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被视为“软环境”的生态、社区、劳工权益、贫困人口等问题，正日益对企业经营发展产生越来越大的“硬影响”。早在1973年，Peter F.Drucker就公开反对Milton Friedman提出的“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就是履行社会责任(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观点，同时对慈善捐助给企业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进行了反思，明确提出企业应通过参与社会创新(CSI，corporate social innovation)来实现社会责任与经营业绩的双赢。
2016年11月，国务院印发了《“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对企业参与扶贫攻坚提出了明确要求：强化国有企业帮扶责任，鼓励和引导民营和其他所有制企业参与扶贫开发。同年的早些时候，证监会发布了《中国证监会关于发挥资本市场作用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意见》，沪深两大交易所随之出台了要求上市公司设立扶贫产业基金、实施扶贫投资项目并及时披露相关扶贫信息的通知。自此，在多方力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和互为支撑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中，企业已全方位参与其中。
尽管现阶段的企业扶贫已取得阶段性胜利，但诚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们将消除绝对贫困，但相对贫困仍将长期存在。”由此，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政策框架下，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之时，企业作为弥补农村发展困境的主要外部力量[1]，除了延续、优化和升级产业扶贫等措施外，还需通过进一步深入参与社会创新来变革实践模式，切入乡村振兴，在社会治理挑战中寻找商业机遇，进行开发性战略布局。因此，总结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的可持续性意义深远。
一、文献综述
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发展与演进轨迹，既是企业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变迁，也是企业对社会责任从被动选择到自觉行动、从社会义务到经营战略的态度转变。由于企业自身具有市场资源优势，企业扶贫能够有效解决传统扶贫难以突破的问题，赋予贫困者可持续发展的能力[2]。企业在成为精准扶贫中重要力量的同时，也在履行自身的社会责任，进而参与到社会创新中。因此，文献综述主要围绕企业社会创新的源起与发展、企业社会创新与扶贫攻坚的关联两个方面展开。
1. 企业社会创新
早在1973年，以彼得·德鲁克为代表的学者一方面反对“企业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就是在履行社会责任”的观点，另一方面也开始反思“扔钱走人”的慈善捐助方式给企业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3]。有学者提出，企业应将“解决社会问题和满足社会需求的途径，看作是企业创造利润的机遇。”[4]这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已进入倡导企业社会创新的阶段。具体来说：一方面，企业需要充分利用自身在组织机构、专业技能以及人才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将经营创新与解决社会问题整合起来；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与政府及非盈利部门建立伙伴关系，将慈善性质的履责模式转变为社会价值共创，即企业与利益相关方合作，共同创造和分享社会价值[4]。
事实上，直至20世纪90年代，企业社会创新才开始成为一个被学界重视的理论问题。不过，目前的理论主要来自实践者的反思，能够清晰界定的思想学派尚未形成，还缺乏持续的理论争论，以事实来检验理论的重大研究项目更是极度缺乏[5]。不过，企业社会创新领域的理论研究虽远落后于实践的发展，但已得到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接受，甚至被视为一个可能解决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生态过冲、人口爆炸、贫富差距等众多世界性难题的方法。
那么，什么是“社会创新”?学界尚未形成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定义。本文采用斯坦福社会创新中心于2014年提出的定义：社会创新是指将地球和人类置于首位的新概念和新实践的形成、发展、采纳和整合。……致力于解决社会、文化、经济和环境等领域的问题，并通过改变人们的想法、行为以及社会结构，对已出现的问题实施系统变革。……社会创新是由个人、群体或组织机构，在盈利、非盈利以及公共部门中完成的。
社会创新领域的研究大致集中在三个方向：第一类是期望通过概念、模型和案例，阐明社会创新理论的研究；第二类是将社会创新等同于社会责任或社会企业家精神，对其加以补充说明的研究；第三类是将社会创新看作组织机构间(盈利与非盈利组织)建立的伙伴关系。在我国，该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也可大致归为三类：针对社会创新概念、特征与类型的研究；针对社会创新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研究；针对中国社会创新路径和模式选择的研究[6-8]。从现有成果来看，除需要尽快在“社会创新”的概念与特征方面取得共识之外，还应关注政治、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的影响因素，因为社会创新往往与极度贫困、教育、健康和就业等社会问题息息相关。特别是在我国，该如何结合中国社会转型发展和公民社会成长的实际，探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创新实践模式[9]，还需相关学科予以更多的关注。
2. 企业社会创新与扶贫攻坚
贫困问题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大课题，反贫困由此成为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10]，也因此吸引了政治、经济、文化等众多领域学者们的兴趣与关注。需要指出的是，国内外将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创新与扶贫攻坚这几个主题结合起来研究的成果还很难称之为丰硕。
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大多聚焦于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参与扶贫攻坚的行动逻辑、行动后果和行动策略等方面。首先，从企业参与扶贫攻坚的行动逻辑来看，主要起作用的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效率机制[11]和受到制度环境约束和规范的合法性机制[12]。前者强调技术环境，后者关注社会情境。在扶贫攻坚背景下，企业最初可能受合法性机制的驱动多一些。只有有效地把企业参与扶贫攻坚行动与其日常经营活动结合起来，使贫困人口参与到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来，成为主要利益相关方，与之分享全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利益分配，效率机制和合法性机制才能产生协同作用[13]。当然，此种行动逻辑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哪怕身处相同外部环境中的企业，其参与扶贫攻坚履责的行动逻辑也可能千差万别。
其次，针对企业参与扶贫攻坚履责行动后果展开的研究表明，企业在为其乡村战略合作伙伴提供市场机会、分享技术的同时，也收益颇丰：提升了人才吸引力[14]，增强了可持续发展优势，享受了经济激励、税收优惠以及价格优惠的采购计划，得以进入全球市场和专业领域，提高了生态效率而降低了成本[15]，防范了环境和声誉风险[16]，负责任采购强化了价值链[17]，等等。同时，除了企业自身外，包括乡村社区在内，参与扶贫攻坚的各方均会享受到扶贫攻坚中多方互联互动所带来的裨益，例如，冗余官僚程序减少，资源最大化利用以及切实的经济收益[18]。然而，始终在“利润焦虑”和“社会关注”间寻找平衡的企业，在扶贫攻坚中难免会面临行为异化、社会责任内生化进程阻滞，以及社会责任治理主体治理能力偏弱等困境，需要打造企业、乡村社会与政府之间的企业社会责任治理共同体[19]。
还有一部分研究针对企业参与扶贫攻坚履责的模式及策略展开。企业采取的扶贫履责模式要得以实现，或通过企业内设部门(人力资源部或专设社会责任小组)，或成立基金会，或与非营利组织和政府合作。对此有学者强调，企业参与扶贫攻坚，其关键还是要保障处于弱势的乡村生产生活需要，但不能成为“资本下乡”的便利渠道[20]。因此，对投入的扶贫攻坚资源该如何进行精细化管理，特别是如何鼓励资本进入农业科技创新领域，加大农业生产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力度，尚需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探索。
综上所述，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发展至今，其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轨迹已呈现出了不同趋势。在发展中国家，为确保企业履责行为与所在国的经济、政治以及环保利益保持一致，且有利于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行为会受到政府一定程度的干预与限制。同时，正如Porter等所指出的那样，如果用分析核心业务的标准来分析企业社会责任，会发现它根本不是成本、约束或慈善，而是能为企业带来机遇、创新与竞争优势的源泉[21]。受以上观点启发，本文可能的创新在于：突出我国所特有的大扶贫格局，尝试将企业置于由各利益相关方交织而成的生态图谱中，采用分析核心业务的标准制定企业可能采取的动态调适策略，以探讨如何构建既具有经济上的可持续性、又能够满足社会需求的企业参与社会创新模式，以期发挥企业在资源筹集和服务供给等方面的优势，填补相关政策不能覆盖的空白领域，为扶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提供根本动力[22]。
二、企业参与扶贫攻坚的现状
由国务院扶贫办社会扶贫司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推出的《企业扶贫蓝皮书(2019)》(1) 除特别说明外，本节的数据均来源于《企业扶贫蓝皮书(2019)》。它是在我国扶贫工作进入脱贫攻坚关键阶段的背景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推出的聚焦企业扶贫的权威研究报告，已连续发布4年。其主要内容包括《中国100强企业扶贫研究报告》《企业精准扶贫十大事件》和《企业精准扶贫案例实践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7月31日，入围2019年《财富》世界500强的前100家中国企业中，共有75家公开披露了扶贫工作信息。那么，作为市场经济中的活跃主体，这些中国企业的优秀代表在参与扶贫工作中取得了哪些成就，在“赚钱行善”向“行善赚钱”的转变之路上又暴露了哪些问题呢?
1. 企业参与扶贫取得的成就
以中国百强企业为例，2018年其对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响应度达到了75%，扶贫项目覆盖了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其中，15家企业披露了年度扶贫成效，其扶贫工作共惠及约634万人，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人数达79万人。云南、新疆和青海是得到中国百强企业帮扶项目数量最多的省份。
(1) 扶贫成效
首先，从扶贫成效来看，61%的百强企业帮扶地点涉及以“三区三州”为代表的全国广大深度贫困地区，做到了精准选择帮扶地区。其次，33%的百强企业面向留守儿童、妇女、残障人士、老年人等特殊困难群体设计和实现了扶贫项目，帮扶对象也做到了一定程度的精准。再次，63%的百强企业采取各种方式培育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包括加强党建引领、建设“三支队伍”、加强技能培训和文化建设等。此外，超七成企业在扶贫工作中能够积极整合各方资源，构建扶贫工作共同体，其中，与其他企业、社会组织和政府的合作居前三位。
(2) 扶贫投入
从扶贫资金投入来看，在百强企业共计投入扶贫资金49.35亿元。以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为代表的投入总额前十名企业，2018年共计投入275 194万元(见表1)。
表1 2018年中国百强企业扶贫资金投入总额前十名 万元
序号企业名称扶贫资金投入1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60100.002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39500.003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27500.004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7500.005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23000.006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22094.007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20000.008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20000.009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18000.0010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17500.00合计275194.00
同时，百强企业中6家银行业金融机构精准扶贫贷款余额总计达6 078.01亿元(见表2)。
表2 2018年百强企业中6家银行业金融机构精准扶贫贷款余额 亿元
序号企业名称精准扶贫贷款余额1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3415.002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559.453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624.004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77.435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26.986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75.15合计6078.01
值得称道的是，65%的百强企业扶贫管理制度逐步完善，高层领导重视并积极参与扶贫工作；超半数企业已建立扶贫工作组织体系，47%的企业制定了扶贫规划和相关管理制度。28家企业披露了派出扶贫干部情况，百强企业共计投入扶贫人员1 870人，平均每家企业派出67人，其中中国移动派出多达500名扶贫干部。
(3) 扶贫策略
从中国百强企业在脱贫攻坚过程中所采取的扶贫策略来看，综合施策成为主流，涵盖了教育扶贫、产业扶贫、消费扶贫、健康扶贫和旅游扶贫等十余个领域。其中，教育扶贫所占比例最高，达到了92%；其次为产业扶贫(71%)和消费扶贫(67%)。尤为难得的是，超七成百强企业能在扶贫中结合自身的主业优势，初步实现了企业发展与贫困地区脱贫“双赢”(见图1)。
图1 百强企业扶贫项目覆盖的领域
2. 企业参与扶贫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根据中国百强企业的扶贫实践，以及来源于CNRDS数据库(2)除特别说明外，本节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hinese Research Data Services，CNRDS)。CNRDS数据库是一个高质量、开放式和平台化的中国经济、金融与商学研究的综合数据平台。的我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2019年披露的精准扶贫信息，现阶段我国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暴露出以下几方面问题：
首先，整体政策响应水平一般。根据2019年的统计，在3 702家上市公司中(沪市1 520家、深市2 182家)，只有945家上市公司披露了精准扶贫信息，占样本公司总数的25.53%，其中，沪市占比15.34%(568家)，深市占比10.19%(377家)，总体参与度不高。同时，近几年A股上市公司精准扶贫信息披露数量虽逐年增长(由2015年的749家上升到2019年的945家)，但披露信息量少质低的问题持续存在(见图2)。
图2 2015—2019年A股上市公司披露精准扶贫信息情况
其次，民营企业参与扶贫的热情有待激发。国有企业扶贫投入与成效普遍优于民营企业，前者平均投入为17 581.01万元，后者仅8 811.83万元。在国有企业中，中央企业在精准扶贫投入中发挥了领头羊作用，平均投入为70 920.81万元，地方国有企业仅投入5 006.02万元。事实上，民营企业的参与度高于地方国企，但减贫成效却相对较差，参与热情尚待激发(见表3)。
表3 不同类型企业精准扶贫投入情况 万元
企业类型投入企业数/家上市公司总数/家投入总额平均投入中央企业1212358581418.0070920.81国有企业857346715066924.0017581.01民营企业73632326485506.008811.83地方国有企业128327640770.605006.02
此外，不同行业参与精准扶贫投入差异较大。其中制造业扶贫投入最多，总额达1 630 356.20万元，占其营业总收入的0.2%。与制造业相比，金融业虽参与扶贫的公司比例较高(0.67%)，但其扶贫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并不算高(0.16%)。同时，农、林、牧、渔业投入的扶贫金额绝对值虽不高，但与其营业收入相比达到了所有行业中的最高比例(0.45%)。总体来看，有14个行业的上市公司扶贫总投入超过亿元，遗憾的是，教育业上市公司对精准扶贫的投入为零(见表4)。
表4 部分行业企业精准扶贫投入情况
行业名称投入公司数/家占行业上市公司总数投入总额/万元营收占比/%金融业780.67 6182.940.16制造业3590.221630356.200.20房地产业440.33135099.300.10批发和零售业550.32147925.780.07农、林、牧、渔业140.3454244.530.4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1350.18944.460.03卫生和社会工作业120.102973.490.18文化、体育和娱乐业140.204173.270.04综合类30.17823.050.04租赁和商务服务业30.102692.300.03教育业0000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企业在参与扶贫攻坚过程中虽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存在的问题也十分明显。首先，整体参与表现一般，大多停留在响应国家政策的层面。其次，国有企业扶贫投入与成效虽总体优于民营企业，但更多企业参与扶贫的热情尚待激发，企业还需将社会问题或公众期望真正纳入自身发展的战略框架中。此外，在扶贫实践中最应该发挥作用的教育、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卫生和社会工作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制造业等行业，尚未将参与扶贫作为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转型路径，欲在扶贫实践中实现企业社会责任与经营业绩的双赢，依然任重而道远[23-24]。
三、企业参与扶贫实践的可持续模式
通过对企业参与扶贫攻坚实践现状的分析可以看出：企业迫切需要自觉行动起来，结合自身实际地探索出参与社会创新的经营战略和实践模式。欲使参与扶贫的实践具有可持续性，需要企业调动自身的市场资源优势，履行自身的社会责任，进而参与到社会创新中。基于企业社会创新理论与实践所构建的企业参与扶贫实践可持续模式，涉及商业模式再设计、规模效益再规划、供应链再管理以及战略伙伴关系再建立等四方面的创新性解决方案(见图3)。
图3 企业参与扶贫实践的可持续模式
1. 商业模式的再设计
拼多多可视为企业为参与脱贫攻坚而对其商业模式进行再设计的一个典型案例。根据其《2018扶贫助农年报》，截至2018年底，平台注册地址为国家级贫困县的商户数量超过14万家，年订单总额达162亿元，预计带动当地物流、运营、农产品加工等新增就业岗位超过30万个，累积覆盖并帮扶17万建档立卡户。“拼农货”和“新品牌计划”精准抵达深度贫困地区，扶贫效果显著。特别是其基于“最初一公里”直连“最后一公里”的产销模式，已累计带动62 000余名新农人返乡，平台及新农人直连的农业生产者超700万人。此外，“农货中央处理系统”不仅为平台4亿用户提供了大量来自全国各地产地直发的优质平价、“9.9包邮”的农产品，还改变了分散小农作业所形成的农产品产销格局，打破了小农生产的空间制约半径和成熟期的时间制约区间，创建起4亿消费者直连2.3亿农户的新型农产品产销体系。
事实上，关于企业在反贫困中应该扮演何种角色的讨论，在全球范围内已开展15年之久。单一的、短期的和救济式的送钱送物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只有向“造血式”转变，才可能实现“互利双赢、共同发展”。在对商业模式进行再设计时，需要综合考虑自身可用的资源、解决所面临问题的可选途径、建立新的指标体系，甚至要重新调整企业的内部结构；重点在于开发出在经济上具有可持续性，但又具有包容性的商业模式：能适应政策变化，并降低市场成本，还需考虑到低收入用户市场的诸多特点。
2. 规模与效益的再计划
学者们将全球市场视作一个“经济金字塔”。金字塔的顶端人数较少但购买力强，处于底层且数量巨大的人口购买力较弱，甚至不能完全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25]。进军金字塔底层市场，不仅将为企业和消费者带来经济利益，而且有助于解决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从全球来看，进军金字塔底层的市场战略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以私营企业为主导，从盈利前景的角度而非单纯社会责任的角度看待扶贫问题；二是以技术创新或商业模式创新为手段，开发适合低收入人群的产品或服务，在满足他们需求的同时，保持企业的持续经营。
投入与产出的规划是企业取得成功所必需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26]。同时，企业处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投入产出规划需遵循的原则也不同，首要确保的应是规模和效益的可持续性。当企业面向贫困地区的特定市场时，对于规模与效益的再计划可分为几个阶段：在最初的愿景阶段，厘清在低收入人群中创造价值的可能选择；在随后的试点阶段，要把行之有效的尝试有机整合起来；在最后的推广阶段，在充分搜集、评判和解释市场环境信息的基础上，与当地各利益相关方建立起合作关系，并形成独有的竞争优势。此外，企业需创造出能够满足低收入人群需求的新产品或服务，同时还要避免给生态和社会带来外部性问题。当然，企业作为经济组织，将自身经营目标与社会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目标结合起来，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是一个需要不断调适的长期过程。
3. 供应链的再管理
供应链管理实际上是一种基于“竞争
合作协调”的新型合作模式。首先，合作各方在进行利益和责任的分配时要体现公平互利的原则，特别是在扶贫攻坚中、在供应链中占主导地位的企业一方，不能欺压弱小的农户一方，否则只会导致信任关系的破裂和合作伙伴的流失。其次，风险控制和管理措施是保证。在供应链中主要存在两种不确定性：一种是需求信息偏差逐级放大引发的供应商库存不确定，另一种是物流供应时间延迟效应导致的交货期不确定。对于“放大效应”，供应链间可以使用高效的电子数据交换有关成本、作业计划和质量控制信息，加强对风险的事中过程控制而不是事后控制。对于第二种不确定性，可通过对业务流程的再设计来精简供应链，消除冗余环节，实现供应商本地化和实时生产系统构建。此外，建立科学、合理、公平、有效的供应链评价体系至关重要。在扶贫攻坚中，可充分运用价格激励、订单激励、商誉激励、信息激励和淘汰激励等激励模式，大力培育“造血式”扶贫机制以及“扶志与扶智”并举。
由此，企业可以通过精简农产品供应链持续提升留存价值链的附加值，推动生产要素尤其是人才要素实现优化配置，通过实现成本和质量等全方位的革新，有效激发覆盖产区的内生动力，实现有效精准扶贫。
4. 战略伙伴关系的再建立
随着共享经济成为共识，创造共享价值已成为所有企业的追求。相较于政府和其他各方参与扶贫，企业无论是在资源、路径方面，还是在市场经验等方面都更具优势。然而，针对目前企业参与扶贫环境中不得不面对的一些问题，企业需主动构建一个有利于多方合作的“生态”环境，促进自身的良好运营，实现社会和经济效益的双赢，完成战略伙伴关系的再建立。首先，企业需要与其他各方形成信息共享机制，这有利于企业有所作为和市场的充分交易。其次，形成以“诚实守信、公平互利”为基础的信任关系。企业要充分信任自己的合作伙伴，了解彼此的生产程序和生产能力，明确彼此的经营计划和策略，且明确为了协助对方实现战略目的而需采取的战术策略和需承担的责任。
四、结 语
综上所述，对于企业来说，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是如何让扶贫攻坚实践更具可持续性，即如何为低收入人口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创造共享价值。企业社会创新理念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解决此难题的关键。本文基于该理念所构建的企业参与扶贫实践可持续模式，虽然会因各组成部分持续调适和创新而增加成本，且大部分将是试错成本，但与因不能及时调整发展方向而可能带来的冲击相比，短期的利益损失可能无足轻重。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之时，企业只有积极寻求参与社会创新的可持续性解决方案，才能适应政策变化，从参与精准扶贫逐步过渡到参与乡村振兴，为自身赢得更多的弹性发展空间，从而从容应对后扶贫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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