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习近平指出我国发展环境越是严峻复杂，便更需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善于运用制度优势应对风险、挑战和冲击。技术变革朝着数字化、网络化和生态化方向演化，为企业技术创新发展带来机遇和挑战，增加了企业常态环境下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因素[1]。中国政府特别重视技术创新的发展，而制度手段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中国开放式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在制度影响下实现的，然而这种影响并未完全发挥，仍可以进一步增强[3]。特别是企业创新过程中经常会经历的各种调整，很可能会由局部变化带来更大范围的冲击，增大了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风险。通过与“十四五规划”的有机结合，落实企业创新管理中的责任，提高组织于非常态环境中创新的效率；推动了企业战略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其在创新合作、资源规划和资源储备等方面的能动性，为开展开放式创新提供了制度环境。当外部创新环境发生变化时，原有的创新节奏容易被打乱，这将阻碍企业创新活动的持续开展，组织的创新预期收益必然受到影响，而制度行为可以迅速作出有针对性的应对方案和安排[4]。通过系统性的制度建设，有针对性地推动制度变迁，提升企业应对创新风险能力，强化危机应对识别力、决策力和处理能力，帮助企业反思创新管理中的不足，降低其在危境中创新的成本，可以为拓宽企业生存空间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
一、从概念到关系：文献综述
1. 创新制度
创新制度源于制度变迁理论，是在企业开展创新活动基础上，逐渐产生跟创新精神、创新价值观等意识形态相匹配的程序、规则和条例等制度行为[5]。依靠制度措施和力量使技术创新成为企业日常活动的需求越来越多，创新制度可助力企业资源获取流程常规化，激发创新氛围活力。同时，创新制度变迁过程中，制度行为增强了企业应对动态环境下的创新能力，为创新行为带来了助力[6]。当然，企业创新制度存在滞后现象，企业经常会面临市场上创新资源供给失衡的现象，可从国家层面提供创新制度扶持，利用国家制度优势，例如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和财政补贴等制度，激励和引发企业创新潜能和创新动力[7]，维护企业的经济稳定发展，优化布局和资源配置。企业获得政府制度支持，意味着创新风险和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均能减少[8]。当然，不同类型的创新制度逻辑，可以为企业的创新制度行为带来多元化发展；优良的制度基因能够进一步延伸和遗传到企业所在的创新网络关系当中[9]，制度经验分享能激发网络内成员合作创新的深度和创新绩效[10]。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制度和创新是决定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创新制度与技术创新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11]，比如Kooijman和Cai等在其研究中加入创新制度逻辑，阐述了这种关系的存在[12-13]。创新制度具有非线性的调节作用，制度行为可作适当调节以应对企业外部风险。需要注意的是，制度强度过高反而会制约企业创新行为开展，导致企业创新动力不足、创新思维断层、忽视市场反应等问题[14]。
2. 制度场域
布迪厄认为，“场域”是成员间存在的社会关系相互作用产生的一种网络形态[15]。制度场域是制度行为在相对独立社会空间产生影响，形成系统性制度压力[16]。作为企业生产、管理和创新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符号资源，制度场域可以摆脱一些创新环境的限制和影响，驱使企业形成符合自身特点的创新圈层。制度场域不但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制度空间，也是服从社会规则的空间。制度场域内拥有多种方案，针对不同环境的变化产生不同强度的制度压力。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制度场域可以分为成熟制度场域和新生制度场域[17]。成熟场域是高强度制度规则化的空间，社会关系网络内的成员和组织广泛认可当前制度场域；同时，成熟制度场域内职责和边界划分清晰，成员关系间稳定性较高。新生场域则是刚刚建立或成长中的制度空间，成员对制度规则认可度较低；此场域空间的成员间社会关系稳定性不足，没有出现明显的系统性的制度逻辑特征[18]。新生制度场域将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组织间制度行为未完全实现常态化。当然，在制度丰富化过程中制度场域并非完全是“孤岛”，存在跨制度场域的互补现象[19]。制度场域也具有自我调节和协同功能，企业为了追求利益，会不断从外界环境中寻找资源，只有发挥好制度场域的调节功能，才能实现组织整体实力的提升。从制度能动性形成来看，制度场域可分为主动制度场域和非主动制度场域：主动制度场域拥有较高的强制性和自主性，这种场域的实现需发挥制度主体的能动性，主动推进制度行为和制度安排的开展。非主动制度场域是在情感、兴趣和惯例等因素扩散过程中，渐进性地形成一定范围内群体地行为规范，成员只有遵循认可的群体规范，才能融入其中。当然，制度场域是在动态演进过程中不断进行制度基因进化，在既定制度运行与维持基础上，结合制度场域中主体自身所处的外部环境，预判和提出将会面临的风险，事前形成应对的制度安排，帮助企业扩大生存空间[20]。
二、从制度链到制度场域：系统性的创新制度安排
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出现给企业的创新管理带来了危机，而制度手段成为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发展过程中重要的解决方式[7]。创新制度基因能够在变迁过程中产生新陈代谢和异变[21-22]。本文结合达尔文进化理论和马振涛等学者的观点[23]，构建创新制度基因链的鱼骨图，如图1所示。
图1 创新制度链鱼骨图
制度链由制度遗传、制度适应和制度进化组成，串联和促进制度基因流动，帮助创新主体集聚优质资源，激发创新潜能，增强制度场域影响力。因此，在制度基因链框架基础上，本研究构筑了创新制度场域的三层结构，具体内容如下：
1. 创新制度遗传基因层
在场域形成过程中遗传下来的创新制度基因，保障企业创新发展进入相对稳定的状态[24]，该状态制度基因具有遗传性、复制性等特点。为此，本文将创新制度遗传基因定义为制度变迁过程中遗传下来的创新制度基因，仍可以继续指导当前组织行为、维持组织的创新持续性。创新制度遗传基因在继承了以往制度要素的主体内容后，继续对企业创新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例如创新规范、创新常规管理和创新惯例等制度[21]。熊彼特认为，创新规范是从制度层面推动创新要素发展，通过明确的方案和设定，界定创新行为的范围，推动企业创新活动有序发展[25]。企业根据当前市场环境变化，根据组织遗传的经验适当地进行事先制度预案，这种带有遗传性制度行为形成的圈层空间，往往附带组织自身风格[26]，为增强企业制度场域的凝聚力提供保障。不同的企业在形成制度场域过程中拥有不同的习惯和文化传承，产生了具有异质性的制度遗传基因场域，一定程度上可以规避一些风险因素，避免众多组织拥有一致性制度措施彻底沦陷，而造成损失迅速外延，进而影响到区域经济发展。因此，制度遗传基因的差异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创新管理的风险[27]。
2. 创新制度适应基因层
制度适应性由North首次提出[28]，是一种具有过渡性质的创新制度安排。基于多变的市场需求变化，促使企业制度行为与时俱进地产生变化，创新制度不断进行新陈代谢的适应和调整行为[29]，形成了创新制度适应基因层场域。制度适应性基因包括修订人员创新激励办法、协同创新措施、合作协议补充条款等。该层场域有助于消除企业创新活动中不同功能模块间的结构不均衡，灵活地调整制度要素，提高创新制度的适应性效率[30]，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运行成本。制度适应基因涵盖了制度互补基因和制度调节基因。以Masahiko为代表的学者[31]，通过比较制度研究将制度互补和制度调节应用到多个领域。不同组织间存在同一方向的制度安排，可对各组之间制度资源进行优化并产生互补的可能。当创新流程和结构上出现不稳定状态时，企业通过与时俱进的制度基因调节行为，使创新行为能够有效规避明显的不确定性，消除组织内部不同功能模块间结构的不平衡，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组织运行的成本。当然，制度调节基因也服务于企业战略实施，帮助企业成员理解创新的责任，协调企业创新与社会职责的关系[32]。通过创新制度适应基因的调节和激励作用，为企业创新行为提供活源活水。
3. 创新制度进化基因层
创新制度进化基因是组织有选择和针对性地对当前制度基因进行进化，新的制度安排实施时产生变异，能够将外部环境潜在影响转变成内在制度行为[33]。制度基因的替换和附加选择有利于企业创新发展[34]。单一和固定化的制度结构已不能满足当前企业发展需求，新出现的创新行为缺乏相应的创新制度规范和指导[27]。通过对创新制度基因进行进化升级，使制度基因产生变异，形成制度基因进化层，应对环境变化给企业带来的冲击。当创新环境遭到破坏时，市场中资源配置的效果明显降低，迫使企业当前创新结构发生改变。对制度基因进行相应的变异，能够有效进化制度等级，应对创新环境变化带给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23]。例如，创新规则替换、高技术选择性产业补贴和创新管理附加办法等方面的制度基因进化，为企业创新活动带来更多的利益空间。场域中制度进化行为带来了企业克服创新困境的新办法，特别是市场需求的差异化给企业创新制度结构的稳定性带来了挑战，企业须及时变异出合适制度安排，降低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为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奠定基础。
综上，创新制度基因链层相互作用和关联，制度力量的影响力外延形成创新制度场域，以此降低创新过程中负面影响，如图2所示。从演化的角度来看，制度进化基因和制度适应基因逐渐变得完善后，随着时间发展会变成创新制度遗传基因；而创新制度场域中遗传基因亦会发展成过渡性的制度适应基因。同时，制度遗传基因和制度适应基因也可能变成制度进化基因，制度遗传基因中一部分内容变异，新的制度安排能够应对市场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当然，在制度基因变迁过程中，旧制度可能会失去效果，出现空白期，正是由于制度进化基因的存在，使得企业创新活动能够有效地开展。最后，不同组织需要不同的制度基因调节和互补作用，为企业发展提供适宜的制度环境。
图2 基于制度链层的场域模型
三、新制度场域到制度化：华为的经验
1. 华为创新制度发展介绍
华为公司以高度重视制度和创新发展而闻名于行业内。从1987年成立之初，华为便将创新制度融于日常创新中；伴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张，特别是1995年员工数量激增，达到新高度，原有的制度场域已难以支撑其发展需要。因此，华为联合中国人民大学的6位专家和学者，构筑了一套较为全面的创新制度，提高了制度质量，保障了战略目标实现。1997年，华为公司为了吸引更多创新人才，对股权结构进行了改革，形成了一个能激励所有员工为公司战略目标奋斗的制度场域。1998年发布了《华为基本法》，这是一个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制度安排，将华为战略目标和价值观相融合，使华为优秀基因继续发扬。此后，《华为基本法》亦成为制定各项具体制度安排的依据。华为仅有的两家工会于2000年合并，任正非独立股东的地位第一次得到确认，这也为华为公司创新制度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2. 华为创新制度场域架构
华为公司创新活动处于数字化转型发展重要时期，通过相应配套的创新制度安排，明确战略目标，降低创新活动中遇到的风险。本文通过华为心声社区、华为官网和华为产品技术支持网站等渠道，咨询与华为公司有项目合作的公司、专家和学者，搜集获取华为公司创新制度的一手和二手资料，构建了华为制度安排形成的场域，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华为创新制度场域演化框架
制度层特点制度手段制度化例子制度安排目的制度遗传基因层制度遗传:1→2→3制度适应基因层制度调节和叠加:1→2+3+4等制度进化基因层制度变异:1→3或1→3→5等创新规范创新常规管理创新惯例协同管理合作补充协议修订方案制度替换制度附加制度异质1998年《华为基本法》→2014年《以奋斗者为本》《以客户为中心》和《价值为纲:华为财经管理纲要》构成人力资源管理1.0纲要→2018年《华为公司人力资源管理纲要2.0总纲》建立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人力资源管理向业务伙伴转型→从业务伙伴关系走向人力资源战略管理1998年《华为基本法》→电邮通知〔2019〕039号消费者BG组织治理与监管关系高阶方案(试行)+电邮通知〔2019〕040号消费者BG粮食包管理高阶方案(试行)+电邮通知〔2019〕041号消费者BG资产管理方案(试行)顾客、员工、合作方和公司的一体化→以客户需求和技术创新双轮驱动1998年《华为基本法》→华为董事常委会决议〔2018〕139号《关于应对宏观风险的相关策略的决议》,1998年《华为基本法》→华为EMT决议〔2020〕007号关于智能汽车部件业务管理的决议坚持在大平台上持久地、大规模投入,拒绝机会主义→不在局部竞争点上消耗战略力量,而是聚焦一切战略力量攻破进入大市场的条件。
注：制度特点中的阿拉伯数字代表制度基因传导方式渐进式的遗传、多元叠加互补、颠覆式变异。
3. 华为的创新制度化发展
在过去三十多年，创新制度经过不断调整与进化，使得华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存活，实现从追赶到“弯道超车”的跃迁。为了能更深入地了解华为制度化经验，本文围绕华为的几次战略转型，分析华为如何实现创新制度化。
(1) 1987—1997年孱弱的始创期战略：立足农村市场谋寻生存空间。华为公司成立之初，资源异常短缺，国际通信巨头已占据国内大部分市场，华为公司为了“活下去”，只能从农村市场通过较低成本的交换机开始做起，赢得了一定生存和发展空间。通过若干年发展，华为已可以进入城市市场开展业务。但在1995年中国西部五省通信设备招标中，华为公司却无一中标，此次创新环境的变化，使得华为意识到制度安排的重要性。虽然华为公司此时拥有一定数量的研发团队，然而其组织结构的形态仍比较松散，亟须创新制度，将松散化管理变成系统化的管理，促进技术、人才和市场的需求一致性发展。综上，此阶段华为公司尚未将制度性安排全面融入其可持续性发展。
(2) 1998—2007年管理规范期战略：打造世界一流企业。随着市场环境变化和华为公司错估小灵通的影响，开始将业务重心转向国外市场，当然所带来的问题也相继出现，在探求理想决策与现实环境的衔接过程中，需要若干系统性的制度方案。例如2002年营业收入第一次出现负增长，市场环境的变化给创新环境带来了挑战。此时华为公司想要跟国际接轨，无论是基础创新、团队管理，还是市场占比等方面，同跨国公司间均有不小的差距。因此，华为在1998年制定和出台了《华为基本法》，将战略考量、战略目标以及战略架构以制度形式表现出来，明确了组织活动的边界，有良好的制度基础应对创新风险，奠定了华为公司走向现代企业管理基础，推动华为向世界一流企业迈进。
(3) 2008—2015年品牌市场成长期战略：由运营商客户向3个BG业务转型。得益于系统性的制度安排，华为俨然已成长为一个与国际接轨的企业，并优化了组织结构，转向服务于市场和服务于客户，形成华为的品牌效应，将创新产品销往世界各地。为了提升华为产品国际竞争力，在全球建立了15家研发中心和36家联合创新中心。跨区发展也为战略升级带来了新的挑战，企业技术创新面临风险的概率增多，甚至影响到华为公司的发展，例如2008年收购3Com公司，由于无法获得美国监管部门批准，一系列的前期创新准备和后续创新计划被搁浅。但华为很快就发现问题所在，并通过《电邮文号〔2013〕26号紧紧围绕客户，在战略层面宣传公司》《电邮讲话〔2015〕019号打造运营商BG“三朵云”，将一线武装到牙齿》等制度行为的纠偏与规范，正确和及时处理创新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逐步实现向“BG+企业BG+消费者BG”模式的转型，不断地将不确定性市场业务向确定性业务转化，推动华为的可持续发展。
(4) 2016年至今数字化期战略：提高综合运营效率和用户体验。华为把运营商业务转向企业业务，给在未更新的IT系统上开展相应的交易带来了巨大冲击；制度基因的变异可以为组织创新活动带来活源活水。为了推动业务的新增长，华为利用制度措施进行资源配置和优化，满足其创新的灵活性和高效性，例如《电邮讲话〔2016〕016号变革的目的就是更简单、更及时、更准确》等制度行为，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动能。华为为了领跑世界，于2016年开始主动实施数字化转型，在全球的九百多家分支机构和六万多家供应商的复杂系统中，通过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双向沟通和分享，实现数据流动中收获价值最大化，而在这个过程中华为的创新制度安排成为其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基本保证。
四、结 语
新常态下企业向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阶段发展，制度行为可以帮助企业动态地适应新形态和新环境。在这个动态过程中，创新环境随机性变化给企业创新活动带来了挑战，从创新制度场域到制度化的变迁中，创新制度场域通过不断的新陈代谢，帮助组织创新活动实现自我治理。本文从进化论的视角阐明了遗传创新制度基因具有遗传特质，延续了旧有制度部分内容，有利于组织结构的稳定性；创新制度适应基因具有环境适应性特质，协调组织矛盾，与时俱进地适应市场变化；创新制度进化基因具有变异特质，跨越当前制度行为惯性，变异出新的创新制度要素，应对新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本文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对创新制度化的时间范围界定、创新制度链条的功能等方面的研究均有不足之处，未来可以通过查找相关实证数据展开深入研究。当然，组织健康是创新发展的关键，从创新制度场域向制度化的变迁过程，无疑是治疗企业在创新活动中“感冒发烧”症状的一剂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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