从而可以避开与其他多数跨国公司的竞争［7］。Kostland和W iig（2012）也发现，中国企业更加倾向于向自然资源丰富但制度质量较差的国家或地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即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或地区［8］。

三是政治风险对于FDI的流入呈消极影响。韦军亮和陈漓高（2012）实证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政治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东道国政治风险的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产生抑制作用［9］。谢孟军（2015）利用1995—2013年的投资数据，选择了52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比较偏向于流入政治风险较低的国家或地区［10］。除此之外，Busse和Hefeker（2007）［11］、Peter、Adam和Hui（2008）［12］、Baek和Qian（2013）［13］、Wei（2010）［14］、Habib和Zuraw icki（2002）［15］、高建刚（2011）［16］、王海军（2012）［17］等也分别选取了不同的样本区间和样本国家进行了相关研究，其结果均显示政治风险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可见，对于对外直接投资与政治风险的关系，学者们主要有上述三种不同的看法，即二者呈正相关、二者呈负相关或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大部分研究结果认为，东道国政治风险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消极影响，阻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经营。跟已有文献相比，本文将国家风险国际指南（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即ICRG）的政治风险评级纳入对外投资的实证测算中，并选择更多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以分析东道国政治风险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综合以往学者的研究结论，本文关于政治风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提出如下基本假设：

假设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流入政治风险较低的国家或地区。

1.样本选取

如图1所示，从2008年开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急剧上升，而在此之前流量很小且变化小，因此其受政治风险的影响微弱且缺乏研究价值。基于以上原因，本文选择2008—2017年的数据作为样本。

国家风险国际指南（ICRG）共对140个样本国家进行了政治风险评级。首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报告的数据（FDI数据）中没有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索马里、萨尔瓦多、新喀里多尼亚、海地、摩尔多瓦和亚美尼亚等8个国家或地区的统计数据。其次，该期间的数据缺失值在4个（含4个）以上的有25个国家或地区，分别是塞浦路斯、斯洛伐克、冈比亚、挪威、立陶宛、冰岛、克罗地亚、希腊、拉脱维亚、布基纳法索、洪都拉斯、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巴林、特立尼达岛、黎巴嫩、多巴哥岛、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尼加拉瓜、巴哈马群岛、多米尼加共和国、巴拉圭、牙买加、阿尔巴尼亚和塞尔维亚。

虽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偏向于中国香港、百慕大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等外商进行投资的避税地，但是流入这些避税地的对外直接投资最终目的地却并非当地，因此对这些地区的投资数据不予考虑。同时，因台湾、澳门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不在考虑的范围内。

综合上述原因，考虑到数据的准确性和可获得性，本文选取了剩余的105个国家作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

2.变量选取

（1）考察变量：ICRG的政治风险评级

在评级机构中，国家风险国际指南（ICRG）是唯一一个提供连续的月度数据以及详细评分方法的风险评级机构［18］。为了得出ICRG政治风险指标，基于主观一致模式测量和分析的政治信息被转化为个体风险指标的风险点，个体的指标经常取自子指标的集合。指标被分配成数值（风险点），最小风险点给每个指标分配的数值为零，而最大风险点给予任意一个特定指标的数值是预设的，且取决于该指标对于一个国家整体风险的关联性。为了确保连贯性，ICRG分配这些风险点是基于在国家之间和时间推移上为每一个风险成分预设一系列问题的（PRS，2014）。ICRG评级系统选取了12个变量来解释政治风险，并以此来测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风险，同时提供了评定等级及以之为基础的相关信息。因此，本文选用ICRG相关政治风险指标作为解释变量，研究政治风险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具体地，政治风险评级是衡量一国政治稳定性的手段，这将影响到一国履行其金融义务的能力及意愿。对选取的12个政治变量赋予风险值，其风险值的分数范围分别为：政府稳定性（0～12），社会经济环境（0～12），投资概况（0～12），内部冲突（0～12），外部冲突（0～12），腐败程度（0～6），军事对政治的参与性（0～6），宗教冲突（0～6），法律秩序（0～6），种族冲突（0～6），民主责任（0～6），政府官员的质量（0～4）。

ICRG评估了这12个风险指标各自分配的风险点，并赋予其相应的权重和分值，从而为140个国家提供了月度和年度的政治风险指数。需要特别说明的是：ICRG呈现的高风险点表明较低的风险，而低风险点则表明较高的风险。同时，按照不同的分值，政治风险被分为不同的频带来表明其等级。

频带一：非常低的风险（80%～100%）；

频带二：低的风险（70%～79．9%）；

频带三：适中的风险（60%～69．9%）；

频带四：高的风险（50%～59．9%）；

频带五：非常高的风险（0%～49．9%）。

（2）因变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本文将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OFDI）作为被解释变量。一般在以OFDI作为因变量进行研究时会有两种选择，即运用流量进行研究或运用存量进行研究。考虑到当前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仍处在发展时期，伴随着投资地域范围的进一步扩大，不同的东道国就会出现投资年限差异，即我国企业在某些东道国积累了较长时间的投资经验，而对新开拓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尚处在起步阶段［19］。由于OFDI存量更多地用来反映投资从无到有的累积过程，在存量上传统投资区域必然较新兴投资区域占有更多的优势［20］。因此，如果采用OFDI存量数据进行相关的实证检验，历史年限必然会对实证研究结果造成干扰。相对于存量而言，流量在宏观层面上能够更加直观地体现资金流动的时间趋势。因此，本文选择中国对各国家或地区的OFDI流量作为研究的因变量。本文采用的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3）控制变量：国内生产总值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最主要的动因之一就是寻求市场，获得更多利润。一国经济的增长往往意味着需求规模和市场规模的增加，而市场规模的增加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进一步完善资源配置，有效且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取得规模效应和实现范围经济，降低成本，从而增加对该国的投资［21］。

综合以上述分析，为了更好地研究政治风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排除其他无关因子的干扰，本文将各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控制变量，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三、数据处理与结果

1.回归分析

由于本文的随机扰动项uit包含了所有无法用解释变量表示的因素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即模型中略去的内外部冲突、腐败、宗教等对被解释变量可能有一定影响的因素。为了使模型的经济含义更合理，且尽量消除异方差影响，本文对各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得到新的变量为

基于这些新变量，构造的静态面板模型为

式中：ci为个体异质性；uit为随机扰动性；β1为icrg对LFDI的偏效应；β2为LGDP对LFDI的偏效应。因此，icrg每提高1单位，FDI就增长100β1%；GDP每增长1%，FDI就增长β2%。

2.实证结果

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混合估计模型是运用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时常用的三种模型。欲选择合适的模型并得出正确的结论，就需要对上述三种模型进行相关的检验。

首先分别用混合回归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然后用Wald检验来检验固定效应。对于FDI＞0的子样本，Wald检验表明随机效应模型比混合回归模型更合适；Hausman检验表明，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因此，本文最终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在固定效应模型中，icrg和LGDP前的系数分别为-0．1136和2．382 5，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某国政治风险指数每提高1单位（即政治风险降低），中国对该国的直接投资流量就下降11．36%；该国GDP每增长1%，中国对该国的直接投资流量就增长2．38%。因此，国家政治风险指标提高会显著阻碍中国对该国的直接投资，即高政治风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本文的假设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流入政治风险较低的国家或地区，与分析结论相悖。

对于FDI＜0的样本，不论在哪一个模型中icrg前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上均不显著，因此这些国家的政治风险未能显著影响到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但是当FDI＜0时出现撤资的情况为极少数，而且与本文“政治风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关系微弱，因此不予考虑。

3.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上述结果的稳健性，通过重新构建被解释变量和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进行检验。

（1）重新构建指标

针对FDI＞0的子样本重新构建指标，定义FDI0＝FDI／GDP，LFDI0＝ln FDI0。考察模型为

式中：ci为个体异质性；β1为icrg对LFDI0的偏效应；uit为随机扰动性。因此，icrg每提高1单位，FDI0就增长100β1%。

混合回归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表3可以发现，最终仍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且此结论与回归分析结论相一致，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流入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或地区，说明模型较稳健。

（2）构建动态面板模型

针对FDI＞0的子样本，考察动态面板模型为

系统GMM结果如表4所示。

根据表4，AR（1）在1%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而AR（2）在10%的水平上不能拒绝原假设，表明扰动项的差分是一阶自相关的，但不存在二阶自相关，满足系统GMM的前设条件。与此同时，检验工具变量过度识别问题Sargen检验的P值高于0．1，即在10%的水平上不能拒绝所有工具变量都有效的原假设。

参数估计结果表明，某国政治风险降低（分值高）反而会显著阻碍中国对该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该国经济增长则显著促进中国对该国的直接投资。该东道国政治风险指数每提高1单位，中国对该国的直接投资流量就下降5．19%；该东道国GDP每增长1%，中国对该国的直接投资流量就增长0．47%。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1.结论及原因分析

上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流入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或地区。但是，主流规避风险的观念以及本文的假设均认为高政治风险对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消极的阻碍作用。经过严谨分析后本文认为造成实证结果与假设相悖的原因可能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部分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存在盲目投资的现象。一方面，许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经营的企业缺乏政治风险意识及管控能力，仅仅是由于国内各市场及经济管理体制等方面的不完善或自身经营能力欠缺，导致其投资经营活动不顺利，因此不得不把目光转移向海外的市场。另一方面，有些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只是为了躲避国内的相关法律监控或者逃避国内税收。

第二，产业升级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给我国部分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一是中国部分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存在明显不足的企业，如纺织、服装、鞋帽、玩具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由于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不得不对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进行直接投资，以此来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急切发展高新技术的中国企业非常需要打开国际市场，这也使得他们宁愿接受各国非常严格的安全审查，不惜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承担着可能遭遇各种政治风险的巨大压力也要积极地参与国际竞争。

第三，对外投资寻求战略性自然资源。东道国丰裕的自然资源会对投资企业产生极强的吸引力，比如虽然宗教冲突、民族纠纷以及种族矛盾等长期困扰着埃塞俄比亚、伊拉克、苏丹、伊朗等国家，致使当地政治风险居高不下，但是由于其战略性资源非常丰富，中国对当地的对外直接投资反而有增无减，并未因其政治风险高而停止。

2.对策建议

从政府层面来说，应建立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评估体系，积极地对政治风险进行评估、预测及监管，努力建立起以政府为主导的、由投资企业共同参与的政治风险评估体系。应完善境外投资保险制度。为了有效地应对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遇到的政治风险，建立境外投资保险制度是一种可行有效的办法。

从企业层面来说，宏观方面，应该用东道国的政府能力、政治风险类型、稳定程度等来确定风险程度；微观方面，应当了解投资目的地的具体情况，做好政治风险评估和保险工作。企业在作出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之前，要对可能面临的政治风险进行全面而细致的评估，也可以利用本国驻外机构所提供的相关信息和资料对东道国的投资环境作出评估，或使用企业自身的研究成果等。目前我国的境外投资保险制度还不够完善，应利用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可以通过向世界银行根据《汉城公约》建立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 IGA）投保来保障自己的权益。此外，企业还应实现多元化、本土化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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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道国政治风险如何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