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1975—2018年国外社区政策研究年发文量统计
注：数据统计截至2018年12月31日。
社区政策(community policy)可以定义为政府、政党等组织在特定时期为实现特定目标以社区为实施场所制定的一系列规划、法令、措施、办法、条例等的总称[1]13。伴随着全球范围内社区建设与社区治理实践，世界各国颁布了大量有关社区各方面发展的政策，同时也面临着政策制定有待完善、政策执行力度不够、政策落实推行困难等问题，因此社区政策研究成为热点领域。早在1955年，联合国在《通过社区发展促进社会进步》中就提出了社区发展的10条基本原则，社区发展问题成为全球共识。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第三条道路”(1)“第三条道路”的理念由英国新工党的思想领袖安东尼·吉登斯系统提出并阐述。在其著作《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中，吉登斯明确提出社区建设在当今社会发展中的深远意义。的兴起直接催生了世纪之交的“社区复兴运动”(2)20世纪末由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起的“社区复兴运动”，将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等之间的“多主体合作”视为社区治理的核心要素，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落实社区主义，带动社区居民参与基层治理，建设政府与社区的合作伙伴关系，以此恢复社区活力、推动政府改革和社会发展。。目前，世界各地正在积极开展有关社区发展的实践，了解国外社区发展过程中的政策内涵、执行效果、评估方法等对指导我国社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旨在对1975年以来Web of Science的SSCI子数据库中收录的1 226篇与社区政策研究相关的期刊文献进行梳理与评价，运用定量分析方法了解目前国外学者在社区政策研究领域的研究进展与动态，掌握社区政策研究的年代分布、研究前沿与热点、科研合作网络、科学领域分布，清晰地描绘国外社区政策研究领域的全貌，以寻找未来社区政策研究的切入点与突破点，进一步拓展社区政策研究的理论体系，以期实现更好地推动社区发展的目标。
1. 数据来源
以Web of Science的SSCI子数据库作为文献检索来源，以“社区政策”的相关英文表述作为检索词，共进行了9组筛选，并将每组之间的关系设置为或者关系(or)。由于条件所限，笔者所能接触到的SSCI数据库最早只能追溯到1975年，因此将检索区间确定为1975—2018年，初步得到2 352篇样本文献。然后对样本文献进行“清洗”：首先，在SSCI数据库的“文献类型”选项卡中勾选论文(article)、会议论文(proceedings paper)，剔除书评(book review)、会议摘要(meeting abstract)、编辑材料(editorial material)等学术性不强的选项；其次，在“Web of Science类别”选项卡中，对科学研究领域进行逐一排查，过滤掉与社区政策研究相距较远的研究领域；最后，对所有文献进行逐一排查，通过阅读标题与摘要，剔除与社区政策研究内容不吻合的文献。通过以上三步筛选，最终确定样本文献1 226篇。
样本文献选取的缘由在于：第一，样本的科学性。Web of Science是全球较大、覆盖学科较多的综合性学术信息资源，其SSCI子数据库收录了上千种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社科类期刊，代表了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较高水平。第二，研究的时效性。随着社区政策的不断调整与不同阶段社区问题的发展变化，社区政策研究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故尽可能全面地搜集与社区政策研究相关的文献。
2. 研究方法
伴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作为科学计量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科学知识图谱越来越受到全世界科研工作者的重视与关注。利用信息可视化分析软件绘制科学知识图谱，实现研究内容的可视化，已经成为国内外学者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手段。本文基于共被引分析理论(co-citation analysis)，运用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V对国外社区政策研究领域进行高频关键词分析、关键词共现分析、作者合作共现分析、科研机构共现分析以及科研领域共现分析，从而努力展现国外社区政策研究领域的全貌。
1975—2018年国外社区政策研究年发文量统计如图1所示。
图1 1975—2018年国外社区政策研究年发文量统计
注：数据统计截至2018年12月31日。
由图1可见，从1975—2018年的40余年间，国外关于社区政策研究的发文量整体呈现稳步上升态势，年均刊文量27.86篇。图中存在三个比较明显的发展阶段：平缓发展阶段(1975—1995年)、波折发展阶段(1996—2010年)和快速发展阶段(2011—2018年)。出现上述特点的原因在于：第一，受国家主导治理理念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的社区治理研究嵌于当地社会经济系统之内，适应“第三条道路”的政策实践[2]。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纪之交均将社区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层面。例如：199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授权区和事业社区”法案，社区成为国家实现政治、经济、社会福利一体化发展目标的关键因素[3]。英国工党1997年上台以来，积极主张第三条道路的城市政策(TWUP)，社区在政府决策中被赋予更大的参与权和影响力[4]。21世纪初，澳大利亚政府在政策制定时开始转向与社区对话，这些政策被注入一种新的“社区”意识[5]。西方发达国家对于社区的“再发现”，直接影响到学者对于社区政策的研究，导致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社区政策的发文量呈现较快增长。第二，受学者对现实问题关注与回应的影响。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社区治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但是社区卫生、社区参与、社区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社区问题日益突出。通过对具体社区问题的跟踪与研究，学者尝试对现有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并提出政策建议；同时，伴随着研究工具与方法的不断进步，21世纪以来对于社区政策的研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1. 高频关键词分析
词频分析方法就是根据在文献信息中提取的能够表达文献核心内容的关键词或主题词的频次高低分布，来研究该领域发展动向和研究热点的方法[6]194。运行CiteSpaceV并对相关参数进行设置：时间跨度为1975—2018年、时间切片选择为2年、节点类型选择为关键词、每个切片内的关键词选择为前30个，在结果中对出现频次≥20、中介中心性(3)中介中心性(between centrality)通俗地可以理解为一个结点担任其他两个结点之间最短路径的桥梁的次数。一个结点充当“中介”的次数越多，它的中介中心性就越大。≥0.01的关键词进行提取，得到国外社区政策研究领域的高频关键词分布情况(见表1)。通过表1可以初步判断，国外学者对社区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公共政策、社区卫生、社区照顾、社区参与、社区教育、社区儿童、社区体育、政策评估等方面。
表1 国外社区政策研究领域高频关键词
序号关键词(初现年)频次中介中心性1公共政策(1991)1090.222社区卫生(1991)910.193社区照顾(1995)590.354社区参与(1991)540.065社区治理(2000)500.096社区教育(1994)440.127政策影响(1996)430.08序号关键词(初现年)频次中介中心性8城市社区(1993)360.119社区儿童(1994)340.2110社区体育(2006)290.0711政策实施(1994)260.0812社区环境(1995)210.0713政策评估(1997)200.0714社区决策(1994)200.06
注：限于篇幅，本表仅列出频次最高的前14个关键词。
2. 关键词共现图谱分析
共现分析已经被广泛接受为各研究领域文献计量分析的首要方法。基于关键词的共现分析有其特有的优势，即通过关键词共现分析可以了解研究领域内的前沿和热点[7]185-197。在高频关键词分析的基础上，再次运行CiteSpaceV软件，经过人工调整得到国外社区政策研究领域关键词共现图谱(见图2)。
图2 国外社区政策研究领域关键词共现图谱
模块值(Q值)和平均轮廓值(S值)是评判图谱绘制效果的两个指标。一般认为Q>0.3就意味着划分出来的社团结构是显著的；S值介于0和1之间，S值越大，形成的聚类就越具有说服力。该图谱的Q值为0.653 1，S值为0.462 1，说明绘制效果良好[8]。通过图2可以清楚地发现，“体育活动”“儿童”“参与”“健康”“程序”“影响”“治理”“政治”“社区照顾”“政策”等关键词图标较大，在整个图谱中占据主要地位，处于其他关键词的中心位置。结合高频关键词分析，本文从四个方面对国外社区政策研究进行文献综述。
(1) 社区卫生政策研究。社区卫生服务包含疾病预防、治疗、康复等内容，国外学者对社区卫生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社区疾病预防政策研究。社区慢性疾病的预防与控制是国外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内容。King等认为，传统的用于预防和控制慢性疾病的手段侧重于直接改变个人行为，他们主张改变这种单一做法，通过联邦、州和地方的立法、法规政策的制定实施以及营造良好的环境支持多口径干预个人行为，以达到更好地预防和控制慢性疾病的目标[9]。Bunnell等认为，社区慢性疾病逐渐成为国家经济和健康的沉重负担，通过实施政策(policy)、系统(system)与环境(environment)三者有机结合的干预系统(以下简称PSE)，可以有效减少由肥胖及烟草引起的慢性疾病，具体做法是召集社区领导团队、制定行动计划，在人们日常熟悉的场所和地点开展活动，影响和改变社区的环境与政策。目前，美国各地的城乡社区已经达成共识，积极推动一系列广泛的PSE变革[10]。
其二，社区疾病治疗政策研究。各国每年在对社区不同类型疾病的治疗上都投入了巨额资金。伴随着疾病发生率的不断提高，如何更好地提供切实有效的治疗措施、改善目前社区存在的疾病问题是国外学者专注于解决的问题。青春期肥胖是导致成年期肥胖和诱发其他慢性疾病的危险因素，莫尔斯等基于社区超重或肥胖青少年(13～17岁)的档案数据，对社区体重管理计划进行评估，发现在执行此类社区计划时必须考虑包括目标人群的有效性和可接受性在内的多种因素，以便为政策制定和临床决策更好地提供信息[11]。斯特拉顿认为，目前西方国家的医疗保健政策和资源越来越多地集中在由营养过剩带来的肥胖等疾病问题上，而由营养不良带来的疾病问题却得不到足够的重视，未来应当更多地开展以社区为基础的医疗保健政策评估，运用组合疗法(如音乐、行为疗法、饮食强化等)治疗营养不良问题[12]。
其三，社区康复政策研究。社区康复(community based rehabilitation)作为社区发展范畴内的一项战略性计划，其目的是促使所有残疾人得到康复，享受均等的机会，成为社会中平等的一员(4)1994年，联合国三大机构(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发布了一份关于残疾人社区康复的意见书，对社区康复作了以下的解释：“社区康复是属于社区发展范畴内的一项战略性计划，它的目的是促进所有残疾人得到康复，享受均等的机会，成为社会的一员。”。对社区康复计划执行效果的评估受到国外学者的重视，希拉等对来自22个国家的37份社区康复评估报告中的“建议”部分进行编码与分析，得到51个节点或主题，进一步归纳出3个关键主题(节点)：培训(含培训对象与培训内容)、资金与财务、组织间协作；5个主要主题(节点)：管理、政府部门机构的联系、服务扩张、社区参与、非政府组织；16个次要主题(节点)(5)16个次要主题(节点)包括CBR worker，local supervisor-role，recruitment/Volunteers/Planning/Policy/Family involvement/Medical rehabilitation，clinical，therapy/Evaluation and monitoring/Target disability type/Administrative/Coverage，service provision/Staff development/Specific technology or skill等。。它揭示了与社区康复政策和规划相关的一些重要影响因素，为全球社区康复项目的发展和系统评估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13]。
(2) 社区照顾政策研究。“社区照顾”(community care)的概念最早由英国提出。1987年英国政府颁布《公众照顾白皮书》，对“社区照顾”一词给出概念界定(6)社区照顾是指为那些年长的、有精神疾病的、智障残疾的人们提供服务与支持，使他们尽可能独立地生活在他们的家庭或家庭所在的社区。。1990年英国又颁布《国家卫生服务与社区照顾法》，使得社区照顾政策成为重要的社会政策，后被美国、法国、德国、荷兰、日本等国家效仿。国外学者对于社区照顾政策的研究可归纳为两方面：
其一，在研究方法上，政策比较研究是社区照顾政策研究方面的主流方法。学者认为社区照顾是一种本地定制的服务，由地方一级的社区照顾服务中心根据当地具体情况提供服务，因此具有高度的特殊性和以人为本的特点。布劳等基于芬兰与英国社区照顾政策的比较，既突出了社区照顾政策的本地性质，也扩展了对社区照顾政策的跨国解释[14]。利特温和莱特曼基于对加拿大和以色列社区照顾政策的发展比较，发现在社区照顾施行过程中存在社会提供服务与地方一级服务之间的矛盾、服务购买者和服务提供者信息不对称、需求驱动与服务驱动之间的对立、私营机构越来越多地参与提供以家居为本的个人护理服务等一系列共性问题[15]。
其二，在研究对象上，社区照顾政策主要涉及老年人、精神疾病患者和智力残疾人士三类特殊人群。自20世纪90年代国外有关社区照顾的政策相继出台以来，社区照顾成为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重要措施[16]。社区照顾政策的制定实际上创造出一种新型的养老模式，即由机构服务更多地转向家庭和社区服务[17]。精神病患者由社区照顾取代长期住院服务的政策引起学者的关注，社区护理费用应该如何定位、是否比医院护理更昂贵等问题成为政策和规划议程中的重要问题[18]。针对智力残疾人士，美国国家智力残疾和痴呆症实践工作组在现行社区照顾政策下确定了一套涵盖从怀疑患病到护理以至最终去世的实践指南，实现了智力残疾人群从确诊到去世的终身照顾[19]。
(3) 社区教育政策研究。社区教育(community education)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杜威提出的“社会即学校”的思想，随后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并实践。对社区教育进行定义和分类的尝试一直很困难，由于各国对社区教育的理解与实践都不尽相同，因此制定的社区教育政策也各有侧重点。研究发现，国外学者多基于某一国社区教育政策的具体实践开展研究。
其一，美国社区教育政策研究。根据历年来多版卡内基高等院校分类标准(7)卡内基高等院校分类标准最早由1970年美国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制定，后经历多次修订，笔者将其整理归纳为五类：(1)博士学位授予院校(研究院校)；(2)硕士学位授予院校(综合院校)；(3)学士学位授予院校(文理学院)；(4)副学士学位授予院校(两年制院校)；(5)专业学院和其他单科院校，主要指医、法、工、商、音乐、艺术和师范等院校等。，社区教育构成了美国现代高等教育机制的一部分。通过对1947—2011年美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回顾，吉尔伯特和海勒发现，针对社区学院的立法措施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社区教育的发展。一方面，各州通过立法确定社区学院的地位、重新定义社区学院的目的与功能、进一步扩大社区学院的数量与规模；另一方面，联邦政府成立总统高等教育委员会，专门研究高等教育发展问题，通过立法拨款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社区学院建设[20]。
其二，新西兰社区教育政策研究。同样地，新西兰学者对于社区教育依然很难作出明确定义和区分，因为它具有多样性、无定形性和动态性等特点。成人社区教育(adult community education，以下简称ACE)在世纪之交被边缘化并被理解为非正规教育。利奇梳理了2000—2014年新西兰国家层面出台的与ACE紧密相关的高等教育政策的发展演变，发现受到执政党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新西兰高等教育政策中对ACE的功能定位层次不断降低：2000年，由工党领导的政府承认ACE对教育和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它被纳入高等教育部门；2010年，受到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ACE的功能与地位被削弱、降低，彻底沦为“商品”，背离了高等教育的初衷[21]。另外，基于波普尔的变革理论(8)波普尔认为，知识(或科学)的进步遵循进化而非革命的道路，可表达为P→TT→EE→P2。P表示“遇到问题”，TT表示“试验性理论”，EE表示通过广泛的“测试”以“消除错误”，P2表示“更进一步地说明问题”。，斯莱特确定了包括针对最初学习不成功的学习者、提高基础技能、鼓励终身学习、通过满足已确定的社区学习需求来加强社区、加强社会凝聚力在内的五项ACE优先事项，使得成人社区教育能够更好地融入高等教育体系并尽可能地降低由政策带来的隐性负面后果[22]。
其三，澳大利亚社区教育政策研究。彼得基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社区教育的实证研究，分析了促进社区教育取得成功的因素，包括政府与社区的良好协作关系、社区教育自身具备低成本与高质量的特点、文化多样性、科学技术的发展等，并提出在澳大利亚农村地区进行社区教育普及的政策实践[23]。另外，肖尔探讨了澳大利亚的社区教育政策对澳大利亚妇女的影响，系统批判了国家ACE政策中没有充分体现对妇女的关注与支持，在涉及妇女教育与就业问题上没有明确的政策内容[24]。
其四，阿根廷社区教育政策研究。20世纪90年代，拉丁美洲的各个国家几乎都在进行某种形式的教育权力下放和学校改革。费尔南达在比较教育研究的基础上，围绕教育权力下放过程中社区参与这一特定方面，重点介绍了阿根廷教育权力下放和社区参与教育的情况，并讨论了地方政策适应和实施的影响因素[25]。
(4) 社区政策评估研究。作为政策运行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政策评估对于衡量政策效果、纠正政策偏差、提高政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国外对于社区政策评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
其一，社区政策效果评估研究。政策评估指由各种组织或个人针对一项政策的各个方面所进行的各种评价，包括政策方案的评估、政策执行的评估、政策结果的评估等。定量定性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是目前学者进行社区政策效果评估研究的主流方法[26-29]。通过选定合适的切入点，研究者的最终目的不仅在于对政策的好坏作出评价，而且在于为后续政策的修改完善提供信息，以期更好地实现政策目标。
其二，社区政策评估模型与框架研究。针对社区不同方面的政策评估，均存在关键概念界定困难、数据来源有效性与可靠性受质疑等问题。利用最小数据集(minimum data set)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30]。凯丽等针对社区卫生促进政策设计了一套社区体育活动评估框架，该框架在社区一级的评价指标包括物理环境、社会文化环境、机构/组织环境、政治/经济环境；评估方法包括主观上的自我报告调查、深入访谈与客观上的环境审计和现有数据的使用。但是凯丽指出，客观准确的社区政策评估受到政策变化、数据系统缺乏、无法干预特殊因素等的影响[31]。
CiteSpace提供了三个层面的科学合作网络分析，分别是宏观层面的国家合作分析(co-country)、中观层面的机构合作分析(co-institutions)和微观层面的作者合作分析(co-author)。由于机构合作网络与作者合作网络的知识图谱不具备可读性(合作网络尚未形成)，本文只进行发文作者所在国家的合作共现图谱分析。
1. 作者所在国家频数分析
在CiteSpaceV软件中，将节点类型选择为国家(country)、剪裁方法(pruning)选择为最小生成树法(minimum spanning tree)，在运行结果的左侧表格中可以得到各国的发文数量、开始年份、中介中心性。进一步将发文量≥10、中介中心性≥0.01的国家信息提取出来，可以初步确定在社区政策研究领域的主要国家有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见表2)。
通过表2可以看出，在社区政策研究领域的国家呈现出三级梯队：美国以总发文量474篇的绝对实力领先于其他国家；英国、澳大利亚与加拿大发文量在100篇上下，处于第二梯队；其余国家发文量均在20篇及以下，相关研究成果有待进一步丰富。
表2 国外社区政策研究领域主要国家
序号国家(首发年份)频次中介中心性1美国(1975)4740.132英国(1975)1740.203澳大利亚(1984)1050.354加拿大(1975)760.205西班牙(1992)200.076德国(1992)190.667荷兰(1990)190.298南非(2002)160.039丹麦(1989)140.3410新西兰(1984)120.24
注：限于篇幅，本表仅列出了频次最高的前10个国家。
2. 作者所在国家共现图谱分析
国外社区政策研究领域发文作者所在国家共现图谱如图3所示。
通过对发文国家进行共现分析，以发现处于合作网络中心位置的国家。结合表2和图3可以看出，德国的中介中心性为0.66，虽然发文量仅为19篇，但是在整个社区政策研究的国家合作网络中充当着桥梁与纽带的作用，这表明德国学者与其他国家学者开展科研合作的程度较高。澳大利亚与丹麦的中介中心性相近，分别为0.35与0.34，它们也为图3中的合作网络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中介中心性超过0.2的还有荷兰、新西兰、英国和加拿大，它们在社区政策研究领域中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积极与其他国家开展合作，为推动相关研究作出了积极努力。
图3 国外社区政策研究领域发文作者所在国家共现图谱
作为评价研究机构科研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发文量一直备受各类科研院所的重视。国外社区政策研究领域主要研究机构如表3所示。
表3 国外社区政策研究领域主要研究机构
序号发文机构首发年份数量1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2000162墨尔本大学1999143悉尼大学2004134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2006115华盛顿大学2010116明尼苏达大学1998117伊利诺伊大学2008118密歇根大学2009109肯塔基州大学20081010昆士兰大学200410序号发文机构首发年份数量11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20061012澳大利亚国立大学20011013威斯康星大学1998914多伦多大学2000915得克萨斯大学2000916堪萨斯大学2005817爱丁堡大学1999818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2007819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2002820马萨诸塞州大学20078
注：限于篇幅，本表仅列出了频次最高的前20个机构。
由表3可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16篇的总发文量在社区政策研究领域排在科研机构的前面，紧随其后的还有墨尔本大学(14篇)、悉尼大学(13篇)。前20名科研院所的发文量均在8篇以上，并且各个研究机构之间的发文量较为平均，研究力量较为均衡。
虽然国外科研机构在社区政策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但是通过深入分析不难看出两个问题：其一，高校科研机构与社会其他科研机构占比严重不均衡。前20名科研机构中，仅一家为非高校机构——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其二，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网络尚未形成，核心机构尚未出现。根据软件的分析结果，所有科研机构的中介中心性均为0，表明未来国外社区政策研究领域的机构合作亟须进一步加强。
基于共现分析原理，对样本文献涉及的科学领域名称频次进行提取汇总，从而对国外城市社区政策研究的科学领域共现情况进行分析。相应的参数设置为：节点类型选取为“category”，科学领域名称出现频次≥50，中介中心性≥0.01。
高频科学领域分析有助于掌握国外社区政策研究领域的学科视角，并能对该领域内的学科融合趋势有所了解。国外社区政策研究高频科学领域如表4所示。
表4 国外社区政策研究高频科学领域
序号科学领域(首发年份)频次中介中心性1公共管理(1975)4150.742政府与法律(1975)1550.053健康护理科学(1980)1300.054生态环境科学(1977)1290.105政治学(1975)1230.016卫生服务政策(1980)1150.107环境研究(1977)1120.998教育研究(1975)1030.999社会学(1975)900.4510商业经济(1975)800.5811社会工作(1975)790.7312心理学(1977)720.9613经济学(1975)630.8914城市研究(1977)580.96
注：结果为作者根据软件运行结果自行整理所得；由于部分论文涉及的科学领域不止一种，故频次之和大于样本文献数1 226。
由表4可知：国外社区政策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在科学领域上主要涉及公共管理学(415篇)、政府与法律(155篇)、健康护理科学(130篇)、生态环境科学(129篇)、政治学(123篇)等。从时间上看，各学科在社区政策研究领域的应用均较早，不少学科以本文的文献截取时间起点为首发年份，实际上应用的时间还应当向前追溯。从学科性质上看，社区政策研究隶属于社会科学，但是国外学者在实际研究成果中运用到自然科学的知识，如生态环境学与环境研究，表明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社区政策研究领域的有机结合。
科学领域的共现分析与关键词的共词分析原理相同，通过中介中心性的大小可以判断所研究内容的集中程度。由表4可知，国外社区政策研究的科学领域主要集中在以下领域：第一，环境研究与教育研究科学领域。其中介中心性均为0.99，是国外社区政策研究领域内聚焦程度最强的科学领域。第二，心理学与城市研究科学领域。它们的中介中心性均为0.96，同样也具有相当强的聚焦程度，表明相关成果中这类学科具有连接其他学科的中心作用。第三，经济学科学领域。其中介中心性为0.89，处于国外社区政策研究中科学领域集中程度的第三位，说明以经济学为中心进行扩展的研究成果丰硕。第四，公共管理与社会工作科学领域。它们的中介中心性相差不大(0.74与0.73)，处于社区政策研究中科学领域分布集中程度的第四位。从科学领域的中介中心性不难看出，基于各类学科视角下的国外社区政策研究成果丰富，交叉学科研究也较为成熟。
1. 研究视角以公共管理学为主，多学科相互融合已成趋势
纵观40余年来社区政策研究领域所涉及的科学区域，以公共管理学为绝对主体，政府与法律、健康护理科学、生态环境科学、政治学、教育学等学科交相呼应、异彩纷呈，科学领域之间的相互融合、交叉研究已然成为趋势。以排名前14的科学领域为例，其总频次高达1 724次，较本文的研究样本1 226篇高出40.62%。同时笔者也注意到一个隐藏在图谱中的问题：社区政策方向的研究在新兴科学领域中成长缓慢，高发文量的学科领域多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包括公共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老牌学科，之后几乎没有出现过高发文量的科学领域。其缘由可能在于：一方面，传统科学领域在社区政策研究方面的发展历史悠久、地位稳固，新兴科学领域很难“分得一杯羹”；另一方面，传统学科视角在部分研究者的思维模式中根深蒂固，思维方式的转变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适应阶段。可喜的是，出现了新兴科学领域与社区政策结合的典范——世纪之交生态科学与社区政策研究的融合。未来应积极转变思维模式，将诸如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兴科学领域引入社区政策研究中，实现科学研究的交叉融合与创新，以适应社区未来发展的实践需求。
2. 研究理论体系尚未成熟，研究框架有待进一步构建与归纳
国外专家学者在政策研究大领域内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框架已经相当成熟，但是具体到社区政策研究，其理论与框架尚不健全。尽管在关键词共现分析部分，基于社区政策所涉方面，本文将社区政策研究分为社区卫生政策研究、社区照顾政策研究、社区教育政策研究和社区政策评估研究四个模块；但是这种分类结果的辨识度与高集聚度仍旧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笔者认为，社区政策研究作为公共政策研究的一个分支，未能得到专家学者的普遍重视，该领域内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框架有待进一步完善。相较于社区政策研究，国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等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积累了丰厚的理论与实践经验。积极借鉴这些领域内公共政策研究的成功经验，并结合社区政策自身特点开展研究，对于未来指导并推动社区政策研究的发展意义重大。
3. 研究方法以定量研究为主，指标与模型的实证研究将成为主流
政策研究的基本步骤包括收集信息、确定因素、运用理论、构建模型、政策评估五个方面。国外学者受数理思维的影响，多采用定量分析方法作为社区政策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方法。作为各国进行社会治理最基本的操作单元，社区承接并落实国家制定的各类法律、规划、项目、方案等，这些社区政策的执行效果如何需要进行及时的监测，以便协助政策制定者决定相关政策的走向。为便于对政策执行效果进行更为客观公正的评价，学者们对社区体育、社区卫生等方面的政策执行效果进行了定量研究。社区政策涉及社区建设的各个方面，针对社区建设某一具体方面政策执行效果评价的指标选取与模型构建有其特殊性。随着未来社区建设内涵的进一步丰富与拓展以及更多社区政策的制定与落实，选取具有普适性的评价指标、构建具有通用性的评价模型意义重大。定量与定性研究的有机结合是未来社区政策研究领域的方法趋势。
4. 科研合作网络尚未形成，机构与作者间的合作亟需进一步加强
科研合作网络的关系强度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某一领域的成熟程度。一般而言，通过“国家
机构作者”三层合作网络的关系强弱可以初步判断某一领域的发展现状。本文分析结果显示：其一，国家之间的合作网络已经形成，关键国家在图谱中也有所体现，虽然各国研究力量存在较大差距，但是相信在未来随着国家之间合作机制的进一步加强，各国的研究力量都会得到整体提升。其二，机构之间的合作网络尚未形成，样本中所有科研机构的中介中心性均为0，表明目前没有任何一家机构成为该领域的中流砥柱。同时，高校力量与其他力量相差悬殊，虽然这是因为受到高校科研属性的影响，但是在未来应当建立科研机构之间有效的合作与沟通机制，实现优势互补，以便科研投入与产出能够更好地结合起来。其三，作者之间的合作多是零散、间断的，该领域内的代表性专家学者尚未观测到。将来社区政策研究需要进一步引起学者的关注与重视，加强学者之间的合作。推动“国家机构作者”三层网络的交互合作是丰富社区政策研究领域成果、完善社区政策研究领域知识体系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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