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对“生命共同体”的最初表述见诸对“山水林田湖”关系的描述[1]。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2]。“生命共同体”涵盖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2]，要以此引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催生于时代需要，理论来源于实践总结，习近平“生命共同体”理念正是在当代中国与世界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的呼唤下应运而生的，为破解我国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难题和解决世界各国发展面临的生态危机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智力支持。习近平“生命共同体”理念可以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设、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保障三大维度来深刻理解和贯彻。
人类在以自然界为基础的人与自然物质变换中获得生产、生活资料来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然而，人与自然的矛盾在人类实践活动中不断被激化。鉴于此，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合理地开展实践活动，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习近平“生命共同体”理念蕴含着科学的世界观和正确价值导向，是正确认识自然从而合理改造自然的科学指南。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脱胎于自然并从自然界获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此意义上，“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3]161人类为了生存必须同自然进行连续的物质交换，受人类对象性活动的影响，自然界也不断由天然自然成为人化自然，从而实现了自然的人化。在这一过程中，人与自然彼此依存、彼此作用、彼此影响，融为一体。“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正是在人与自然相统一的视角下对人与自然关系作出的新阐释，是舍弃了传统“主客二分”而追求主客统一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新模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人与自然有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内在关联：“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4]“人与自然共生共存，伤害自然最终将伤及人类。”[5]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意味着要想实现人与自然的共荣共生，就必须实现人与自然的融洽发展。作为客观存在的自然界，有着自身的规律，人类不合理的实践活动正是人与自然矛盾冲突的根源所在。马克思指出，人类虽可通过科技创新不断驱使自然力为人类实践服务，但随着实践中人与自然矛盾冲突的出现，依靠科学技术使自然力屈从于自己的人类仍会受到自然力的反抗报复。恩格斯早已在《自然辩证法》中警示我们：“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能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也绝不能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6]尽管正是人类不合理的实践活动带来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但是人与自然的矛盾并非对抗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可通过开展消费革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途径加以解决。因此，在改造客观世界实现主体客体化的过程中，还要不断深化对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认识，不断探索调解人与自然矛盾冲突的途径，从而实现对主观世界的变革，在实践中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与冲突，实现绿色发展。
世界是一个物质统一体，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相分，由物质资料生产实践活动带来。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密切相关，“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3]516。一方面，自然界先于人类存在，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物质前提的同时，也在实践活动中打上人的烙印；另一方面，人类虽脱胎于自然界并依赖自然，但也在积极地探索改造自然的方式以便更好地生存于自然，而自然界力求回到自然状态从而不断否定人的改造的努力亦从未停止。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成为人类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作为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比喻。回顾我国经济发展所走过的道路，对于“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两山兼得的思考不是一蹴而就的。改革开放初期，为迅速摆脱生产力水平不高、经济效益低下的经济发展状况，部分地区为实现经济在短期内的高速发展，企图源源不断地用“绿水青山”换“金山银山”。在错误发展方式的影响下，自然环境严重退化、生态环境变得恶劣。然而，焚林而田、竭泽而渔从来不是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式，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资源匮乏、环境恶化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短板，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冲突日趋突显。人们逐渐意识到，只有留得青山常在，才能源源不断“有柴烧”，环境保护日益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习近平总书记“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7]的坚定论断，显示出新时代党和政府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使命和决心。生态文明建设始于当代，福泽未来，“两山论”为合理改造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指明了方向。
“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须兼得而不偏废。经济发展倘若一味追求“金山银山”，到头来山穷水尽，必然影响长远发展；反之，若经济发展频频走低，无法摆脱落后面貌，最终也只会陷入生态恶化与贫弱困苦并存的发展窘境。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我国的经济发展既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也不能误入只发展不治理的歧途，而是要走保护自然与发展生产力相统一的绿色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大局，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绿色发展理念，是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一剂良方。
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同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息息相关，对自然资源应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取决于人与自然间是否进行着良性的物质交换。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必须坚持走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绿色发展道路，统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生产布局、生活布局和生态布局，在实践中找到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的可行方案。具体来说：在生产端，要变革原来单纯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的落后生产方式，通过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的经济发展方式开展绿色生产；在消费端，要变革原有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消费领域资源利用率低下的消费方式，借助消费革命转变生活方式以实现绿色消费，在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的共同作用下实现社会经济绿色发展。同时，各国人民共享一个地球，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真正建成还需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须并行不可偏废。为兼顾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即要建立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8]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协同并进，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发展要遵循生态规律实现生态化发展，生态建设要遵循产业规律实现产业化变革，通过产业与生态二者的结合来激发产业、生态内部各自的新发展动力，从而形成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产业生态化强调以自然生态系统自循环理念指导产业绿色发展，运用系统科学的观点优化生产组织管理，在具体生产过程中利用先进生态技术革新旧的生产方式，建立起各产业内部、产业与企业、生产系统与生活系统各阶段前后相互继起、相互作用、紧密联系的循环生态链，从而培育“资源利用率高、能耗低、排放少、生态效益好的新兴产业”[9]，以实现生产发展的绿色、高效、可持续。
生态产业化则要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以生态资源的独特禀赋及特有条件为基础，以自然系统承载力为限度，以生态产品价值规律为导向，通过发掘生态环境中蕴含的强大生态生产力，对自然资源因时因地制宜实施合理的规划与开发。通过生态系统与生态产业的相互配合，统筹谋划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连接以实现协同治理与生产循环发展，从而盘活生态资源，引导生态要素、生态财富向生产要素、物质财富的转变，进而构建起良性循环的生态经济体系，实现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增值。
“绿色经济是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10]，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并举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以实现绿色发展的有效途径。在这一过程中，满足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的生产活动与兼顾生态效益的生态环境保护被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人类要模仿自然生态系统自循环的方式来实现绿色生产，生态环境保护也要借鉴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式实现产业化变革。因此，人类社会生活领域的生产活动与自然界的生态活动互相关联，最终使人与自然成为一个生命共同体。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不仅要在生产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要在消费端开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消费革命。在开展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淘汰落后产能转变生产方式，从而通过增加优质生态产品的供给与消费来促进生活方式转变的同时，也要以绿色生活方式对生产进行引导，促使生产方式转型升级，在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双向互动中建立起绿色的生活方式，从而推动人与自然共生发展。
生产资料消费的革命主要体现在能源消费的改革和创新上。据国际能源署(IEA)统计数据，化石能源仍是世界的主要燃料[11]。我国受自然经济禀赋的制约，采用的能源以石油、煤炭等化石能源为主，在经济发展中环境污染大、利用率低、不可再生等弊端愈发明显，使得对传统化石能源消费进行革命的必要性日益上升。能源消费的改革和创新主要是对传统能源在质和量上的扬弃，既要运用科学的方式对传统能源进行合理开采，又要通过技术创新对新型清洁能源、生态能源予以挖掘和利用。应借助能源消费革命实现生产资料的绿色消费，强化企业的绿色发展理念，促进生态产业的发展与繁荣，进而生产出更多的优质生态产品，使人们的消费意识向更加环保的方向转变，以推动绿色生活方式的盛行。
绿色生活方式涉及范围宽泛，主要表现在人们日常生活起居方面的简便适宜、经济环保，让人民的生活以绿色作为底色，“使人民成为绿色底色的守护者”[12]。当前，经济水平的提高使得人民的日常生活愈发多姿多彩，但与此同时“生存即消费”的消费主义日渐盛行，消费的目的不再仅仅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实际需要，更多地是为了满足人们被不断激起的欲望。超越生存与发展基本需求的“奢侈性消费”、罔顾财力限度的“超前性消费”、忽略环境限度的“过度性消费”等不合理的消费模式，日渐严重地影响着人们的消费理念。因此，生活资料消费革命要注重对公民消费观念的引导，建立起对绿色精神、绿色价值的认同感，形成“适度消费”“理性消费”“节约型消费”等绿色消费观。同时，还要注重消费对生产的引导作用，通过提高对生态产品的需求促使生产方向的绿色转型，从生产环节到生活环节形成循环经济，以实现经济生产与人民日常生活对接，在绿色消费观的指引下贯彻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实现绿色发展。
随着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不断出现，地球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日益严峻。为更好地实现绿色、协调、可持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并将“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5]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义，积极推动国际环保合作，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提供了有力支持。
各国人民同住一个地球，共享一个世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各国成为息息相关的一体。不可忽视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以一方的经济利益、生态效益等方面牺牲而建立起来的不合理的经济发展方式，既不能实现经济的长远发展，也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绿色共赢。真正建成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需要依赖全人类和衷共济共建生态文明。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实现绿色发展，需要发达国家利用好已有的经济发展优势，借助先进科学技术以身作则，率先引领绿色发展，而非挤占欠发达国家的发展空间以换取自身的绿色；发展中国家则要积极借助已有的科技力量，积极学习、引进先进技术以实现传统发展方式的更新换代、转型升级，结合本国实际探索符合国情的可持续发展方式。绿色发展需要携手共命运、同心促发展，加强各国间在气候变化、海洋合作、荒漠化防治、野生动物和植物保护等方面的交流合作，贯彻落实节能减排承诺，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自觉承担起应有责任。构建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需要共建生态文明、共谋绿色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帮助，因此全人类要同心协力，在积极构建两个共同体的诉求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共赢。
人类依靠自然界而生存，自然的浑然天成、质朴无华给人类提供了发展空间和生命启示；自然界因人类而变得多样，正是由于孕育于自然、脱胎于自然的人类的存在，自然才在蕴含无限生机的基础上有了崭新容貌。人类应该明白，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不合理的实践方式会给自然带来无法逆转的伤害，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也在时时刻刻制约着人类的实践活动。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倘若自然在人类不合理的实践活动中因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不复往日生机，则以自然为生存基础的人类终将因不加限制地肆意开发而不能保全自身，在不合理的发展中走向灭亡。由此可见，人与自然呼吸相通、命运与共。在开展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时，不仅要对人与自然关系保持清醒的认知，积极运用合理手段建设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而且要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提供相应保障。
人的实践活动受内外两种尺度的制约：内在尺度即人的实践活动总会受到人的需要、目的所指引，能够能动地、自主地、有创造性地开展实践活动；外在尺度则是人虽能积极主动地开展实践活动，但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自然固有属性和规律的制约，因此人的实践活动总是在合目的性基础之上与合规律性保持一致。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13]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理念，为更好地促成人类实践活动中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从而为开展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思想指导。“教育是解决生态问题的重要力量”[14]，要积极发挥教育育人、化人的作用，借助生态文明教育引导公民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理念的学习与践行，进而规范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提供思想保障。
良好的价值观能规范人们的行为活动。应通过教育引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价值观，即引导人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树立起正确认知，不再以自然主宰者的身份自居，自觉认识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以呵护眼睛、珍爱生命一样的态度爱护自然、保护自然。具体而言，政府要积极开展有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理念的普及教育活动以贯彻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价值观念；个人要自觉接受科学理念的指导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价值观念的形成，发挥正确价值观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将绿色发展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自觉把美丽中国建设与个人的实践活动相结合；同时，企业作为社会生产的重要单位，也要将生态文明教育成果落到实处，在组织生产时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价值观作为价值导向，切实落实节能减排等承诺，以积极承担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用绿色发展理念指导人与自然的良性物质交换。总之，要积极发挥教育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使全社会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念的指导下树立起“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价值观念，群策群力共谋绿色发展，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作出应有努力。
党的十九大将建设美丽中国写入党的基本路线，极大地表明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和推动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15]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因此，我国要注重通过科学立法构建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机制，健全法律法规以建立起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为人与自然的融洽并存和建设美丽中国提供有力保障。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16]，其周期漫长，并非一日之功。当前，我国虽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上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仍存在生态建设法律规定滞后、生态环境协调机制和管理制度不健全、生态文明建设制度意识匮乏等问题。因此，要发挥政策为立法提供导向的作用，及时将中国共产党有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方针转化为法律法规，切实保证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的顶层设计落到实处，以实现由权利本位向人与自然协同发展的生态本位的转向。同时，要落实纠偏执法的司法责任机制，积极引导全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取向，以监督保障生产生活中经济发展的绿色良性循环。最后，还要看到生态环境保护重在预防，整个生命周期都要可持续。应通过建立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的多元主体环境保护参与机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格局，从而为构建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提供可靠保障。
对于社会而言，发展是硬道理，追求发展是谋求社会存在与进步的重要手段。当前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使得科技愈发成为重要的生产力，对社会发展而言意义深远、影响重大。科学技术扩大了人们劳动力的作用范围，是人们主体意识的重要体现，对人们的实践能力和实践水平有着直接、高效、精准的影响。随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人们逐渐意识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真正实现还须为以往不合理实践活动造成的不良生态后果买单。为谋求生态环境的修复与治理，科学技术的支持在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愈发重要。因此，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与科学技术相结合以实现“技术的生态化转向”[17]的生态科技，为我国生态环境修复与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了可靠保障，是我国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以实现绿色发展在现实层面的手段和支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为人着想的有温度的发展，发展生态科技以确保生态环境修复与治理能力的提升，是为了切实发挥科技惠民的重要作用，旨在为人们提供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从而切实改善人们的生存空间与发展质量。发展生态科技须具备全局视野，统筹谋划好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具体来说，在开展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应加大对生态科技开发的投入力度，促进以政府、学校、企业为主体，统筹科研、教育、生产三大布局的“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从而推动生态科技成果的科学转化，确保其真正运用于社会生态环境的整体性修复与系统性治理。同时，要以开放包容的姿态积极开展同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技术合作与交流，提升生态科技水平，并对发展中国家施以力所能及的绿色援助，自觉承担起国际生态环境共治的责任。在生态科学技术取得进步的情况下，不断积累生态环境修复和治理的经验，从而推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以实现生态环境修复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而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8]“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18]“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2]习近平“生命共同体”理念，为解决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探索习近平“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深刻内涵，既有助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开展，又有利于满足构建清洁美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诉求，对于美丽中国与和谐世界的建设意义深远。
[1]习近平.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 [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4.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N].人民日报，2017-10-28(1).
[3]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本书编写组.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新成就(上册)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72.
[5]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 [N].人民日报.2017-01-20(2).
[6]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0.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21.
[8]本报评论员.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重要讲话系列评论之一 [N].光明日报，2018-05-20(1).
[9]黎祖交.生态产业化 产业生态化 [J].绿色中国，2018(11)：42-45.
[10]李钢，褚席.以生态文明为主导的地区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佛山高新区的实践 [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1(2)：97-104.
[11]张所续，马伯永.世界能源发展趋势与中国能源未来发展方向 [J].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19，32(10)：20-27.
[12]罗顺元，李秋梅.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治理新理念论析 [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35(3)：5-11.
[13]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N].人民日报，2012-11-18(1).
[14]冯建军.类主体：生态文明教育的人性假设 [J].教育研究，2019，40(2)：17-24.
[15]栗战书.发挥法律制度刚性约束作用 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N].人民日报，2019-03-26(3).
[16]黄志锋，朱巧红.习近平“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考 [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3(3)：284-288.
[17]王有腔.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协同的十大生态关系 [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9(3)：77-83.
[18]习近平.习近平主席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8年年会的贺信 [J].当代贵州，2018(28)：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