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共产党理论与实践创新的成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所指涉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义利观的精髓要义、推动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中国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关于如何看待利益及科学处理利益问题的总的观点与基本看法。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持续发挥其规范与指导实践的作用，进而破解社会实践中的利益冲突、利益纠纷、利益矛盾等，推动其创新发展无疑是必要的。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的历史节点上，从演进历程、动力机制、践履路径三重维度对百年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创新发展进行回顾，既有利于系统勾勒其演进脉络，也有助于深刻把握其内在机理。
中国共产党成长壮大的百年峥嵘岁月，既是一个深入理解与系统把握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阶段基本国情的过程，也是一个科学继承与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过程。这一过程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递进式历史阶段。
革命与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批判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做法过程中，结合革命与建设时期不同的时代任务，就如何看待与处理利益问题作出了创造性的探索与回答，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中国化，进而促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形成。可以说，这一时期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为理论创新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是确定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一方面，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利益之间的关系，指出中国共产党一切以“人民的利益”[1]1094为出发点，是“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2]138的政党。他强调人民政府与人民在利益上具有一致性，指出：“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2]正是由于这种内在利益的一致性，社会主义社会才能采用改革而不是革命的方式协调社会利益关系、解决社会利益矛盾。另一方面，通过推动生产事业的发展，继而给人民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用以引导与号召广大人民群众投身于革命战争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党先后出台了“减租减息”“精兵简政”等政策，并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将“生产建设”作为此后工作的中心，在党的八大上将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作为主要任务。
二是探索了维护国家利益的基本原则。虽然毛泽东并没有直接使用“国家利益”一词，更多使用的是“民族利益”一词，但是他在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事业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的生存与独立是中国所要解决的最大现实利益问题。对此，他提出要实行“部分利益服从于整体利益，将阶级利益服从于民族利益”[3]482-483的政策，“一切必须服从抗日的利益”[1]525即民族利益。同时他强调，“为了中国利益，也为了世界利益”[1]146，世界各国须团结起来共同反对侵略战争。新中国成立之后，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孤立中国、在经济上封锁中国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基于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的考虑，采取了以意识形态主导外交政策的策略，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随着时势的变化，我国对此作出了相应调整，提出在同苏联、美国两个超级大国作斗争中，要积极寻求与第三世界团结合作的新策略。
三是明确了处理利益关系的基本原则。第一，明确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所谓人民内部矛盾，指的是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盾。为此，在处理三者关系时，既要做到统筹兼顾，即全面考虑三者的利益，又要做到适当安排，即兼顾人民利益时，要以实际生产力水平、实际状况为前提。第二，相比当代利益，毛泽东更重视后代利益，指出要教育人民“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4]。他不仅强调为了阶级的利益，更强调为了阶级后代的利益。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利益关系和利益问题相关论述中较少使用“后代”这个词，反倒是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强调后代利益，提出“泽被后世”等概念。这表现出毛泽东思想中的利益观既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又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利益观紧密结合。
但是，革命与建设时期所形成的科学的、系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因受到“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未能得到很好地坚持与贯彻，其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他深刻总结了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从多维度阐明了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敏感的物质利益问题的途径与方法。他以高超的政治智慧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5]377“以经济建设为中心”[6]716“实行改革开放政策”[5]265“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5]116等论断，以“杀出一条血路”[6]236的政治勇气向体制僵化、利益固化、思想禁锢等藩篱开刀，作出了社会主义建设“计划和市场都得要”[5]364、必须学习与借鉴资本主义积累的有益的知识与经验[7]等论述。不仅如此，他还从物质利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三个视角提出了“三个有利于”[6]705，即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此作为各项工作与政策是否合理的判断标准，并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在于“实现共同富裕”[5]155。
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创新发展方面作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创新性地提出义利观的概念。他从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角度，提出要“努力形成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8]97。相比传统利益观，义利观更强调精神利益与物质利益的辩证关系，强调获取个人物质利益不能违反伦理道德和法律法规，强调利益分配环节的公平性、正义性。二是强调要从整体性的角度看待利益。“整体利益”不仅包括原来“全局利益”蕴含的中央利益和地方利益、大利益和小利益的利益辩证关系，更包括其他多层次、多维度、多方面的利益辩证关系，具有更加完备的概念和更加充实的内涵。三是创新性地将“整体利益”横向划分为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社会利益等，率先提出“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9]。
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正确分析利益关系、处理利益问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将“利益贡献”“利益统筹”等作为党的重要任务予以推进。他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坚持在全国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妥善协调各种具体的利益关系和内部矛盾”[10]，将和谐作为一种状态和一种方法应用于利益领域。他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创新发展作出的最重要贡献就是“群众利益无小事”[11]58这一重要论述，强调了人民群众利益的至高无上性与根本性。
总而言之，这一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在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推动下得到了很好的恢复与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更加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更加突出集中的利益问题，既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素材，也对其创新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利益观的重要论述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创新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胸怀“两个大局”、紧扣时代课题、精准把握社会主要矛盾、传承已有利益观的基础上应运而生的，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
一是坚持人民利益的至高无上性。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12]，必须“永远做人民利益的捍卫者”[13]。换言之，党和国家所作出的一切工作安排和部署都须以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满足感。他不仅强调要实现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等一切财富在内的人民群众的客观利益，而且强调要实现包含正向感受和美好追求在内的人民群众的主观利益。正是在这种利益观的指导下，人民群众作为利益主体的地位更加稳固，创造利益的积极性、主动性得到保障，分配利益的公平性、正义性得到彰显，享有利益的应当性、实然性也得到确立。
二是坚决捍卫国家利益。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以核心利益、战略利益、根本利益等词汇言明了国家利益的重要性所在，明确了“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14]23是国家核心利益的内涵所指。另一方面，他以两个“决不能”(即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和两个“不要指望”(即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15]对外宣称了捍卫国家利益的态度与决心。
三是积极谋求利益共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磅礴恢宏的大国气度，在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与社会发展趋势的前提下，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在“树立利益共同体意识”的基础上“寻求更多利益契合点”[14]24，以此深化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
质言之，习近平总书记这一系列高屋建瓴的新观点、新决策极大地丰富与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标志着我国处理利益问题的水平达到了一个全新高度。
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创新发展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有浑厚而持久的动力支撑。理论动力、文化动力、实践动力、主体动力构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创新发展的动力机制，四者在理论创新发展的百年历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理论动力是理论创新发展的前提基础，文化动力是理论创新发展的重要支撑，实践动力是理论创新发展的客观原因，主体动力是理论创新发展的主观动因。四重机制之间具有鲜明的差异、明确的边界、独特的功能，但又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从学理层面科学剖释百年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创新发展的动力机制，实际上明确了其创新发展的可能性与合理性，不仅涵括了对过去理论创新发展的经验总结，也成为继续推进理论创新发展的基本遵循。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拥有多方面的特征，如时代性、批判性、继承性、多样性等，但究其根本而言，实践性与科学性是它最基本、最鲜明的理论品格，也是它得以创新发展的前提基础。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具有鲜明的实践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的生成以实践为基础。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利益及利益问题的思考是立足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同时期所面临的不同世情、国情、党情、民情，所遇到的不同的社会矛盾、阶级状况等基础上展开的。推动利益表达渠道受阻、利益差距有所扩大、利益冲突时而出现、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利益分配存在不公等现实问题的解决，同时将其经验总结升华为理论成果，无疑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创新发展的现实源头。第二，它以规范与指导实践为价值旨归。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真正魅力在于其能够用以规范指导实践，实现改变世界的目的。这种经世致用的实践成效体现在党和国家发展的各项方针政策之中。譬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物质利益发展原则，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多元利益主体发展原则，坚持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社会利益、文化利益、生态利益协调发展的利益原则等。第三，它以实践为检验标准。中国共产党发展的百年历程，不仅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同时也论证了该思想的正确性。以该思想为引领，中华民族逐步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向“强起来”的伟大飞跃，逐步解决了中国长期以来面临的“挨打”“挨饿”“挨骂”[16]等问题。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具有突出的科学性，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它的生发以汲取人类优秀成果为前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是在特定的历史传统中诞生的，充分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精髓，批判性吸收了中华传统文化义利观、西方功利主义理论等一切科学且有价值的理论。第二，它具有完备系统的理论体系。从理论构成来看，其所涵盖的问题之庞杂、学科之众多、领域之宽广，不仅涉及利益冲突、利益协调等问题，也涵涉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从理论内容来看，它主要回答“如何正确看待利益”的本质论问题，以及“如何科学处理利益问题”的实践论问题。第三，它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推进的理论。利益问题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不可能亘古不变。对此，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利益主体、客体、目标、范畴、观念、机制等的理解与掌握也一直处于动态发展过程之中，必然会在波浪式前进与螺旋式上升的认识轨道中不断完善。第四，它有鲜明的逻辑主线。它以最广大人民群众最广泛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历经中国现实利益问题的处理与世界现实利益问题的协调，最后落脚到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投身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之中。
由此可见，实践性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从何而来、走向何方的回答，即该理论是在总结实践经验过程中应运而生的，最终指向实践问题的解决。科学性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何以获得人们的认可，进而被人们用以指导实践这一问题的回应。理论创新的价值旨趣在于改造实践，而理论改造实践作用的发挥则要依靠现实的人这一主体来推动。但人们对于理论的选择是以其科学性作为判断标准的，如果理论本身缺乏科学性，就很难成为人们选择的对象进而获得创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之所以能在百年之间使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除了其契合中国不同历史阶段的需要之外，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它与中华传统文化义利观具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同时，中华传统文化义利观本身即具有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特质，为两者之间双向互动的推进、相互融合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与中华传统文化义利观之所以能够进行理论融合，主要是因为二者在价值论、目标论、方法论等方面均有契合之处。就价值论而言，前者虽发轫于私有制语境之中，但对资本主义社会以“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17]356将特殊的资产阶级利益伪装成“共同利益”的做法进行了深刻批判，强调无产阶级才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18]283，他们的阶级利益才与整个人类的共同利益相一致。为此，可以通过“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8]435的方式，来实现整个人类的共同利益。后者以集体价值为核心要义。“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所表征的重义轻利思想，“二者(生与义)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鱼我所欲也》)所彰显的舍生取义思想，均强调个体对集体的认同、个体利益对集体利益的服从。可见，二者在强调个体对社会共同体的认同与归属方面具有一致性。就目标论而言，前者致力于构建“自由人的联合体”，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后者提出的“大同社会”“天下为公”代表着不同历史阶段人们对理想社会和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以“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寡人之于国也》)，“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等论述表达对美好社会的构想。两者目标上的趋同性，为它们之间的互构“架桥铺路”。就方法论而言，两者都主张以辩证的方法看待利益问题，尤其是在处理道德与利益关系的问题上表现得相当明显。马克思主义利益观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9]，人们是从“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20]，以此揭示了利益对于思想(道德)的主导作用。与此同时，它承认思想(道德)对利益具有反作用的一面。中华传统文化义利观在“义利之辨”中囿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更多地从主从关系的视角来阐扬义与利的关系，但事实上，古代圣贤不乏有“义利并举”的思想，即在宣扬以“义”来规范与引导人们的行为举止时，也注重“利”的基础性地位，强调“义”与“利”之间是辩证统一的。所谓的“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财；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乞制置三司条例》)，“义，利也”(《墨子·经说下》)就是义利并举的明证。
从解释学层面而言，中华传统文化义利观无疑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创新发展的理论预设。换言之，只有经由中华传统文化义利观这一中介的转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创新发展才能得以实现，才能获得中国人民的理解与认同。
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筛选、研究、解决问题的过程[21]20。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创新发展亦是如此，其源于对中国现实利益问题的思考。换言之，社会的变迁与发展所产生的理论需求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客观原因，也是该思想迭代升级的根本动力。
中国共产党人选择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内嵌其中)并非一时兴起，而是经过反复比较、深思熟虑后作出的理性抉择。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借助坚船利炮，以极其野蛮的方式迫使中国卷入现代化浪潮之中，并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因此一度陷入战乱频发、山河破碎、民生凋敝的黑暗深渊之中，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一度成为帝国主义国家肆意瓜分与剥夺的“玩物”。无数仁人志士就“如何挽救中国”及“中国向何处去”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并依循“器物—制度—观念”的省思路径进行了深入检讨，发起了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一系列救亡图存运动。遗憾的是，中国社会各阶层试图沿用中国封建文化抑或借鉴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来回应时代发出的“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8]2之问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时代任务的解决需要以正确的理论作为指引，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其内蕴的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争取与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方法论，契合了当时人们摆脱西方列强控制、保家卫国的心理诉求，进而逐渐成为中国革命时期的主要指导思想。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时代之问转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8]2，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社会在总体向好发展的同时，也日渐出现了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等利益差距扩大化，干群矛盾、劳资矛盾、医患矛盾等利益冲突集中化，人民群众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等利益需求多样化的现象，国与国之间的利益摩擦亦时有出现。破解此类利益问题，需要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不断创新发展。如是言之，囿于资本主义时代语境的限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创设的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定然具有历史的局限性与针对性，不完全适用于当代中国语境下具体利益问题的解决，因而创新发展是其永葆活力的必然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创新发展有赖于对现实利益问题的反思与回应，但并非所有问题都能达到推动理论发生质变的程度，只有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总体性与普遍性问题，才是其创新发展过程中应关注的重点。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创新发展并不是一个自发的历史过程，而是特定历史主体所推动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活动。特定历史主体主要是指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所具有的理性自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创新发展的水平，决定了以该理论指导实践能否成功。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创新发展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彰显出来的理性自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纵观党的百年历程中个别党员的态度可以看到：以教条式的态度，把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奉为亘古不变真理者有之；以神圣化的方式，将其视为包罗万象、涵盖一切问题答案宝藏者有之；以过时论的论调，宣称其已然不适用于当代社会发展者有之。类似问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不仅直接关乎马克思主义利益观未来的发展走向，也间接影响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命运。为此，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创新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强调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一方面，要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包含对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信仰)，这是推进理论创新发展的前提。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干革命、打天下”[5]173之所以能够取胜，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习近平总书记以“立命之本”“政治灵魂”“精神支柱”[22]等极具分量的表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在共产党员个体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基本理论，这是推进理论创新发展的基本要求。毛泽东指出，“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3]706对于引导中国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阶段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他阐明了学习的途径，即不仅要从书本中学，还要从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工农群众中学[1]111。
二是以创新的精神发展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富有理论创新精神、勇于且善于进行理论创新的群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百年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理论创新。早在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意识到我们的理论较之于实践的丰富程度，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1]813。他指出，全党同志要善于对“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1]820进行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1]820。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提出，判断一个人是否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条件之一，就是要看他是否具备“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5]292的能力。江泽民高度强调理论创新的作用，指出包含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等在内的一切创新都是在理论创新的指导和推动下形成的[8]64。胡锦涛进一步揭示了理论创新的源泉(广大人民群众)、目的(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动力(时代潮流与创造精神)、着力点(解决现实问题)[11]139。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以“理论的生命力”[21]20重申了创新对于理论的重要性所在。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对理论创新有着高度的思想自觉，在实践层面也作出了大量努力。他们为理论创新的推进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积极推进思想解放，推崇实事求是的原则，极力消除制约创新发展的观念、体制、机制等方面的障碍。
以辩证思维推进事物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各项事业发展的百年历程中总结凝练而成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法宝。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创新发展要从理论形态走向现实形态，无疑需要借助这一科学的方法论来实现。具体而言，就是要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历史传承与与时俱进、中国视域与世界视域的有机统一，进而处理好一上一下、一前一后、一内一外三对关系。
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统一，统筹好“一上一下”的关系，是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创新发展的基本要求。
坚持顶层设计要站在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对具有全局性与关键性的现实利益问题进行系统谋划与科学部署。毛泽东明确指出，实现党的领导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要给人民群众“以物质福利”[1]1273，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是“维持政权”[23]的必要环节。邓小平深化了这一观点，强调要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之方式来“巩固人民政权”[24]，唯此才能证明中国共产党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江泽民作出了“三个关系”的论断，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关系党的执政的全局、关系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全局、关系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社会安定的全局”[9]，阐明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在党、国家、民族中的重要地位。胡锦涛以“群众利益无小事”[11]76的论述教导党员干部，要将事关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当作头等大事，竭尽全力满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需求。习近平总书记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一如既往地将群众利益这一核心要素融会贯通于治国理政的全部实践之中，提出人民利益是党和国家制定“一切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开展“一切工作部署和工作安排”[25]的依据。由此观之，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现实生活中的利益问题都予以高度重视，呈现出高度思想自觉。而现实利益问题的解决需要科学理论指引，这就决定了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创新发展的意义之重大、任务之紧迫。
坚持基层创新要激活人民群众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创新发展中的主体性作用。“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17]287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是集人民之智慧、汇群众之广益的结晶，其创新发展必然有赖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可以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创新发展的核心问题，归根到底就是探求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与中国实际之间的耦合点，使理论应实践之需更好地发挥指导与规范实践的作用，进而在具体实践中凝练深化出新范畴新理念，以此丰富与完善既有理论的过程。历史地看：革命与战争时期，实现人民自身的解放、满足人民的政治利益需求是两者的耦合点；和平与发展时期，中国人民的政治利益得到了较好的保障，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及至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两者新的耦合点。可见，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需所求就是两者之间的耦合点。这是因为，实现人民群众对利益需求充分满足的期待、对利益关系和谐发展的期盼、对利益发展平衡化的渴望，最能反映社会发展趋势与历史演进要求。显然，人民群众虽未全部直接参与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创新发展之中，但他们对理论创新发展的方向、目标、内容却有着直接和决定性的影响。于此而言，要使理论能够历久弥新、经久不衰，则聚焦于人民主体、立足于人民立场、着眼于人民需求无疑是理论创新发展的科学之道。
坚持历史传承与与时俱进相统一，统筹好“一前一后”的关系，是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创新发展的内在依据。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创新发展是一项承载过去、立足现在、面向未来的持续性、动态化的活动，必然离不开对历史的回溯、对现实的审视、对未来的谋划。
回溯历史要做到以批判性的态度传承历史的精华。所谓批判性传承，指的是历史沉淀下来的理论并非都具有普适性，因而援用已有理论不能完全照搬，而应在鉴别与批判中选择吸收能够为时代所用的理论。这种传承具体包含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对既有理论的批判性传承，二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批判性传承。前者传承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创设的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基本原理观点方法，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利益是生产力形成与发展的前提与动力理论、利益矛盾构成了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利益的本质是社会经济关系理论、利益支配上层建筑理论等，以及他们运用对立统一的观点分析利益关系与利益矛盾、运用阶级分析法分析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关系等，均构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创新发展的基本遵循。后者传承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处理现实利益问题与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创新发展的百年历程中，所积淀的优良传统与宝贵经验，如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方向，坚持以人民立场为理论与实践创新发展的价值取向等。
审视现实与谋划未来要做到以创新性精神丰富发展已有理论。不论是马克思主义利益观抑或已然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其“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26]，而其应用应按照时代变化，作出彰显中国特色、符合人民意愿的阐释。这就涉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创新发展问题。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处理好经典文本与现实问题之间的关系。经典文本因其成功解决了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获得了时代与人民的认可，成为真理性理论。但真理也是具有相对性的，其“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27]。对此，毛泽东强调，遵守“老祖宗”的基本原理是必要的，但是“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28]。实践发展的与时俱进，时代课题的日新月异，要求我们既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基本原理与方法来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所遇到的各种利益问题，也要“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29]。创新就是要摒除“教条式”与“本本化”惯性思维的束缚，在依循理论与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同中国实际、中华传统、时代特征等进行有效融合，以此指引实践的发展，进而将实践中积淀的经验与教训等感性认识抽象上升为理性认识，推进理论不断发展。
坚持中国视域与世界视域相统一，统筹好“一内一外”的关系，是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创新发展的活力保证。
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创新发展必须坚持中国视域。一来是因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客观实际与基本国情，决定了理论创新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域、所内蕴的价值取向、所需要的思想素材、所形成的基本内容，同时也明确了理论创新发展的出场语境、出场路径、出场形态等。二来是因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创新发展是中国的实践主体(即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依凭自身的传统文化积淀，运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汲取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观照中国的社会性质与发展阶段，经由中国的话语表达范式对马克思主义利益观所进行的创新性运用，以此改造中国社会、引领中国发展，进而形成全新理论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都以中国为导向[30]。
随着“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31]日益加深，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创新发展必然离不开世界图景这一宏大叙事。将其置身于世界范围加以审视，就是从社会性质、意识形态、国际问题等多重视角对其进行考量，进而把握时代主题，借鉴时代经验，贡献中国智慧。正如列宁所言，“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32]，才可能在此基础上更加深入地探讨某个国家的具体特点。邓小平正是在精准把握时代主题、科学研判时代任务的基础上，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重要论断，一改过去长期认为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论调，带领中国人民一心一意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推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发展。与此同时，理论的创新发展需要借鉴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换言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创新发展，既要借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过程中取得的经验、形成的教训，也要明确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过程中的成功经验、潜在的危险，还要探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与其他国家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根本区别、共同之处等。不仅如此，理论的创新发展还要作出中国原创贡献、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形成中国特色表达，进而在世界视域内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提升中国国际话语影响力。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演进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同时期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的实践发展史，也是一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不断发展与升华的理论创新史。实践无止境，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创新发展的历史步伐也要永不停歇，必须一代又一代接力干下去。唯有如此，中国共产党才能在科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指导下，团结和带领最广大人民群众投身于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之中，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伟大奇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才能于实践的创新中不断彰显其解释世界的真理性，增强其改造世界的实践性，助力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的伟大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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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陈晓晖，连森.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百年回望及现实意义 [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4(3)：193-200.
[3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 [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272.
[32] 中共中央编译局.列宁全集：第26卷 [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