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东盟出口贸易额的二元边际研究*

摘要：为了研究中国出口东盟贸易，采用UN Comtrade数据库HS六位编码数据，根据HK分解法计算出口贸易的二元边际，并运用扩展后的引力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为确保结果稳健性，使用PPML进行检验。研究结论显示：中国出口东盟主要沿着集约边际增长，扩展边际对制造业出口贡献更大。中国经济规模、中新自由贸易区协定的签署对二元边际起促进作用，但是东盟经济规模和贸易自由度会阻碍二元边际的增长。

关键词：出口增长；二元边际；扩展边际；集约边际；泊松伪最大似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5YJC790109)。

作者简介：王领(1975-)，女，河南焦作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世界经济与贸易等方面的研究。

*本文已于2021-03-30 15∶00在中国知网优先数字出版。网络出版地址：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21.1558.C.20210329.1545.014.html

中国和东盟的对话开始于1991年。随着交流的逐步深入，2000年提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倡议。通过谈判，2010年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是中国对外商谈的第一个自贸区，也是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对外商谈的第一个自贸区。此后，双方的经贸往来更加频繁。2019年，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贸易额达6 414.6亿美元，东盟也由此取代美国成为仅次于欧盟的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由此可见，东盟是我国在亚洲乃至世界上的重要贸易伙伴，对双方经贸进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文献综述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对二元边际并没有统一的定义标准[1-2]，但是仍然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界定：第一种是从产品层面，集约边际指原来出口的产品在数量上的增长，扩展边际指产品种类的增减；第二种是从国家层面，集约边际是指已有的双边贸易增长，扩展边际是指与新的国家建立贸易关系；第三种是从企业层面，集约边际是指现有出口企业出口额增长，扩展边际指的是新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或者旧的企业退出。

围绕这三个角度展开的研究大致也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主要研究二元边际的结构。从现有文献分析，由于各学者研究侧重点和测量方式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一致。一部分学者认为扩展边际在贸易增长中占主要地位。Hummels等通过HS六位数贸易数据发现，1995年样本国家之间的出口增长中有60%是扩展边际贡献的[3]。Evenett等的研究也证明了扩展边际的增长对发展中国家贸易增长是极为重要的[4]。Timothy等在扩展边际的基础上提出了新产品边际的概念，而新产品边际对推动贸易增长至关重要[5]。尚涛等通过新产品边际的方法分解了2005—2015年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增长，发现新产品边际在贸易增长中更为重要[6]。另一部分学者认为，集约边际在贸易增长中的作用更大。如钱学峰等认为，中国贸易主要沿着集约边际增长[2]。

第二类主要是研究二元边际的福利效应。不同的贸易边际会带来不同的福利效应。如果一国贸易增长沿着集约边际，那么大部分对贸易的贡献来自现有企业和产品。如果这部分企业和产品属于少数，当有贸易冲击的时候贸易增长就会出现较大的波动，而且集约边际可能会使贸易条件恶化，从而导致贫困化增长。Amiti等发现，1992年以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主要沿着集约边际，而且在1997—2005年出口平均价格存在明显的下降，即贸易条件的恶化[7]。相反，如果增长沿着扩展边际，那么出口国生产结构将会更加多元化，企业会有更强的国际竞争力，对外部冲击的抵御力更强，贸易条件有机会得到改善[3]。有些研究甚至发现扩展边际是解释出口国生产率进步的重要机制，因为根据新新贸易理论如果低效率的企业无法继续出口而倒闭，那么资源就会重新配置到高效率的企业，整体的产业水平由此提高[8]。

第三类文献是关于二元边际影响因素的研究。总的来说，影响因素可以分为贸易成本和非贸易成本。在贸易成本方面，可以分为可变贸易成本和固定贸易成本。大部分研究运用引力模型，用经济自由度来表示固定贸易成本，用地理距离来表示可变贸易成本，多数结果表明贸易成本对扩展边际的影响更为明显[2，9]。非贸易成本方面的因素有：贸易双方的经济规模、信贷约束、贸易制度、文化联系、外部冲击和其他因素。值得一提的是，贸易制度的改变不仅是单个国家的，更多的是国家之间签署区域贸易协定、建立自由贸易区等，如在尚涛等的研究中就发现，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出口有显著的正向作用[6]。

以上是关于二元边际的文献研究，关于中国与东盟经贸联系的研究目前有限，更多文献直接在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时涵盖了和东盟相关的情况，只有少数文献单独研究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陈乔等分阶段和国别分析海上通道对中国与东盟之间贸易潜力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对东盟国家进口贸易不足，出口贸易适中[10]。同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进口作用逐年减少，但是对出口作用呈现出增强趋势。曾倩等研究发现，东盟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对我国出口贸易有显著影响，加快中国—东盟自贸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1]。此外，孙林等基于企业异质性模型研究2001—2007年中国与东盟之间贸易产品的质量，发现降低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可以提升中国企业出口产品的质量，因此可能会提高我国企业生产效率，有利于产业升级[12]。杨逢珉等运用二元分析方法通过HS六位码农产品数据研究中国出口东盟的农产品贸易，发现在该贸易增长中，集约边际的贡献率是更高的，同时也发现贸易成本和农产品生产率会阻碍二元边际的增长[13]。

综上，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二元边际都有详细的研究。但是不难发现，对中国与东盟之间贸易的研究并不全面。学者们在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同时会涵盖东盟各国，以探究我国对外贸易的一般特征，却往往忽视了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贸易的特殊性，不利于我国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运用二元边际的有限文献中也并没有对全种类贸易的分析，只涉及某一类产品的研究，无法体现贸易的全貌。

二、中国出口东盟二元边际分解

1. H-K分解法概述

Hummels等基于产品层面二元边际的定义，加入数量和价格维度，首次给出了明确的二元边际表达式。根据这个表达式，将中国出口东盟增长的扩展边际定义为

式中：EMjkt表示在t时j国向k国出口的扩展边际；j国即中国；k国表示东盟中的某一国。

为了保证Ijkt∈It，将世界作为参照国，Ijkt指的是中国在t年向k国出口的商品种类。由此可见，式(1)中分子表示全世界在t年向k国出口的i类商品的总额，分母表示全世界在t年向k国出口的总额。扩展边际越大，意味着中国向东盟成员国出口的产品种类越多，出口越多元化，越有利于中国对东盟外贸的稳定增长。

中国出口东盟的集约边际定义为

式中，IMjkt表示t时j国向k国出口的集约边际。式(2)中分母含义与扩展边际的分子相同，分子表示中国向东盟成员国在t年的出口总额。集约边际越大，说明我国出口东盟的数量越多，与东盟的贸易关系越密切。集约边际的增长也直接反映了我国出口量的增加，但是如果贸易长期依靠集约边际，可能会导致我国贸易条件的恶化。

上述是双边贸易的二元边际算法，对于整个东盟地区来说，需要进行下面的计算：

式中，α为中国向k国出口量占中国向东盟总出口的比例。

2. 中国出口东盟二元边际总体分析

根据上述公式，本文计算了2009—2018年中国向东盟出口额的二元边际，数据来源于UN Comtrade的HS六位编码。在数据分解前可以发现，中国向东盟出口总额逐年上升。其中，向新加坡、越南、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的份额较大，占中国对东盟出口贸易总额的10%以上；向柬埔寨、文莱、缅甸出口较少。本文将从多边和双边两个角度来分析计算结果。

首先，从多边视角出发，分析2009—2018年中国对东盟出口贸易总额增长二元边际变动的总体情况，结果如表1所示。

从扩展边际来看，在样本期间有升有降，基本维持在0.9上下，最高为0.944。相反，集约边际总体呈上升趋势，最后增幅达到55.78%，样本期间从0.151增长到0.234。由此可见，2009—2018年中国向东盟出口增长主要由集约边际拉动，这与钱学峰的研究结论相同。从数值来看，扩展边际大约是集约边际的4倍，扩展边际继续扩大的可能性和难度都远远大于集约边际，因此贸易也更容易依靠集约边际拉动。同时，相对于中国与其他国家集约边际的0.9以上，目前中国与东盟之间的潜在贸易空间还很大。

其次，从双边角度分解中国出口东盟各国的贸易情况，结果如表2所示。虽然总体上中国向东盟出口扩展边际没有很大的变化，但是各个成员国的情况有所不同：第一，从扩展边际的大小来看，新加坡、印尼、越南这三国的扩展边际与总体扩展边际接近，其他国家的扩展边际均比总体小很多。这说明我国在这些国家还有很大的机会出口新产品，改变出口商品结构。第二，从扩展边际的变化趋势来看，菲律宾、柬埔寨、老挝、缅甸、文莱、越南等国的变化和总体变化趋势相反，老挝和文莱的增长率甚至超过10%，这说明中国向这些国家出口的商品结构有一定改变，出口贸易额一部分由扩展边际拉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的扩展边际有所下降，这和整个东盟的总体趋势相同，但是降幅都不是很大，说明出口商品结构并没有很大的变化。同时可以发现，出口商品结构有改变的国家计算得出的扩展边际相对较小，在这些国家引入中国新产品的可行性较大；扩展边际较大的国家出口商品结构都比较稳定，需要更具创新性的商品带动出口贸易。

第三，各国在集约边际方面的变化趋势一致，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具体如表3所示。从集约边际大小来看，至2018年，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文莱、印尼、越南等国大于东盟均值，说明中国出口这些国家的市场份额较大，尤其是缅甸、柬埔寨和文莱，集约边际均超过0.4。在增长速度上，菲律宾、泰国、文莱和印尼的增长速度较快，最高达501.26%，说明中国在这些国家的出口贸易显著增多。同时可以发现，各国集约边际的增长率均大于扩展边际增长率。由此可见，集约边际推动大部分出口增长。综上所述，中国对东盟出口贸易额增长主要依靠集约边际来推动，扩展边际变化较小。具体到东盟各国来看，中国对部分国家出口贸易额扩展边际变化比东盟整体水平高，商品结构有一定改变。老挝、柬埔寨、文莱和泰国的扩展边际尚有上升空间，有机会向这些市场输入中国现有的产品。相对扩展边际的平稳，中国对各国出口额集约边际的增长进一步证实了出口额沿着集约边际增长。从集约边际数据来看，我国对东盟出口贸易还有增长空间。

3. 中国制造业出口东盟二元边际分析

中国对东盟出口额增长迅速，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制造业产品，而且制造业商品的出口结构也是对外贸易的重点研究对象。由于HS六位编码并没有准确的制造业产品分类，因此，在现有数据基础上，利用SITC编码转换筛选出HS六位编码中的制造业商品。各国制造业扩展边际、集约边际分解结果分别如表4、5所示。

由表4可知，制造业出口和总体出口有所不同。在2009—2018年的扩展边际变化中，只有马来西亚呈现小幅下降。增长最多的老挝达到18.44%，说明出口该国商品中制造业产品种类明显增多，出口商品结构得到改善。中国制造业对老挝和文莱出口额扩展边际的提高，也表现出该国对中国产品接受度的提高。仔细观察各国扩展边际在样本期间的变化，不难发现中国制造业出口东盟各国扩展边际最终普遍上升，而且各国都经历了上升、下降、再上升的过程。扩展边际最早出现下降的国家是马来西亚，2010—2013年呈现逐年下降的走势，2014年又开始重新上升。下降幅度最大的国家是文莱，该国在2012—2015年呈现下降走势，最大降幅为15%；而在2016—2019年上升幅度也较大，2019年比2018年增长9%。其他各国不同程度地出现小幅下降再上升。由此可见，中国制造业出口东盟各国的二元边际在样本期间并不稳定，个别国家甚至出现大幅波动。结合东盟国家的特点，本文认为此种现象与东盟各国对中国以及世界各国的外交政策有关。此外，各国制造业的扩展边际数值都比全商品大，说明中国制造业出口东盟各国种类覆盖面更广。同时可以发现，因为扩展边际的数值都较大，中国制造业的扩展边际增长空间较小。

由表5可知，在集约边际方面，中国制造业出口东盟各国呈现上升走势。但与扩展边际不同的是，集约边际的增长趋势更加稳定、增长幅度更大。除了菲律宾、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的数据出现过部分波动外，其他国家的数据均稳定上升，说明中国制造业在东盟各国的市场份额稳步提升。再从集约边际的数值来看，2018年东盟各国中中国制造业出口集约边际最大的国家是缅甸、文莱和柬埔寨，占据近半的市场份额。相比全商品种类集约边际的增长速度，菲律宾等6个国家制造业集约边际增长更快，说明在中国对东盟各国出口贸易中制造业出口贡献率较高。同时，从集约边际的变化可以看出，文莱、菲律宾、柬埔寨和泰国与我国的贸易联系在样本期间变得更加紧密。

通过以上对中国出口东盟的全种类商品贸易二元边际和制造业商品二元边际的分解不难发现，二者最终均呈现增长的趋势，但又有明显的差异：第一，全种类商品的扩展边际数值都比制造业扩展边际小，各国的扩展边际都超过了0.9，而全种类商品中只有6个国家如此。因此，从产品种类覆盖面来说，中国制造业的覆盖面超过其他商品。这也从侧面体现出，要通过扩展边际拉动制造业出口东盟贸易会更加困难。第二，全种类扩展边际和制造业扩展边际在样本期间均存在一定的波动，但是从最终的变化结果来看，制造业扩展边际上升趋势更加明显：9个东盟成员国的制造业扩展边际呈现上升趋势，而全种类扩展边际中只有6个国家如此。这说明中国对东盟不断增长的出口额中，制造业扩展边际拉动作用更为明显。第三，在集约边际方面，全种类与制造业商品之间的差异没有扩展边际那样明显，两者的变化趋势相同，即增长稳定，无大幅波动。制造业集约边际分解结果高于全种类商品，说明在中国出口东盟贸易中制造业出口所占市场份额更多。相对于扩展边际，集约边际数值都会小一些，因此，通过集约边际拉动出口是一个更加容易的途径，未来中国制造业出口东盟各国也可能更多地通过集约边际实现。

三、中国出口东盟二元边际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中国出口东盟的贸易增长中大部分是由集约边际推动的。这也是因为扩展边际的数值都相对较大，难以提升，相比之下，通过集约边际来推动贸易增长较为容易。制造业也有类似情况，不同的是制造业的扩展边际增长率普遍比总体扩展边际增长率高，说明制造业商品出口结构得到了一定的改善。那么，中国出口东盟的全种类商品贸易结构是否也可以得到相同的改善呢?这就涉及中国出口东盟二元边际影响因素的研究。

1. 计量模型构建及数据来源

根据Martina的研究结论，本文采用引力模型来研究中国出口东盟二元边际的影响。在传统的引力模型中只分析了影响出口额的相关因素，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本文在此基础上加入其他可能影响二元边际的变量，得到以下表达式：

Yt=β0+β1ln GDPkt+β2ln CGDPjt+β3ln freekt+

β4ln distjk+β5contigjk+tat+εjkt

式中：被解释变量代表扩展边际EMjkt和集约边际IMjkt；GDP代表进口国的国内生产总值；CGDP代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free代表进口国贸易自由度；dist代表中国与出口国之间的距离；ta表示双边贸易发生时是否签订相关贸易协定；ε为误差项；β0为常数项。

二元边际作为被解释变量代入方程时，为了避免某些年份出现的零值等问题，采用ln(EMjkt+1)和ln(IMjkt+1)的形式代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进口国国民生产总值反映了双边贸易国家的经济实力，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在方程中取对数后代入。进口国贸易自由度采用美国Heritage Foundation数据库的经济自由度。该指标由综合外贸限制、金融管控、行政效率等各方面评价得出，可以用来代表双边贸易中的固定成本，数据取对数代入模型。沿用传统引力模型的做法，采用双边距离表示贸易可变成本，同时借鉴钱学峰的做法，用中国与东盟各国首都之间距离作为可变贸易成本。数据来源于CEPII数据库，取对数后代入模型。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地缘经济可能对二元边际产生影响，因此设定虚拟变量contig和ta。在contig赋值时，与中国拥有共同边界则赋值为1，否则为0。ta表示双方是否签署相关贸易协定，如果在贸易期间签署协定，则赋值为1，否则为0。

2. 实证分析及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中国对东盟各国2009—2018年出口数据分解，对我国出口东盟二元边际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根据钱学峰等的研究发现，实证过程中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可能会造成误差，因此采用Tobit模型进行分析。

(1) 基准回归分析

模型基准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首先，在扩展边际方面，主要影响因素如下：第一，进口国经济规模、中国经济规模对中国出口东盟有正向作用，这与以往关于二元边际的研究结论相同。中国经济规模越大，可产出商品种类越多，可供出口的产品种类就越多。同样，进口国的经济规模越大，在该国市场上流通的商品种类就会越多，对进口商品的种类需求也会增加。第二，进口国经济自由度显示出对二元边际显著的反向作用，这与此前的研究不甚一致，本文认为这与东盟国家在样本期间的内部建设和对外活动有关。2009—2018年期间，东盟各国致力于建立东盟共同体，逐步降低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在同等条件下的产品，东盟国家会选择成员国进行交易，那么势必会减少这类产品的外部交易，中国也会因此受到一定的影响。此外，东盟同期先后与中国、新西兰、澳大利亚、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建立合作关系和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带动了东盟与这些地区的贸易往来。因此，东盟国家贸易自由度的上升不仅给中国带来了机会，也给这些国家和地区带来了贸易机遇。当这些国家受到东盟国家自由度上升的影响大于中国时，就会挤出部分潜在的东盟与中国贸易。第三，两个贸易协定虚拟变量对扩展边际的作用不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定签署(ta1)对扩展贸易有负面影响，但是不显著；相反，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协定签署(ta2)有显著正向作用。这可能是因为相对于中新自贸区协定的签署而言，中国—东盟自贸区协定签署的时间较短，建设效果相对中新贸易区不明显，而且由于东盟各国之间的情况复杂，自贸区协定签署效果不一。

其次，在集约边际的结果中，大部分影响因素前的系数方向与扩展边际相同，说明其对集约边际有类似的影响。但是，对集约边际进口国的经济规模前的系数是负向，意味着随着进口国经济规模扩大，集约边际会变小。这可能是因为东盟大部分国家的综合国力不如中国，需要进口的商品数量大；在综合实力发展后可以实现部分产品国内生产，不再需要进口。距离对集约边际也具有负面影响，但是不显著，这一点和传统引力模型的结论相同。因此，可变成本的降低可能扩大中国对东盟的出口规模。其他影响因素的结论和扩展边际相同，只是绝对值不同。

(2) 制造业样本分析

本文用同样的方法分析2009—2018年中国对东盟出口制造业商品贸易额二元边际的影响因素。首先，进口国经济规模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东盟扩展边际有显著推动作用，但是对集约边际存在显著负面影响。这说明，随着各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东盟会增加对中国制造品种类的进口，但是会减少对中国商品的进口总量。这是因为中国和东盟各国制造业在中低端技术行业存在较强竞争关系，但东盟在中高端技术行业仍远不及我国。东盟国家经济实力增长后，开始减少中低端技术制造品进口，高端技术产品的市场变大，但是受限于技术原因只能依靠进口。李建军等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测量中也发现，中国正失去低技术制造业的成本优势，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是中低技术产业生产、加工和组装环节更好的选择[14]。东盟的越南、柬埔寨等国拥有更低的成本优势，在中低技术产业方面与中国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因而，当进口国经济规模扩大时，会减少这类商品进口数量，从而对集约边际产生负面影响。其次，出口国经济规模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东盟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都展现出正面作用，这说明中国经济的增长会增加中国制造业对东盟各国的出口规模和出口种类。中国经济实力增强意味着有更高的生产力来制造更多数量的产品，同时有能力创造更多新的产品，以增加可供出口东盟各国的制造业产品数量和种类。

此外，进口国自由贸易度和国土是否相邻对制造业的影响更加显著。这是因为东盟的制造业在样本期间有很大的发展，内部交易增多，和中国相同产业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根据张彦的研究，东盟制造业在2010—2017年最终产品的世界份额和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均显著提升，越南和老挝发展尤为明显，而这两个国家正好与中国接壤[15]。而且，东盟在东南亚最大的制造业最终产品市场为泰国和越南，整个东盟内部的制造业贸易联系更加紧密。

值得注意的是，国与国之间距离对制造业商品出口的二元边际有负面作用，其中扩展边际回归结果中距离变量前系数显著。这表明相对于其他产品，制造业产品是否出口会明显受到可变贸易成本的影响。在虚拟变量方面，是否签署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定对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都有负面影响，而且对集约边际的影响是显著的。这可能是因为目前自由贸易区协定中涉及农业等行业的条款更多，而涉及制造业的政策较少。

总的来说，制造业商品在回归中的大部分影响因素和总体方向相同，但是制造业的结果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变量更多，说明相对于全种类商品，其对制造业商品的作用更显著。对比全种类商品和制造业商品影响因素前系数绝对值的大小可以看出，为什么中国制造业出口东盟的扩展边际对贸易的贡献大于全种类商品的扩展边际。本文认为，主要可以从出口国经济规模和距离这两个变量来解释。第一，全种类商品扩展边际的出口国经济规模系数比制造业扩展边际的出口国经济规模系数小，说明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会带来更多种类的制造品出口。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实力越强，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投入就会越多，制造出的新产品也越多，但是制造业以外的产业种类更新和中国经济规模的联系没有那么强。第二，相对距离对全种类扩展边际有不显著负面影响，对制造业扩展边际却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也就是说，可变贸易成本越低，制造业扩展边际越大。中国与东盟在2007年签署《中国—东盟港口发展与合作联合声明》，双方共同加强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使贸易成本不断降低，推动了制造业扩展边际的增长。

本文设定的模型中，经济规模和出口贸易二元边际可能存在经济规模二元边际之间互为因果的内生性情况。对此，本文设置新的变量GDP1作为两国经济规模工作变量。该变量在数值上为进口国GDP与中国GDP之比，以ln(GDP1+1)的形式代入模型。除了内生性之外，如果存在异方差，使用Tobit模型估计引力模型会产生不一致的结果。根据相关文献，本文在检验中采用PPML估计方法。检验部分也采用全种类商品和制造业商品两类样本，结果如表7所示。

采用PPML估计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发现：第一，经济规模前的系数虽然有正有负，但是考虑到进口国经济规模会对集约边际产生负面影响，事实上，这个结果与前文是一致的。这再一次验证了中国经济规模对贸易有促进作用，而进口国经济规模的负面影响反映了中国与东盟产业之间存在重叠和竞争。第二，距离对二元边际的影响均转为负向，说明可变贸易成本对贸易作用与之前学者的研究是一致的，可变成本的增加会减少中国对东盟的出口。第三，签署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定的系数都转为正向，并对集约边际的影响显著，说明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可以显著扩大贸易规模；其对扩展边际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因为自由贸易区建设不足。第四，在众多影响因素中，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肯定会带来贸易的增加，但是由于我国和东盟国家部分产业的竞争，进口国的经济规模、进口国自由贸易度的扩大则可能减少贸易。因此，如何保证双方同步发展又能扩大贸易规模，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本文认为，我国可以通过创造自有品牌、形成产业特色来解决。第五，中国—东盟自贸区对贸易有正向作用，但是也只有在集约边际上显著，表明我国与东盟自贸区的建设不足，需要更多深入的合作。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根据HK分解法，利用2009—2018年UN Comtrade数据库HS六位编码贸易数据，对中国与东盟各国双边层面的二元边际进行了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我国制造业出口东盟的特点，发现我国对东盟出口主要依靠集约边际拉动，扩展边际的贡献率较小。在制造业中，扩展边际贡献会比总体稍大，但主要还是集约边际拉动。这与之前Hummels等的研究结论类似。然后，使用扩展后的引力模型分析上述计算得到的二元边际影响因素，并用PPML估计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对实证结果进行进一步分析。最后得到的结论与此前研究有相似也有相反的地方。

第一，中国经济规模对二元边际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此前相关研究的结论相同。进口国经济规模对二元边际的作用不同，对扩展边际存在正向作用，对集约边际会有阻碍作用。这是因为目前东盟各国的生产力水平低于我国，有些产品无力实现国产或者产量较少，在自身实力增强后会减少进口。因此，我们应该坚持走“科技兴贸”的道路，推动科技创新，扩大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产量。在扩展边际分析过程中可以发现，扩展边际数值较大，甚至有的已经接近1，这种情况下想要使扩展边际有所增长，就更需要有新技术和新产品。

第二，贸易自由度对二元边际均呈反向作用，签署自由贸易区协定的正面影响只在集约边际上显著。这一部分是因为目前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不足，而贸易自由度上升则意味着出口东盟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中国产品优势在此期间有所下降；另一部分是因为东盟制造业与我国制造业有部分产业存在竞争关系，主要集中在中低端制造业，这会造成一部分贸易的流失。因此，一方面我国应该加快与东盟之间自贸区的建设，争取更多有利于贸易的谈判，进一步扩大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贸易规模；另一方面需要更好地发展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出口更多高中技术制造业产品，并在中低技术行业发展自有品牌，提高产品质量，使其向高端发展。

第三，与进口国之间的距离代表着贸易中的可变贸易成本，实证显示其对二元边际都是负向影响。陈乔等的研究也表明，海上通道的建设可以促进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10]。这表明，加快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需要重视中国至东盟各国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与东盟各国港口建设，从而降低贸易成本，促进双边贸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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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binary margin of Chinese export trade to ASEAN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export trade of China to ASEAN, the HS six-digit code data of UN COMTRADE database are used to calculate the binary margin of export trade based on HK decomposition method.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binary boundary are analyzed by the extended gravity model. The Poisson pseudo maximum likelihood (PPML) method is used to ensure the robustness of the results. The conclusion shows that the Chinese export to ASEAN mainly grows along the intensive margin, and the expanded margin contributes more to the expor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 size of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the signing of agreement of China-Singapore Free Trade Area promote the binary margin, but the size of the ASEAN economy and the degree of trade freedom hinder the growth of the binary margin.

Key words： export growth; binary margin; extended margin; intensive margin; Poisson Pseudo Maximum Likelihood (PP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