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开放、人口流动与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 ——基于辽宁省经济增长率波动的分析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区域之间人口流动规模最庞大的国家。根据我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与2010年相比，流动人口增长69.73%。其中，人户分离人口增长88.52%，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长192.66%。在关注人口跨区域流动的同时，省内人口向核心城市集聚、加快省内第一、第二大城市扩张及带动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也越来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辽宁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增长，地区生产总值明显提高。但自2015年开始，辽宁省经济增速断崖式下降，2016年更是出现了负增长。经历了2016年的阵痛后，辽宁省在随后的发展中经济逐渐恢复增长态势。伴随经济发展动力不足，根据《辽宁统计年鉴》数据，自2014年以来辽宁省人口净流动连续为负，特别是2017年人口净流出超过7万人。在2018年我国内陆31个省份常住人口统计中，辽宁省常住人口为4 359.3万，相较2017年下降了0.22%。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数据显示，2020年辽宁常住人口4 259.1万人，与2010年第六次普查的4 374.6万人相比，10年共减少115.5万人，减少2.64%。可以看出，辽宁省人口流动对区域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基于目前辽宁省发展存在的问题，本文将关注点聚焦于辽宁省地级市经济开放、人口流动和区域经济发展上。根据2020年辽宁各市统计公报数据计算发现，2020年各地级市GDP总量前五位的城市占辽宁省经济总量约72%，而人口总量仅占约55%，经济发展的集聚程度和人口分布存在不匹配、非均衡问题。进一步计算辽宁省三次人口普查数据，发现2020年与2000年相比，沈阳、大连、营口、盘锦常住人口增加；2020年与2010年相比，仅有沈阳、大连两个城市人口增加，其他城市人口数下降。可见，辽宁省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不平衡性，集中表现在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发展较快，人口也向沈阳和大连等经济较为开放的城市聚集。

一、文献综述

最早提出的人口迁移流动理论是Heberle于1938年提出“推力

拉力”理论，认为人口迁移是由“推力”和“拉力”共同作用的[1]。在此基础上，Bogue总结出12种推力和6种拉力因素，比较全面地提出了人口迁移的“推

拉”理论[2]。Lee提出影响人口流动的四个因素：迁出地因素、迁入地因素、中间障碍因素和移民个人因素，认为人们的迁移行为是在综合权衡这四种因素的情况下作出的选择[3]。Lewis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由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组成。由于现代工业部门市场化程度高，具有更高的要素生产率，所以具有更高的工资，而传统农业部门由于土地稀缺会产生大量剩余劳动力，并被现代工业化部门吸引，所以农村部门的劳动力将不断向城市转移，直到两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相等，农村不再存在剩余劳动力，经济从二元转为一元[4]。

国内学术界关于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普遍认为人口流动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且这种效应具有收敛性[5-6]。第二，人口流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双向的，经济发展快的地区更能吸引人口流入[7-8]。第三，研究人口流动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学者就经济开放对劳动力流动影响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杨云彦等建立多区域迁移模型并引入国际直接投资，认为在开放地区的外资企业是吸引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的主要部门[9]。蔡昉等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大规模迁移的空间分布特征，利用双对数模型考察了1995—2000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情况，发现伴随经济增长的市场化改革程度和市场发育的不平衡性是决定人口迁移基本方向的一个重要因素[10]。朱农等通过分析1985—2000年中国省际人口流动数据，认为外向型经济对外省劳动力有非常明显的拉力作用[11]。Downes等认为，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双向交互作用会影响劳动力市场[12]。Nong等提出，中国在推出对外开放政策后，地区间收入和就业机会差距不断扩大，部分首先对外开放的省份吸引了其他地区剩余劳动力的流入[13]。王德文等提出，中国加入WTO后出现了“民工荒”现象，劳动力市场出现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回流的新格局[14]。易苗等研究了改革开放以后人口向东部地区集聚的过程中经济开放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在实证分析中分别将贸易依存度和FDI作为经济开放程度的代表变量加入计量模型，发现两者均对劳动力流动有直接正向作用[15]。Fu等发现，国际直接投资是影响高技能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16]。郭东杰等对经济开放与人口流动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发现外商直接投资通过促进产业集聚和提高劳动力需求促进人口流动，并影响城镇化进程[17]。

辽宁省作为东北地区的重要对外开放窗口，其经济发展一直备受学术界关注。李吉芝等分析了辽宁省内各地区间区域经济差异的总体特征和空间特征，总结出产生区域差异的三个主要因素，即自然地理环境差异、区域战略重点转移、各地区经济结构差异[18]。关伟等分析了辽宁省县际经济差异，发现大部分区县都表现为正的空间关联，其中沈阳、大连两市所辖区县最为活跃，但其带动作用仍然有限[19]。狄乾斌等分析了辽宁省沿海地区海洋经济与社会变迁关联度，发现海洋经济介入沿海地区的社会生活领域，使社会结构重组、生活质量提升和科学技术建构[20]。马强等认为，人口老龄化对辽宁省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1]。牛娟娟等以东北经济发展不平衡为视角，发现人口外流及老龄化带来的人力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东北经济发展的瓶颈[22]。

综合来看，国内对人口流动的研究多关注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引入经济开放因素研究人口流动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还不够；研究多集中于通过省际面板数据分析全国人口流向，而对特定区域内或省份内人口流动的研究较少，对辽宁省内人口流动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人口流动对辽宁省各地级市区域差异具有助长还是抑制效应？如何利用经济开放政策引导人口流动，缩小城市间差异？辽宁省人口流动过程中，哪些机制发挥了作用？这些问题有待结合辽宁省实际情况加以探究。

二、辽宁省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现状

1. 经济开放与人口流动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实行优先发展沿海城市的政策，历史证明，最先开放的地区通过吸引大量外资实现了高速发展。根据“推

拉”理论，由于经济开放水平较高的城市就业岗位丰富、收入水平高，会吸引人口流入该地区。理论上，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受到劳动力和资本的影响。如果资本要素充足而劳动力短缺，会导致资本不能与相应的劳动力匹配，因此经济开放的地区会涌入大量劳动力，与相应资本要素结合形成实际生产力。因此，理论上经济开放地区会吸引人口流入。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对比分析2010—2020年省际人口变化和对外贸易发现，人口增加量排名前五的省份分别为广东(1.14%)、浙江(0.51%)、新疆(0.20%)、福建(0.19%)与江苏(0.13%)，人口减少量排名前五的省份分别为黑龙江(-0.60%)、吉林(-0.34%)、辽宁(-0.25%)、山西(-0.20%)与湖南(-0.19%)。除新疆外，可以大致将人口变动规模视为人口流动的结果。在吸引人口流入方面，广东与浙江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且远高于其他省份；广东的吸引力又远高于浙江。在人口流出方面，东北三省的人口外流尤其显著。

继续对2010—2020年外商投资企业货物进出口总量进行分析，发现人口流入前五的省份(除新疆外)占全国贸易总量的56%，五大流出地区只有不到4%的外商投资，进一步证实了人口流动的趋势是从经济开放水平较低的内陆地区流向外商投资水平较高和外商投资企业集中的沿海地区。可以看出，经济开放程度对人口流动具有重要影响。

2. 辽宁省人口流动与非均衡发展现状

根据辽宁省各地级市历年统计公报数据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统计2001—2020年辽宁省各地级市人口变化和2001—2019年辽宁省各地级市实际利用外商投资情况(见表1)。由于各地级市统计局缺少2020年度实际利用外资金额数据，所以统计2001—2019年度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存量。计算发现，人口增加地级市为沈阳、大连、盘锦、营口。这四个地区实际利用外商投资均排在前列。辽宁沿海地区的六大城市丹东、大连、营口、盘锦、锦州和葫芦岛具有相同的临海区位优势，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却存在巨大差距。

辽宁是典型的双中心结构模式：沈阳和大连两个副省级城市，一个是省会，闻名全国的重工业基地；另一个是北方著名的港口城市，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将两个城市的人口流量与外商投资进行比较发现，两者具有相同的趋势，作为区域性中心城市具有很强的人口集聚效应和经济开放程度高的特点，但辐射带动作用不强，尤其是辽西北地区经济开放程度较低，流出人口数量多。可见，辽宁省人口流动与经济开放具有很强的相关性(见图1)。

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理想发展状态下人口的集聚和经济的集聚应该在同一区域产生，并且在集聚程度上是协调一致的，不会出现劳动力供给不足或供给过度的情况。但进一步探索辽宁省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情况(见表2)发现，2000年沈阳和大连两地GDP占全省的比重为46.81%，到2020年增加到54.17%，增长超过7个百分点，而两地人口规模占比从近31%增加到近39%。对比发现，人口集聚程度与经济集聚程度的差距呈缩小趋势，但人口占比和GDP占比差距仍然很大，尤其是大连地区人口规模比重和GDP占比差距一直保持在约10%。可见，辽宁省20年间人口和经济都在向沈阳和大连两个城市集聚，在发展过程中应关注人口和经济集聚之间的匹配度，以实现均衡发展。

三、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一) 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1. 基础的索洛增长模型

索洛模型描述了储蓄、资本积累和增长的关系，说明了生产Q的增长如何分解为基本要素资本存量K、劳动投入L和技术状态T的增长。

索洛增长模型的假设条件均保持不变。为了研究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假设索洛增长模型中的储蓄率与技术要素变量外生且保持不变，只研究人口增长率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索洛模型的基本公式为

稳态时，sf(k*)-(δ+n+g)k*=0。式中：Y为总产出；A为技术进步；k为人均资本量；s为储蓄率；δ为折旧率；n为人口增长率；g为技术增长率；k*为稳态时的人均资本量。

2. 纳入人口流动因素的索洛模型

在基本的索洛模型基础上，根据Barro等建立的国际人口流动模型[23]，引入人口流动因素，形成扩展索洛模型。该模型描述了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以解释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人口增长率表示为

式中：∠L为人口增长数量；m为流动人口率。m=M/L，M为人口流量。M>0表示人口流入，M<0表示人口流出。

将人口流动引入索洛模型，可得

式中：∠K为资本积累；γ为每个流动人口承担的人力资本量；γM为流动人口对∠K的贡献。

假设

其中

为人均有效资本，

为流动人口所携带的人均有效人力资本。人均有效物质资本的累计方程可表示为

式(4)右端的前两项是索洛模型的基本方程，第三项是人口流动项。其中：

是物质资本平均产出，(δ+g+n)是物质资本的有效折旧率。

人口流动函数可表示为

式(5)表明人口流动有两个效应影响经济增长：一是人口流入会减少人均收入，人口流出会增加人均收入；二是人口流动影响物质资本的总量。如果

的两个效应刚好被抵消，则人口流动只会改变人口的规模。如果

则当m为正时ξ(k)<0，当m为负时

与之相反。将式(5)代入式(4)，得到具有人口流动函数的经济增长模型，即

3. 人口流动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

(1) 通过劳动力供给影响经济增长

进入21世纪以来，人口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人口流动将带来劳动力流动，从而导致市场劳动力供给的增加或减少。在索洛模型的假设中，人口与劳动力人口等同，所以当一个地区在一段时期内人口为净流入时，相应的劳动力人口会增加，使劳动力供给增加，但资本一定时人均收入效应会减少。当该地区在一段时期内人口为净流出时，则相应的劳动力人口会减少，使劳动力供给减少，但资本一定时人均收入效应会增加。两者的综合效应将影响经济增长。

(2) 通过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

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人力资本是一种凝聚劳动力的能力，人口流动将携带人力资本流动，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分析上述携带人力资本的索洛模型理论，假设一个地区在一段时期内人口为净流出，如果人口减少所增加的人均收入效应小于携人力资本的流出人口减少所带来的物质资本变动，那么人口外流将对经济产生正面影响。由此可见，具体影响效应还需进一步分析。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基础不同，则人口流动会带来不同的效应。

通过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根据辽宁省14个地级市人口流动面板数据研究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验证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本作用机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 实证检验

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选取2001—2019年辽宁省1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建立模型，考察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及其机制，选取各地区每年实际GDP总量为解释变量。考虑到经济增长往往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效应，故模型在解释变量中加入了被解释变量的一期滞后值，使其成为典型的动态面板模型。核心解释变量为各地区每年的人口净流动量。另外，影响区域经济的因素很多，所以选择了一些控制变量。根据上述理论模型和实际数据的可获得性，设置计量方程为

式中：i为各个地级市；t为年份；ln GDPi，t为i城市第t年的GDP总量，数据来自2001—2020年《辽宁统计年鉴》，为数据平稳取对数处理；flow为人口流动数，用当年年末户籍人口与上年户籍人口差额减去人口自然增长率表示；ai为不可观测的区域效应；θt为不可观测的时间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xit表示控制变量集合，包括：ln k(资本)，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表示；ln l(劳动)，用年末就业人数表示；ln f(实际利用外商投资)；ln edu(人力资本)，用财政教育支出表示；均做对数处理，数据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3。

由表3可知，人口净流动量、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实际利用外商金额标准差较大，说明其波动较大，辽宁省内各地级市之间的差距较大。展开控制变量方程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