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作重要报告，明确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自由人联合体”思想是马克思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组织模式和共产主义发展高级形态的伟大构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的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2]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这段论述，指明了人类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
显然，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有着重要的关联，二者是前后相继、一脉相承的，都是对未来社会公共生活的积极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并体现着自由人联合体的丰富思想，同时其实践应用可作为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实践的尝试与检验，是最终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重要一步，是“摸着石头过河”[3]的路径探索，是经验的总结。
上述两个概念的密切关系是历史与现实的时空交汇，但绝不能成为把二者等同、随意借用概念甚至混淆二者的理由。二者的联系是天然的、自发的必然，二者的差别亦是后天的、自觉的必然，绝不能因为字面上的相近对二者进行错位研究，造成思想观念上的混乱。
自由人联合体思想主要是基于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看法提出的，是马克思对分工、交往、阶级、国家、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自由等一系列思想进行的扬弃和升华，最后形成了“自由人联合体”这一概念。这是一种价值目标，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交往关系的不断扩大，市场的不断延伸必然会打破地域的局限，超越民族国家而形成世界历史。马克思认为，分工、交往和私有制的出现产生了阶级，产生了国家。私有财产是人的异化的根源，异化的人沦为资本剥削的对象，沦为资本家的工具，人戴上了锁链，失去了自由。早期资本主义通过殖民扩张和侵略所实现的充满罪恶的原始积累极大地深化了“世界”的含义，新航路的开辟更是在地域上直接打破了世界各地相对隔绝的状态，世界市场随之产生并迅速发展壮大，推动着历史向世界史的转化进程。这种世界历史的实现是被动的，不是历史一般地自然而然的演化，而是资产阶级开辟的，是资产阶级全球扩张的结果，是以世界被压迫国家、民族和地区的人的异化为条件的。马克思对此是深恶痛绝的。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这种自发发展起来的分工才能消失，人的异化状态才能被打破，随之而来的是历史转化为世界史的历史必然性和人的自由个性解放的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实际上是全人类的解放，无产阶级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运动。“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存在才有可能实现。”[4]马克思所追求的不是少数人的自由，也不是多数人的自由，而是全体人的自由，即普遍的自由。马克思想要解决的是如何实现自由向普遍自由的转变，旨在为每个人创造一个自由全面发展的世界历史。资本主义侵略而成的世界史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观奠定了基础、创造了现实条件，但它对人的异化的罪恶是无法抹去的，最终必将被无产阶级专政所代替，被共产主义下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世界史所代替。因此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探讨了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资产阶级的湮灭和工人阶级的胜利，以及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强调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共产主义社会所要实现的社会理想就是“自由人联合体”，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不能狭隘地理解自由人联合体，它不是哪个国家、哪个地区的，而是世界范围内全人类的解放。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终价值目标，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认识论、历史观、阶级观的综合体现，必须站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的理论高度去认识它，方能明确其实践走向，在当代寻求其实践路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来源于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自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在多种场合都强调过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性，提出要“建设一个远离封闭、开放包容的世界”[5]。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仅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它诞生在中国，必定植根于中国大地的土壤之中，包含着许多中国的现实因素；它深深汲取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是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我国传统文化和世界外交形势要求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最后上升为意识形态，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凝练下应运而生。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华文化中向来最不缺少的就是和平友爱包容的基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不是突发奇想、一蹴而就的，它扎根在中华大地上，深深植根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与我国传统文化紧密相连、一脉相承。中华文明的“天下”观、中国人的“天下情怀”在饱经沧桑后不但没有减退和磨灭，反而历久弥新，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底层基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的思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处事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待人之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民族观，“礼之用，和为贵”的儒家思想，“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的合作观，乃至“民胞物与”的自然观等，不胜枚举。纵观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进程，“和平”“合作”“包容”“共赢”等思想情怀从未与中华文化体系相脱离。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华文化薪火相传、绵延不绝，在当代实现了新的质变，汇聚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从古至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直是我国人民的价值追求。我国历来有关于美好社会的构想和构建和谐社会模式的文化土壤。历代文人志士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想象与描绘，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诗经里的“乐土”，《礼记》中的“小康”，到东汉经学家何休描写的历史最高发展阶段“太平世”；再到东晋陶渊明描述的“桃花源”，梁启超的大同世界，无不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国家繁荣昌盛、社会和谐幸福、百姓安居乐业的其乐融融的美好景象。关于理想社会的构想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其中也借鉴了一些西方的民主自由等思想，更具有现实性和可实现性，寄托了人民群众最朴素和最真挚的希望——国家繁荣昌盛，社会太平和谐，人民幸福安康。和谐观念已深深与我国传统文化融为一体，和谐社会思想在现代社会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我国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使“理想社会”的依据赋予在现实社会中有了呼应与寄托。理想社会寄托了人们的深切期盼，已成为与我国传统文化血脉相连融为一体的一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和实践增强了“理想社会”的现实力量，扩大了其范围。文化的积淀、历史的蕴育、思想的升华上升为国家意志、人民智慧，理想与现实交汇于此。在如此浓烈的文化熏陶和迫切的现实需要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应时而变、应运而生。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集聚与现实世界的历史碰撞，是文化基因与世界情怀的结晶，是中国智慧与大国担当的展现。
自由人联合体思想是马克思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成果。但是从社会形态上看，自由人联合体是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商品、货币、资本等入手，通过引入剩余价值这一概念深刻论述了资本主义的本质、资本的本性、资本家的嘴脸，揭露了资本主义对人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对人的本性的压抑，对人的自由的限制。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不是纯粹的概念学理性的批判，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因此，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直指社会现实，根本目的就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的批判来改造现实生活，使人摆脱异化状态，真正成为现实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思考和关心的是如何摆脱资本主义的压迫，实现人的真正自由和彻底解放。《资本论》全文以剩余价值为核心，对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进行了入骨的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关注资本主义，绝不是在为资本主义唱赞歌”[6]，而是要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深入研究和分析，找出资本主义内部无法解决的根本矛盾和不能避免的灭亡的根本依据，并最终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并没有止步于此。在《资本论》中，他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深入剖析，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从而阐明了资本主义必然被新的社会形态所取代的历史条件，科学地预见了共产主义社会及其基本特征。对资本主义的否定与共产主义的确立是一脉相承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与“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同根同源的。马克思继续他的理论研究工作，找到了一个能够在彻底改造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推翻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他呼吁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建立一个新的共产主义共同体，指明了无产阶级的斗争方式和方向。这是马克思站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土地上，从资本主义的角度对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进行反思，又重新回到无产阶级立场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思考人类未来归宿提出的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当然是站在人类视角的基础上去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但是从社会形态上来看，它更多地是出于“对人类共同利益的关切才去关注无产阶级的利益的”，是基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社会主义认识的理解，尤其是在深刻认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道路上，面对世界发展日益错综复杂的形势提出的[7]。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处理全球性问题上的智慧体现，是党和国家智慧的结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立足于我国国内外发展的现实状况，着眼于我国如何应对全球化浪潮，兼顾其他国家，包括周边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发展方向的，其目标是为了实现世界各国的和平发展。随着全球化步伐不断加快，世界各国联系日益紧密，在福利全球化的同时更多的是危机全球化。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在世界经济和政治等领域发挥着关键作用，资本的逻辑、资本的本质始终没有改变，剥削、垄断、强权、霸权等依旧是资本主义转嫁危机的重要伎俩，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人民与人民的阶级差距、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世界局势风云变幻，和平的表象背后潜藏着许多危险因素。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持续了四十多年，在取得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也逐渐显现出一些问题。这些国际上的潜在危险和国内的矛盾变化影响了世界发展进程，影响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之路。另外，“中国威胁论”“普世价值观”“全盘西化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抬头。因此，中国要想发展，迫切需要可行的共赢的理论指导。基于这样的初衷和考虑，面对秩序变幻的世界形势，习近平总书记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高瞻远瞩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富有建设性意义的构想。这一思想所思考和关心的是如何应对全球化浪潮的到来引发的各类问题，怎样实现世界各国的和平发展、生死与共。任何国家都无法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任何国家也都无法退守到自我封闭的岛屿中。面对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和全球挑战，任何民族、国家及个人都不能置身事外，和平合作共赢的思想成为世界的共识是历史的必然。人类社会越来越朝着谋求和平、共同发展，摒除对立、抛弃战争的方向前进，各国人民应携起手来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这是历史与现实的发展诉求，是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站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土地上，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基础，面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现实，从社会主义角度正面思考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思考世界各国发展前途的方案。更进一步说，在现实条件下主要是思考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前景、兼顾资本主义国家等世界各国发展的中国方案。
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过程是漫长的，是科学理论的设想和延伸，其实现以共产主义的到来为基础。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设想，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先进形式，历史沿着由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变迁轨迹缓慢发展，这是一个漫长的社会历史统一的过程。当今世界全球化进程加快，虽然社会主义发展态势总体良好，但资本主义的先发优势仍很明显，其根本矛盾还没有激化到不可调和的程度，资本主义还处于上升时期。而且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一些新变化，在一次次大的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也在进行着自我反思，吸收着社会主义的因素，使得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更加隐蔽，经济危机扩大和转化。世界发展瞬息万变，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且当今世界的安全问题不容忽视，大国之间的暴力冲突极有可能造成世界的毁灭，各种可能性突发性因素难以预测。在内外局势复杂的全球化形势下，社会主义国家也面临着新的历史任务，迎接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要不断追赶发达国家现代化的步伐。另一方面，要共同解决现代化带来的社会以及全球性问题，既要努力平息全球化风暴的影响，又要保持社会各方面稳定协调；既要建立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又要防止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这使得社会主义建设在两难处境下于艰难探索中不断前行。共产主义的实现更是远大理想，而不是唾手可得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不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受幻想和谣言的迷惑，也不能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盲目乐观地沉浸在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梦想中，不顾客观实际地从书本中讨生活，要能在众多表象中看到问题本质。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需要自然和社会高度统一、人的物质和精神高度统一，每个人既摆脱了阶级的压迫、劳动的束缚，摆脱了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奴役状态，社会资源按需分配，同时每个人也都具有高水平的思想道德素质。可想而知，这些目标的实现哪一个都需要长时间发展积累，都需要历史与现实各个因素的长期积淀。按照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最高级阶段，要达到这个阶段必然要经过相当漫长的时间。盲目认为共产主义很快就能实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8]的荒谬做法已被历史证明是自欺欺人的错误。历史越向前发展，就越应使我们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共产主义和自由人联合体的一致性，并从阶级立场、经济基础等方面深刻论述了二者的实现路径。这一高度自治的社会形态的实现，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统一过程。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下可以预见的，它的现实依据就在当下，是我们现在所努力构建并积极寻求国际认同和支持的。中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一个想法，而且是一个现实。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各种社会形态、多元经济制度、多元政治制度和多元思想文化交织在一起，积极谋求各国共同发展，为各国共同发展搭建桥梁的任务紧迫而艰巨。我们所要构建的共同体是一个关乎各国生死存亡的“命运”共同体，突显了建设这个共同体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它是关乎全人类全世界的，突出了其主体性和广泛性。一方面，各国发展由于阶级基础、意识形态、利益诉求、价值观念不同，要在这样的形势下求同存异，谋求合作，构建共同体本身是有难度的；另一方面，经济危机、政治失衡、文化冲突、环境问题、安全问题等全球问题突出，尽快构建共同体又是必须且紧迫的。全球性问题的突出，使人们认识到“合则利，分则败”。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顺应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中国倡导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措施，如：积极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在气候变化和核武器等热点问题上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积极推进全球治理体制改革，多次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扩大中国的“朋友圈”，将自身发展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9]，实现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等等。与此同时，中国在以身作则的情况下,积极倡导各国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指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是支撑不起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任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和构建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符合世界各国发展的共同价值诉求，有着强大的现实基础和具体可行的实现路径，越来越得到更多国家和人民的认同，是可期的当今世界发展的现实统一。
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手段主要是革命的、不排除暴力冲突和战争形式的。温和的改革不能打破资本主义的固有模式，要想推翻资本主义，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必然要走上革命的道路。社会制度的推翻、国家形态的消灭、一个阶级即资产阶级的消亡，没有暴力革命是无法彻底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两个必然”和“两个绝不会”关系的分析和对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论述，宣告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归宿是共产主义，这是合规律合目的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建立是基于国家的消亡，要做到的是消灭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马克思在《资本论》里也强调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物质财富、精神素质、人的本质的高度全面发展与提升。在形成这样一种高度自治的联合体的过程中，要打破资本主义固有的无法调和的根本矛盾，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解决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生态失衡、资源短缺、粮食不足、局部战争、信仰危机、道德失范、恐怖主义、霸权主义、经济危机、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宗教主义等一系列全球问题。温和的改革、和平的过渡在这样的世界性问题面前都是一种妥协退让，不可能从根本上真正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目标。只有当社会发展进入共产主义阶段，生产力高度发达，私有制消失时，才能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现代国家无论其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10]，因此要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目标必须消灭资本主义、消灭国家。而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阶段。要实现这一目标，必然要通过坚决的革命、暴力的手段甚至战争的方式。无产阶级必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实现自身和全人类的解放。马克思非常重视、反复强调无产阶级革命的作用，要求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团结起来，通过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统治，将自己从被压迫、被奴役的境地中解放出来，建立一个自由人联合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手段主要是温和的，在不排除革命的情况下尽最大努力倡导以和平方式进行，是不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它谋求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与发展，尤为重视谋求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共赢。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保证，和平过渡是其底线。“和”的思想一直根植于中华儿女的内心，和平共处一直是中华民族不变的处世之道。中国提出并倡导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与合作，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和强烈的共识。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的形势下，各国人民的联系日益密切，以海纳百川、兼容并包之举不断推动区域合作，加强贸易沟通往来，增强政治合作互信，增进文化传播借鉴，积极寻求各国的利益共同点和交汇点，提高各国人民的认同感，使各国民心相通。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努力寻求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积极承担起负责任、有担当、能作为的大国责任的体现。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历史发展上没有暴力战争的基因，现在则正积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断努力。中国提出要始终坚持、牢固树立并认真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11]。这不仅是针对国内发展现状而提出的，更是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指导：创新能促进生产力的解放、促进经济发展；协调能促进解决各种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减少利益分歧，促进共同发展；绿色是应对全球治理体系中的环境问题，构建美丽中国，还地球绿水青山的重要理念；开放是积极寻求国际合作与互信，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闭关锁国必然导致本国的落后挨打和国际关系的紧张局促；共享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各国人民共同发展的最终价值诉求。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寻求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就共建一带一路达成广泛共识，并通过构建亚洲基础设施银行、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新亚欧大陆桥等增强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中国还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指出中国梦不仅是中国的梦，更是世界的梦。构建世界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梦的世界展望，中国梦的实现过程必将助力经济、政治、文化、和平、环境等全球性问题的解决。这是一个互利互惠、和平发展的梦，“中国梦正让世界分享红利”[12]。无论五大发展理念还是一带一路，抑或中国梦等思想观念，共同汇聚成一个伟大的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的机遇和世界的福音。纵然世界各国发展状况、社会制度等参差不齐、利益交织、矛盾交错，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绝不是社会革命，而是和平的人类福祉。世界共处于一个命运之中，各国发展同呼吸、共命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和平的方式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和时代诉求。
自由人联合体的中心是人，这是一个哲学上的思考，探索的是人生行程的最终目的地。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和飞跃的历史，自由人联合体就是要实现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自由王国。结合现实发展，马克思晚年将注意力转向东方社会，创造性地提出了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肯定成果”[13]，为东方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进而实现自由人联合体开出了一剂良方。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走向共产主义，实现全人类的自由解放。马克思非常重视人的自由和人的能力的充分发展，包括人的体力、智力、才能、道德、兴趣、个性、社会关系等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所构建的共产主义是要让人们摆脱自然的奴役和社会的统治，实现人的本质的回归复位，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跨越，从而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的状态。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14]，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矛盾真正解决方案的体现。在这一过程中，它实现了对国家的超越，最终使国家走向消亡。自由人联合体实现的历史就是一部国家从产生、发展、壮大到衰落直至走向消亡的发展史，也是人和社会、人和自然界三位一体、高度统一的历史。换言之，自由人联合体所关心的是如何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并不关心国家的发展，或者说认为国家的产生发展只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手段和途径，最终只有通过国家的消亡才能真正实现达到自由人联合体的目的，即自由人联合体中的人既是自由的、又是联合的，但绝不是国家的。这时，资本主义私有制已不复存在，按劳分配转变为按需分配；阶级消失，阶级对立和阶级剥削不复存在；国家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了。自由人联合体主要关注的是人的发展，体现了马克思的人类情怀。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心是全人类，是整个世界，是大国之间的和平共处。它的立足点是各国之间尤其是大国与大国之间的和平相处、共同发展，是一个现实思索，思索的是各个国家的发展走向，是对当今全球化和现实世界问题的价值反思。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应对各种各样全球化挑战和紧张国际关系的迫切要求，是构建公正合理稳定普惠的国际新秩序的重大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心是国家，它要跨越的是修昔底德陷阱。2015年9月22日，在参加华盛顿州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办的欢迎宴会时，习近平总书记在演说中指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15]大国之间的战略误判以及由它们引起的相互猜疑和威胁，才是大国反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根本原因。修昔底德陷阱无疑是强权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佐证，但这并不适用于现代国际关系。国际形势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对每个国家都提出了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要求，大国有更大的责任和义务抛弃对立观念，避免世界大战。大国之间的关系存在冲突，但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存在矛盾，但并不是不可调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就是要在冲突中寻求利益共同点，在矛盾中找到利益平衡点，走和平共荣道路，体现的是一种大国担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超越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新世界观，是世界性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安全等和谐共存共生的新发展模式，解决的是新时代要建设什么样的世界以及怎样建设世界的问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路线图是从共同体到命运共同体，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的是世界各国人民唇亡齿寒、生死相依、同呼吸共命运的状态；自由人联合体遵循的是从共同体到共产主义，再到自由人联合体的逻辑路线，反映了人从被压迫束缚到实现自由解放的过程。站在“自由人联合体”的高度上审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能够给予我们重要的历史启示。但是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过程中，任何国家都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把任何现实理论都与马克思主义等同起来。教条主义者的行径向来是马克思、恩格斯所不齿的。恩格斯曾不无讽刺地说道：“马克思可能会把海涅的话传给他的这些绅士的模仿者：‘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16]正确认识自由人联合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差异，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有的致思方向。
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与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二者不是一回事，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只有在联系中看到区别，在相同中看到不同，从共性中找到差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驱散思想上和认识上的迷雾，厘清含混模糊的概念，使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出更坚定的政治立场、更清晰的中国智慧、更宏伟的世界视野。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57.
[2]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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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9.
[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 [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541.
[6]孙正聿.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下 [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855.
[7]高镜雅.百年历程：中国共产党履行国际责任的理论基础与历史流变 [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4(4)：289-295.
[8]中共中央宣传部.党的基本路线通俗读本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24.
[9]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 [N].人民日报，2017-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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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中国梦世界分享编写组.中国梦世界分享 [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5：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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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83.
[15]习近平.习近平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的讲话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20.
[16]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