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更是整个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前提条件。目前学界多从哲学、经济学、生态学等视角对其特征、内涵、意义等进行研究，鲜有学者从“生态思维”和“现代化模式”的双重转变出发对其展开论述。本文从价值遵循和实践范式两个维度出发对其进行学理阐释，探讨该论断的历史脉络、思想基础，并探究其基本内涵和时代意义，旨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全球生态治理提供参考。
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历史的、辩证的视野和方法来看待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这一思想具有显著的系统性指向，也体现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思想当中。
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出的历史脉络
生态环境是关系民生福祉的重要问题，我们党历来将生态环境保护放在重要位置。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论述，突出强调了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处于一个任务艰巨的关键期，也进入了必须提供多样的生态文化活动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需要的突破期[1]。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一论述的创新与发展，是对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化理解，与后者相比更准确地表达出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象性关系，内涵着用和谐手段去实现共生目的的意蕴。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从生态文明的角度明确提出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2]。这一论断是在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基础上提出的，蕴含着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在思维发展层面，在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全新认识；在现代化建设层面，超越了牺牲生态环境换取经济发展的传统模式。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我国环境治理的不断深入，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也在逐步加深，总布局从“四位一体”发展到“五位一体”。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再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我国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创新，也意味着我国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重要转变。
2.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出的时代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为了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3]，中国以高增长率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了满足人民迫切的物质文化需要，我国很多地区进行快速工业化，导致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牺牲了生态环境，产生了严重的生态问题。传统工业生产方式对自然资源进行过度的开发，打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代谢平衡，并使得这种失衡关系愈发严重。人对自然的索取远远超过了生态环境本身的承载能力，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不断发生。
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为了金山银山牺牲绿水青山”的老路走不通、走不长[4]。人类为了实现自身的发展将自然作为自己的附属品，通过科学技术的应用去无止境地征服和改造自然，对自然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自然也会因此对人类进行报复，导致人类的生存条件逐渐恶化。人自身的发展需要并不单纯地等同于追求物质财富的增加，社会的发展水平也不能仅仅用累积的物质财富多少来衡量。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5]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不平衡，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最突出的不平衡之一”。社会矛盾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其发展变化又会对社会发展提出新的任务和要求。因此，新时代我国现代化建设必须有效化解人与自然冲突升级的负面影响，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从而有效化解新的社会矛盾。
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思想基础
在系统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通过吸收借鉴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反思传统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现代化，我国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新论断。
1.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超越了西方形而上学对立二分的传统自然观，以实践为逻辑起点，从“人
社会自然”整体性的哲学世界观出发去分析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认为人与自然是以实践为中介的有机统一关系。一方面，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料和精神给养，是人类得以生存和继续发展下去的物质基础。人是不能脱离其而独立存在的，“自然界，就它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6]95-96人需要依靠自然界生活。另一方面，自然是属人的存在，“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6]178人类能够认识自然规律，并按一定的规律作用于自然；人类的社会实践调节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换言之，人与自然的关系归根到底是以实践为中介的复杂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此外，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也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是使资本获得利润，受利润支配，对自然赋予人类不断生存下去的资源和环境不加节制地利用，导致了人类劳动与土地之间的“新陈代谢断裂”。同时，资本不仅造成本国社会与自然的能量交换的裂缝，而且还通过资本的扩张破坏其他国家的生态及资源。由此，马克思指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结合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和实践发展需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维，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全新论断。
2.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如“天人合一”“仁民爱物”等思想，表达了古人朴素的生态自然观，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提出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认为天地间的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世上的万物包括人类在内都是天地发展变化得来的，人类社会也是自然发展到特定的阶段才产生的，没有自然也就没有人类社会。此外，人与自然还是共存的，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自然而独立存在。因此，要以“仁”为出发点去对待自然界，像对待自己的伙伴一样去对待自然，尊重自然界固有的规律。“仁民爱物”思想不仅是儒家的道德标准，还是其对待自然界的一贯态度。中国传统社会并没有将仁爱的对象局限于自身，而是扩展到世间的万事万物。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社会已然注重并参悟到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意识到要善待生态环境。这对当下我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构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对此，习近平强调：“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5]将“天人合一”内化为一种价值原则，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关键。
3. 反思传统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现代化模式
从生态危机的本质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其产生的根源，并使其扩展到全球。这就决定了要真正把握生态危机的根源和探寻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必须联系传统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现代化模式展开分析。
传统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现代化模式所引发的一系列危机，追根溯源主要是由近代西方认识论中所持的主客二分的理性主义机械论哲学基本立场导致的。其特点是从对立二分的观点出发去思考问题，认为人类与自然是相对立的；其中人是主体，自然仅仅是满足人类欲望的被动客体，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和需要控制自然、改造自然。受这种自然观的影响，人们认为可以不加节制地利用自然，从而奉行一种不考虑环境代价、只追求经济无限增长的发展观和只重视消费、将更多的占有物视为人存在的意义的生活方式，最终造成生态危机。
长期以来，传统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现代化被奉为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发展模式，被认为是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唯一路径，但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等一系列生态和社会危机的出现暴露出其缺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正是在哲学世界观、发展方式和人的生存方式等问题上反思并超越传统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现代化模式之基础上提出的新模式。
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丰富内涵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哲学世界观、发展方式和人的生存方式等问题上反思并超越了传统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现代化，蕴含着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结合、构建人的新的存在方式及超越西方的消费异化等内涵。
1.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人类的活动都是在特定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指导下进行的。随着生态问题越来越严重，迫使人类反思传统自然观的错误的机械论倾向，摒弃自身错误的生态价值观念，以长远的眼光和正确的生态价值观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价值观涉及的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对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理解，主要有对立论和统一论两种观点。其中，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就属于对立论范畴：生态中心主义盲目地肯定自然价值，否定人的特殊价值；人类中心主义盲目突出人的价值，强调生态问题是由自然本身的原因造成的，和人类无关。它们都认为人和自然是二元对立的，将自然观与历史观完全割裂开来，从而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无法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生态文明理论属于统一论，其将人与自然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认为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稳定依赖于人的正确的社会实践及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从马克思人与自然有机统一的观点出发提出的重要论断。其认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5]，人与自然是共生的，这种共生也应该是和谐的，二者是协同发展的关系。首先，人要尊重自然。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是在历史过程中产生的。自然是早于人而存在的，人是自然长期演变中的产物，并且任何一刻都不能离开自然而单独存在，自然是人类生存并使之继续生存下去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其次，人要认识并按照自然规律指导生产实践。自然界有着自身发展的规律，但人可以在实践的基础上改造它。因此，人的这种劳动实践就必须遵循自然规律的客观性，人类必须摒弃人是自然界主人的错误观念，不能过分夸大自身改造自然的能力，在考虑到自身生存发展的同时也要维护自然界的平衡，在自身需要和自然的现实规律之间保持一种彼此制衡的张力。最后，人与自然的关系受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制约。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7]，通过制定相关生态法律来保障生态资源在分配和使用上的公正。在全球生态治理问题上，提倡各国合作解决生态问题，并建立起公平公正的法律法规，保障每个国家都自觉遵守保护生态环境的国际规则。
2.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结合
传统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现代化一味强调占有财富，认为资本主义不增长就死亡，由此不断征服大自然、掠夺大自然。其所关注的人类利益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追求的发展是基于资本增长的发展。资本本身就是逐利的，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决定了他们不关心生产和自然之间的平衡、生产和人的美好生活之间的协调和劳动能否给人带来愉悦，只关心如何降低成本而获取最大的利润。因此，资本主义过度强调人的利益的获得，不考虑自然可供开发的限度，从而对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可见，资本主义和生态是本质上、整体上的对抗。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对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以来单纯追求资本无限扩张和经济无限增长的生产方式进行了反思。这不仅属于生态问题，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8]。我国的经济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结合起来，把保护与改善生态环境上升到保护与发展生产力的高度，不单以经济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成果，而是要实现由环境优化增长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结果。在发展方式上，摒弃了通过大量消耗资源实现经济发展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注重自然环境的自我修复，使自然界保持自身平衡，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引导人们转向生产生活方式的绿色化，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发展。一方面，要使人民充分享受现代文明带来的成果；另一方面，要使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环境代价降到最低。也就是说，通过创造物质财富和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两方面的努力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构建人的新的存在方式，超越西方的消费异化
伴随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的生活方式也会随之诞生。人们只有明确了自身的生存问题，才能真正清楚世界究竟应当如何去发展。西方现代工业社会造就了人们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认为人存在的意义就是尽可能多地去占有物，而这种“占有”的存在方式最突出地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认为，人与包括自然界在内的外部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占在者与被占在者的关系，因此人不断地从自然中索取，导致自然不断遭到破坏。人们用消费的多少来界定自身的幸福，利用在消费领域中获得的满足感来消除其他领域的不快乐，特别是在劳动中受到的挫折，这是一种基于虚假需求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批判消费主义价值观，倡导基于人的真实需要的低碳消费方式和生存方式，主张人类追求绿色消费和绿色生活[9]。通过构建良好的生态环境，让人们感受到蓝天白云之于生活的意义，从美好的生活环境中感受到生活的幸福。人们不断地掠夺自然资源，生态系统终究会难以支撑。人们从消费中不断获得满足的生活方式也将难以再维持下去，到时人类就会反思自己异化的生活方式，从而从“越多越好”的消费主义思维转向崇尚绿色节约的生活方式。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带给人的满足感只是短暂的。在一定意义上讲，美好生活的核心就是劳动，人追求的不只是生存，而是有意义的生活，人的本性在于劳动——只有人自身在劳动中不断创造价值，才能获得持久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时代价值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揭示了新时代现代化的新内涵，既有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又有利于在具体实践中指导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有利于在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层面破解全球性的生态治理难题。
1. 揭示了新时代现代化的新内涵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社会文明发展到较高程度的基础上，对于人与自然关系以及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新定位。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我们的奋斗目标是“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5]。这表明生态环境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状况的重要尺度，也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区别。
在工业化发展进程中，传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尖锐对立。就此，后现代理论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以及现代性造成了生态危机，因此拒斥现代化，认为生态文明与现代性是根本对立的，生态文明建设应该拒斥技术发展和经济增长，因而无法找到解决生态危机的现实途径，也就无法真正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事实上，现代化并不仅仅只有目前占主导地位的传统西方模式，我们批判的不应是现代化运动本身，而是现代化运动的资本主义形式。中国倡导的现代化既不是承袭西方现代化模式，继续走用破坏生态换取经济发展的老路；也不是拒斥世界大势，放弃现代化，而是在充分考虑中国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现代化[1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摒弃了认为人与自然是一种占有和被占有关系的错误思维方式，将人与自然看作和谐共生的有机整体；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保护生态环境，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从而构建起人的新的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这一理念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遵循了世界现代化规律，是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当代发展，是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对现代化模式的最新认识，为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传统工业文明现代化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系指明了方向，揭示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内涵。
2. 有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在未来全球发展过程中，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竞争不仅是经济和军事等领域的较量，更是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比拼。从世界角度来看，美国正式启动退出《巴黎协定》进程，而中国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坚定支持《巴黎协定》，积极促进全球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在反思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经验教训和总结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基础上提出的，是一种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新型现代化。这一理论的提出，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导向和实践指引，同时有利于增强我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各民族国家具有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权力，但是在当前资本所支配的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与环境权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11]。这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根据自己的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干涉发展中国家所选择的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并认为后发国家的发展对生态环境造成重大破坏。不仅如此，目前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生态危机严重，开始转嫁生态危机给不发达国家，对自然的控制也日益转变为对其他国家的控制，从技术控制转变为对人的政治控制。这种控制逐渐从局部蔓延到全球，加重了发展中国家的生态问题。各国应合作解决全球生态危机，而且发达国家较早进入工业化时代，大肆掠夺自然资源，利用自然为自己获得了丰硕的文明成果，因此理应承担比后发国家更多更大的生态责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提出，不仅是中国捍卫自身发展权与环境权的体现，而且为后发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一条崭新路径，有助于推动各国为保护全球生态而共同努力。
3. 有利于化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快，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越来越希望拥有更好的生态环境。但在现实中，我国在生产生活层面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念指引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在思想、实践层面上都进行了有效推进，强化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可操作性，有利于化解社会主要矛盾。
在思想层面，我国将生态文明教育放在重要位置，加快建立并逐渐完善了以生态价值观为指导的生态文化体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提出，有利于帮助人们科学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从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出发去改造自然，与自然建立平等的关系，改变以占有为目的的生活方式，正确处理好生产与人的需要之间以及消费和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这一理念也强化了公民对待自然时的责任意识，使人们保护自然的积极性大大增强，并以此来指导实践，形成行动自觉，使保护环境成为全民的行为准则和主动作为。
在实践层面，我国摒弃了过去视发展为终极价值目标的价值观，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既保护生态又发展经济的新型发展道路。我国在经济建设中加大了环境污染治理力度，下大力气治理各类“散乱污”企业，促使一大批高污染企业有序退出了市场，优化了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此外，我国还进一步完善了环保法律法规，确定了生态破坏行为的入罪标准，推动相关部门进一步将生态环境保护落实好，并以此约束公民的行为。目前，我国各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也在陆续开展，切实引导公民减少生活垃圾，从而着力转变不加节制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形成崇尚节约、循环利用的良好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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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N].人民日报，2018-05-20(1).
[8] 陈彦超，程嘉琪.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 [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2(6)：567-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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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解保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反拨与超越 [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2)：39-45.
[11] 王雨辰.论构建中国生态文明理论话语体系的价值立场与基本原则 [J].求是学刊，2019(5)：19-27.