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别专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1]57-58这既表明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是迥异于资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新型政党，又道出了推动人类进步事业向前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国际责任。这样的国际责任并非中国共产党主观臆断，亦非自诩自夸，而是有着扎实的理论根基和艰难的历史流变，对其进行系统梳理，可以为新形势下党通过履行国际责任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提供重要经验借鉴。
中国共产党“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国际责任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本原则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2]435的口号，表明无产阶级政党的最终奋斗目标就是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不断推进人类进步事业自然成为其需要履行的国际责任。以此为源点，中国共产党在深刻总结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经验教训，准确判断世情、国情、党情，深入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其进一步继承和发展，形成了符合时代要求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主义新主张，成为中国共产党外交实践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支撑。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理论产生于马克思、恩格斯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并同错误思潮不断斗争的过程之中，后被列宁在俄国的具体实践之中继续丰富与发展，使之成为原则科学、策略灵活的系统理论，在指导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弊端的敏锐洞察，创立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理论，希望以此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达到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斗争、消灭剥削以及社会不公现象、最终形成“自由人联合体”的目标。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论哪一国的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都面对着共同的敌人——资产阶级。而各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只有将本国内部的斗争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紧密相连，才有可能取得革命胜利。同时，对于如何将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提出“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2]419也就是说，各国取得民族独立成为联合的基本要件。因此，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要求本国内部斗争已经取得胜利的民族，应当最大程度地支援别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对于支援的过程，恩格斯还特别强调：“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能强迫他国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造福的办法，否则就会断送自己的胜利。”[3]548-549对此，恩格斯坚定地认为，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不容许产生任何爱国沙文主义。”[4]38马克思也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是借助常备军来使国际斗争永久化的手段，是用挑拨本国的生产者反对另一国生产者弟兄的办法以压服本国生产者的手段，是阻挠工人阶级的国际合作的手段。”[4]155当然，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十分鲜明，却没有明确阐释二者的关系。可以说，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上述观点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理论的雏形。
真正将其运用于实践并加以继承和发展的则是列宁。列宁作为十月革命的领袖，在指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同俄国具体情况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系统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理论。首先，列宁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关系问题上的观点更为明确。他认为，脱离了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是狭隘的爱国主义，而脱离了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是虚幻的，二者必须予以结合。“真正的国际主义只有一种，就是进行忘我的工作来发展本国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斗争，支持(用宣传、声援和物质来支持)无一例外的所有国家的同样的斗争、同样的路线，而且只支持这种斗争、这种路线。”[5]168其次，列宁提出“民族独立实际上是一切国际合作的基础”[6]8，这既坚持了国际联合原则，又发展了民族自决原则。列宁把民族自决看作真正联合的基础，就是要把争取和支持民族独立、平等作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之一。再次，在民族自愿联合观点之上，列宁又进一步提出在当下所处的国际环境中，不仅需要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还需要全世界无产者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他在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文件中直截了当地指出：“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7]253通过列宁的丰富与发展，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处理阶级、党际和国际关系的重要方法与理论武器，曾在多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以及二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后来，斯大林将是否遵循“保卫苏联”原则当作判断国际主义的标准，导致了大国沙文主义的出现，与真正的国际主义背道而驰。总而言之，经典作家所提出的基本原理都是基于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背景，在实际运用中，不应机械地照搬。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继承发展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中国共产党人的对外交往以遵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为根基，并使其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中汲取养分，依据具体实践条件的变化，不断调整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实现方式、扩展国际主义原则的内在旨趣，形成了符合时代背景的具有鲜明中国风格和特色的国际主义新主张。第一，主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是人类进步事业的基础，这是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继承。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非正义战争原则之上，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强调了和平的重要作用。和平的环境“不仅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8]241。同时，中华民族本身就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华文化也以“和合”理念为基础，五千年来形成的“以和为贵”的价值观充分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思想中。第二，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主张各国根据国情自主选择相应的发展道路，这是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灵活运用。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提倡用包容的态度对待多样的文明，不用任何形式干涉各个国家发展道路与模式的选择。除了建国初期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82年邓小平还提出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9]407的党际交往原则。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但依旧立场鲜明地反对霸权主义。第三，主张国际联合主体泛化，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这是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创新。随着国际关系和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人突破了“无产阶级联合”的禁锢，提出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这也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不谋而合。为此，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发出倡议，呼吁各国跨越“冷战思维”、搁置争议、放弃“意识形态挂帅”，加强平等合作来应对人类共同问题，站在各国命运与全人类未来的高度，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第四，主张以促进本国发展和全人类共同发展为利益目标，为各国共同进步贡献力量，这是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发展。苏联解体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了低潮，尽管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但仅凭一己之力不可能实现解放全人类的终极目标。但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放弃对这一目标的追求，而是将本国发展与促进全人类共同发展充分结合起来。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就提出：“中国不仅要自己料理自己，自己过生活，还应该对别的国家和民族进行帮助，对世界有些益处。”[10]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也讲过，等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日子可能就比较好过了，就能花多一点力量来援助第三世界的穷国。”[8]194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信，经济上的长期两极分化并不利于人类长远发展，“共同发展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符合各国人民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11]29
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主义新主张超越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阶级冲突；也超越了苏共国际主义的冷战思维和“老子党”思维；更超越了西方国家零和博弈的陈旧观念。这些主张是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与原则指导下，在实践中不断创新与发展的科学主张，为中国共产党履行国际责任提供了强大的理论依据。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统一，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责任同样如此：在总目标中表现出一如既往的内在统一，即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国际责任，并始终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积极践行者；而在具体内容与承担方式上却表现出灵活多样的特点，即面对身份角色、自身能力、主要矛盾、国际环境等因素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履行国际责任的方式在每一时期都不尽相同。故而，建党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的任务要求经历了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到“不遗余力、倾囊相助”“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再到“命运与共、团结合作”的国际责任范式转换，为新时代我党继续发扬国际主义精神，不断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贡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教训。
1. 1921—1949年：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履行国际责任的方式是通过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应有的贡献。
彼时的中国共产党只是新生的革命性无产阶级政党，在本国内部斗争尚未结束的情况下，又面临着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无产阶级必须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所设计的逻辑理路，先实现民族独立再进行联合行动。当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本就属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人也从来没有把中国革命同世界革命割裂开来。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12]1因而，从一定程度上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不仅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而且“对于正在斗争的欧洲和美洲各国的被压迫人民，也是一种援助。”[13]1244事实正是如此，中国人民反抗法西斯侵略最早且持续时间最长。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人民经历了长达14年的艰苦战斗。在这期间，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率先发出了建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倡议，并于1935年发表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14]265同时，在国民党围追堵截的情况下，经历了“西安事变”“卢沟桥事变”后，艰难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通过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等战争的胜利有力地捍卫了统一战线。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的重重打压之下被迫进行战略转移时，开辟了敌后抗日战场，并使其逐步成为中国战区的主战场。特别是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几乎将全部的伪军和60%以上的侵华兵力用来对付抗日根据地的军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抗击侵华日军的比例则从1938年的58.8%上升为1945年抗击日军的69%和伪军的95%[15]。
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国是抗击和战胜日本法西斯的主要力量。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长期抗战中拖住和消耗了日本的大量兵力、物力和财力，使其深陷泥潭难以自拔，从而粉碎了它的整体战略部署，如牵制向北入侵苏联计划、分散向南进攻英美兵力以及减轻对亚洲其他国家的压力等，这都有力地支撑了亚洲各国的抗日斗争。与此同时，中国远征军数十万人，两次入缅配合盟军作战，直接打击了侵缅日军，解放了缅甸的大部分地区。中国共产党不辱使命地履行了一个政党对本国人民的责任以及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事业的国际责任。
2. 1949—1978年：不遗余力、倾囊相助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履行国际责任是通过不遗余力、倾囊相助的方式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并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斗争及其国家建设。
之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履行国际责任，一方面是坚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两极对抗的冷战格局所决定的。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要求来看，已经完成本国斗争的国家需要尽最大的努力去支持其他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这是中国共产党理应承担的责任。但从自身的能力来看，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仍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亟须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社会建设，而苏联却在这一时期逐渐显现“老子党”思维和大国沙文主义，通过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分派超出其能力的任务，身处社会主义阵营的新中国也必须接受这样的安排。所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在自顾不暇的状态下仍然主动从道义和物质上对未取得民族独立的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大力支援，立场鲜明地支持他们进行反帝、反殖民、反霸权主义的斗争。可以说，为了推进人类进步事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从实践上完完全全做到了列宁所提出的国际主义原则要求：“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16]164
首先表现在对被压迫民族反帝战争的支持。毛泽东认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16]116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先后进行了抗美援朝、援越抗法等战争，仅抗美援朝战争中就有近20万名志愿军战士牺牲在朝鲜；支持埃及人民维护苏伊士运河主权、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支持南非人民反对种族歧视政策等斗争，为这些国家和地区无偿提供军火、培训军事干部、派遣军队支援等。这不仅仅关系到新中国自身的安全，更重要的是已经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人认定这是自己应当履行的国际义务。其次表现在为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经济和技术上的大力援助。毛泽东曾指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17]156-157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经济技术援助就成为中国一项长期的对外政策。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认为：“他们的建设工作做好了，他们的反对帝国主义力量增强了，就是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支持”[18]383，也就是说，援助并不是中国至高无上的单方面赐予，而是一种相互帮助和支援，不附带任何条件。如在朝鲜战争后，中国政府宣布在战争期间为朝鲜提供的所有物资、花费的一切费用均无偿赠予，同时为朝鲜提供8亿人民币帮助其恢复国民经济。而这一切外交行为的目的，仅仅是帮助受援国家能够走上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而不是使其成为中国的附属国或从中攫取任何政治利益。为此，中国政府还明确提出了“八项原则”来规范这种具有国际主义性质的援助行为，表明援助立场。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量的经济技术援助集中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中末期至70年代末，而这一时期，新中国经济深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困难重重却毅然承诺数额巨大的对外援助。中国不仅修建了需要花费大量人力、财力的坦赞铁路，还在1971—1978年先后为66个国家提供了经济援助，其中援外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比重最大的是1971—1975年，连续高达5%以上，1973年更是达到7.2%，严重影响了国内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19]298。同时，对外的援助也是极不平衡的，“对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老挝、柬埔寨等国的援助占中国援外总额的比例一直在50%以上，有时甚至超过75%。”[19]298
不难看出，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这些政策与平等无偿支援的行为无疑是国际主义精神的最好呈现，赢得了亚非拉国家的信赖，树立了中国共产党积极正面的国际形象。这些肯定是在承担巨大民族牺牲的基础上获得的，这样的对外援助远远超出了自己的国力水平，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
3. 1978—2012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责任是通过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式在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的同时量力而行地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帮助，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
作出这种选择的原因在于：其一，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共产党逐渐摆脱共产国际的影响，有更大的空间自行决定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其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拨乱反正，树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其三，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到：“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对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肯定会起比较显著的作用”[9]105，能更好地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大国、大党应有的贡献。此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总原则下，更加专注于自身经济的发展，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第三世界国家相应的援助。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对外经济合作的对象与范围也在持续扩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主要承建中东和非洲地区的工程项目以及劳务合作，到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伊始投资扩展到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经济技术合作范围也分布在资源开发、交通运输、医疗卫生、旅游、餐饮等多个行业。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赢得了更多发展机遇。从2003年至2012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共分布在全球179个国家和地区”[20]169，国家面貌和人民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正如邓小平所讲：“在国际上永远实行国际主义，不搞霸权主义”[21]134，坚持“决不当头”“绝不扛旗”的原则，仍然继续开展力所能及的对外援助。这些援助更多的是通过加强经济技术合作等多种形式来展开，包括“无偿赠送、无息贷款、贴息贷款、技术援助、项目建设、直接建厂、专家指导、劳务服务、人员培养、技术培训等一系列举措”[22]384。依照邓小平提出的同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合作所适用的“四项原则”，争取更多的互惠互利，始终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尽力而为促进全球各地区、各国家共同发展。与此同时，和以往一致，中国共产党人在第三世界国家权益问题上，始终坚定地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帮助其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促进建立一个公正、平等的国际新秩序，以保障人类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如在阿富汗问题上，积极参与阿富汗的和平重建，从2001年开始多次向阿临时政府提供巨额的无偿援助、人才培养、援建项目等；在阿以冲突中，中方主张双方应在联合国有关决议的基础上公正合理地解决中东问题；对于朝核问题，一直主张通过平等对话协商方式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等。总之，基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与原则，在努力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对于涉及第三世界国家的重大利益问题，始终支持它们的合理主张；对于需要援助的国家与地区，通过平等的经济合作等多种渠道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对于涉及国际领土争端的问题，采取“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对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一贯采取坚决抵制的态度，主张“各国人民根据各自国情，选择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23]331；对于西方社会散布的“中国威胁论”，在多个国际场合一再回应：“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中国对内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愿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24]
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不基于“意识形态输出”和“革命输出”目的的国际合作以及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国际主义援助，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更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高度赞扬。
4. 2012年至今：命运与共、团结合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履行国际责任的方式是通过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践行“一带一路”倡议来促进世界、各国政党团结合作，共同应对全球问题，实现全人类共同发展。中国共产党从全人类利益出发，在理念与实践两个方面全面诠释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新时代的国际责任，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提升到全新高度。
选择这样的新理念与新实践来履行新时代的国际责任，是在中国共产党人一如既往遵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和深刻洞悉与把握国内外形势背景下产生的。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兼具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更具包容性的理念，强调世界各国“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25]37，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关系的界定，又与西方所推崇的工具理性及国际主义有一定的契合点。在此基础上提出各国应“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25]37，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宽阔的国际视野，更加趋向于更高层次的价值理性以及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已经将各国、各民族的利益相互交织起来，全人类“命运与共”的局面已然形成，作为各国、各民族人民领导核心的各个政党，只有通过相互合作才能维护和巩固自身利益，实现发展。因而，中国共产党站在全新的高度，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并以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来履行自身的国际责任。
从理论上看，中国共产党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阐释新时代国际责任。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共产党随后向世界各国、各政党发出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希望各国政府与政党能够同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一道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与危机，为人类共同的家园作出相应的贡献。清晰可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之后，继而在不同国际场合多次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6]的愿景，呼吁世界各国、各政党同中国共产党一道努力建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1]57-58的“五个世界”，努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更多的力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一经提出就得到了不少国家的积极回应，他们在各种国际论坛、会议中纷纷表示“愿意同中国一道，为建设一个和平、民主、包容的世界作出积极贡献”[27]。尤其是在2017年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美好世界：政党的责任”为主题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得到了120多个国家、200多个政党的响应，各国的政党领袖都十分赞同与支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
从实践上看，中国共产党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来践行新时代国际责任。“一带一路”中的援助，是中国一贯坚持的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援助，充分尊重各国的自主选择，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双方是平等合作、共同参与的伙伴关系。为此，中国与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太经社会、世界卫生组织等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等，以实现平等的政策沟通；牵头成立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投资设立了丝路基金，和多个国家共同创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充足的资金和优惠的政策保障有效的设施联通和资金融通；通过实现投资贸易便利化、建设高标准自贸区网络、积极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建立境外园区、开通中欧班列等，保证公正的贸易畅通；2017—2020年，累计“向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600亿元人民币援助，建设更多民生项目”[28]，以确保深入的民心相通。可以看出，这一系列的举措都是在国际主义原则下为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中国发展的“顺风车”。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在履行国际责任的过程中，始终带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色彩，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完成了整体的范式转换，经过长期历练已然成为一个成熟的大党，树立起更加正确的角色观。这百年的历练为未来在国际社会中继续发挥好世界上最大政党的作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使得中国共产党“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国际形象更加立体与鲜明。
不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论是改革开放时期，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履行国际责任的具体任务与承担方式在不断调整，向着更加灵活与务实的方向发展，但其根本目标从未改变。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的100年来，始终是一个坚定信奉马克思主义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作为自己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政党，这也是其国际责任的履行范式随着自身的力量、国际环境以及时代需求转变而适时转换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29]42，并且会进一步通过新理念与新实践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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