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已成为“最显著的特征、最壮丽的气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正书写着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生动实践[1]。从党史和改革开放史的内在联系来看，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百年探索是改革开放不可脱离的历史语境，有助于在“过去、现在和未来是历史逻辑的基本范畴”[2]384这一极具纵深性的广阔视野中论析改革开放的起点、展开与归宿。作为一种可认知的连续性运动，改革开放的历史逻辑在内部结构中蕴含着由起点而展开并最终达致归宿的周延链条，其规律性日益凸显：一是历史起点在“过去”意义上言明出场语境与改革开放发生的逻辑连贯性；二是历史展开在“现在”意义上勾勒演进理路与改革开放实践的逻辑相关性；三是历史归宿在“未来”意义上预见价值指向与改革开放趋势的逻辑延续性。由此，在百年回眸的溯源中，改革开放的历史逻辑交互关联并得以完满显现，不断驱动着改革开放走向深入。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出场的，而“‘历史时期’是历史逻辑的一个基本概念，因为它表达了事件发生的准确时序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情境”[2]390。就此而言，中国的改革开放自有其独特的出场语境。作为历史逻辑的起点，这种出场语境不仅体现在改革开放历史发端的背景意义层面。在逻辑意义上，其更侧重于改革开放在中国出场的历史必然性，即改革开放“是否在某个特定历史的逻辑中”[3]10。这一起点意在阐明于“现在”意义上进行的改革开放与在“过去”意义上的历史时期及历史事件的逻辑连贯性。
自1840年始，鸦片战争的硝烟使“中央之国”猝然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击碎了“老大帝国”的迷梦，开启了中国近代充满屈辱与血泪的序章，并由此在横贯数百年之侵略与反侵略斗争中上演着无数救亡图存的历史剧目。从林则徐、魏源的“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派风行一时的“中体西用”和维新派倡导的“商战”“议院”，再到资产阶级革命派孜孜以求的民主共和体制，甚至最顽固的清廷统治者也要行“新政”、立“内阁”来竭力挽救摇摇欲坠的统治。可以说，无论满清贵族还是汉族士绅，无论知识分子还是普通民众，救亡图存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实践的主旋律。然而，随着西方侵略的不断升级，中国局势陷入日益衰败的境地，直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毅然肩负起救亡图存的历史担当与民族使命。经过28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救亡图存历史使命的完成。但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并非如想象般同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理论预设完全一致，“走俄国人的路”也并不能回答中国语境下的诸多问题，文化大革命“导致我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温饱都成问题，国家建设百业待兴”[1]，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再一次呈现在中国人面前。在这样一个“中国往何处去”的紧要关头，如何在西方占据强势话语的世界体系下“图存”，成为改革开放的出场前奏。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百年奋斗中积累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被再一次激发，并作为内在动力催生出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性变革。据此而论，中国在新的时代境遇下虽然并没有遭逢近代历史中的侵略与压迫，但这种危机感并不亚于鸦片战争后被迫打开国门继而求变求新的救亡图存，尤其是解除相对封闭条件后猛然察觉到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谈及发展问题时提出的“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4]89的问题直接摆在了国人眼前，努力赶上时代的危机感促使中国人迈出变革的脚步。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开放表现出类似救亡图存的某些样态与特征，可以说是近代以来救亡图存历史逻辑的延续。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就开始脱离文化大革命的旧有轨迹，主动融入以工业化、市场化等现代化特征著称的世界历史逻辑。这种积极融入的选择深刻体现了改革开放对世界历史节律的把握，从而能够以主动而非被动的姿态转向世界历史的逻辑。世界性的现代社会变迁“在其出现于人类文明地平线之初，就带有极其鲜明的‘善’‘恶’矛盾二重性”[5]。自托马斯·莫尔开始，从康帕内拉、闵采尔到摩莱里、马布里等，中经傅里叶、圣西门和欧文，最后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对空想社会主义进行扬弃的基础上建构起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态，乃至其后形形色色的各类思潮，都在批判和诊断以资本主义社会为载体的现代社会变迁中的内在矛盾。可以说，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在充分认知资本主义“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6]194，使“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6]404的世界历史逻辑基础上构建起来的。然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实践把本来建基于世界历史逻辑对资本主义进行辩证否定的扬弃简单等同于拒绝现代化，希望在脱离世界历史逻辑和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实现理想中的社会主义蓝图。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那样，“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7]150，背离世界历史逻辑的任何美好规划只能流于空想。正因如此，要有效应对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可能被葬送的空前危局，中国需要把握世界历史逻辑的脉动，聚焦时代发展的规律和发达国家的经验，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模式和道路。作为契合世界历史逻辑的创举，改革开放有效满足了1978年我国再次处在“中国往何处去”的十字路口进行战略抉择的历史实践需要，成为积极融入世界历史逻辑的主动选择。
从阿芙乐尔号的炮声到天安门城楼上的宣示，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建立无疑带来了社会主义理论构想在现实世界中得以实践与检验的契机。从外部来看，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毛泽东从十月革命起得出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8]1471那样，其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与模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参考模板。然而，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毕竟不适应中国的实际国情。毛泽东曾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并强调要“引以为戒”[4]23。邓小平在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时也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9]139正是在克服苏联模式僵化与封闭等缺陷的基础上，改革开放要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9]113。从内部来看，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缺乏对社会主义本质及其建设规律的科学认识，加上急于求成的“超英赶美”心态、美苏争霸格局下的“冷战”思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话语形态成为主流，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遭遇挫折。这些挫折和失败并不是否定历史逻辑，而“只是表现了历史逻辑在实现过程中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2]419。正因如此，在深刻检讨曲折探索的经验教训后，邓小平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逻辑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依然需要自我完善和改革，指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7]311外部与内部双重向度的世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逻辑是改革开放伟大创举的重要推力，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改革开放“是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1]。
改革开放的历史逻辑自起点而始，“由于应用领域的不同，产生了三种模式的历史逻辑，即‘解释的’历史逻辑、‘实践的’历史逻辑和‘理论的’历史逻辑”[2]401，由此构成历史逻辑在时空中的展开。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中，“解释的”历史逻辑表现为改革开放的概念嬗变，“理论的”历史逻辑表现为改革开放的话语建构，“实践的”历史逻辑表现为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这三种模式的历史逻辑相互交叠、耦合，一同在“现在”意义上铺展开来，成为改革开放的演进理路。
“解释的”历史逻辑也就是“叙述的”历史逻辑。“‘叙述的’历史逻辑是关于叙述史中基本概念之间的推论关系和推论原则的学说。”[2]384因而，从概念呈现的角度考察，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7]141的历史节点开始，直到1984年在谈及侨务工作具体政策时，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中第一次出现了“改革开放”的完整概念(1)1984年2月9日，邓小平参观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村和陈嘉庚故居时指出：“陈嘉庚是个爱国华侨。福建华侨多，进出都经过厦门。改革开放后，侨务工作很重要。”。可以说，“改革开放”的概念嬗变作为历史逻辑的第一重展开，其概念的完整呈现经历了从范围界定到内涵衔接直至整合定型的历史过程。
首先，在范围界定上。邓小平曾在阐述改革开放政策时谈到：“一个对外经济开放，一个对内经济搞活。改革就是搞活，对内搞活也就是对内开放，实际上都叫开放政策。”[9]98这里的“改革”范围被界定在内部，而“开放”的范围包含内部与外部，即“改革”的范围界定在“开放”的边界之内。在当时，“改革”与“开放”在范围界定上存在交集，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相互替换。
其次，在内涵衔接上。起初“‘改革’和‘开放’分别作为两个语词，具有各自的内涵”[10]，但随着概念的演变和场域的转换，邓小平认为：“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9]110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一目标导向上，“改革”和“开放”的概念显然更为相似，体现着共同的政策倾向。但当语境发生转变之后，两者的概念则产生了相应的变化。
最后，在整合定型上。通过词频研究分析(2)数据库网址为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index.html，词频统计方法为word文档检索。将历次报告制作为word文档，在“查找”框中分别输入“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等，并排除“改革”“开放”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频次获得统计结果。下同。，“改革”和“开放”单独出现的次数显著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改革开放”的完整概念明显增多。以党的十三大和十四大报告为例，单独出现“改革”的词频从146次降至68次，单独出现“开放”从26次降至22次，而“改革开放”的词频则从29次升至56次。可见，在党的十三大到十四大的五年时间中，“改革”“开放”等单独出现的概念已基本被吸纳于“改革开放”的整体概念中。在这种嬗变之中，改革开放的概念从不完善到完善，从不全面到全面，逐渐摆脱单一、孤立的内涵得以完整呈现，并在话语建构和实践探索中日臻成熟。
改革开放的历史逻辑展开要实现自概念而始的逐次递进，话语建构是其弥合概念与实践之间落差的重要转化机制。“‘理论的’历史逻辑为历史的逻辑发展提供了理论逻辑的基础。”[2]413从话语呈现的角度考察，改革开放理论话语的建构既是核心概念的延展，又是实践探索的前提，同样发挥了这种基础作用，扮演着历史逻辑展开中承前启后的关键角色，避免在逻辑展开中出现历史的断裂。
首先，改革开放的话语建构围绕核心概念展开。仍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为例，在党的十三大到十九大报告中，单独出现“改革”的词频分别为146、68、66、75、68、67、60次，单独出现“开放”分别为26、22、12、15、25、19、18次，“改革开放”则分别出现29、56、27、14、34、19、9次。从这三个核心概念的词频可以看出，改革开放的话语建构并非凭空产生的，实际上是在概念的反复强调、多次出现中得到进一步强化和认同的。这样一种波浪式的概念演进带来的不仅是概念的众所周知，而且在更深层次上以概念链、概念群等方式逐渐完成了从概念到理论的集合与延展，并通过对概念的深刻把握将抽象概念转化为更系统、更科学的理论话语。
其次，从概念到理论的初始步骤并非意味着改革开放话语建构的终结，其建构链条仍需依循理论自身的深化而发展为具有多维层次的理论体系，从而涵盖道路、制度、政策、模式等各种意蕴。择其要者而言：一是道路，改革开放的理论话语创设出“非西方化却更成功的现代化道路”[11]，即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同时在对外开放中借鉴资本主义制度先进的文明成果，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体制，具有客观审视改革开放发展历程的理论解释功能；二是制度，改革开放的理论话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同时，创造性地赋予其时代化、大众化的话语形式，具有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更新功能。
最后，改革开放话语体系的建构在观照人民群众主体性的过程中展开。“话语的大众化、生活化是衡量中国话语成熟度的主要标志。”[12]实际上，在改革开放话语建构之初，无论是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城市进行的国营企业改革，改革开放的理论与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紧密联系，一经实施立刻爆发出人民群众强大的创造性。在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中，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创造或直接孕育或潜在促进，持续推动着改革开放的理论构建。
“实践的”历史逻辑把“实践逻辑同历史逻辑密切地结合起来”[2]410，改革开放历史逻辑的展开更为深刻地表现在实践探索层面。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作为兼具概念、理论和实践三重意蕴的历史逻辑展开，在完成从概念到理论的飞跃后还要经过“变成物质力量”[6]9的最后阶段，即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问题导向贯穿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体现出改革开放从根本上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昭彰着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以问题导向为推力的鲜明特征。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改革开放“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廓清困扰和束缚实践发展的思想迷雾”[1]，不断推动着问题的发现、认识直至解决，为改革开放注入了生命力。
首先，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在问题导向的客观性中呈现。“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13]839，问题导向起始于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进而感知矛盾的多样性，运用主次矛盾和矛盾主次方面辩证统一的思想，最终达致矛盾的解决。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14]74。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曾指出：“坦率地说，在没有改革以前，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贫困的状况，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9]237-238为此，邓小平强调：“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15]381尤其是在当时的农村，现实问题的客观存在催生了改革的需求与动力，农村改革最先被提上日程。在农村进行的改革之所以能赢得广大农民乃至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是因为它并非主观臆断，而是有其客观依据，直面当时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符合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我国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1]，这正彰显了其中问题导向的客观性。
其次，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在问题导向的科学性中呈现。改革开放并非一蹴而就的，“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14]74，需要在实践中根据不同阶段的具体问题进行科学谋划。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共产党就强调要围绕问题展开科学的分析和解答。正如陈云所说：“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16]279只有自觉把握问题导向的科学性，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积累经验，合理辨别改革开放的“压舱石”与“绊脚石”，才能使改革“有利于调整，也有利于改革本身的成功”[16]279。在实践探索中，从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到深圳特区的“渔村奇迹”，再到黄浦江畔的“浦东故事”，改革开放实践逐渐走向系统化、制度化，并开始从“摸着石头过河”转向与顶层设计相结合，反映出理论话语转化为实践探索中问题导向的科学性价值。
最后，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在问题导向的时代性中呈现。“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7]289-290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自然必须不断解答时代提出的最新问题。然而在现实情况里，问题的流变与杂多往往不会把时代的“真问题”直接暴露出来，甚至一些根深蒂固的“老问题”、细枝末节的“小问题”、人为预设的“假问题”等会与“真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干扰实践的因素。而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始终牢牢紧盯真正的时代问题，“强化问题意识、时代意识、战略意识，用深邃的历史眼光、宽广的国际视野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和内在联系”[1]。就此而论，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在时代问题中应运而生，“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1]。
毛泽东曾经谈到：“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8]1123-1124同样，梳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逻辑的逻辑起点和逻辑展开，并不仅仅在于回顾改革开放“过去”和“现在”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实际上这种历史逻辑更侧重于以“过去”和“现在”为媒介，从中推论出“将来”的逻辑归宿。这种逻辑归宿“融入了价值判断，从而使历史逻辑成为‘应当’的逻辑”[2]77。所谓“应当”的逻辑，即“以概念推论的形式描述和预见历史的必然性”[2]419，这种历史必然性在逻辑归宿中表现为改革开放必须遵循的历史经验和价值指向。因而，改革开放的历史逻辑在逻辑起点上出场，在逻辑展开中演进，必然需要根据“应当”的逻辑，在回眸过去、目视当下和昂首未来的贯通中实现时空维度的逻辑完满。这种完满指向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政党、国家和人民的三重维度上。
改革开放是党领导人民作出的历史性决策，不仅有效应对了“文革”后的信任危机，更极大地巩固了党的长期执政地位。习近平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实践中得出启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1]新中国成立后，党的主要领导人迫切希望中国能够摆脱近代以来长期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的农业大国面貌，以期在迈向共产主义的进程中实现“弯道超车”，因而曾一度在党的领导方面出现急于求成的倾向，忽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盲目推进社会主义建设。邓小平将其总结为：“由于要求过急，目标过高，脱离了中国的实际，结果发展反倒慢了。”[9]202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从实事求是的原则出发，纠正了党的领导中存在的错误倾向，并在澄清错误之后继续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在关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论述中，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重大原则。正因为有了党这个强大的领导核心，改革开放才能在肇始、推进和完善等步骤中行稳致远，并“保证了改革开放的政治方向、政治认同、政治保障及其进度、深度和广度等，避免了无序、激进、混乱和无效等”[18]。因而习近平强调：“正是因为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我们才能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才能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1]历史已经证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改革开放的核心经验，也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保障。反之，如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得不到巩固和维护甚至遭到破坏，那么当改革开放“面临这样那样的风险挑战，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时，就无法保证“改革开放这艘航船沿着正确航向破浪前行”[1]。
改革开放是中国在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重新奋起的历史飞跃，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1]一方面，从历时性视角来看：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9]237。而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之后，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货物进出口总额、对外投资总额以及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等关键指标均位于世界前列。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国人民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1]在纵向比较中，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作为改革开放的实践成果，反映着改革开放对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有力推动。另一方面，从共时性视角来看：改革开放之前，邓小平在对比中外发展差距时多次提到“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15]372，“到发达国家去看看，应当看看人家是怎样搞的。过去我们对国外的好多事情不知道”[15]373等。如今，我国已成为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誉的“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1]。在横向比较中，改革开放促使中国这个曾经落后的现代化“学徒”重新焕发国际影响力，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别于西方的中国方案。在历史逻辑的纵横之间，改革开放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建设路径，逐渐成为社会大众的普遍共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核心要件。尤其是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更高的奋斗目标，形成了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1]，无疑彰显了改革开放要在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价值指向。
与此前相比，仅仅是9年以后的1987年就与改革开放之前“经济发展屡遭挫折，人民生活改善甚微的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19]5。而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后的当代中国，这种对比更称得上是翻天覆地。在如此巨大的变化背后，始终不变的重要价值导向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基于这一理念不断满足和实现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1]，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明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6]413开始，人民性就始终镌刻在共产党人的旗帜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阶段的具体任务和实践经验，一以贯之地运用“人民”话语为改革开放寻求理论合法性与实践合理性：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将“为人民服务”确立为全党的根本宗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力图解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并努力让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人民纳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内涵中，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及至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时代命题。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实践中，从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基点出发，在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美好生活需要的过程中，得出了“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1]的历史性结论，从而把改革开放与人民群众更为紧密地联系起来。因此，习近平强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改革开放的初心和使命。”[1]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就是人民群众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成果，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只有“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践行党的根本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才能“充分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创造伟力”[1]。概言之，改革开放源于人民、系于人民、归于人民，在根本上内蕴着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旨归。
从历史逻辑的视角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依循着逻辑起点、逻辑展开和逻辑归宿三重维度逐次递进的，分别展现了改革开放的出场语境、演进理路和价值指向。在当代中国，深入考察改革开放的历史逻辑，剖析其“过去”意义之上的出场语境，探究其“现在”意义之上的演进理路，总结其“未来”意义之上的价值指向，才能在改革开放的历史逻辑中明晰过去的历史缘由、体认现在的持续探索并延伸至未来的发展走向，从而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基于历史逻辑的经验佐助和有益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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