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固本，安民之基。回顾百年奋斗征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十分善于从全局和大局出发来分析、研究农民问题，注重将对待社会主要矛盾和农民迫切需求结合起来，由此呈现出两个问题解决之道的双螺旋式上升图景，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科学的农民观。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的历史一直与中国农民有着深厚的渊源，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农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征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学习百年来党与农民互动互助互信的历史，梳理中国共产党百年农民观的历史演进，探究其形成发展的根本逻辑，能够从中汲取丰富的历史智慧，对于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实现党的长期执政目标，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以及实现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的宏伟目标，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征程中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运用到中国的“三农”工作实践中，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拥有浓厚中华传统、凸显鲜明时代特征的农民观。党的农民观历来认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1]8，因而党高度重视发展农业、建设农村，从而与广大农民群众建立了十分紧密的联系。党的农民观在不同历史阶段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具有不同的内容呈现，但一以贯之的是党为农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运用唯物史观梳理中国共产党百年农民观的发展脉络，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其科学内涵和价值意蕴。
建党初期，在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大背景下，党内对于农民与国民革命的关系认识不清晰，存在两种错误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倾向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全然不重视农民；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倾向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两者都忽视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无产阶级数量极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是农民，因而没有意识到中国要走与俄国不同的革命道路，也没有找到革命的有力同盟军。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也在于没有充分发动广大农民群众。毛泽东提出的农民革命主力论直击问题实质，鲜明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2]37，约占当时农村人口70%的贫农“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3]643。大革命时期，党已认识到农民的重要作用，并明确提出农民运动是民族革命成功的关键：“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非得到农民大众的参加，也不会成功。”[4]144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从救亡图存、民族独立的大局和反对内外敌人、谋求国家统一的全局着眼来看待农民的角色和作用，党的农民观有一个从模糊到清晰、深入到成熟的发展脉络。这一时期的不同阶段，虽然革命对象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不同，但革命的主力始终是农民。
在当时“革命与战争”时代主题下，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农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中国所进行的革命战争，其实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战争，而“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5]329。1927年党的《土地问题议决案》中明确指出：“急剧地变更土地所有制度，是国民革命中唯一的原则。”[6]189党深刻认识到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问题是农民问题的核心，其直接关系到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农村土地产权制度革命是形成农民与土地之间紧密利益联结机制的关键环节，是影响党和农民政治信任关系的关键变量，因而党的土改工作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1946年，当美国记者斯特朗向毛泽东表达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与强敌较量的极大忧虑时，毛泽东的回答中甚至没有出现“军队”二字，而是说道：“那就要看我们的土地改革工作完成得好不好……如果我们能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一定会胜利。”[7]109可见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土改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将农民蕴藏于战争中的伟力引导出来。
中国共产党实施正确政策，把土地分给农民，满足了农民拥有土地的渴望，既高度变革了农村长期不公平的生产关系，使农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摆脱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剥削和压迫，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又最大程度调动了广大农民参加人民军队、支援人民战争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从而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习近平对此谈道：“淮海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8]13经过数十年斗争，通过对农村工作经验的总结，党深刻认识到：在农民占绝大多数且农民与土地关系如此紧密的国家，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能赢得民心，从而带领人民改天换地，从胜利走向新的更大的胜利。
当中国革命走向解放并占领城市之时，毛泽东特别强调党的工作必须兼顾城乡，丢掉农村、只顾城市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9]160。伴随着城市的解放，大批新解放的农村也开始了土地改革，农民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从新中国成立到1952年，中国社会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改观，这是在一方面应对朝鲜战争、一方面恢复国民经济的双重压力下取得的巨大成就，其中农民和农村的作用尤其突出。这一时期，全国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农民劳动热情很高，兴建了很多农业基础设施，农村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恢复，快速医治了长期战争和动乱给国家带来的创伤，一改农村以往凋敝落后的面貌。可以说，如果没有广大农民积极性的调动和农业的巨大发展，就不可能提出后来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也不可能选择“以农养工”的工业化道路。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党对于农业农村农民仍然高度重视。毛泽东将重工业、轻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列为十大关系之首，并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政权建设大局出发，强调农民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主体的重要性：“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10]219为彻底摆脱被动挨打的命运，党确立了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建设以重工业为主的社会主义先进工业国的目标，为此实行了农业集体化，采取了统购统销、户籍制度、公社制度等政策措施，采取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为工业化提供资本积累。对此，毛泽东反思苏联“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10]727的不当做法，指示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要处理好国家与农民、工业与农业、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不能过度剥夺农民、损害农民生产积极性。客观地看，农民为整个国家的工业化与现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习近平对此有高度评价：“我们自力更生，依靠农业农村支持，在一穷二白基础上推进工业化，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1]256
1978年的中国农村大多数地区仍然处于贫困状态，农民的温饱问题是当时党面临的重大问题，党要继续赢得农民的支持和拥护，唯有奋力解决广大农村的贫困问题。改革开放开启后，邓小平重申了农民农业农村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基础性地位，并从政治秩序的高度来看待农村稳定与国家稳定的关系，强调改善农民生活的极端重要性，同时就城乡经济循环、均衡发展指出，如果不解决占人口80%的农民的生活和贫困问题，社会就不会安定，工业和商业等经济活动就得不到发展[12]117。
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允许农村先行先试，农村改革的核心是权力下放，即“首先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把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力下放给农民”[12]180。从安徽凤阳小岗村“大包干”到全国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使农民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增加了农民收入，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产品产量和种类快速增加，逐步解决了困扰整个国家许久的温饱问题，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当时的农村是中国巨变最突出的地方，因而农民“对农村改革的成果普遍充满热情”[13]433，对党的政治信任进一步增强。对此，邓小平指出：“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12]382此后乡镇企业快速发展，不仅吸收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还丰富了工农产品供给，邓小平称赞这是原先没有想到的，是我国农民的独创。总体来看，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农民群众成为改革事业的先驱、先锋，凭借自身的创造活力和艰苦奋斗闯出了一条新路，农村改革领跑整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为随后的城市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良好基础。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我国现代化事业迈上了新的台阶，但党对“三农”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须臾没有放松。江泽民认为农民问题始终“关系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全局，关系着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关系国家的长治久安。”[14]120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15]22这一阶段的后期，党在“努力增加农民收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发展农村基层民主”[16]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新的理念和思路；在实践上，取消了农业税，保障农民各项民主权利，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此时也是我国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发展对外经贸的重要时期，期间数亿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有序有效往返于城乡之间，成为城市建设、产业发展、经贸繁荣的重要支撑。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农业、农村、农民为国家快速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了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诸多必不可少的要素，创造了国家建设的奇迹。
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更加重视“三农”在治国理政中的地位，始终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17]成为党和国家的重点工作内容。习近平高度肯定了长期以来我国农民作出的巨大贡献和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并基于在“三农”工作领域的丰富经验特别强调：“不了解农村，不了解贫困地区，不了解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民，就不会真正了解中国，就不能真正懂得中国，更不可能治理好中国。”[1]157习近平明确指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说到底，关键在人。要通过富裕农民、提高农民、扶持农民，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18]660新形势下，党的农民观有了锐意创新和巨大突破，具体表现为农民富裕观、农民地位观、农民权益观和农民培育观，丰富和深化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农民观。
一是农民富裕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农村扶贫工作，明确指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是最突出的短板”[1]157，并为此提出了精准扶贫的重大工作理念。在“六个精准”“五个一批”“四个不摘”等重要理念指导下，党坚持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举全国之力在仍处于贫困状态的农村发起了一场场致力于消除绝对贫困的攻坚战，经过艰苦奋斗消除了区域性整体贫困。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通过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引导农民转移就业、加大农业补贴力度、推进农村改革等措施稳步增加农民收入。
二是农民地位观。农民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部分，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主体力量，因此做好农村工作需要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要充分挖掘蕴藏于广大农民群众中的智慧和力量来有效激活农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通过配套政策的支持有效调动和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来稳定粮食生产，有力激发农民的消费需求和消费潜力，以促进“国内大循环”等。
三是农民权益观。多措并举，切实保障农民群众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综合权益，使农民有更多获得感。通过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发展基层协商民主等落实农民的民主权利，通过实行土地“三权分置”、完善土地流转政策、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等增加农民财产性收益，通过传承耕读文明、推动文化下乡、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加强乡村文化建设来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要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补齐农村在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短板，推进乡村治理；要保护好农村的生态环境、整治人居环境突出问题和村容村貌，打造农民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
四是农民培育观。通过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力度、优化农业教育布局、构建职业培训体系，加强对农民农业科学知识和技术技艺等方面的培训，提高农村人力资本素质；通过提供优惠政策和有利条件，鼓励、吸引“爱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年轻人从事农业或下乡创业；通过提高农业经营收益，使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培养和造就一支新型职业农民队伍，以此来优化农业从业者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和年龄结构，解决好“谁来种地”的问题。
回顾百年来党与农民的关系史，党十分善于从社会主要矛盾、民族历史任务、国家发展大局出发来分析和定位“三农”的角色和作用，高效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自主性、创造性，在党的带领下，农民在国家发展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虽然在不同历史语境和实践主题下党的农民观有不同的侧重点，但贯穿其中的逻辑主线始终如一——扎根于农民群众之中、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
中国共产党的农民观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准确回答了不同历史时期我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有利于“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19]32，从而更好地把握党对“三大规律”的认识，顺利开拓“三农”工作新局面。
《共产党宣言》对法国著作家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指出他们基于农民人口超过半数的情况，“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20]425，企图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具有落后性。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集中阐述了对农民问题的重要见解，回答了“如何既坚持公有制，又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这个重大问题。一是“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21]355因此无产阶级政党要想夺取政权，就要自觉走向农村，联合农民，建立工农联盟。二是农民由于身处闭塞环境，具有消极、保守、盲目的缺点，企图维护小农私有制，要通过教育、宣传等方式对农民进行有效引导。三是要尊重农民意志，在坚持公有制的前提下，遵循自愿、示范、国家帮助等原则来建立农业合作社并逐渐过渡到高级形态。这些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观的理论来源，为党处理中国的农民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
中国共产党在具体实践中创造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农民观的中国化，将其基本思想与历史实际相结合，由此形成了内容丰富、科学系统的农民观，如农民革命主力理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理论等诸多重大理论成果。“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20]9在中国共产党科学农民观指导下，广大农民群众被高效组织起来投入到革命战争、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中，产生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在党的领导下完成了“站起来”的民族历史任务，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推动了工业化，实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创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既遵循了科学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的根本原则，又从根本上维护了农民的利益。
在新时代，党仍然面临着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艰巨任务。农民问题具有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对此既要有历史耐心，也要科学谋划、稳妥解决。农民问题不是单个的、孤立的问题，而是和农业、农村、工业、城镇、国内、国外等多种因素紧密联系的。在理论层面，党的农民观务必要做到与时俱进，通盘考虑各种因素，只有科学把握了与其他要素的客观联系，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中国共产党善于从历史上统治者执政之得失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在中国的五千年文明史中，农民总是扮演着重要角色，农民问题始终是历朝历代的关键问题。”[22]425在地方豪强圈占、兼并土地成风，灾害连连，农民流离失所、困苦不堪时，农民起义频发，国家政局动荡不已；而采用黄老之术与民休息、均田免赋、轻徭薄赋加以政治清明时，农民安居乐业，国家政局保持稳定。对此，瞿秋白总结道：“以前中国革命史是农民革命史。”[4]380基于这样的治乱循环，在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古代社会，统治者十分重视对农民与土地关系的维护调整，历史上一些改革者的重要变法均涉及土地改革。对于这些历史上统治者执政之得失，中国共产党人十分善于学习和借鉴，发出“结交农民、团结农民、教育农民、研究农民”的号召[23]91，并充分认识到只有维护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实施惠农政策才能建立、巩固、发展与农民的紧密联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源于正确的土地革命和土改工作；改革开放之所以能顺利推进并取得重大突破，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试点与推广是重要原因；新时代仍然要从调整农村人与土地的关系着手。此外，党以先进理论、铁的纪律重塑人民军队，从而夺取了政权并有效开展国家建设，避免了古代社会农民起义运动的短视、缺陷和悲剧。
中国共产党突破和超越了封建统治者农民观。我国特有的农耕文明孕育了辉煌灿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古代长期以来处于自然经济占主体的小农社会，统治者维持庞大统治机器的运转，主要靠农业生产所产出的巨量使用价值，因而十分重视人口与土地，很多战争主要就是为争夺这些稀缺资源而起，因此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的民本思想。统治者也承认“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因而将整个社会的各阶级排序为“士农工商”，使农民在意识形态上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但是古代社会统治阶级的农民观作为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上层建筑，具有高度的虚幻性，将农民视为“贱民”并实行愚民政策，唯恐农民有知识、有力量进而反抗封建统治秩序，农民始终处于被剥削、被轻视的地位。而中国共产党则深刻把握了“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的道理，高度重视农民的历史主体地位，认为可以通过教育、宣传来克服农民固有缺点。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建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使农民在政治上翻了身，彻底改变了数千年来农民被压迫的地位。对此，毛泽东总结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24]1318党善于充分挖掘蕴藏于农民中的磅礴力量，以先进理论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和受“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地痞劣绅”[25]263等多重剥削压迫、最苦难因而最敢于斗争的农民有机结合，具有内外敌人不可战胜的力量，形成了改造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力量。
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是每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要面临和处理的重大关系，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思想为指导，致力于消除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异。这一思想认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基础性地位；生产力的发展是城乡分离及对立的根源，也是城乡融合的基础；公有制、乡村发展及工农互促能够消除“两大对立”。而资产阶级工农城乡思想中占主流的理论学派——“城市偏向”的非均衡发展理论[26]，主张以牺牲农业和农村为代价来换取工业和城市的发展，主要有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增长极理论、极化—涓滴效应学说、循环累计因果理论等。这些理论无一例外地强调以城市为中心，将农业农村的资源要素向工业部门集聚，待工业和城市繁荣发展后再带动农业农村发展。
其中，西方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认为，“乡村衰败、城乡对立的原因在于城市部门过小，维持传统农业部门过大，致使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本积累不足。”[27]其提出的解决之法是扩大城市工业部门。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很多发展中国家实现了工业和城市的快速发展，但没有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同时在土地私有制、领导体制、国家治理体制等影响下，导致农业农村发展滞后、农业命脉被跨国公司控制、粮食安全存在巨大隐患、农产品供给不足、农村劳动力无法充分就业等，进而影响到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甚至国家政局。当前，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及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因此党提出必须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1]30。
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为进行资本原始积累采用暴力手段剥夺了农民的土地，尤以英国最为典型，其政府公开支持圈地。以毛纺织业为产业增长极的英国，其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将大片农民私有土地以及大量共有地据为己有、变为牧场，农民则成为失地的流浪者，生活贫困不堪，只能进入工厂靠出卖劳动力过活，变成城市贫民。总体来看，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并成为粮食大国、农业强国；但从历史来看，西方发达国家普遍走的是剥夺农民土地等重要生产资料并使其沦为雇佣工人来进行资本积累进而推动、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然后再带动、实现农业化的道路。习近平明确指出：“如果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不仅会进一步扩大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使现代化建设成为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而且还会出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沦为城市贫民的问题”[28]16。中国不能照搬美式大农业模式，要从特有国情、历史传统、农民意愿出发，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果断抓住重要历史机遇稳妥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
农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建设者，农村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压舱石”“蓄水池”，农业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和人民美好生活。每逢遇变局、开新局，由“三农”入手率先突破，则全盘皆活。“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1]5，如何处理好“三农”问题考验着党的执政智慧和执政能力。回顾党解决农民问题的百年历程，可从这些历史经验中汲取有益的政治智慧，为做好“三农”工作提供更多思想启迪。
“办好农村的事，关键在党。党管农村工作是我们的传统。这个传统不能丢。”[29]264中国共产党在我国“三农”工作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和重要地位：革命时期由于有了党的领导，中国农民翻身当家做主人；改革开放时期，因为有了党的正确政策，农民中出现了第一批“万元户”，部分农民逐渐富起来；在新时代，党领导农民消除了绝对贫困，中国农民过上了小康生活，开始朝着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迈进。因此，党要持续巩固在农村的执政基础，须进一步加强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唯有做出“三农”工作实绩，全面提升党在农村的执政绩效，带领农民创造高品质美好生活，才能继续获得农民群众广泛持续的信任。
坚持党的领导，才能把握好“三农”工作正确政治方向。我国的“三农”工作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能使少部分人富裕，而绝大部分人仍然是贫困的，因此只有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逐步消除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才能使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人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同样，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为“三农”工作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要求在推进农村改革中要有底线思维，绝不能犯颠覆性错误，“农村改革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11]256。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这一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才能避免城市繁荣、农村衰败的现象，才能避免很多发展中国家失地失业农民涌入城市形成贫民窟的悲剧。通过研究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案例可以看到，仅仅依靠市场机制、涓滴效应是无法实现乡村繁荣和农民富裕的，在我国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实现这一目标，这一点必须始终明确。
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为做好“三农”工作夯实组织基础。在精准扶贫中，基层党组织建设进一步夯实，驻村第一书记、驻村干部等制度的常态化执行成为提升农民对党政治信任的重要组织基础。其中涌现出许多优秀共产党员，他们为民服务的初心、先进感人的事迹极大地强化了党和农民群众的联系。党可以发挥自身的强大组织优势，通过组织振兴和人才振兴来推动乡村发展。为更好地推进“三农”工作，应进一步强化党在组织层面上的领导，健全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农村工作领导体制，坚持五级书记共抓乡村振兴工作，加快培养选拔政治、能力、作风等方面过硬的“三农”干部队伍。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基层政权建设，选优配强村党组织书记，促使好的党支部能够带领农村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同时，各级党组织要做好培养新型职业农民队伍、选派大学生村官、支持科技特派员下乡、吸引城市人才到乡村创业等组织层面的工作。
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为推动“三农”工作提供制度保障。只有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协调各方力量、统筹各类资源开展针对欠发达农村地区的资金投入、对口支援、东西部协作帮扶等工作，进而形成推进社会各界关心农业、关注农村、关爱农民的“三农”工作大格局。通过强力领导，能够使党从全局和大局出发对“三农”工作进行顶层设计并确保其在地方贯彻落实，能够使党进一步健全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并将其转化为治理效能，从而提升党在乡村的治理能力。在党的领导下，推进“三农”工作的制度建设不断推进，新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等法律以及《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形成了组织推动、要素保障、政策支持、协作帮扶、考核督导等有效工作机制。进一步做好“三农”工作，要继续筑牢相应的制度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议题始终是人民根本利益。马克思强调：“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30]187列宁指出：“物质利益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31]306党的农民观在发展历程中始终坚持以彰显人民根本利益为理论内核。我国农民对党总体上保持高度的政治信任，农民群众经常说“共产党好”“共产党的政策好”正体现了这一点。究其根源，就是党始终将为农民谋幸福作为自身的初心使命。
毛泽东提出，党在做农民工作时不能空喊口号、不做实事，要关注并切实解决诸如土地问题、劳动问题、柴米油盐等与农民群众生活紧密相关的问题，并指出：“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3]138在土地革命时期，党领导下的江西长岗乡政府努力为群众解决生活困难，对因火灾毁房的农民由乡镇府发动捐款进行救助；对遭遇夏荒的农民，乡政府从外县筹粮进行救济。因而长岗乡的群众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3]138在复杂严峻的斗争形势下，党始终将农民的衣食住行作为大事来办，竭尽所能为农民解决急难之事，从而赢得了农民发自内心的爱戴与拥护。邓小平也强调：“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32]146我们党郑重承诺脱贫道路上“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33]。事实证明，党能够快速回应农民诉求、努力为农民排忧解难，党能够信守对农民的庄严承诺、按时保质完成既定目标任务，农民对党的政治信任度就高。
反观历史上的苏共，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采用激进做法强行推进农业集体化，损害了农民物质利益，引致大量农民的不满。后期由于改革一直没有成效和突破，老百姓生活困苦，人民的政治信任在令人难以忍受的漫长等待中逐渐消耗殆尽。苏共亡党亡国的重要原因就是没有维护好人民的根本利益，导致其与人民之间政治信任关系的破裂。历史曾给过国民党机会——“如果国民政府能根本改革农民数千年来所受之奴隶境遇与痛苦，国民革命就有了真正保障。”[34]41但国民党害怕农民暴动，始终没有实施保障农民利益的政纲，反而变本加厉地剥削压迫农民，政府腐败不堪、征收苛捐杂税、强抓农民壮丁，失去了民心。中国共产党则始终保持与农民的血肉联系，从而赢得了民心。对比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我们就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始终坚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执政合法性，否则必将被人民所抛弃，这是历史的铁律。
将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贯彻到“三农”工作中是党治国理政的宝贵经验，坚持党管农村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紧密联系农民群众是党的巨大优势。党在推动土地改革时，派出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去说服教育农民、宣传执行政策，引导农民认识自身的利益并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斗争实现自身利益。深入调查农村实际情况、听取群众反映，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出现的偏差及时纠正，保证了土地改革工作的顺利进行。与苏联相比，我国遵循自愿互利原则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切实维护了农民的利益。采取“放活”的方针，容许农民试点承包责任制并加以推广，充分尊重农民对生产关系之形式的选择意愿，因而得到了农民的支持和信任。对于实现农业第二个飞跃，邓小平指出不能勉强实施、急躁冒进，要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予以积极引导[35]1349。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农村改革不能强制进行，“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是代替农民选择，可以示范和引导，但不搞强迫命令、不刮风、不一刀切”[1]59。
坚决反对和有效防止基层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等不良工作作风。改革开放以来，党与农民政治信任关系的“逆差序格局”现象较为突出[36]，总体表现为“央强地弱”，即政治层级越高，农民的政治信任越高，反之越低。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需要省市县乡各级党委及政府去执行，二者的目标和行动有时会出现差异，地方领导干部会因政治晋升、经济绩效等显性利益以及事权与财权不匹配等客观因素，使中央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走样变形、变通折扣。地方上少数人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形象工程等，甚至出现损害农民利益、与民争利等与党的根本宗旨背道而驰的做法。党中央对此高度重视，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强化针对农村基层的纪检监察、反腐拍蝇、扫黑除恶等行动，同时增加涉农资金投入，强化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切实转变基层党政工作作风，脱贫攻坚行动及多项惠农政策的实施等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农民级差信任态势，避免了可能出现的信任流失风险。
开展广泛扎实的调查研究来保证涉农决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调查研究是党的传家宝，纵观党的发展历史，就是不断进行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并解决实际问题的历史，仅靠“本本”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毛泽东高度重视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认为：“调查就是解决问题。”[3]110并将社会调查列为党的工作制度，要求党组织和红军每到一地开展工作，首先要了解其经济、各阶级占有土地、阶级斗争等状况。习近平总书记也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以此来推进各项工作。在“三农”工作重心已经发生重大转移的情况下，各地需要通过具体政策措施来落实党中央的顶层设计。当前，出现了许多新的工作领域、新的工作内容，要求党员干部相应具备新的工作方法和能力，这就要深入基层开展扎扎实实的调查研究，看到农业真实处境、掌握农村真实情况、了解农民真实意愿，以此为依据才能出台符合农民利益的政策。在推进“三农”工作中，“一定要把农民拥护不拥护、支持不支持作为制定党的农村政策的依据”[37]24。一些地方不进行调查研究论证、不征询农民意见、不考虑实际情况就“拍脑袋”决策，对此一定要及时纠正。
中国共产党百年农民观具有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特征，具有维护农民根本利益、为农民谋幸福的理论内核，具有置身国家发展大局、服务民族复兴全局的理论格局，其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思想深刻、内容丰富、意义重大，需要进行深入研究。梳理、学习党的百年农民观有助于在新时代“三农”工作中继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书写好新时代新征程上的“三农”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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